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卫平 樊士博:新使命与新叙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创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70 次 更新时间:2024-04-07 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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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卫平   樊士博  

 

摘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中国式现代化由实践层面提升至文化层面,重估了中华文明的时代价值。从话语建构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创设了新的概念与主题,围绕话语的基础、动力、意义以及目标,形成了相应的概念单元,诠释着中国共产党建设文化强国的叙事愿景。在理解核心概念基础上,可以得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结构主要包括中华文化的本体、人民群众的基体以及客观环境中的载体三个关键要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两个结合”的进程中变成现实,依托“两个结合”展开的新话语也具有观念、真理以及实践三种形态,向受众传递着不同的思想信息。面向未来,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需从思路、机制、形式等方面展开:要在熔铸古今中夯实话语凝聚力,要在融通中外中增强话语感召力,要在正本清源中提升话语吸引力,要在守正创新中拓展话语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概念,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主动姿态进入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尝试。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关涉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重大议题。文化领导权首先体现在话语权,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文化话语权既受综合实力影响,也受自身话语建构影响。话语是一种典型的中介事业,它既具解释性,又具有先解释性;它既与解释本身的性质有关,又与作为它对自己进行详尽阐述的明显场合的主题有关。简言之,话语既解释本身,也解释对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诠释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阐释文化新使命的重大话语创造,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由实践形态迈向文化形态,展现了文化强国的立体图景与全新叙事。

一、话语生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概念

在福柯那里,“概念”指的是一组范畴、要素和类型。话语生产源于新质内容的出现,表现新内容必定借助新概念。单一而又孤立的概念无法支撑话语体系,也无法弥合内容本身向外释放的张力。因此成功的话语生产需要一整套具有内在关联的概念系统。整体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体系主要包括文明的特性、文明的动力、文明的价值、文明的使命等关键要件。围绕这些要件,生成了若干个相互支撑的概念单元,每一个概念单元都具有丰富内涵,言说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钩沉、实践结构、义理旨趣等。

(一)从传统而来的话语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突出特征

文化是不能脱离历史语境的。文化与历史同体同构,文化一经生成就会走进历史领域,历史不断延展又构成了文化的整体面貌。表达历史、传递文化的就是话语,卷帙浩繁的文本只不过是话语的书面化。书面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差异,传递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的鲜活存在。话语生产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没有凭空产生的话语创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传统中开辟出来,继承着中华文明内在的一般特性。认识中华文化的一般特性是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来的必经之途,因为理解文明无法跳出它的前世状态。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个特征是习近平总书记依据中华文化发展历史进行整体描述与系统提炼得出的,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正是因为脱胎于中华文明的传统沃土之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这一概念才具有旺盛生命力。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脱胎于传统文化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样延展了原有的文明特性,使其能够从中华文化的历史根脉中汲取营养。此外,建立在原有基础上的话语叙述方式也能够自然而然地被受众接纳,使其无需经过话语转译的繁琐程序,而被自觉认同。其一,中华文化具有连续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历史中国积淀的结果,也是昭示未来中国的视窗。文明的尺度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中沟通着过去与未来,连接着昨天与明天。其二,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是过去中国的复制重演,也不是尊古复古的弦外之音,而是以实践为基础跃升出的新质文明,阐释着古今之别、中外之殊、新生之枝、创造之果。其三,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大一统的文化传统渗透在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文明统一性的内在觉醒与原始觉悟。其四,中华文明具有包容性,不同民族文化在中国大地上融会贯通,形成具有共同基质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以高度自信吸纳外来文化彰显大度。其五,中华文明具有和平性,中华民族历来主张讲信修睦,睦邻友好,向来反对党同伐异、文化霸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弘扬和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话语表达,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奠定了概念基础,提供了新文明形态创造的实践指南。

(二)由实践肇始的话语动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政党逻辑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行为的强调远远超过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信尚义,最重要的是必须落脚到“行”之中。中华文明的传统话语已然充满行动力与实践感。还应看到,这种实践感也传递延续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中。话语的本质是实践,没有脱离实践的话语。这一判断能够引申出两种理解:一是话语观念的背后始终指向实践;二是指话语本身也是实践的产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奋斗过程中,深刻体现着政党引领发展的实践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文化与文明的概念内涵,不同学者众说纷纭,但大抵可以秉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二分法。文明是物质关系在精神上的表现,是以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物质关系、经济关系。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据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促进了精神文化的深层变迁,重构着人民群众的文化想象。

