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是模仿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学建构的，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厚的历史哲学基础，在思维层面对历史编纂学构成重要影响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念。尝试梳理，可见有亚洲主义、东洋史观、皇国史观、现代化论、自由主义历史观等前后贯通，皆对日本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其程度足以提示对日本现代历史学在亚洲各国处于“领先”地位说以及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所能实践的客观性程度重新考量。亚洲现代历史编纂学皆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大背景下以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重新体认与重塑作为核心关照而展开。日本历史编纂学推演中的特殊张力，在于其在发展早期融入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语境之中，后来又在重述殖民帝国历史与现代化发展关系之间纠结，其对亚洲邻国历史叙述的基调和方式，也应在这一视角下加以透视。

关 键 词：历史编纂学  日本  亚洲主义  现代化论  历史哲学  historiography  Japan  Asianism  modernization theory  philosophy of history

日本的历史编纂学虽远不及中国历史编纂学源远流长，但最晚在相当于中国唐代时期开始，历史记载就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可观的本土历史编纂传统，并时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一传统与整个日本社会一样，在19世纪后期急剧转变。依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的说法，日本“比亚洲其他国家早一代人”完成了取代传统形式历史研究的现代历史学建构，并借助发达的大学体制和组织水平很高的图书馆、档案馆，大量依据“西方的研究标准和西方的研究方法”的历史著作，以及西方历史文献的大量翻译，达到了“在研究上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水平。①全面评价巴勒克拉夫的观点不是本文的目标，这里借用他的话表示，日本现代历史学就基本性质而言是一种模仿西方历史学的建构——亚洲各国的现代历史学程度不同地具有这样的色彩，而日本被普遍认为是其中的捷足先登者。模仿西方建构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与模仿现代西方建构的后发展社会相类，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形似多于神似。所谓形似，主要指日本史学的所谓现代转变，一般被认为以德国兰克学派历史研究者里斯(Ludwig Riess)到日本讲授历史学为标志，兰克学派所体现的历史学实证研究方法很快成为日本大学体系的主导方法，“实证主义”也从此成为日本职业历史学研究的主流。所谓神似未及形似，则是指西方现代历史学研究方法植根于历史哲学中，历史编纂学的具体工作方法以及历史观念，处于历史哲学不断的评析审视之下，故而西方历史编纂学能够不断实现自我反省，持续出新，而日本的历史哲学缺乏独到之处，其历史编纂学也不具备与西方同样深刻的反省能力。②在这种情况下，在思维深层对历史编纂学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其实是各种各样的观念，即通常所说的历史观。历史观与历史哲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但真正的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学术，必须通过严格的逻辑方式展开并接受逻辑拷问，具有理论彻底性；历史观则可能并不具有同样的逻辑严格性，可能渗透、弥漫在其他多种方式呈现并且通常有更直接现实参与性的言论、著述甚至行为中，容纳更多的价值介入，并且难以用逻辑方式加以检验。一种历史哲学必定表达一种历史观；一种历史观却未必表达一种历史哲学。通过西方历史哲学可以相当透彻地了解西方历史编纂学；通过历史哲学却难以透彻了解日本的历史编纂学。因此，要了解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整体演变历程，需要对与其伴生的历史观做出梳理。一旦尝试这样做，立即可以发现，现代日本的历史观极其复杂，超过亚洲所有其他国家，如果试图在一篇文章中将各种历史观的历史与逻辑关系联通以构成一个统一的谱系，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分别梳理，然后对其间可能存在的关联、共性、纠结做力所能及的分析。

一、亚洲主义

亚洲现代历史学是在欧洲势力东来和亚洲各国兴起各种形式的图强自救运动和思想学术变革的背景下逐渐展开的。这一宏观历史背景，在19世纪末以后一个多世纪亚洲史学的演变中，始终发生作用。其中，亚洲主义就是一个形成较早而至今活跃的思想潮流。要理解日本史学纠结演变的复杂性，需要看到亚洲主义的影响。

日本推行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主张与中国文化代表的古代社会传统切割，拥抱西方文化，实行社会改革，跻身“开化”民族行列，这成为日本现代化变革的巨大思想推动因素。这一论断竭力肯定西方文化、制度的优越性，主张脱亚入欧，但内里同时包含由日本重新凝聚亚洲各国，与西方抗衡的意识。随着日本国势强盛，而中国等周边国家日形敝败，由日本整合亚洲与西方抗衡的思想日趋显明，到19世纪70年代，“征韩”“征台”主张都在日本流行。甲午战争前后，亚洲主义成为日本社会一种重要思潮的时候，其主张差异纷繁，但皆笼罩在日本扩张倾向的总体社会氛围之中。其中，有的以民权合理性与伸张为原点，主张亚洲各国团结“兴亚”，在对抗欧洲殖民主义过程中实现各自平等的现代发展；有的以日本自身的国权、国势伸张为原点，强调惟日本有资格主导亚洲之兴起，日本代表东洋文明，主张日本侵略其他国家以整合亚洲，与欧洲列强争锋于世界。“中日提携”“兴亚”“与西方列强争衡”，强调亚洲区域文化自我，是所有亚洲主义的共同要素。③因为亚洲主义兴起时代的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亚洲主义的所有表述形态背后其实都含着日本主导亚洲的逻辑。大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膨胀，为日本亚洲扩张战略铺垫的“战略亚洲主义”占据压倒性优势。其中，樽井藤吉(又名森本藤吉)在《大东合邦论》中主张，面对欧洲列强对亚洲的渗透和侵略，日本应当与中国“合纵”并与朝鲜“合邦”，建成“大东”国，以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④冈仓天心著有《东洋的理想》，主张亚洲是一个整体，而“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而且远在博物馆之上”。⑤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设计了逐步实现大亚细亚主义的步骤，其中包括使中国抛弃西藏、外蒙古等“外藩部”，“满洲、内蒙古按照这一基准都应该除外”，保全中国内地，使剩余的中国与日本“辐车相倚”，实际上成为日本的附属国。⑥孙中山、李大钊也曾谈论亚洲主义，孙中山初以为亚洲主义可以成为亚洲各国实现各自独立、平等发展的思想旗帜，但不久就看到日本政府的亚洲主义实质上是“大日本主义”，转而开始对日本亚洲主义进行批评；李大钊谈论“大亚细亚主义”时，也对日本亚洲主义的侵略内涵做了多方面批评。⑦

