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羽飞:罗马精神还是罗马实践?——论波利比乌斯历史理性的觉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6 次 更新时间:2022-09-21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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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羽飞  


摘 要:柯林武德曾以“罗马精神”总括波利比乌斯的“命运观”,认为波利比乌斯深受希腊哲学中实质主义的影响。由于其论述不够完整,为后世理解何谓“罗马精神”带来一定困扰。一方面,波利比乌斯在叙述“桥上的贺雷修斯”一事时,确实表现出了“反历史”的倾向,他根据当时罗马人的爱国热情,将传说判定为真实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波利比乌斯在记述罗马海军的崛起时,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说辞。通过深入分析这组矛盾,不难发现波利比乌斯分别意识到了罗马崛起过程中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体现出历史理性的觉醒。因此,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崛起动因的认识绝非建立在“罗马精神”之上。相反,他观察到罗马人实践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在两种力量的交织下,罗马崛起的必然趋势浮出水面,从而形成了他对“罗马命运”的一般认识。

关键词:实质主义;罗马实践;历史理性


英国著名哲学家柯林武德曾在《历史的观念》中提到,古希腊史家波利比乌斯是在“罗马精神”的支配下展开历史写作的,“罗马精神”外显为波利比乌斯笔下的“罗马命运”或“命运女神”,反映了实质主义对古希腊史学的重要影响。然而,无论是柯林武德还是后世学者,都未曾明确定义何谓“罗马精神”,我们甚至无法从波利比乌斯现存的文本中发现有关“罗马精神”的确切表述。因此,单纯从实质主义的角度思考“罗马精神”存在巨大困难。马克思早已预见到柯林武德所持历史哲学存在的问题,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也就是说,作为现实世界之变革的历史运动,并非源自纯粹意识自身的先验的辩证运动,罗马崛起的历史动因也绝非“罗马精神”的先天规定。当然,生活在古代世界的波利比乌斯,在分析宏观历史之动因(罗马命运)时,无法达到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理论高度。但是借助两种历史思辨模式的合理性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崛起的认识。本文在回应柯林武德的基础上,从波利比乌斯笔下罗马人的实践角度出发,尝试对波利比乌斯的“命运观”一探究竟。不揣浅陋,敬请方家指正。

柯林武德论波利比乌斯之“罗马精神”

柯林武德曾系统论述过“实质主义”的含义,认为“实质主义”具有先在性(先验性)和不变性,高居历史现象之上,控制历史的变化。在他看来,古希腊史家已经意识到,人们在变化的历史中更多地是归纳出特殊知识(意见),而非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他进一步说明,“产生了事件的那种实质,或者是从其本性中引出了事件的那种实质,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试图历史地进行思想和试图根据实质来进行思想,两者乃是不相容的。”柯林武德说明了两点,第一,先验和不变的实质控制着历史的变化;第二,古希腊史家或许能够从历史现象中意识到实质的存在,但无法在历史现象中加以论证。

期间,柯林武德对波利比乌斯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具有批判和哲学头脑的“真正历史学家”,他所使用的historia一词已经具有现代历史学的含义。但是,“反历史的实质主义”对波利比乌斯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特别影响到他对罗马民族精神的思考。据柯林武德的论述,在希腊化时代史学思想的影响下,波利比乌斯开始围绕一个明确主题,写作一部“普世”的历史,而故事的主题就是罗马征服世界。然而,波利比乌斯发现罗马人不同于希腊人,他们认为“历史意味着连续性……即按照祖先的习惯来塑造生活”,也就是说,如果波利比乌斯想要写作罗马崛起的主题,就必须回溯罗马人祖先的生活习惯。但是柯林武德指出,波利比乌斯的“批判和哲学的头脑防止了他歪曲历史,他仅仅从自己的意见认为是可信的那些权威出发而开始他的叙述”。在柯林武德看来,深受实质主义影响的波利比乌斯认识到,罗马传统的连续性无法还原,他想要写作一部主题明确的历史,就必须寻找写作的基石,而波利比乌斯寻找的基石就是“罗马精神”:

在这种历史中故事的英雄乃是一个民族的连续的共同精神,而故事的情节则是在那个民族领导之下的世界大一统……在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的历史是从罗马已经充分形成、成熟并准备进行她的征服使命而开始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难题仍然没有被抓住。对波利比乌斯来说,给定的、现成的民族精神乃是历史的基层,是成其为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不变的本质。