现代化的内核是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的二十大确定的行动方略,它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实践场域。这个新使命表明:在政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互动中,文化的社会属性被进一步放大,政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得到进一步明确,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叙事动力。简言之,中国共产党主导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转型。当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身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显示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身处其中的领导作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叙事系统与话语体系包含着实践本身作出的现代性回应。客观上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到文化领域加以诠释,乃是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部特性的必然要求。

(三)因自信而盛的话语意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作用

尽管话语本质是实践的,但在形态上却是文化的、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他们宣称:“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实践的物质力量与文化的精神力量相统一,执掌着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引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主导地位与统治地位相匹配。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生动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日益成熟成型。社会实践的变革、思想观念的更新以及人们生活样式的变化必然反映在精神文化层面,制造出文明创造的社会需要。话语生产带有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深刻烙印,意在表明统治阶级的文化倡导,巩固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一个错综复杂且又高度分化的宏大概念,涉及文学、新闻、美学等各个方面。越是宏大概念,越需要从小处着眼、实处扎根,否则便会悬于空中不落地、止于空谈难发力。

承上所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必须落脚到人民群众个体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坚定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衡量一个国家文化建设得好不好,基本指标就是人民群众文化自信程度。一般而言,人民群众在文化上越自信,这个国家的文化建设水平就越高。但自信并不是自大,更不是自负,文化自信来源于历史积淀,立足于传统底蕴,发扬于现实创新。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注重文化自信,将其纳入“四个自信”中加以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进一步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与制度自信,也是建立在中华文明传承基础之上的,是以文化自信为前提的。文化自信的理论生产与传播,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概念的创设作出了理论铺垫,进一步延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论域。文化自信作为一个概念单元,既包括文化态度上的取舍,也要求文化底蕴的挖掘。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建设已经步履维艰,遑论坚定文化自信。由此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生产,也必然包括文化自信的元素。

(四)向使命而行的话语目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叙事愿景

葛兰西认为:“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达到自觉境界的文化,包含着多重目标,言说着不同任务。政治话语离不开政治目标,话语本身指向特定的目标。语言是观念的外壳,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外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传递着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叙事愿景。这一叙事愿景集中表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中,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构筑更为坚实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体要求。这一目标要求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致力推动中国从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的坚强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提升到历史新高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与速度不断加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伟大事业,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见,文化繁荣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文化现代化是强国建设的重要一环,文化强国家强,文化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的叙事愿景设有明确的任务表与路线图,是可感知、可接触、可实现的,人民群众既身处其中发挥作用,也分享着实现美好愿景带来的成果。

话语揭示未来发展愿景,表明话语主体的使命任务。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以高度的责任心兑现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诺言,塑造了使命型政党的形象。中华民族曾因优秀传统文化而兴旺发达,也经历了鸦片战争后社会衰败,中国人民把民族复兴与文明再造紧密相联系,迸发出强劲的文化创造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揭示的文化图景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追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选择,她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重振中华文化摆在重要位置,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延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韧性和耐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含着中华民族旧邦新命的文化任务。新使命与新叙事的话语内含着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赓续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

二、话语结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回应

话语是结构化的表达,具有系统性,主要包括话语的本体、话语基体以及话语载体三个部分。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而言,话语本体指的是中华文明本身;话语基体指的是文化创新与文化创造的人民力量;话语载体则指涉较广,既包括话语环境,也包括话语技术等。

(一)以本体为原点: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

廓清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必须首先探明文化本体问题。文化本体指的是文化自身的价值系统、制度系统以及实践规范等,能够揭示文化发展的底层结构与运转逻辑。在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过程中,“说什么”规定话语的本体,“谁在说”决定话语的表达主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源于自身的稳定性,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且以国家形态存续至今的文明类型。尽管历史上中华文化也曾数次遭遇外来文化挑战,但外来文化很快便被中华文化所兼容吸收,旋即内化成中华文化的新元素。文化本体决定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在言说文化主体性上着墨较多,回应着中华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辐射、带动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开启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政治力量没有文化主体性的概念,也缺少重振文化的强烈意识,因而也无法承担起建立并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文化一改近代式微的尴尬局面,重新建立并巩固了自身的主体性。由此而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建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过程中实现的。