亚洲主义既有多种表述形态和推演变化，其作用也颇复杂，但就其最突出方面而言，主要是充当了日本对亚洲邻国推行殖民侵略的思想基础，也影响了日本学术界的历史观。它的形成与欧洲殖民主义对亚洲各国造成的威胁密切相关，这在后来的评述者眼中常常被视为亚洲主义合理性的一个因素，但是从一开始，亚洲主义就与日本先已存在的亚洲扩张论纠缠不清，随后二者紧密结合。其中明显的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种族竞争意味，背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竞争论。这种种族竞争的逻辑既不否定弱肉强食，也不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只是用亚洲人内部的弱肉强食取代不同肤色人种之间的弱肉强食，把亚洲弱国的独立和主权视为亚洲强国的囊中之物。亚洲各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威胁下争取独立发展的诉求被日本的殖民主义和亚洲帝国诉求所吞噬。亚洲主义中所包含的区域整合主张，也因为与民族独立、人民主权的现代社会理念相剥离，成为展开日本国权主义的工具，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其在语义层面所包含的积极意义。最近一段时期，亚洲主义仍然是一种活跃的话语，⑧虽然已经脱离了二战前日本侵略别国的语境，却依然常在“亚洲”与“西方”两分或对立的预设语境中徜徉，⑨在讨论亚洲的共性和自我定位时，始终未能透彻阐明，为什么在全球化日益发展，全球联系已经高度发达的当下时代，还要如此强调区域主义的必要性、合理性，其与旧亚洲主义心曲的婉转应和也时时可闻。

亚洲主义的倡导者大多并非职业历史学家，但这种观念却深度触及对于日本、亚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基本认识，它作为一种比历史观覆盖更广大的社会思潮，为19世纪末以来日本社会各种历史思考涂抹了一种基色：通过地域性思维解构世界主义的思维；通过亚洲文化乃至人种共性来深描亚洲各国历史关联性和共同命运语境；通过论证日本特殊性来彰显日本解放、领导乃至统治亚洲各国的合理性。前两种色素至今明显，后一种色素在二战结束后总体上趋于隐晦、浅淡，但并没有消失，包括其中的极端表述方式也没有彻底消失。例如在亚洲主义作为深层推动观念的日本侵略战争期间，曾经盛行的“亚洲解放论”，即日本通过武力扩张将亚洲从西方人那里解放出来的论调，在二战结束后受到压抑，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复活。⑩受到亚洲主义思潮影响的人未必皆有侵略他国的心理，也可能推动一些促进各国团结、往来和知识传播的事情，如善邻译书馆就曾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努力。(11)不过，亚洲主义不是一个刚刚拟出的空洞概念，是一种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演变中切实产生思想和现实后果的观念。所以学者在回顾这一方面的历史时，不应将之与其流行时代的历史实况以及当时的普遍社会思潮，或者当时中日关系的基本格局走向相剖离。

二、东洋史观

日本现代史学在世界史学界颇有地位，而其根基肯定不在于世界史，日本史作为其本国史，研究自然比任何其他国家史学家所做的更为细腻具体，但国际学术界对之关注有限。现代日本史学界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最多且获得评价最高的，其实在“东洋史”。(12)日本传统史学中并无“东洋史”名目，这是随着日本现代史学兴起的一种研究对象和方式理念，其兴起过程也与日本思想观念的现代演变以及现代历史推演相为表里。东洋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中国为主而排除日本的亚洲，其研究理念的技术特征是实证。

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的早期奠基者之一重野安绎是最早的亚洲主义团体“兴亚会”的成员，而日本东洋史学的主要创立者白鸟库吉是重野安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担任史学科教师时的学生之一。重野安绎与其他第一代推动日本历史研究理念与欧洲史学理念接轨的日本学者一样，既受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影响，也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主张历史学家“如实直书”，又因主持日本政府的国史纂修，始终保持与日本政府现实立场的一致性。(13)“如实直书”的纯客观立场本来与国家主义政治立场不可能一致，但日本现代历史学在发生期却实际上开启了一条学术实证追求客观真实与政治参与追求国家最大利益两种不同理念曲折融合的新传统。也就是说，作为日本现代历史学早期主要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在一开始就是实证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融合体，而亚洲主义则提供了其展开的思想氛围。

“东洋史”作为一个学科是在1894年由那珂通世提出来的，他主张历史学应该分为“西洋史”“东洋史”“国史”三科制。(14)这种学科体制安排，与亚洲主义在观念深层一致，皆凸显东洋与西洋的两元对立。1896年那珂通世成为帝国大学(次年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之后，这种三科制就成了日本历史学教育和研究的主流架构。20世纪初东洋史学完全成型之后，形成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两个学派。前者以白鸟库吉为代表，因其特重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常被称为“文献学派”；后者以内藤湖南为代表，提出了一些宏观的历史论证，常被称为“实证学派”。在寻求共性的视野下，二者都推崇历史学实证主义性质的研究，就其公开主张而言，都可被归为广义的实证主义史学。

白鸟库吉原以研究西洋史为主，在日本亚洲扩张的时代氛围中，汇入“创设东洋史研究”的潮流中，改为研究朝鲜史。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他开始研究“满洲”史地，不久创立“亚细亚学会”，再与桂太郎主持的“东洋协会”合并，并负责该会的学术调查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白鸟库吉向该社建议设立“历史调查室”，即通常所说的“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专门对“满洲”、朝鲜地区进行详细调查。其后，又逐步展开了对“蒙古问题”的调查和对中国西北、中亚、南亚史的研究，推动成立东洋史学会、建立东洋文库。他将语言、地理、民族等学科知识综合运用于历史研究，一生著述极丰，是公认日本东洋史学的主要创始人和东京文献学派的创始人。