首先,柯林武德指出,波利比乌斯将历史现象中的各种英雄视为民族的连续的共同精神的体现,而罗马的大一统是在英雄精神的主导下完成的。其次,波利比乌斯不关心,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能力思考“历史的基层”,即罗马精神从何而来,在他看来“不存在罗马民族的起源问题”,罗马精神是“产生了事件的那种实质,或者是从其本性中引出了事件的那种实质,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存在的”。既然罗马精神是给定的、现成的,表现为先在性,同时高居历史之上,是历史变化的基础之不变的本质,那么“历史学不能解释一个行动者是怎样产生的或经历过任何性质上的变化;因为行动者既然是一种实质,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也永远不可能经历任何性质上的变化,这是形而上学的公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观念是怎样影响了波利比乌斯的著作的。”最后,思考罗马精神的实质是哲学而非史学的研究对象,史家无法解释罗马精神怎样产生或经历过何种性质上的变化。在柯林武德看来,受实质主义的影响,波利比乌斯必须将绝对抽象的罗马精神视为自己历史写作的基础,但他又无法在历史经验的层面对其加以表述。

根据柯林武德的说法,一方面,波利比乌斯受到实质主义的影响,认为罗马精神是无法从历史经验层面认识和理解的实质,将其排除在史学的致用价值之外,体现出“反历史”的倾向。另一方面,虽然史学存在一定的实用价值,可以作为政治家的教材,但由于希腊政治家在罗马世界中已无用武之地,所以史学的实用价值也大打折扣。波利比乌斯的历史研究的唯一价值只能是带来“内心的成功”,即勇敢地面对命运带来的悲剧,表现出斯多葛哲学对他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柯林武德的解释当作波利比乌斯史学思想的最终结论,那么史学就会沦为哲学的“婢女”,波利比乌斯也不配称作“史家中的史家”,而史学研究的真正基础将随之消失。

“反历史”的倾向:“桥上的贺雷修斯”

在与柯林武德展开讨论之前,不妨观察一则支持其思路的例证。如前文所示,柯林武德指出,在罗马人看来,“历史中故事的英雄乃是一个民族的连续的共同精神,而故事的情节则是在那个民族领导之下的世界大一统。”巧合的是,波利比乌斯在介绍和分析罗马人的政治、军事和生活等方面的第6卷中,提到了一则符合柯林武德论述的“英雄故事”,反映了波利比乌斯“反历史”的倾向。

在讨论罗马政治军事体制的优越性后,波利比乌斯介绍了罗马的公共葬礼,及其对于激励人们爱国心和荣誉感的作用。他提到每当有杰出人物去世时,罗马城便会为其组织葬礼游行,逝者可以享受各种尊贵的礼节,其亲人会向公众汇报逝者生前的殊荣。通过这种方式,勇敢事迹会不断出现,高尚之人会永垂不朽,而为国效力者的名誉会世代传扬。“其最重要的结果是,鼓舞年轻人为国家共同利益,去忍受极端的艰苦,希望能够赢取那伴随勇者而来的荣耀……有些人甚至在执政的时候,会处死自己违背法律或习俗的儿子们,相比他们与自己最亲近之人的自然纽带,他们认为国家利益的价值更高”。波利比乌斯进一步指出,罗马历史上有许多爱国人士,“其中有一个人足以作为我议论的范例和明证(confirmation)”:

这则故事的主角是贺雷修斯·寇克勒斯(Horatius Cocles),他在台伯河桥与两个敌人缠斗,该桥是通往罗马城西门的必经之路,当他看到远处敌人的增援时……向身后的同胞大喊撤退,要求他们迅速拆毁桥梁。在拆桥过程中,贺雷修斯依然坚守岗位。他身负多处创伤,仍能坚持战斗……人们感叹于他的勇气和坚忍。当桥毁之时,贺雷修斯纵身跃入河中,在全副武装的状态下英勇就义。