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中强调文化主体性,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提供了坚实保障。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应有之义,在话语建构中要以文化主体性为原点,不断增强话语竞争力与感召力。在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结构中,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元”问题,对其他话语结构具有规定意义。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要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推进伟大事业的实践中不断汲取养分。诚然,文化主体性具有标明自身的作用。但主体性对文化发展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向外传递着文化的自我成长与独特优势。正因文化主体性能够彰显文化优势,所以文化主体性对文化安全以及文化领导权至关重要。来自那些衰落民族的经验表明:文化主体性一旦丧失,民族独立就会成为泡影。

(二)以基体为抓手:激活中华文化的人民性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因素。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在塑造人。话语变化、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介入其中的人来说,一般情况下并非是显而易见的。以话语为存在形态的文化,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不那么迅猛,但却绵延不绝,历久弥坚。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话语创新越需要借助有效抓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要抓住人民群众这一关键因素。对文明发展而言,人民既是文化内容的生产者,也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更是文化成果的受用者。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民性,需要回到文化的原始定义本身,从中剥离出关于文化本质的一般认识。尽管文化概念千差万别,但普遍认识已趋于一致。从党的文献来看,文化可界定为主体对客体的实践性活动。纵观历史变化,创造中华文化的基本主体显然是人民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于文化领域的立场坚守。突出人民性是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必经之途,也是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价值与目标的锁定。同时,这也反映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本逻辑与人学底蕴。

强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民性,有利于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共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凝聚力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人民性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人民性;二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激活人民性。在这一进程中,人是作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体而存在的。一方面,得益于中华文化的人本传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同样暗含着深刻的人民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人民共同创造的,国内各民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展的民族新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为了满足全国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激活人民性。文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一劳永逸,需久久为功,赓续奋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式,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化现代力量。

(三)以载体为桥梁:释放中华文化的创造性

文化的发展,文明的演进要根据环境特点,讲出符合时代、满足受众的新话语。从话语传播的完整链条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应在拥有丰富内容基础上,注重与话语环境的协调共进,积极运用现代传播技术,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进而激发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结构中,新兴传播技术已然是影响话语效果的关键变量。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提供了重要机遇。在数字技术驱动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得以突破时空限制,构筑起全受众参与的话语场域,极大提升了话语传播效能。进入新时代,随着信息革命的日益加深,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也有了多样化的载体依托。

诚然,环境变化、技术变迁刺激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应该注意的是,话语环境具有两面性,机遇中蕴含着挑战。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展开的,充满复杂性。其一,话语诉说主体的多样性。不同文明主体都承担着建构自身话语的重要任务,当不同主体共同出现在网络环境中时,文化的博弈便在所难免了。更重要的是,文化霸权国家的存在深刻影响着这一进程,凸显了问题的严峻性。话语涉及价值观念与行为系统,不同文明之间的话语竞争此消彼长。故而,话语博弈始终存在,无法根绝。其二,话语竞争的复杂性。受互联网环境纷繁复杂影响,话语传播还面临着异质文化、消极文化的挑战,比如历史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就遮蔽了主流文化的话语意义。即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倡导和平和睦,具有胸怀天下、兼容并包的特质,但不能忽视的是其他话语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提出的诘难、苛责与曲解。其三,话语传播的耗散性。话语传播的理想状态是观念的守恒与聚焦,始终保持话语旨趣的精准传递,但这种理想状态常被环境噪音笼罩并破坏,直至消解掉话语的原有意义。正常的话语传递在环境影响下,受众可能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理解。因此,话语失真又成为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反过来制约话语效果。总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在载体建设上既具有难得机遇,也面临严峻挑战。越是在这种情势下,越是要厘清影响传播效果的场域因素,释放中华文化的创造性。

三、话语形态:“两个结合”视野下的议题设置

话语传播具有不同形态,但无外乎观念形态、真理形态以及实践形态三种类型。这三种形态在逻辑上依次相继,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实践论的有机统一。话语形态被受众认可,需要借助相应的议题与议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中,设置了“两个结合”的关键议程。