“东洋”在中国清代文献中常特指日本，近代以来又常被用来与“西洋”相对，大致就是所谓“东方”，其中自然包括日本。欧洲先已存在Oriental Studies，直译当为“东方学”。这种学问最初研究的主要是今天所说的中近东地区，后来延伸到亚洲东部。日本将欧洲的“东方学”译为“东洋学”，但日本的“东洋学”以亚洲东部为主，又因为“东洋史”盛行时代的日本吞并了朝鲜并将之作为本国史，故其中也不包含朝鲜，从而与欧洲的东方学有很大不同。三科制确定之后“东洋史”的研究对象，是去除日本之后的以中国为主的亚洲，正是当时日本谋划逐步扩张的地域。“西洋”是“文明开化”的代表，“东洋”则具有非现代、野蛮、落后，甚至权属未明地域对象的含义。日本地域和历史上属于东洋，发展程度和现实自我定位意义上则已“入欧”，于是成了东洋和西洋之间的“连接点”，也成了发达者“开拓”不发达者的前哨。白鸟库吉在与中国相关研究中提出的“满洲中立论”“南北二元对抗论”“中国文明停滞论”“尧舜禹抹杀论”，都体现着“东洋”意象，也在时时暗示对“东洋”拓展的合理性。台湾学者石之瑜就曾评论说：“如果没有白鸟成功建构一套摆脱汉学界中国观的东洋史观在前，中国就在之后不能成为‘落后待解放’的对象，那么日本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的领导地位便缺乏论述基础。”(15)他认为白鸟库吉“通过中国，将日本的源起置于与欧美平等的地位，再把中国排除在落后的文化保守主义中，最后经由日本的综合，成就日本的超越。”(16)白鸟库吉的学生津田左右吉所写《白鸟博士小传》记载，白鸟库吉“早就认为不能不由日本人来从事东洋研究，日本的东洋学者必须成为中国东洋学的指导者。这种抱负，到此时已逐渐接近实现的境地了。特别是中国学者的塞外研究，几乎完全依赖于我国学者的研究……由于这种研究，日本人才能够指导中国的学术界，用学术才能使中国人承认我国的权威。”(17)津田左右吉评价白鸟库吉，“通过学术，为彰显国威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18)他始终谨奉“大振皇基”的圣旨，“在学术上，贡献出发展国运的最大努力”。(19)白鸟库吉还是个御用学者，他在大正初年担任东宫“御进讲”，为后来的昭和天皇讲授历史，被称赞“精励恪勤”。(20)

白鸟库吉的国家主义立场在他自己的言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他曾为明治以后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欢欣鼓舞：“实行统一的政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其余力远及国外，这从日本历史就可预见。明治后很快就掀起了征韩论，出征台湾，探讨了桦太、千岛的交换问题，这绝非偶然。明治中期，清国无视朝鲜的独立。为此，发生了日清战争，日本大捷使得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获得了我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胜利，南满洲收入囊中。”(21)沿着同样思路，日俄战争期间，白鸟库吉自觉强化了对“满洲”的研究：“此次战争是大事件，待看到最终结果尚需时日，我日本国民在此期间必须从所有方面对当今的时局进行研究，如同我们东洋史学专业的人，从这一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解释，也算是对国家尽一点义务吧，绝不是徒劳。”(22)1912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两年，白鸟库吉马上提醒要为日本的“命运”而立即强化对“满洲”的研究：“满洲、朝鲜等是与我国有密切关系的地方，我国国民中没有不知道的。但我国国民也都知道对于有如此密切关系的满韩来说，我们了解甚少。朝鲜与我国历史从始至终都有密切联系，不断给我国的利害消长带来巨大影响，但是我国国民却对朝鲜几乎不了解，直到近来，在朝设置统监府，实行合并以来才多少了解了一些。然而，合并以后，还没有从根本上对朝鲜进行调查，得到精确的知识。更何况朝鲜北边的满洲，我国对此更是知识浅薄，或者可以说一无所知。然而，满洲之地对于关乎日本命运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朝鲜。因为朝鲜意味着我国是否能够维持势力，而满洲则决定我国的策划是否得当。更进一步也可以说，能否维持东洋的和平关键在于满洲问题，对于具有如此重大关系的满洲，我国人的知识却如此浅薄，这十分令我担忧。”(23)日俄战争之后，白鸟库吉认为日本在“东洋”的地位提高，需要开始“为完成战后之经营，树立国家百年之大计”思考。并指出：“关于东洋事物——学术上的调查、研究之事尚有不足，对亚洲学界计划实施之事业虽然颇多，但以往研究拘于最近战争及爆发之原因。今后我国尽力经营之任务在于满洲地方的研究，此最为迫切、紧要。此研究在任何方面来说，在于探究历史由来，追根溯源，了解事物真相。世间至今没有看到对满洲进行研究的历史资料，不但在我国，即使在中国和欧洲也未曾听说满洲历史这一说法。这不仅是学界的一大憾事，对我国对此经营上来说也是一大缺憾。可以说，满洲史的研究，真正意义上满洲历史的编纂是眼下最为迫切之任务。满洲地方史，事关国家永久之图谋，通过这些不可疏略的重要史料，可探视自古以来在此地若干兴亡民族势力消长之线索，以此来考察历史。”“如果能够做到以史为鉴，掌握满洲历史是重大的任务。我国民应该详细探究其由来，洞察其形势，这不只在满洲经营上，而对于在东洋之国、亚洲文明上具有指导天职的我国的全面政策上来说，乃是必须的事业。满洲史的研究并不仅仅是学者的职责，亦是担当国家经营责任施政者的职责、国民的义务。”(24)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日本学界已经注意到白鸟库吉的史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日本学者旗田巍曾撰文指出：“日本的亚洲研究是与日本对亚洲的军事发展相对应并发展起来的。大致而言，自明治初年直至战败，日本的亚洲侵略是在朝鲜→满蒙→中国→东南亚这一方向前进的，而亚洲研究大体上也是沿着这条线成长的。”(25)也就是说，东洋史是以日本侵略对象为研究对象的。