随后波利比乌斯谈到,贺雷修斯认为国家安全和荣誉高于自己的生命:“如果我没有说错,这就是罗马人的政体唤起年轻人渴望效仿高尚行为的方法”。

就现存史料而言,波利比乌斯是详细记载著名罗马传说“桥上的贺雷修斯”的第一人。他完全将这则传奇故事当作史实使用,并未明确考证贺雷修斯的个人信息以及战斗背景。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认为贺雷修斯参加了公元前509年抵抗克鲁西姆(Clusium)国王波尔塞纳(Porsena)入侵的战争,他可能是一位低级军官,在之前战斗中失去过一只眼睛(寇克勒斯即“独眼”之意)。塔西佗和李维也认为此事发生在罗马人与波尔塞纳的战争中。但李维对此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贺雷修斯并未守桥,而是勇敢地站出来激励溃逃的士兵重组阵地,最后在箭雨中安然撤退。随后流传的版本则大多认为贺雷修斯独守桥梁,不仅存活下来,还落下了跛脚的残疾。经过狄奥尼修斯、恩尼乌斯(Ennius)和普鲁塔克等人的塑造,他俨然成为一位独眼的跛脚巨人。尽管后世史家指明这不过是一则传说故事,甚至是“无耻的编年史家为了挽回罗马颜面而编造和虚构的娱乐故事”。但波利比乌斯认为这是罗马历史中的诸多例证中最能体现罗马人爱国精神的范例和明证,并将其记录在说明罗马崛起原因的第6卷中。因此,沃尔班克认为,“波利比乌斯在记载贺雷修斯·寇克勒斯的故事时,不如李维有批判性。虽然李维对这则传说的解释源自波利比乌斯,但他认为此事需要存疑”。

柯林武德的实质主义观点有效地解释了波利比乌斯将传说当作“范例和明证”的做法。首先,波利比乌斯对此事真实性的认识,建立在他对当时罗马人浓厚的爱国热情的认识基础之上。当时的罗马人普遍认为,即便缺少相关史料,这则故事也是可信的,其中“反映出的价值判断,同样也是在历史上发生过的”,作为一种观念上的真实,这种爱国精神或美德正是“罗马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影。其次,在“罗马精神”的指导下,波利比乌斯将“桥上的贺雷修斯”这则传说故事当作历史事件加以叙述,又反映了两个史学致用目的,一是“提供道德故事……影响读者的行为和态度,不仅影响其接受能力和判断力,而且要影响他们的行动”,通过“罗马精神”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二是“展示罗马的制度和传统如何激励人们追求美德”,说明罗马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出实用主义的特征。最后,波利比乌斯的做法反映出希腊化时期历史写作的一般趋势,“从公元前4世纪晚期开始,在西方古代历史编纂学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种情况,那就是史家一方面声称其所撰历史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又宣传他对史事的价值判断,从而表明他们对史事价值的认识”。因此,在求真方面,当先验且不变的“罗马精神”与存疑的具体史事之间出现冲突时,波利比乌斯以“罗马精神”为真,体现出了“反历史”的倾向。

将此例置于柯林武德“实质主义”的解释框架中,确实说得通。然而,如果“罗马精神”对波利比乌斯的历史写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为何他没有在第1卷和第3卷出现的两次核心导言中论述“罗马精神”。假设如柯林武德所言,波利比乌斯没有这么做的原因是“产生了事件的那种实质,或者是从其本性中引出了事件的那种实质,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存在的”,波利比乌斯无法从第1到5卷中讲述的罗马崛起之前的历史事件中认识“罗马精神”。那么,当我们回看文本时却不禁发问,为何波利比乌斯又在第1到5卷的叙述中记载了大量涉及罗马人道德精神的历史事件?因此,第6卷中出现的这一则“反历史”的事例,并非波利比乌斯论述罗马崛起的起点,更像是波利比乌斯从罗马人的历史中提炼出的结论。他在前5卷叙述的历史现象中觉察到罗马精神的来源以及罗马崛起命运的本质,随后在第6卷中进行总结,如此才符合论述的逻辑和卷目的排列。那么反驳柯林武德的立论根基在于,波利比乌斯是否能够从第1到5卷中提及的历史现象中把握罗马崛起的本质。

历史理性的觉醒: 罗马海军崛起过程的叙述

或许诚如柯林武德所言,波利比乌斯不具备完整思考或论述何谓罗马精神的能力。波利比乌斯在开篇处承认,“详细记载这些事件(按:指第1卷引言部分的史事),不是我的责任……我将试图以恰当的顺序概述这些史事,以便结束引言部分,开始实际历史(actual history)”。同时,波利比乌斯在第6卷中总结到,“因为我们不了解早期罗马公众和私人生活的特征,因此也无法预见未来”。可见由于史料,特别是目击证词的缺失,波利比乌斯无法系统地讨论罗马民族的起源。但就罗马崛起背后抽象的历史动因而言,波利比乌斯绝非柯林武德所设想的那样,无法进行历史地思考。相反,波利比乌斯“寓论断于序事”,于历史现象中窥探罗马精神的实质,体现出这位希腊古典史家历史理性的觉醒。

