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公私分明又一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9 次 更新时间:2007-05-25 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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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国家公职人员,如果没有明确的公私观念,以后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降低行政成本是很难的,在这方面,据我个人观察,近年来的社会风气是最坏的。

  

  新思想旧习惯

  

  我平时看书,见到公私分明的故事,都很留意。在这方面我倒是没有偏见,不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是老共产党员,无论左右,在个人私德方面,凡能做到公私分明者,我以为都很令人尊敬。

  我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可能把中国传统中的公私界线搞乱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公私观念极不清晰。现在有了物权法,不知道以后是不是会好一些,但现在中国一般公职人员中,确实是没有公私观念。在政府人员方面,现在从高到低,招待方面的费用居高不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私不分。凡来人请客,不问公私,都是公家花钱,私人用车,更是公私一体,而且先私后公。公家的财富,在公职人员的眼中,其实不是财富,能花则花。社会上层,我不清楚,但省级以下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比如现在县级公务员的收入较低,如果按制度化的收入评价,他们的生活水准是很低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中国的公务员层级过多,一般公职人员,一生中正常的升迁,很难超过两次。这两次,如果起点在中央,至少是厅级:到省至少是处级?鸦在县至少是科级。而且其升迁的难易程度,上下恰好是反比例关系,越往上越易,越往下越难。在中央工作退休的人员,很少不享受厅级待遇的,在省工作的基本没有不享受处级待遇,而在县级工作的,能享受到科级待遇者很少。因为这个现实很难依靠个人努力改变,所以公私不分就成为一种现状,越往下越明显,现在县一级工作的公务人员,基本是在一种完全没有公私界线的生活中,除了住房一项尚有界线外,其他早已公私一体了。中国政府的行政成本极高,当然主要是制度原因,但也有些是个人道德造成的,因为凡老实人吃亏,基本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铁律,凡公家的便宜,一定要占尽。这种现象计划经济时代有之,但于今为烈。

  抗战时期,胡适做中国驻美大使,1942年秋天离任。胡适回国前,收到当时行政院长孔祥熙一信,信中说:“有何需助,务请随时见告”。那个年代,社会清流对孔宋两家印象都不好,胡适也不例外,他曾在一封给陈布雷的信中直接表示过。但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有一件事对孔祥熙印象极好,就是因为当时向美国借款,主要靠的是银行家陈光甫,而孔祥熙非常配合陈光甫。胡适收到孔祥熙信后,回信说:“承问需助否,至感。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公费由馆员二人负责开支。四年来每有不足,均实报请部补发。弟俸给所余,足敷个人生活及次儿学费。归国川资已请部照发,乞释念。前经管之宣传费下,亦尚有余款,俟将未了各项结束后,当详报。”《中华民国史料资料丛稿·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三辑,中华书局,1978年)

  一般人都明白衣食足而知廉耻的道理,但过了这个阶段,为什么很多人还没有树立公私观念呢?特别是国家的公职人员,如果没有明确的公私观念,以后想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而降低行政成本是很难的,在这方面,据我个人观察,近年来的社会风气是最坏的。

  

  附:谢泳:公私分明

  

  在前几年的《读书》杂志上,看过费孝通先生一篇回忆曾昭抡的文章,印象中有这么一个意思:费先生说,他感觉到他这一代人和他前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不同的,什么不同呢?费先生说到了面子问题。他认为,他前一代的那些读书人,都很要面子,这个面子不是虚荣意义上的那个“面子”,而就是要脸。所以他们做人做事,考虑最多的是是非,而不是利害。这个传统,越到后来越没有延续。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好习惯,我们过去要否定一个时代,总是把它的什么东西都否定掉,特别是在道德方面,总想另来一套,以为新就是好,其实事情远不那么简单,就说公与私的问题。现在最头痛的就是许多人分不清楚这二者,特别是一些官员,在他们那里,从来就没有公私这一回事。这几年情况稍好一些,但公私不分的现象还遍地都是。比如中国的公车制度,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改革的办法,这与制度有关,但也与道德有关。

  许多人认为中国人没有私的观念,主要是因为产权不明晰。不过这话看是说什么时候的事,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许多少还有一点道理,要是说中国人从来都是这样,就不对了。据我所知,过去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把公私分得很清楚的,是后来搞了计划经济,把什么都包下来,才让人把公私混为一谈。

  中山大学的梁钊韬先生,是中国人类学界知名的教授,梁先生出身非常富有,从小养成了对公益事业的热心。她妻子邓泽民说过一件事:有一天,保姆把他们的小女孩带到了梁钊韬的办公室,据说,当这个三岁的孩子要一张画画的纸时,梁钊韬回答说;“不行,这不是我们家的!”当他到其他城市出差时,从不让自己的妻子随行,因为这样做不对。他一年要去北京三次,但他的妻子却从未去过北京。

  陈寅恪1966年给中山大学卫生保健室主任梁绮诚写过一封信,说自己得的是慢性病,一时不能痊愈,而一时又不能就死,积年累月政府负担太多,心中极为不安,所以他请求,从今以后,一切经常所需要的药品由他全部自费,一些自己买不到的药品,则请保健室供给,但要求全部自费。

  这就是老知识分子的道德,或者说是他们已养成的道德习惯,到了以后这些好品德为别的东西取代了,谭其骧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办公室用邮票都是公家的信和自己的信分开的,就这,到了“三反五反”的时候,还有人要找麻烦。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夏衍生前多次说过,在中国所有的人中,知识分子是最爱国的。张申府在抗战胜利后也说过,抗战期间最不计个人利害、最体恤国家的就是知识分子。

  计划经济实在是个不好的东西,它把人们本来早已养成的好习惯都扔掉了。上世纪50年代初,许多知识分子听说看病要公家花钱,第一个反应是自己看病为什么要公家花钱?不是他们不懂社会保险之类的知识,而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公私始终是有界线的,我们现在才意识到要重新培养这种风气,但一两代人恐怕是难以养成习惯了。中国国民性本来是极自私的,可有一段时间,偏偏选择了公有制,特别是中国农村,搞了人民公社,历史真是会捉弄中国人。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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