孙正聿: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的灵魂”——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使命和担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82 次 更新时间:2023-08-28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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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正聿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2023年a)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其根本的使命和担当,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厚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炼其“活的灵魂”,并彰显其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

一、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中国哲学的“深厚底蕴”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具有“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厚底蕴而构建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决不是“淡化”了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普遍性,而是以其“独特优势”彰显了哲学问题和哲学思想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

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从本质上说,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两个最本质的规定性:其一,它的“主体内容”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二,它的“深厚基础”是中国传统哲学。因此,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首先必须直面这个具有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普遍性?中国传统哲学是否具有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普遍性?只有深刻地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才能树立起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才能创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才能让中国特色哲学“走向世界”。

哲学思想的普遍性,在于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具有“问题的人类性”,即都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论,都是对“人类文明”的理论表征,都蕴含着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探索的天人、物我、人己、理欲、道器、生死、知行等问题,西方哲学研究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普遍与特殊、直觉与逻辑、必然与偶然、意志与自由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关切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历史、人与文明、历史创造与历史条件、历史规律与人类解放等问题,虽然这“三大体系”的概念系统不同、表达方式不同、研究主题不同,但无不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普遍思想”,无不是对“人类文明”的“理论表征”,无不是关于“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理论”,无不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因而都具有“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

问题在于,人类文明具有不可置疑的多样性,以理论方式表征人类文明的哲学也具有不可否认的多样性。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哲学,都是以不同的概念体系构成对人类文明的理论表征,都是以表达方式的特殊性体现“人类共同价值”,但同时又深层地蕴含着对“人类文明”和“人类共同价值”的迥然有别的理解。然而,无论是表征“人类文明”的概念体系的多样性,还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理解的差异性,都不可否认其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普遍性。无视甚至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哲学知识体系的多样性,以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和表达方式为“唯一”的“哲学模式”,以西方哲学的哲学观点和哲学命题为“唯一”的“哲学思想”,进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形态”和“普遍思想”,而将其视为某种“非哲学”的“思想”,就会抹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就会失去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和“深厚基础”,就会“拒斥”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世界意义”,也就从实质上否定了让世界知道“哲学中的中国”。深入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特别是“彰显”其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就成为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至关重要的理论前提。

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植根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26页)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彰显其“人类性问题”和“普遍性思想”,首要的是必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厚植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根和魂”。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2023年a)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的文明。中国哲学是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成长壮大的,中国哲学精神是在根深叶茂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凝炼生成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是在发扬光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自觉构建的。中华民族的人类情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造就了中国哲学的深切的“人类性问题”和深刻的“普遍性思想”。

中华文明不仅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而且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守正而不守旧,尊古而不复古,在创造中转化,在创新中发展,这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的创新性”,也是以中华文明为“根和魂”的中国哲学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第二个结合”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互相成就”,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的,让中国传统哲学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成为现代的,从而让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的灵魂”。

中华文明不仅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突出的创新性”,而且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民族是博采人类文明的民族,是具有辩证智慧的民族。中国哲学的“有容乃大”的哲学精神,深切地体现在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价值旨趣和概念体系之中。以中华文明为“根和魂”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当代视野中,愈加显示出其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

二、中国哲学的“人类性问题”和“普遍性思想”

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普遍性”,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熔铸着对人类生活的挚爱、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人类境遇的焦虑、对人类未来的期待;二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对“人生在世”的“大问题”的探究、都是对“人类文明”的“大逻辑”的建构、都是对“范畴文明”的“大智慧”的追求;三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以自己的知识体系表征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并成为追求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的活的灵魂”。

必须澄明的问题在于,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普遍性”,并不是抽象的“人类性”和形式的“普遍性”,而是生动地体现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哲学知识体系之中。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历程及其凝炼的哲学思想中,总是蕴含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苦难、奋斗和追求,总是体现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对世界、历史和文明独特的感受、体悟和思辨,并积淀和升华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文明血脉和哲学精神。“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164页)这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独特优势”和“深厚基础”,也是我们创建这一体系的最坚实的“文化自信”。

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文化自信”,不仅在于其具有的“独特优势”,还在于这个“独特优势”本身就深刻地蕴含着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普遍性”。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理念、价值旨趣和理想追求,最重要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根本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最期待的则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蕴含于中华文化之中的最深层的“哲学精神”,最深沉的“哲学旨趣”,最深厚的“哲学基因”,最深挚的“哲学追求”。这种“哲学精神”“哲学旨趣”“哲学基因”“哲学追求”,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中的最为基本、最为持久的文化力量,而且是蕴含“人类共同价值”的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普遍性”,深植于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价值旨趣和概念体系之中。