波利比乌斯《历史》的第1卷和第6卷相互呼应,形成一条明确的叙事线索,即罗马政体的优越性是其崛起的重要因素。波利比乌斯有关罗马政体的讨论,是学术界为其贴上“实用主义”标签的重要根据。然而,第1卷和第6卷之间还藏有一条伏线,即罗马海军的优越性,这条伏线不仅是波利比乌斯叙事策略的高明之处,还能够反映他对罗马精神,乃至罗马崛起之命运的认识。

波利比乌斯开篇便称,“很难找到任何战争,比它(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的酝酿期更久,双方备战更为积极,或一旦开打,更备战不懈,或者找到有其他战争会涉及更多战役或更是多决定性的命运转折”。波利比乌斯唤起读者注意力的方式,让我们想起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是古希腊史家惯用的叙事技巧,他们都试图用最高级的形式凸显事件的重要性。波利比乌斯在第1卷引言中反复使用这种“夸大修辞”,特别提到“我们只需要比较那时安提柯一世、托勒密一世或德米特里一世等人的舰队数量,或者比较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使用的舰船类型,便能清楚地了解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规模”。波利比乌斯强调所述战争的重要性,表面上反映了希腊史家之间的相互竞争,但在竞争中暗藏了迦太基和罗马海军争霸的伏线。

在讨论海军实力时,波利比乌斯也采取了与修昔底德相同的叙事策略。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1卷中,一方面说明斯巴达陆军训练有素,是陆上霸主,另一方面提到雅典凭借强大的海军维系着自己的海洋霸权。最后他强调控制海洋的重要性,暗示雅典获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性。然而,修昔底德为读者提供的有关最终结局的暗示,实际上是一种误导策略,是其成熟的修辞技巧的表现。其目的是形成一种情节反转的阅读体验,也是对读者的智力挑战,读者根据历史事实自然会去思考“雅典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如何失败的?”与之类似,波利比乌斯指出,迦太基人的航海技术一直是他们国家的传统工艺,相比其他任何民族,他们更加忙于海上活动。但是,在陆战方面罗马人更胜一筹。不仅如此,两部史书的结局也有相似之处,擅长陆战的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均获得了胜利。但是,两位史家的归因有所差异。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失败是“贪婪和野心引起的统治欲,以及党派之争的暴行表现出的激情”,也就是说“人性之恶”是雅典失败的根本原因,体现出其史学的“实质主义”思想。

反观波利比乌斯对罗马成功的归因。学术界普遍认为,罗马的混合政体和军事体制是罗马崛起的两大关键因素。诚然,政治与军事体制是罗马优越性的体现,但是这种解释不具有“唯一性”。迦太基同样拥有混合政体,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双方在习俗和体制方面仍未堕落,都能从命运女神那里得到适度的协助,而且在国力上旗鼓相当”,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的混合政体才开始衰退。此外,在军事体制上,特别是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与罗马陆军称得上实力相当,“他们一方面根据交战场所制定传统战略,并且根据实际处境的压力制定临时计划,另一方面也会在大无畏和强烈的主动出击精神下发动奇袭”。同时,罗马的另一位劲敌马其顿人在作战时也丝毫不落下风。在公元前198 年阿塔拉斯(Atrax)战役中,罗马执政官提图斯·弗拉米尼乌斯(T. Quinctius Flamininus)在尝到败绩后意识到,自己手下士兵的素质不如马其顿人,而且纪律严明的马其顿方阵确实极具威胁。因此,根据罗马人政治军事体制的优越性解释罗马崛起的原因存在一定的局限。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对罗马海军崛起的分析中,传统观点认为,罗马人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发明新型海战装置“乌鸦吊桥”,在俘获迦太基新型战舰后很快便能批量生产其仿制品,这些善于学习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实用主义精神”也体现了他们在战争中理性的一面。罗马军队会选择那些不会鲁莽地轻启战端,而是在面对敌人压制的困境时,依然能够稳住阵脚、死守岗位的士兵担任百夫长,更加看重士兵冷静的勇气。但仅凭这些因素,仍然不足以说明为何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略逊一筹的罗马海军,随后将地中海变为自己“内海”的历史现象。