(一)观念形态:“第二个结合”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

话语的本质是实践,但话语的首要属性是观念,是文化。建构新话语正是为了传递新观念。在当今中国建构话语,无法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逃逸出去。不仅如此,在中国大地建构话语,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丹斯认为:“在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中,有很多传统因素与马克思主义能够实现和谐共生。”据此而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理论要素上的共通性。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命题,尤其是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概括,为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史打开了新思路。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之所以作出这一判断,原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崭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不断传播,向前推进的内在根由,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因所在。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根脉不能丢,魂脉不能忘,数典忘祖只能导致流于空想的结果。思想解放,首先是观念上的解放,不突破观念上的条框限制,思想解放便只能竹篮打水。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根基。可以说,“第二个结合”从观念层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只有打开思想的闸门,实践的变革才能随之而来。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就要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因此,正如学者倡导的那样,贯彻“第二个结合”指导思想和理念,就要以“文明史”的方法书写“新时代中国历史”。其实,书写历史的过程也是文明更新的过程。

(二)真理形态:“两个结合”是道路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并不满足观念的形塑,还要把观念的认识上升为真理,使之最终通过理论形态说服受众,感召人民付诸实践。因此,这就要科学总结既往规律,从一般经验基础上提炼概括揭示本质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讲求规律,要求遵循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习近平总书记把“两个结合”视为“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所谓规律,一定是正确的认识,即真理。这一规律性认识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真理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深度与广度,既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也要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话语真理形态的目的不是简单告诉受众“这是一个正确认识”而已,而是要通过正确认识作用于客观实践,为话语转译打下铺垫。显然,真理形态是横亘在观念形态与实践形态之间的递进阶段,是一个由认识转化为实践的话语转码过程。

廓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真理形态,应当建立在厘辨“两个结合”关系的基础上。其一,“两个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作为外来的思想观念,马克思主义高举的美好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倡导的价值观念具有相通性,比如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政治观念。观念上的一致为两者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提供了共同的努力方向。其二,“两个结合”的结果是彼此成就。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危害中国革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在中国大地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处理好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具体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两个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宝贵财富。因此,只有不断推动“两个结合”,才能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创造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文化。其四,“两个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是一座思想宝库。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然建立在中华文化的深远历史上,进而方能理解现代中国,探索未来中国。话语的真理形态,能够从价值合理性上说服受众,获得认同。

(三)实践形态:“两个结合”是推进伟大事业的最大法宝

话语发挥作用,最终要落到实践上,能否推动实践发展是衡量话语有效性的标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也要落到实践上,进而推进中华文化质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④这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实践形态。“法宝”就是用来攻坚克难的,就是用来推进实践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才提出“两个结合”,但实际上“两个结合”的自然进程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之路,始终处在探索发展中。熟稔中国历史与中华文化的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一贯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毛泽东提出:“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可见,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实践应推动中华文化展现新面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懂得中国历史,就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后,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江泽民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培养和弘扬高尚的人格品质。”胡锦涛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注重在党的理论创新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之所以说“两个结合”是推进伟大事业的法宝,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两个结合”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两个结合”交相呼应的结果,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伟大事业的锐利思想武器。这一思想在“两个大局”交互交织的复杂情势下,系统回应了治国理政各方面的重大问题。客观而言,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华部分,是时代精神的集中彰显。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理应讲清楚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以此增强话语的实践感与价值性。

四、话语传播:在坚定文化自信中传递文明新理念

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增强话语传播能力是关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历史中走来,在实践中勃兴,传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要做到思想上的共振、价值上的共鸣、认同上的共情、行动上的共识,进而在坚定文化自信中传递文明新观念。

(一)思想共振:在熔铸古今中夯实凝聚力

人类交流是通过表达行为实现的,这些表达行为起着信号、符号及象征的作用。话语表达受环境的深刻影响,话语传播要减少、克服噪音,统一思想认识是先行步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虽强调现代属性,冠以现代之名,但并未包含任何抛弃传统、摒弃过去之意,反而十分注重在过去的历史上开辟新的未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就是要在讲清楚过去中国的基础上,夯实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精神力量。就话语传播而言,就是要做到概念、理念、观念上的融通发展。

其一,从历史资源中提炼话语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行为理念,历史的制度继承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历史典籍记录的丰富思想,是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要话语概念来源。比如,天下为公、厚德载物、革故鼎新等概念都应该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中不断阐发。这些理念潜藏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深处,一经提炼就能被快速认同。