内藤湖南与白鸟库吉大致同时。京都大学是日本政府于1897年成立的，从一开始就有深厚的政府背景。1907年，内藤湖南出任京都大学第一讲座讲师，两年后升任教授，内藤湖南多次来华，陆续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在日本被称为“内藤史学”，奠定了日本东洋学中“京都学派”的基础。学术界曾普遍认为内藤湖南的研究体现日本东洋史学的实证精神和研究水平，但深入考察他的研究成果，却可以看到实证研究的客观性被其为日本大陆政策服务的高度自觉性所遮掩。他在1914年发表《支那论》，1924年又写了《新支那论》，认为当时的中国事实上已经渐渐丧失了对境内五大民族的统辖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力而言，领土过于庞大，不可能真实现“五族共和”，解体是必然的。他说：“要说蒙古、西藏，还有土耳其种族，他们本来是在清朝的时候服从支那的，随着自己的势力增强，而生起独立之心，是理所当然的事。不管是蒙古人还是西藏人，他们服从支那，本来服从的是满洲的天子，只有满洲的天子统一了他们，他们才服从之，所以压根儿就没有服从汉人所建立的国家的意思。在满洲朝廷倒台的同时，所拥有的各异种族的领土随之解体，是当然之事。蒙古人要闹独立，西藏人要依附英国，这都是可能的。或者像内蒙古那样的靠近支那本国的部族，或者一直在北京等地生活的人，从感情上说他们一下子难以分离，但随着支那政府日益具有民主的倾向，也就越来越失去对异种族的统辖力。今日所谓五族共和，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袁世凯等出于一时的策略，而讨好蒙古王和西藏的喇嘛，也许能扯上个人的关系，但解体乃是大势所趋。”(26)因此，中国应该放弃“满洲”等地，也没有必要维持国防。这种言论正当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前夕，实际上为后来的历史推演做了铺垫。内藤湖南在《新支那论》中还提出，中国虽曾是“东洋文化”的中心，但在近世以后逐渐失去中心地位，东洋文化中心已经漂移到日本，日本为振兴东洋文化精神，就必然要如以往历史上周边民族入主中原一样进入中国，而中国人将接受那种现实：“现在的日本已经成为超越支那的先进国家，尽管对于日本的隆盛，支那人投以猜忌的眼光，但倘若通过某种机缘，使日本与支那形成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的话，文化中心移入日本，那时即使日本人在支那的政治上社会上很活跃，支那人也不会把这视为特别不可思议的现象。”(27)这自然会鼓励当时的日本军政界侵入中国的意图。当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的时候，内藤湖南评论说：“这个新国家不是抱着军国主义的希望而诞生的，而是要在这片肥沃的大地上建设一个世界民族共同的乐园。”(28)

一些现代学者偏重强调内藤湖南对中华文化心怀崇敬，但这种崇敬是相对于古代中国的，对晚清时代的中国，内藤湖南则认为已经无可救药，必须由日本收拾局面。同样的心态，也体现在他对台湾的态度上。他多方叹赏台湾历史古迹，却明确主张日本吞并台湾，主张日本占领者在台湾推行使台湾人与日本人同化的政策，同时保持台湾人低于日本人社会地位的格局，不可“一视同仁”，要把大批日本人迁移到台湾。(29)

日本学者水野明指出：“战前有很多的日本学者发表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中国论，加速了侵略战争。”他特别指出，发表此类言论的历史学家中包括内藤湖南，内藤湖南的“中国政治无能论”“中国非国论”“文化中心移动说”等主张，“无疑的是给日本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提出了根据。因之，我们不能不说，内藤的‘东洋文化中心移动说’乃是把日本之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军事侵略正当化了而已。也就是‘大东亚战争史观’的张本人。”(30)沟口雄三也认为20世纪初日本的中国研究形成了3个特点：其一是尊崇中国古典文化，将之视为日本文化的渊源并抱有亲近感；其二是中日文化同根观，体现在把日本江户时代以前汉学家的著作也视为广义的汉文化；其三是对近现代中国完全不感兴趣或者将之作为蔑视的对象。“因而，这些中国研究者——我在此称其为古典派——中的大部分人面对日中战争时，从同根文化的观点出发支持满洲立国和日本军队占领大陆；又从日本消化了‘近代’即西方文明的自负出发蔑视中国；另一方面，又从发扬东洋精神这一国粹立场出发，尊重中国的古典文化。”(31)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内藤湖南历史研究与其日本扩张主义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很多，有的学者对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的实证基础提出诸多质疑，认为其表面看去属于事实考证性的研究并不严谨，受其现实意图的影响是出现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32)

虽然学术界已经发表了许多批评性的研究，但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在日本史学界的权威地位至今稳固。如大阪大学学者近年在中国的讲学中依然说：“东京大学初期的东洋史研究者包括白鸟库吉、池内宏、加藤繁都重视实证和有客观性的研究。”“京都帝国大学比东京晚一点新设东洋史学的时候，内藤湖南成为了中心，他主要研究文化，在把握中国史全面的方面是优秀的。”(33)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傅佛果(Joshua A.Fogel)指出：“《支那论》实际上可以说是在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领域中提出了最重要问题群的著作。今天的欧美学术界所屡屡提出的许多观点，其实与湖南在该书中有关中国社会文化方面的诸多新见解都是相通的。不过，这些观点往往是在他们不知道有《支那论》这一著作存在的情况下提出来的。”(34)傅佛果看到内藤湖南提出了其影响深远的“唐宋变革”说，而且其关于中国现实的种种主张正是以历史观为基础的，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还是对内藤湖南的历史见解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认为其关于中国历史的许多论说至今是西方历史学界的共识。另外，留心晚近史学动态的学者也不难看到，内藤湖南的许多言论，与“新清史”中某些学者刻意强调的清代中国非整体性观点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可见，东洋史学的影响至今不可忽视。(35)

三、皇国史观

“皇国史观”是日本特有的国家主义历史观。它把日本古代文献《古事记》中的神话与历史混合，将天皇视为整个日本历史演变的核心线索，将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当作为日本不可动摇的国体和历史评价的基点，主张绝对忠诚于天皇的“大义名分论”，强调日本国粹，进而把明治维新以后的天皇制和对外侵略行为合理化。这种国家主义历史观渊源流长，可以上溯到日本南北朝时期南朝北畠亲房编写的《神皇正统记》，该书论述了从古代到后村上天皇时期的历史，意图说明南朝的正统性。江户时代，水户藩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召集学者编写《大日本史》，继承《神皇正统记》的观点，形成了前期水户学，为近代日本皇国史观铺垫了基础。明治时期尊王，在官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皇国史观进一步整合，神化“万世一系”的天皇、大和民族、日本文化，将国家权威和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所谓国体绝对化，强调依托国家权威强行改革，“万法归于天皇之凌威”，统合国民思想，对外则凭借日本特殊精神，“解放”亚洲，建立“八纮一宇”的世界性殖民帝国。