然而,在近代以来的“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的世界格局中,积淀着数千年中华文明的中国哲学,却被一些西方哲学家讥讽为没有“哲学”的“常识”。作为西方哲学的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经这样概括和评论“中国哲学”:“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声名,但无论他们文化上的声名如何大、典籍的数量如何多,在进一步的认识之下,就都大为减低了。”(黑格尔,1959年,第118页)他还特别地以孔子为例,否认“中国哲学”的“思想的普遍性”。在他看来,“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黑格尔,1959年,第125页),但他认为,孔子在《论语》里面所讲的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同上,第119页)。而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概括和评价,则在于他所说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同上)。黑格尔把他所认同和倡言的“思辨的哲学”作为评价“哲学”及其“普遍思想”的“唯一”标准,这不仅是显现其作为西方哲学家的“傲慢”和“偏见”,而且也是同他自己所声言的“哲学”大相径庭的。

黑格尔曾明确地提出,哲学的根本旨趣和历史任务,就是使人“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黑格尔,1980年,第36页),也就是在个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的辩证融合中形成人的“现实自我意识”。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应当说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自我理解大体一致的。现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反省哲学史的基础上提出,“哲学”的根本旨趣和社会功能就在于“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而中国哲学的实质内容就是在对人生的“觉解”中提升人生的“境界”。(参见冯友兰,第291页)就此而言,有什么理由把构成人的“现实自我意识”的西方哲学视为唯一的“哲学模式”,而把“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中国哲学视为“非哲学”的“常识道德”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中国哲学,不是更深沉地蕴含着人类的共同价值吗?不是具有更深刻的求索“人类性问题”的“普遍性思想”吗?

否认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有“思想”而无“哲学”。这种看法,混淆了作为“普遍性思想”的“哲学”与作为“学科名称”的“哲学”。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作为“学科名称”的“哲学”确实是一个“舶来品”,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一个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作为“哲学”的“普遍性思想”。在把“哲学”视为“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形而上学”这个词“原本有中文的经典出处,但在它被用来与西方的metaphysics配对翻译之后”,“最近还被用来当作断定中国传统没有哲学(philosophy)或哲学不够正宗的依据”。然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在历史上的首次出场,就是与中国哲学最核心的范畴‘道’搭配而来的”。(参见陈少明,第43页)以中华文化、中国概念的“形而上学”来标识“哲学”,不正是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思想”吗?作为几千年来规范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构成中国人的最深层的精神家园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遍性思想”,不正是追求和传播“人类共同价值”的“哲学”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习近平,2016年,第17页)中华民族是具有人类情怀的民族,是博采人类文明的民族,是富有哲学智慧的民族,在数千年的“突出的连续性”的传承发展中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独特风格和特有的概念体系及其特有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深沉、厚重、睿智的中国哲学智慧和独具特色的中国哲学传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国哲学的普遍性和理想性,“可以融入任何一种文明理念之中,这就使它有可能成为融合不同文明理念,形成综合性的全球性价值观念的希望”(张志伟,第56页)。中国哲学以其深沉的“人类性问题”和丰富的“普遍性思想”,以及其所蕴含的深沉厚重的“人类共同价值”,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深远影响,并为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993年9月,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手书此十六字,表达了认识和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基本理念。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中国哲学智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性问题”及其彰显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深厚基础”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哲学,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则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这是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必须回答的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们经常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个著名论断:其一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提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其二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提出的“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1页)。对于这两个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名论断,不能不予以追问的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还是不是“哲学”?“只是世界观”的哲学还是不是“哲学”?“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是否具有“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内容”构建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是否具有“问题的人类性”和“思想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内容”构建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是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的“宗派主义”?只有深刻地回答这一系列关系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奠定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基础,才能坚定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理论自信。

马克思恩格斯所断言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究竟是以其“哲学革命”而否认了“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普遍性”,还是以其“哲学革命”而凸显了“哲学问题的人类性”和“哲学思想的普遍性”?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地提出,理论的彻底性,“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正是从“人本身”这个“根本”出发,马克思对“哲学”的历史使命作出这样的概括:“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把“人”从“非人”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自觉承担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这个“迫切任务”,不仅是具有时代性内容的“人类性问题”,也不仅是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普遍性思想”,而且深层地蕴含着马克思的以“人类解放”为根本指向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正是这个“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才为“人类解放”这个根本性的“人类性问题”提供了最具“普遍性”的“哲学思想”。