其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补充新的时代理念。文化既是实践的产物,也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类型的实践,其产物必然表现所属时代的特色。时代向前发展,文化的理念也要糅进新的时代内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一方面要继承传统,但另一方面要为传统补充新的时代内涵。知识的历史连续性肯定涉及对以前未预见到的知识予以新的增补。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增强话语的现实感,提升话语的影响力。

其三,激活历史知识体系中的现代话语观念。艾思奇曾在反思文化建设时说,新的思想文化的发生“是因为事物方面发生了新的情势和新的需要,才在我们的思想上反映出新的发现和新的估量”。这就是说新的思想文化包含着历史知识的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中国的集中展现,也是观测未来中国的一面镜子。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就是要从历史知识体系中发现对接现实的要素。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要突出中华民族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进一步提炼展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二)价值共鸣:在融通中外中增强感召力

承认文化、文明的差异,才会产生出文化比较和比较文化,进而去探寻不同文化、文明的独特性,乃至思考不同文化、文明的联系。任何文化都在经历着比较,在比较中积淀,在比较中发展。文明与文明之间,会相互借鉴各自的文明元素。那么,对待其他文化的态度就十分重要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回顾世界文化发展史,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富有挑战性的话题。有些文明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荡然无存,有些文明则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因素,自身实现了更好发展。近代以来,中华文化也在这一难题的阴影下亦步亦趋。在西学东渐影响下,一时间知识分子队列分边,全盘西化、文化复古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历史已然证明,这两种观点都不符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欧风美雨,咄咄逼人”,将西方文化全盘移植在中华大地上,只能导致文化排斥反应。将中国完全置于古代文化的浸染中,中华民族就会因跟不上时代前进步伐而落伍,就会导致中国始终处在世界边缘。为了承担和履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使命,处理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避无可避的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立足本来,借鉴外来,开启未来。毛泽东指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可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对学习借鉴外国文明的有益经验达成了共识。

罗素在谈及中国文化时说:“如果给中国人自由,让他们从西方文明中吸收想要的东西,拒绝不好的东西,他们就有能力从自己的传统中获得有机生成,综合中西文明之功,取得辉煌成就。”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要在借鉴外来的基础上,彰显中国风格。吸收域外经验暗含着文明比较的潜在行为,故而吸收国外经验同样有助于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比较优势。从当今世界格局来看,文化的影响早已超出一国之疆域。经由信息交换,文化的影响已经呈现出全域性、全球性。因此,文化的转型必然在文明的交流、交融与交锋中才能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就要吸收借鉴国外文明的有益经验,在融通中外中增强文化感召力。

(三)认同共情:在正本清源中提升吸引力

话语要在传播中汲取认同,就要不断清理语言环境。没有语言就没有文明和历史,语言的发明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事件系列。语言和话语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到不同作用,有的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建立在正确厘辨文明类型的基础上,只有激活那些先进的、积极的、健康的文化,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共情体验。这就提出了文化建设正本清源的重要任务,消极的,腐朽的文化形态必须在文化建设轨道上加以剔除。此外,正本清源必须回到原本的典籍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我们坚持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上正本清源,取得了显著成效。”

所谓“正本”就是要回到原本,回到本义上理解文明。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言,这里的“本”就是要在“两个结合”视角下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经典作家的原本要义追寻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学通原典原义,理论发展才不会变形变样。当然,回到原典并不是要把本本主义重新奉为圭臬。马克思主义最讲求批判的观点,也要求进行观点的批判。在理论的适用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强调以创新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创新绝不意味着割断历史,“正本”为了确立思想坐标,“守正”才能夯实创新根基。

所谓“清源”,就要追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在文明流淌的长河中开采文化新元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能够全面领悟历史中国的深厚底蕴。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表率。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国家版本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决心。此外,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要正确规避文化内部的消极因素,主动化解与时代不相适应的部分,以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科学态度,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四)行动共识:在守正创新中拓展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实践创新到哪里,党的创新理论就要升华到哪里。话语创新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要在坚定正确方向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从思路上、机制上、形式上拓展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其一,坚持文化创新的正确方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表现在各个领域,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新使命的价值含量。一方面,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在引导党和人民科学解释世界的同时,也担负起引领时代的重大使命。在这个信息爆炸、思想纷杂、传播快速、自媒体迭代的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话语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有利于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主流、把握主动。另一方面,凸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从古至今的一致追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秉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动遵守提供规范性引领。