因此,我们在理解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崛起之命运的看法时,面对史学界的两派观点。其一,将视野集中在政治和军事的制度层面,从理性层面分析罗马崛起的原因。其二,将波利比乌斯的“命运观”视为一种宿命论,或是由“罗马精神”引导,或者由“命运女神”促成。然而,波利比乌斯在看待罗马崛起的“命运”时,既没有流于表面原因的分析,也未曾沦为宿命论的拥趸。

波利比乌斯在记载罗马海军崛起的叙述中,表现出了史学家历史理性的觉醒。本文之所以关注波利比乌斯有关罗马海军崛起之叙述,还需感谢沃尔班克教授的敏锐观察。他发现波利比乌斯前5卷中,有关罗马海军的记载和态度存在矛盾或异样之处,但未给出合理解答。公元前255年,马库斯·埃米利乌斯·保鲁斯(Marcus Aemilius Paullus)在率领罗马舰队得胜返航过程中于西西里岛附近遭遇风暴,因其傲慢和缺乏判断导致罗马舰队损失殆尽。为此,波利比乌斯评价道:

大体而言,罗马人依赖他们的武力去执行所有任务……他们一旦决定尝试,便没有不可能之事。许多情况下,他们的成功可以归功于这种精神,但有时也正是因为这种缘故,他们会陷入失败,尤其是在海上。因为在陆地上,他们是和其他人以及人类努力的成果战斗,因此他们经常成功……但是当他们选择以武力与大海及天气对抗,就会遭遇惨败。这就是这次事件以及其他许多事件的原因,他们有一种胆量和匹夫之勇,相信自己无论在年内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以航海旅行,除非他们能够纠正匹夫之勇,否则此类事情会继续发生(1.37.7-10)。

沃尔班克在分析此节时强调波利比乌斯对罗马人任性行为的批评:“这里的说教让我们回想起本卷第35节,它同样强调?βριζ,但波利比乌斯在此处将?βριζ这种类似τ?λμα的优秀品质转变为邪恶的品质”,前者指“源自对自身力量的矜夸和激情的勇气”,而后者指“勇气或鲁莽”。在沃尔班克看来,正是罗马人因激情或自大而产生的非理性勇气导致了海军的覆灭。在此基础上,沃尔班克进一步结合波利比乌斯在第6卷第52节中颇为欣赏罗马海军的态度,指出波利比乌斯对罗马海军崛起的看法存在矛盾之处,不过他并未论证这一矛盾,只是说明波利比乌斯对罗马人的海军政策特别感兴趣。

把握这两段文字,不仅是我们理解罗马海军崛起的线索,更是解读“罗马精神”内涵的关键。首先,我们可以将上述段落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波利比乌斯赞赏罗马人的勇武,认为罗马人自信凭借这种匹夫之勇可以完成任何事情,“他们的成功可以归功于这种精神”。第二部分是波利比乌斯对历史偶然因素的分析,罗马人在陆战时,极少受到自然气候因素的强烈干扰,因此可以凭借自己的武力和实用经验获得胜利。但面对变化莫测的海洋时,在代表偶然性的自然气候的考验下,他们自恃的匹夫之勇往往会带来恶果。正如沃尔班克所言,波利比乌斯批评的是罗马人的鲁莽。第三部分是理解这节内容的核心,波利比乌斯只是针对第二部分就事论事地说,罗马人只有克服自己非理性的勇气和冲动,才能尽可能避免大海和天气带来的灾害。他并未针对第一部分,指出罗马海军想要获得成功,必须克服这种勇气。相反,波利比乌斯提到“他们有一种胆量和匹夫之勇,相信自己无论在年内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以航海旅行”。这种匹夫之勇并非建立在无知之上的鲁莽,恰恰相反,它是罗马人敢于挑战自然,敢于面对偶然性的勇气,体现为该民族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和进取精神。它呼应了第一部分提到的罗马人的成功所依靠的精神,正是这种非理性的匹夫之勇帮助罗马海军快速成长,也正因如此,“命运女神”才开始垂青罗马人。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沃尔班克提到的另一条线索,回顾一下波利比乌斯在第6卷第52节中对罗马海军的点评:

为了传达诸如战争行为细节的差异,首先要讨论迦太基人的海军,他们在效率和装备上自然高人一筹,因为航海技术一直是他们国家的传统工艺,相比其他任何民族,他们更加忙于海上活动。但是,在陆战方面罗马人更胜一筹……正如我所言,虽然罗马人在海军事务方面的技能要差得多,但由于他们军人的勇气,他们最终会称霸整个海洋; 尽管海战技巧在海军战役中发挥着不小作用,但主要是海军战士的勇气扭转了战争胜利的走向。

首先,波利比乌斯声明航海技术和海战技巧(实用经验)的重要性。这段论述采用了前文提到的修昔底德使用的误导策略,为接下来的情节反转设定伏笔。其次,波利比乌斯设定了一组鲜明对比,即精通海洋事务和海战技巧的迦太基人与精通陆战、极少涉足海洋的罗马人之间的比较。当给这组对比加上第一次布匿战争23年的年限,以及罗马人最终胜利的结局时,其中的差异会变得更加鲜明,这是波利比乌斯重要的叙述技巧,通过制造惊人的差异感以凸显命运女神的力量。最后,波利比乌斯为这种情节反转归因,之前提到修昔底德笔下控制海洋的雅典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人性的恶劣”,而波利比乌斯笔下的海上民族迦太基的失败,是由于罗马人凭借勇气,扭转战争胜利的走向,最终称霸海洋,获得第一次布匿战争的胜利。

由此看来,第1卷第35节和第6卷第52节之间非但不存在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共同说明罗马海军崛起,乃至罗马成为世界霸主的根本原因。波利比乌斯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缺少航海经验和海战训练的罗马人,如何在23年间实现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奇迹”?战术、装备与士兵素质固然重要,但罗马人“非理性的勇气”也是核心因素。罗马人凭借匹夫之勇,“相信自己无论在年内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以航海旅行”。在同样精通海洋事务的希腊人波利比乌斯看来,罗马人一味地凭借蛮力与海洋和气候(代表偶然性的命运女神)对抗是不可理喻的行为,只会让全军覆没的事情再次发生。然而,当我们结合罗马快速崛起的现实,以历史理性的角度分析罗马人的“匹夫之勇”时,可以发现,罗马人之所以坚持一年四季出海航行,敢于一次次面对狂风暴雨(命运女神),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对海洋的快速理解,铸造属于自己的海洋精神,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拼搏精神最终打动了命运女神。正因如此,“第一次他们屈服于命运女神的风暴而放弃海洋,第二次他们因德雷帕纳海战中的失利放弃海洋,如今他们的第三次尝试终于成功(按:公元前241年埃加迪群岛海战)”。

波利比乌斯紧紧围绕着人类理性和非理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思考罗马海军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快速崛起,以及罗马最终统一地中海的历史现象。首先是罗马人自身体现出的历史理性,其理性体现在他们的军事谋略、装备革新以及冷静的勇气,而非理性体现在“对自身力量的矜夸和激情的勇气”,两者共同塑造了“罗马命运”,组成“罗马精神”的实质。其次是波利比乌斯对罗马历史的历史理性思考,他在历史的偶然性中看到了必然趋势,罗马人相信自身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又敢于挑战现实中的偶然因素,最终促成其伟大崛起的历史必然性。

罗马实践决定罗马精神

公元前169年,身为亚该亚联盟骑兵指挥官的波利比乌斯前往罗马军营,协助罗马与马其顿作战,期间波利比乌斯第一次见识到罗马人的勇敢和纪律,以及罗马军团和政体的效力。一年后,马其顿战败,惨遭诬陷的波利比乌斯作为人质前往罗马,他有幸成为小西庇阿的家庭老师,不仅有权居住在罗马城,还能够跟随罗马军队出征,深入理解罗马生活和实践的方方面面。由此,波利比乌斯从罗马人生活实践的诸多方面体会其民族精神的内容。

本文就《历史》第1到5卷所述内容的分析,也不过是从一堆矛盾的叙述之中推敲普遍性的一家之言。就此而言,仍然无法驳倒柯林武德有关“罗马精神”的论断。然而,我们需要回归波利比乌斯这部长达40卷的《历史》文本。虽然书籍内容多有散佚,但可以确知他在第30卷话锋一转,终止对罗马崛起的叙述,转而讨论“罗马统治”的主题。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波利比乌斯对罗马统治的叙述,可以发现柯林武德所说的那种“先天的、体现民族精神连续性的英雄故事”的“罗马精神”早已荡然无存。罗马人变得堕落与贪婪,罗马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压迫与剥削日益严重,摧毁科林斯和迦太基城的做法无一不显示出他们暴虐的品质。那种先验的,促成罗马崛起的“罗马精神”为何突然消失,又是什么精神指导着罗马人治天下的行为?假设波利比乌斯是在“罗马精神”的指导下加以写作的,他为何又添加了9卷的内容去讨论与“罗马精神”相悖的历史事实。柯林伍德根据实质主义为波利比乌斯设定的“罗马精神”无非是一种哲学的独断假设,既不能说明其从何而来,也不能说明它消失到哪去。虽然他称赞波利比乌斯具有哲学思辨能力,但终究不过将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当作论述自己观念论的一枚棋子。

