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轶峰:中西历史理性之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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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轶峰  

 

历史意识,指关于人类社会经验关联性之感觉、知识、意象。此种意识本身为历史经验组成部分,故其深层倾向,需在特定文化传统中理解。雅斯贝斯比较世界文化,认为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多个文明中“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都已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轴心期觉醒,各自独立发生,非由一点播散,因而各有理路,此为后来世界文化多样性重要基础。此一觉醒之共性在于,所涉各个文明皆以自己方式,进入对于宇宙、世界、生命意义、社会合理性、道德境界通体认知之自觉,形成各自知识探索之思想路线,从而提升知识扩展速率,文明气质升华,并将文明推送于特定文化方向而使其他可能性边缘化。雅斯贝斯的观察与中国历史情况基本契合。其语焉不详者,在于究竟各文明轴心期时代觉悟由怎样要素构成及如何引导各自后来文化、历史演变。刘家和先生则指出,中国轴心期时代文化觉醒突出“历史理性”特色,此与同时期欧洲文化注重“逻辑理性”构成对比。此种“理性”,一指“人对于事物的性质与功能的思考与论证”;二指“事物自身存在的理由与理路”。理性即为人凭借自身能力推究事物原理和价值并据以选择行为之自觉,历史理性即指通过人类以往经验探究事物之所以然之自觉。此一倾向,构成中国文化特色之一。

从往事中求证道理之历史意识一以贯之,历史学在中国文化中居核心地位

历史理性初非历史学专业观念,乃体现于关于宇宙、社会、政治、文化、伦理各领域思考之整体、通达意识。刘家和先生曾就其与国家政治密切融合进行讨论,指出:周人探究“天命”可以移易之理,晓悟由“民视”“民听”认识“天视”“天听”之反思路径,形成德政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将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统一,使民本政治价值理念与历史学一起走向发达。在此过程中,个人伦理、政治理念、历史诠释与书写得以会通。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然而并非各家皆能达到同样程度统合性,儒家独能其事,与其系统整理、诠释先前时代历史典籍相关。孔子时代历史典籍已多,周有志,晋有乘,郑有书,楚有杌,孔子博览众书,而择取其至关紧要者,以高度现实关怀心态,整理诠释,所有前代经验,用以发抒本人政治理念。故云:“昔夫子修《春秋》,别是非,申黜陟,而贼臣逆子惧。”司马迁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因而孔子所为,根本而言,为历史学与政治学融通之事,由是奠定中国传统历史学经世精神。儒家成就历史学,历史学亦成就儒家。

此一传统,为司马迁于汉初完成《史记》之基础。《史记》上承孔子,“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此种目标,超出追述往事、求取直接经验教训局限,直指天下至道。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非仅个人雄心,且为历史理性精神诉求。此中已含今人所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之意。此种精神于整个文化中一以贯之。历史学以“载道”为本,故与古代政典一体而不能分割。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亦为此意。由此可知,从往事中求证道理之历史意识一以贯之,历史学在中国文化中居核心地位。

中国文化重视人事、经验,倚重历史学而形而上学薄弱,此为中欧文化精神分殊之一端

前述情况,在中国史学史中不过常识,但与西方史学史比较,立显巨大差别。西方早有史学,同时即有历史意识,然而逻辑理性占主导地位,历史意识只能从属。刘家和先生曾经引述柯林伍德关于欧洲古典时代“本质主义”及其“反历史”性的论说,指出这种倾向与中国古典时代的历史理性迥然有别。雅斯贝斯亦有类似看法:“相形之下希腊科学并不钟爱真实事物,观念、类型、形式和前世知识引导它们偶然选择了其攻击点,这使它们忽略了大量的真实。这也适用于它们对经验对象和希波克拉底许多著作的轻视态度。”注重“观念、类型、形式和前世知识”便于发展形而上学,而“忽略了大量的真实”则导致对人类具体经验之轻视。历史学于欧洲固有独到成就,但在古典时代,没有成为认识事物根本途径,在中世纪时代,复受神学支配。及至现代世界观展开、历史意识充分觉醒时代,历史学确立合法知识地位,仍需经历复杂探讨,需通过使历史学侧身于科学方得实现。而历史学既然并非因自身独到认知价值而成立为合法学科,毕竟仍是附庸。因此,历史学思维乃至所有论证,恒需依赖科学、哲学知识体系及逻辑方被认可。此一进展于当时之结果,即历史学之过度科学主义化,此为欧洲19世纪历史学主要成就与局限共同根源。20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理论界批判19世纪欧洲史学所揭,如所谓线性历史思维、“客观主义”等等,皆此之属。然而西方晚近反省虽多新见,却于历史客观性、历史认知可能性多所怀疑、否定,其种种“转向”之说,亦多含摆脱历史思维之意,其间滞碍,不一而足。究其本源,要在对于历史学作为合法知识之犹疑,再度炽兴。前后波折,皆与历史学在欧洲文化传统中长期附庸、独立根基虚浮有关。

中国文化重视人事、经验,倚重历史学而形而上学薄弱,此为中欧文化精神分殊之一端。刘家和先生曾指出,西方史学重普世史、共时性、空间,中国史学重通史、历时性、时间。此为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两种文化精神取向在历史学本身发展中之后果。充分注意历史意识在整个中国文化中融会所有知识之轴心作用,当可体察中国古人历史意识何以深沉。此种意识,不仅在于其努力把握变中之常,常中之变,前赴后继书写古往今来历史经验,而且达于终极关怀。中国古人重人事,“敬鬼神而远之”,历史学并未从属于宗教。其于个体生命局限性之安置,既然无法寄托超自然存在,实际着落于历史书写。是以中国古人敬畏历史,将“名垂青史”视为获得永恒之路径。刘知幾言:“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俱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读史至此,虽可追问言者是否过度自信,甚至睥睨众生,然而著史郑重其事,乃至不为当世名利之境界暨史书关系“不朽”之义,不可小觑。近人论史,雅好虚名,时或以发行、点评、阅读量为说,甚乃曲为迎合,凝重虚浮之间,不啻千里。

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亚洲文明研究院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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