其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从总体上说,特别是同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侧重点是在人文价值的方面。中华文化对人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世界其他文化类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时代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求广大文化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要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抓手,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以物质与精神的双富裕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价值。

其三,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传播力。文明的交往互动丰富了文明的多样性,塑造了文明发展的可能性。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文化的“软实力”功能需要在实践过程中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实现能量转化的实践要求。必须在不断加强国际传播中努力提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对外传播能力,敢于直面外部势力提出的话语诘难,进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增强世界人民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同感。

五、结论与讨论

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基于治国理政创新发展要求,全面阐释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体系与知识体系的重要使命。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要在承担这一使命中不断创造新的话语概念,不断重塑话语的存在形态。话语作为研究中国政治现象的一种方法,近年来在实践与理论的互动中被广泛使用,但在话语理论与政治实践的互动中,往往陷入单纯概念嫁接的泥淖,结果导致理论与实际的“两张皮”。事实上,话语创造本身就是文化发展、文明更新等相关学术议题的前沿焦点。本文研究旨趣的出发点或者说立论依据便是将话语创造视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也将话语创造视作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建设主要内容的反映。如此一来,我们既可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身透视其内在机理,又可以跳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框架观察其整体状态。

毋庸置疑,话语作为透视中国政治现象的窗口是有其优势的。进入21世纪后,西方学者倡导的话语制度主义逐渐兴起,为话语研究提供了知识地图。笔者在文中反复强调“话语传递主体观念,反映实践本质”的观点,就是话语制度主义的理论要旨之一。但是话语制度主义应用于中国,解读中国实践则仍要历经“中国化”的过程,因为中国政治话语往往有其历史出处。若要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探究话语背后的观念更新,必须回到历史,廓清其历史原貌。本文试图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联系与区别上,回应这一问题。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本身强调的中华文化具有突出联系性,正是从这一角度展开的。

当然,从话语创造透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新使命,仍有许多议题需要深入研究。一个首要议题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核心概念的指涉范围与使用边界问题。笔者在文中依据党的文献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提炼的若干概念,初步厘清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现实界限。但下一步仍需回应的是,话语概念怎样串联起全面的话语体系。其次,分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环境问题。传播学常把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中间的介质系统称为“环体”。简言之,环体就是话语的生存环境与传播环境。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环体中,厘辨影响话语传播的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是一项已经展开且仍将持续下去的学术议题。考虑到话语环体的复杂场域,笔者认为这项学术议题需要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进而才能对影响因素的权重作出动态调整与系统优化。由于要素在不同环境中对话语效果产生的影响并不一致,因此确定影响话语效果的要素权重又成为研究者的另一项重要考验。最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国际传播议题研究。进入新时代以来,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早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设定好的话语议程。但由于话语本身夹杂着价值观念,往往被西方政治组织穿上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结果是在与西方话语的对垒之下,时常出现“自说自话”的情况。作为新话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若要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加强学理上的阐释、学术上的解读,进而以全球关注的共同价值为抓手,增强传播效果。

面向未来,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可从价值与工具两个方面探索,以期提升话语传播效能。一方面从价值理性的高度阐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理想追求。话语创造不能是空洞的,新话语新表达总要涉及新内容。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要让受众从价值上增强实践感与参与感。说易行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个宏大概念,要想避免概念高大导致的话语疏离感并不容易。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路径,学界探索早已展开,结论是通过话语解构,落实到具体实践领域。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同样如此,需要分层分类、化大为小、精准传播。另一方面从工具理性的深度诠释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的手段路径。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对话语传播产生的影响已经深刻改变了话语的传播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提升话语传播效果需要结合话语受众的接受规律与表达习惯,遴选出合适的传播方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植根于历史沃土之中,在话语建构上具有先天优势。但这种先天优势也必须找到栖身其中的合适方式,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否则就是徒有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文化强国建设的重任,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的成果产出,也是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必然要求。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度演化的情势,只要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不断赋予时代内涵,只要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起来,就一定能发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优势与话语优势,攀登上新的思想高峰,开创出新的历史境界。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ZD014)的阶段性成果〕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樊士博,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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