关于“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在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具体的阐释和论证。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同上,第73页),“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同上),因此,“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同上,第75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既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又深切地彰显了这个“哲学革命”所蕴含的“人类性问题”和哲学的“普遍性思想”:其一,这个“哲学革命”把哲学史上的抽象的“人的问题”变革为“现实的人的问题”,从而把哲学的“人类性问题”变革为具有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真正的“人类性问题”;其二,这个“哲学革命”把哲学史上的对人的“解释”问题变革为人类的“解放”问题,从而把“解释世界”的哲学真正地变革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其三,这个“哲学革命”把人类的“共同价值”从哲学史上的抽象的“真善美”变革为追求和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从而把哲学的“普遍性思想”真正地变革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表明,以“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为实质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抛弃了“哲学问题的人类性”,而是使“人类性的哲学问题”获得了以“现实的人”为根基的真实的理论内容;不是舍弃了“哲学思想的普遍性”,而是使“普遍性的哲学思想”获得了以“人的历史活动”和“文明的进步发展”为根基的真实的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在1886年所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以费尔巴哈所构建的“人学”为主要参照对象,作出这样的比较和论断:“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241页)“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同上,第241页)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不再是哲学”的“世界观”,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这是最具有现实性的“人类性问题”,也是最具有文明内涵的“普遍性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即“历史中活动的人”出发,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解释世界”的“普遍思想”,变革为追求“人类解放”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把现代哲学的使命确认为人类以自己的实践活动而实现自身解放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从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最高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出发,把自己的哲学的根本使命确认为把人从“资本”这个“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从而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建设一个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深刻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所创立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解决的“人类性问题”、最需要确立的“普遍性思想”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作为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魂脉”,不正是我们的最坚实的“理论自信”吗?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相结合的结果则是“互相成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和矛盾运动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追求真理与实现价值相统一的实践智慧,与中国哲学的“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为“生民立命”的价值追求、“生生不息”的辩证思维、“知行合一”的实践智慧是“高度契合”和“互相成就”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为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开辟出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思想空间和理论空间。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习近平,2023年b)。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及其“世界意义”

在人类文明史和人类思想史上,最为重大的“人类性问题”和最具“普遍性思想”的哲学问题,莫过于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问题。因此,在人类文明史和人类思想史上,最为重大的“哲学成果”和最为重要的“普遍性思想”,莫过于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并使之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活的灵魂”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就在于它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力量,就在于它赋予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以坚实的理想追求,赋予社会主义运动以坚实的理论支撑,赋予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以规律性的道路指引。离开“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当代人类就无法形成具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诉求,就无法形成解决“人类性问题”的真实的“普遍性思想”,就无法选择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道路和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就无法构建凝聚共识和走向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是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和“理论自信”,也是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守正创新的“方向”和“道路”。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创性”,集中地、鲜明地体现在“两个结合”上,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中,首先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主体内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及毛泽东一系列重要著作中的哲学思想,既有把握人与世界关系的“人类性问题”,又有表达中国哲学精神的“民族性特点”;既有解决“人类性问题”的“普遍性思想”,又有生动鲜活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内涵”。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是以理论思维把握世界的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思想”,而且是用哲学思想照亮现实、引领实践的“中国哲学智慧”。正因如此,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从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中推进了“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而且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思想”,从追求真理与实现价值相统一的哲学“制高点”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解决的“人类性问题”,从而为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正确道路并奠定了坚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深刻内涵和深厚基础在于,中华民族拥有在五千多年历史演进发展中形成的灿烂文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七十多年执政兴国经验,并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是在“两个结合”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和推进“两个结合”,最为根本的是以“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为“主体内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厚基础”,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坚持追求真理与实现价值相统一的实践智慧、坚持文化传承与观念变革相统一的文化创新、坚持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相统一的使命担当,在“两个结合”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赋予“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深刻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文明内涵,进而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习近平,2018年,第4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仅从理论上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关乎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命运的“人类性问题”,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关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思想”,而且从实践上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以“中国式现代化”创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集中地体现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正是这个“伟大创造”,极大地丰富了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主体内容”,深刻地激活了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深厚基础”,切实地展现了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的“独特优势”,真实地显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原创性”,并赋予“中国特色哲学”彰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定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深切地表明,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内容”、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深厚基础”所构建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不仅为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而且愈益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新的时代精神”和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远的世界意义。

 

(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哲学研究》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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