日本东洋史学的奠基人物白鸟库吉很早就通过论证“国体”表达了皇国史观与日本历史学之间的密切关联。(36)昭和时期，皇国史观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与天皇制国家体制表里呼应，依托国家暴力，推动国民参与战争。该时期皇国史观代表人物平泉澄曾在《国史学精髓》等著作中详细阐释皇国史观。(37)亚洲主义者大川周明也是皇国史观鼓吹者之一，他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道》一书中特别强调天皇与国民关系中包含家族的父亲、部族的族长、国家的君主的兼有身份。他说：“日本与外国的最大不同点就是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日本天皇是家族的父亲，部族的族长，并随着共同体的发展而成为国家的君主。从国初以来，国祖的子孙就一直君临国家。”(38)1937年以后，皇国史观通过日本文部省制定的《国体本义》等全面渗透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39)二战结束后，天皇不再拥有现实政治运行权，并在1946年发表《人间宣言》，正式宣布天皇为人而非神，但天皇在战后未被追究战争责任，仍保持着国家元首的崇高地位，这使得战后日本对于明治以来历史的认识始终难以彻底摆脱回护天皇的心态。(40)皇国史观虽然已经失去完整的现实制度基础，但仍有部分制度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基础。平泉澄在战后被从大学解职，并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主“战后历史学”的批判。但是随着冷战局面形成，美国占领当局开始压制日本左翼民主力量，解除对日本战犯的清洗，皇国史观重新抬头，平泉澄的著作也再度流行。(41)

四、战后历史学与现代化史观

二战结束后的最初约10年间，日本史学界以批判为基调对战争历史进行反省，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保持了较大影响力。史学界大致将这一时期的日本历史学主流称为“战后历史学”。沟口雄三对二战以后日本中国学基本倾向的归纳反映了这种情况。他认为，战后日本中国学有4种倾向：其一，否定亚细亚停滞论，否定对中国的蔑视；其二，批判日本的天皇制帝国主义；其三，对侵略中国一事加以自我批判并否定大东亚共荣圈构想，采取支持亚洲民族解放或独立的立场；其四，批判日本“脱亚入欧”的近代化路线，重视亚洲的团结。(42)虽然这种局面在冷战开始以后逐渐转变，但坚持对日本战争历史进行批判的研究到冷战结束之际，还能发出有力的声音。并且，这种反省的基调比较充分地体现在战后一个时期的历史研究和教科书编写中。

井上清是战后日本史学界对战争历史反省比较深刻的学者。他在1975年出版了《天皇的战争责任》，以丰富资料论证天皇负有战争责任。该书后来多次重印，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43)1994年，井上清、广岛正又编辑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什么》文集，对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上海八·一三事变中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在河北与山东的‘三光政策’”“毒气战”“石井细菌部队”“从军慰安妇”等等问题，逐一讨究，追问日本的战争责任。(44)另一位著名现代思想史家竹内好也认为，日本的近代化始终不过是对西洋的表面模仿，内在的封建性要素保存下来，并未变革。相比较而言，倒是中国的革命将封建要素彻底颠覆，推进了一种深具亚洲特点的近代化。(45)

随着冷战格局形成，美国亚太政策向扶植日本、遏制中国转向，日本政界和学术界重新肯定日本近代以来亚洲扩张政策的言论逐渐高涨。反对战后历史学的声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声调日高，一个重要节点是1960年在箱根举行的“近代日本研究会议”。(46)这是一次有美国福特财团资助并由美国学者主导的会议，美国学者霍尔(John Whitney Hall)做了题为《日本近代化——概念构成的诸问题》主旨报告，标志着现代化论全面引入日本。(47)其后，美国驻日本大使兼历史学家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发表了关于日本历史的近代化论主张。赖肖尔曾与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合作，提出亚洲近代史中的“刺激—反应”论。他认为：“1，日本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相类似，这是日本近代化的前提；2，日本通过接受欧洲机器文明和科学知识才实现近代化，近百年日本的变化都是由技术上的变化引起的；3，日本近代化是欧洲以外最成功的近代化，是亚洲各国效法的榜样。”(48)这一论说在日本史学界迅速展开，不断得到扩展性论述，并深入渗透到许多历史学家的具体研究中，逐渐成为冷战开始以后日本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基点。这种历史观预设了“现代化”为基点的普遍价值尺度，并把欧洲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视为普遍且合理的道路，其中包含对于殖民主义合理化的叙述。在这样的视角下，日本近代以来历史的基调，就是一个东方国家如何摆脱传统束缚而迅速进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历程，日本也就成了亚洲乃至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榜样。在这种语境中，反省战争历史也就被衬托成次要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事情了。