波利比乌斯在17年人质生涯结束后,归隐故乡。随后罗马重燃战火,各国生灵涂炭,作为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意识到自己必须添加史书的内容,继续讨论罗马统治的合理性。此时,罗马统治下的世界变得越来越黑暗和混乱,曾经品性淳朴的罗马人,如今正在走向堕落。元老院经常对其他国家采取不道德的政策,看重既得利益。与此同时,年青一代的罗马贵族已经放弃自我,整日与男宠和妓女饮酒作乐且懦弱不堪。“其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堕落甚至疯狂的政治家,整个世界由他们非理性的政策或无法解释的事件,以及反复无常的命运女神(Tyche)主导”。波利比乌斯《历史》一书前30卷和后9卷的内容,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的根源在于罗马人成为地中海世界霸主后,之前生活和实践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堕落的道德品质和衰落的历史趋势才开始显现。

那么,究竟是否存在柯林武德所说的那种罗马精神?与其称之为罗马精神,倒不如说是波利比乌斯从罗马人的实践和历史过程中获得的感性意识。波利比乌斯在第39卷20节叙述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沦为阶下囚,而胜利者保鲁斯做“命运无常”之演说时达到情绪最饱满的一刻。随后他立刻将这种感性意识提炼为理性反思,将其设定为《历史》全书的高潮以及罗马历史性质的转折点,其目的就是说明命运的无常。因此,在波利比乌斯看来,体现罗马命运的“罗马精神”也绝非一成不变的。他对罗马崛起和统治历史的叙述,是从感性认识,到感性与理性的交织,继而上升为历史理性的一套复杂过程。他意识到罗马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在征服地中海世界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而历史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以往学术界认为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是割裂的,前30卷是“罗马精神”主导下的绝对统一的“普世史”,而后9卷则是混乱的历史。诚然,在“罗马精神”这种先验的、纯粹意识的主导下确实无法看清其中的连续性。事实上,波利比乌斯所述的罗马历史具有连续性,“真实的连续性是在感性意识的异化和革命这两个实践环节中所完成的人的感性存在的前后相继。”波利比乌斯对罗马迅速崛起成为世界霸主的历史过程感到震撼,同时又为罗马人物极必反开始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感到惋惜与警惕。波利比乌斯认识到命运女神的善变,罗马人刚刚得到的“天命”也可能失去。罗马人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对其命运的转变而言,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正是一位优秀史家对历史客观必然趋势的观察。

结语

如上所述,柯林武德有关希腊史学与实质主义关系的论述有其合理性,但仍需就具体史家做具体分析。一方面,波利比乌斯在叙述贺雷修斯的故事时确实受到了“实质主义”的影响。贺雷修斯作为“行动者是一种实质,永远不可能产生也永远不可能经历任何性质的变化”,他身上体现出的道德精神,是罗马的立国根基,“是永恒不变并且站在历史之外的”。另一方面,在讨论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海军的崛起时,波利比乌斯则试图突破“实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从罗马人的具体实践中把握“罗马精神”。随后波利比乌斯在叙述罗马征服整个地中海的过程时,已经能够认识到人事与天命的辩证关系,古希腊人在史学方法上的局限性与实质主义有关,但这种方法上的局限性因马其顿、罗马等世界帝国的出现而有所突破。

在思考波利比乌斯如何看待罗马崛起乃至罗马命运时,仅凭柯林伍德“罗马精神”说,是远远不够的。波利比乌斯在认识复杂历史现象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人作为历史主体,其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在历史的发展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罗马人的实践塑造了罗马精神。因此,希腊哲学的“实质主义”思想固然对波利比乌斯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历史的叙述最终取决于史家独立的历史思维,波利比乌斯在与罗马人的实际交往中,在具体的历史写作实践中,自身的历史理性也逐渐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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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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