沟口雄三是对日本侵略历史能够加以反省的学者，即使这样一位学者，也会基于现代化史观来为日本侵略历史做出一些通向合理性的解释。他强调“记忆”差异对中日两国人民历史认识不同的作用，指出：“在日本，国民的战争体验主要偏重于所受美军空袭的体验方面，大体上看，这是与明治以后的脱亚入欧路线基本暗合的。就是说，在此历史认识的理路上，日本是与欧美对抗、与欧美争战，最后败于欧美特别是美国，而非败给了亚洲。从这个思考理路来讲，把‘广岛’定位为向欧美发出新挑战的出发点是顺理成章的。它同时也成为从战败中站起来之不屈精神及国民困苦与勇于奋斗的象征。而诱导这些思考的就是关于近现代的历史认识。”(49)广岛悲剧的确是美国投放原子弹直接造成的，但沟口雄三过于轻便地忽略了导致广岛悲剧的日本因素，绕开了日本“与欧美对抗”主要是以极其野蛮的方式发动对亚洲邻国的侵略——这对于他国民众说来根本不具有任何合理性，把战争记忆梳理到日本不屈抗争的方向上来。而他的最后一句话更为重要，即这种思考的基础是关于近现代的历史认识。沟口雄三认为中国人对“不肯谢罪的日本人”的抗议情绪或嫌憎情绪中可能融合进了中国人传统的对岛国“小日本”的记忆，而日本的反华、排华情绪里则可能交织着“近代的优越”意识和对抗中国“大国”意识的情结。(50)这种“近代的优越”意识，是指日本率先成为“近代”国家的优越感。他说：“在有关近代历史的讨论中，无论把日本的近代化过程视为帝国主义之近代，还是视为文明开化之近代，日本的近代是较亚洲各国在经济、军事、制度上处于优越地位的近代，在这一点上认识是共同的。如果把此一观点称为‘入欧的近代’，初看起来似乎在历史意识的层面上与‘抵抗的近代’不同，但实际上就共有一个西洋‘近代’的轴心这一点而言是相同的，至少在日本人的历史价值观中，‘入欧’是被视为优越的。”(51)沟口雄三在用半推测的方式把“近代的优越感”融合到日本民众历史意识之中后，立即指出这造成要求日本“谢罪”在日本思维中的不合逻辑性：“日本人就本国的侵略行为向中国人谢罪，并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始于中日甲午战争这一事实进行反省时，即使未必是有意的，但仍是以‘资本主义化的成功’这一优越性为潜在的前提，而其谢罪本身亦是寓于‘谢罪之傲慢’这一认识中的。而就同一问题的另一面而言，中国人如果视日本的近代化为成功而给予肯定性评价，在逻辑上便完全可能容忍日本的侵略，从而使自己陷入两难之境。”“如果战争记忆里渗透了这样的历史意识，我们日本人对于战争要谢什么罪，谢罪到什么范围？是仅就残酷暴行谢罪，对出兵侵略中国本身谢罪，还是对明治以来的近代化全过程谢罪？可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全过程就这样成了对其他国家的罪孽，这难道是可能成立的事吗？”“为什么日本的侵略战争行为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被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呢？这里有着东亚近代观的复杂交错关系。就是说，在这里存在着以近代化的迟早、先后为衡量其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之优劣标准的历史，而且，基于这种历史意识上的记忆仍以现在时态存在着。”(52)沟口这里从评论者角度推论日本民众心理的说法，其实也是他自己要表达的看法，所以，他接下来就将中国人对日本的“谢罪”要求归结为中国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焦虑”：“不管中国人是否意识到，通过控诉日本人的残酷暴行，中国人是在对从自尊心上无法接受的日本人近代优越意识之傲慢进行焦虑的抗议。而且，当中国人站在西洋标准的近代史观上，身处不得不承认日本近代的优越性这一两难之境时，则更加焦虑。所抗议的对象轮廓的不清晰，使得抗议之矢不知何时如同‘归去来器’般又刺向自身，于是这时其焦虑便越发严重。”(53)在沟口雄三的论说中，他没有表述对“西洋标准的近代史观”的任何批评，在没有提出任何理由的语境中假定中国人和日本人一致地怀有这种西洋标准的近代史观，进而判定，因为都怀有这种近代史观，所以日本人如果谢罪就否认了日本的近代化努力，而中国人要求日本人谢罪就是在否定自己的历史观。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现代化史观如何成为把战争时期历史是非搅成浑水的经典例证。

沟口雄三似乎对现代化史观的局限有所了解，否则他就不会在另一篇文章中，表示乐于把自己归为“市民史学”中人。他所说的“市民史学”是指二战以后涌现的新一代研究者不满意于前代人的方法论，并受法国年鉴学派或美国东方学论争的启发，开始关注“不被国家概念局限的社会史研究，或是以语言、宗教或地域性为基础的民族的研究，一部分人则跳出西欧——亚洲的对抗关系，站在系统论(例如朝贡体系)的观点进行研究。”他们也关心亚洲或日本的未来，但关注点不是民族、国家或体制如何，而是市民自由或社会公正等问题，并能透过历史来批判性地认识现代，超越利己的利益梦想，也淡化了因侵略中国的赎罪意识或者批判日本近代经历的意识。“可以说，他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这一点，是与欧美的中国研究者站在共通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他们所怀抱的，不是背负民族、国家命运的理念，他们只是站在人类普遍的立场，以一个个人，自由的思考世界。这使得他们的研究得以与欧美的研究者具有共同的课题或目的。就自由的个人这个意义来看，这可说是市民派中国研究的诞生。”(54)这似乎可以被视为一种普世情怀、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三种要素综合的学术意识。陈义虽高，沟口雄三的论说却表明，他并没有真正进入那种境界。

五、自由主义历史观与历史教科书

二战后，在反省战争的历史观探索展开的同时，为侵略战争辩护的历史观也逐步展开。早在东京审判过程中，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就在法庭陈述中提出过“国家无罪”的说法。(55)随着冷战深化以及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来临，为侵略战争开脱的各种说法蔓延开来。1951年7月，日本文部省发表《改定学习指导要领》，将历史教科书中叙述日本侵略历史的方式加以模糊化，以后又几次重新拟定类似指导要领。此后，日本教科书中“侵略”一词多改为“进出”。1952至1964年间，东京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几种日本历史教科书在文部省审查中屡屡遭受挫折，或被判定“不合格”，或被要求做大幅度修改，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家永三郎的教科书中尽量保持对侵略历史的反省立场。家永三郎公开出版了《教科书审定》(日本评论社，1965年)一书，叙述原委，并在1964年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针对文部省的法律诉讼。(56)

20世纪60年代，作家林房雄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强调日本在战争时期奉行的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日本从事的是解放亚洲殖民地的战争和自卫战争。(57)1984-1987年，田中正明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和《南京事件之概况：否定大屠杀的十五项理由》，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58)1985年，中曾根康弘发表题为《新的日本主体性——战后政治总决算，迈向“国际国家”日本》讲演，声称：“战前的日本，有所谓皇国史观。然而，自从战败以后，太平洋战争史观，亦即为人称之为东京审判的战争史观出现了。什么都是日本坏的一种动辄自我虐待式的思潮充斥于日本。如今还残留着……我早就说过，我反对这种想法。”(59)此时，日本政界人物频繁参拜靖国神社，政府高官一再发表否认日本侵略历史的言论。1993年，部分自民党议员组织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推动通过历史教科书修正来贯彻新的历史观。

1994年以后，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在《社会科教育》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近现代教育培养的日本人缺乏对本国历史的自豪感，认为这是战后使日本人始终怀有罪恶感的结果，主张把日俄战争开始以后的对外战争描写为日本的自卫战争，倡导从自由的立场上大胆修正历史，以达到多样化目的的历史观。199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藤冈信胜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正式成立。(60)藤冈信胜从4个方面解释了自由主义史观：第一，“健康的民族主义”，即与民族排外主义和自战前以来完全否定民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的民族主义；第二，“现实主义”，即以日本国家和国民的生存和繁荣为最高目的；第三，从所有的意识形态中脱离而变得“自由”，即“自由主义史观”是一种最自由的立场，对每个人的多样化见解保持宽容的精神，通过讨论和对话使真实更为明确是其探究方法的基本；第四，“官僚主义批判”，即区分普通军事和军国主义，将昭和时期的军国主义作为极端的官僚主义而进行批判。(61)自由主义史观表面上置身于“东京审判史观”“共产国际史观”“谢罪外交史观”与“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之间，实际上则猛烈抨击前者而对后者从未批评。1996年8月，由该委员会资助的19位学者就历史问题进行讲演，讲稿汇编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由日本辗转出版社出版，其核心就是否定“大东亚战争”的侵略性质，认为日本发动战争是为了摆脱美国、英国、中国、荷兰等国的经济封锁(即“ABCD包围圈”)，是为了“自存自卫”的无奈举措，提出“侵略未定义论”，要求消除“东京审判史观”。1997年，西尾干二担任会长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在东京成立，四年后编写了《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省检定后由扶桑社出版。(62)该书竭力否定战争历史，引起亚洲邻国的强烈抗议。

诚如日本历史学家山根幸夫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日本有许多人并不承认那场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他们把承认日本的侵略战争当作‘东京审判的史观’而加以拒绝。换言之，他们认为那场战争对于日本来说绝不单纯是侵略战争，而是为了把从属于欧美殖民地主义的亚洲各民族解放出来的战争。”“具有这样历史观的日本人非常之多……”(63)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认为，对日本史学研究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应该从日本的特殊性中来理解：“一个世纪以来的日本史学，即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史学，整个说来，所走的道路与其他亚洲国家完全不同。只要回忆一下日本近代史的突出特征，如成功地抵制了殖民主义的压力，有能力在平等的条件下处理与欧洲列强和美国的关系，即使在失败的情况下也能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以及日本后来作为世界领先的工业国家之一的出现——就会认识到日本历史学家的思想遗产同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历史学家的思想遗产是完全不同的。”(64)在巴勒克拉夫看来，日本较早走上现代化道路是其历史学“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的主要条件，并称：“与此同时，他们自己的历史经历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兴趣以及他们首先关心的问题很不相同。日本从未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日本历史学家不必首先关注殖民主义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却恰恰是亚洲其他国家当前历史著作中最突出的一个特征。”(65)“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史学界内民族主义的冲动是异常强大的，但是战争与失败，原子弹的大屠杀和外国军队的占领等使日本受到损伤，已经使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名誉扫地，从此一蹶不振。”(66)“亚洲历史著作中大量存在的民族主义基调和意识形态色彩在日本历史著作中却是没有的。”(67)巴勒克拉夫的这本书在中国“文革”之后不久出版，对近乎自我封闭的中国史学界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构成了当时中国史学界了解世界历史学状态的窗口。这种冲击力和启发性也多少遮掩了这本书自身的局限，如前述看法就有一定的片面性。一般地判定截止当时日本的历史学达到很高的水准，可以找到许多依据，但巴勒克拉夫把接近于西方历史学的程度作为“先进”与否的理由是明显西方中心主义的、自以为是的武断说法；日本历史学并非如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样没有民族主义色彩及无需关注殖民主义问题，反之，日本史学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既深且更极端化。沟口雄三就承认日本存在民族主义，他说：“当前在日本成为一个潮流的反华、排华情绪，或者对中国的优越感，以及与此互为表里的日本民族主义之由来，正可以通过古森的话语来向读者揭示：这是日本历史中一个不能忽视的语境。”(68)伊格尔斯和王晴佳也曾指出，无论在西方还是非西方，“当19世纪历史的学术研究首先在德国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学科诞生并很快在西方普及，同时也在明治时期(1868-1912年)的日本诞生时，历史研究自以为忠于科学的客观性，而实际上是利用它的研究技术去支撑民族的神话……而日本历史学家利用兰克的考证方法去批判儒家史学，转而又极力支持日本的帝国传统，以推动日本的民族主义。”(69)印裔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也曾指出：“日本人的民族身份认同是靠大亚细亚主义以及日本在保护其他亚洲国家免遭西方资本主义的腐蚀中获得其特殊地位这一观念来支撑的。对于日本民族主义来说，追求西方式的‘文明’国家与保持一种西方之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的消解有赖于东洋史的建构……从东洋史建构中所产生出来的大亚细亚主义为日本帝国主义呐喊助威。”(70)更明白地说，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是体现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些更极端的意识形态中，同时又用诸如亚洲主义、文明论、现代化论之类诡辩性言说包装的。

现代日本历史学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学一样，也是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大背景下以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重新体认作为核心关照的。差别是，日本在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威胁之后，迅速调适，避免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但在殖民主义与现代性相互裹挟的全球性潮流中，日本没有满足于保持本民族的独立地位以及现代化发展，而是以比西方殖民主义更激烈的方式迅速扩张，成为殖民者。巴勒克拉夫称“日本的历史学家不必首先关注殖民主义问题”，这是一句颟顸不清的话。日本历史学家不必关心自己被殖民地化的问题，但它非常关心如何把他者殖民地化的问题。换言之，日本摆脱了殖民地的自我意识，营建起了殖民者的自我意识——这同样是殖民主义问题。西方殖民者在很多情况下，是把未形成发达文化和国家组织的“原住民”区域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日本作为殖民主义列强中的后来者，却是试图把历史文化悠久的比邻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因而遭遇的反抗更激烈，日本的殖民主义扩张也就更残忍，也需要更大的欺骗性。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的现代历史学始终存在呼应日本自我重塑的潮流，试图将日本从东方文化成员改塑为西方文化成员，从殖民主义征服的目标改塑成殖民者，从落后国家改塑成先进国家，从东亚小国改塑成东亚解放者和霸主，从中国文化的学习者改塑成中国的指导者和中华文明的唯一继承者。前面梳理的日本历史观诸潮流，正是在这一层面相互激荡，其中最具有持续性并在多数时间范围占据主导地位的几种历史学观念，都是日本自我重塑的积极参与要素。在这一视角下，亚洲主义、东洋史学、皇国史观、自由主义史观、现代化历史观之间，有一条或隐或显的贯通线，使晚近日本的历史学观念与明治以来的历史观藕断丝连。实证主义历史学在这种推演中，并没有真正构成超越现实意图的力量，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现实意图的工具。从这一视角看，日本现代历史学中的实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技术实证主义，其歪曲的历史事实不胜枚举。现代化论历史观则把日本和同样具有殖民主义历史的西方收揽到一起，把追求现代性作为开解侵略扩张历史的说辞，同时为亚洲历史学设立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别样标尺。

前述梳理，没有充分考察晚近日本历史学尝试超越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研究，以及运用后现代主义、全球史话语展开的超国家思考，这有待稍后的研究。但这里仍要指出，这些努力，总体上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对日本民族国家自我重塑的心态氛围。日本现代历史学受历史哲学的影响淡漠，而受各种历史观的影响颇深。各个史学流派，包括推崇客观性的实证主义史学，都长期处于现实意识强烈的学术氛围之中。这种强烈的现实意识，使得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基本从属于日本现代社会思潮，而其关注的核心，其实是通过历史学来实现对日本民族和国家的自我重塑，而自我重塑又必然地与对他者的重塑紧密纠缠。这里有许多问题有待澄清。今人对现代日本史学无需一味赞叹其高深，更不应笼统地把东洋史学之类研究视为模板或者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捷径。对于现代日本史学，当与对待其他学术传统，包括西方和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一样，保持批评性审视的自觉。

*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东北师范大学孙志鹏帮助查核日文文献，特此致谢!

注释：

①[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②学术界关于日本历史哲学的研究甚少，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可参见卞崇道：《日本世界史学派的历史哲学》，《日本研究》2006年第3期。

③参见[日]狭间直树著、张雯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戚其章：《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按：狭间直树将“亚洲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相区分，把前者界定为“以对等关系为前提的路线”，后者则为“以日本优势为前提的压制路线”。狭间直树偏重强调亚洲主义的“善意”和合理性，甚至在当下的现实意义，但这种区分也颇可商榷。参见《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第13-14页。

④森本藤吉：《大東合邦論》，東京：森本藤吉，1893年，第132-142頁，参见王向远：《从“合邦”“一体”到“大亚细亚主义”——近代日本侵华理论的一种形态》，《华侨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⑤岡倉天心：《東洋の理想》，岡倉一雄編：《岡倉天心全集》上巻，東京：聖文閣，1938年，第1-5頁。

⑥小寺謙吉：《大亜細亜主義論》，東京：宝文館，1916年，第1111-1112頁，参见王向远：《从“合邦”“一体”到“大亚细亚主义”——近代日本侵华理论的一种形态》，《华侨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⑦参见孙攀河：《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与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上海中山学社：《近代中国》第2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150页。

⑧狭间直树的《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虽然以“早期”即1900年之前的亚洲主义为对象，并且承认亚洲主义与日本侵略的关联，但总体观之，还是在强调亚洲主义的合理性。

⑨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在20世纪的日本，人们大体是站在三个观察点上来考察世界的，即东方、西方以及日本这三点。这三个观察点的基础，实际上是将世界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二元论世界观。即是说，表面上虽有三个观察点，但日本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明世界，它只不过被设置为东方和西方两个文明世界的接触点而已。”见沟口雄三：《日本现阶段的中国研究及21世纪的课题》，国际儒学联合会：《国际儒学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⑩参见严绍璗：《战后60年日本人的中国观》，《粤海风》2006年第5期。

(11)参见[日]狭间直树：《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与善邻译书馆》，《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12)葛兆光将之称为“取代‘中国史’的‘东洋史’”，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38页。

(13)[日]永原庆二著，王新生等译：《20世纪日本的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0页。

(14)三宅米吉述：《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傳》，故那珂博士功績紀念会編：《那珂通世遺書》，東京：大日本図書株式會社，1915年，第32頁。

(15)石之瑜：《回到亚洲？——日本认识中国崛起的思想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

(16)石之瑜、李圭之、曾倚萃：《日本近代中国学：知识可否解放身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7)(18)(19)(20)津田左右吉：《白烏博士小傅》，《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4卷，東京：岩波書店，1965年，第156-157、109、160、141页。

(21)白烏庫吉：《東洋史上より観たゐ日本》，《白烏庫吉全集》第9卷，東京：岩波書店，1971年，第259頁。

(22)白烏庫吉：《満州の過去及び将来》，《白烏庫吉全集》第8卷，東京：岩波書店，1969年，第17頁。

(23)白烏庫吉：《満州問題と支那の将来》，《白烏庫吉全集》第10卷，第146頁。关于白鸟库吉本人研究“满洲”而向日本政界做出的现实战略性建议，参见赵薇：《白鸟库吉的中国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76-82页。

(24)[日]白鸟库吉著，武向平、田刚编译：《满铁对中国东北历史地理的“调查”——白鸟库吉〈满洲历史编纂之急务〉》，《东北史地》2011年第2期。

(25)旗田巍：《日本におけゐ東洋史学の伝統》，野沢豊編集解説：《歴史科学大系 第14巻 アジアの変革(下)》，東京：校倉書房，1980年，第41頁。

(26)(27)内藤湖南：《支那論》，《内藤湖南全集》第5巻，東京：筑摩書房，1972年，第339-340、509頁。并请参见王向远：《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华侨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8)内藤湖南：《満洲國建設に就て》，《内藤湖南全集》第5巻，第170页。参见[加]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莺译：《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3页。

(29)参见黄俊杰：《十九世纪末年日本人的台湾论述——以上野专一、福泽谕吉与内藤湖南为例》，《开放时代》2004年第3期。

(30)[日]水野明：《日本的“中国非国论”的检证》，《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

(31)[日]沟口雄三：《日本现阶段的中国研究及21世纪的课题》，国际儒学联合会编：《国际儒学研究》第2辑，第122-134页。

(32)参见黄艳：《“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古代文明》2014年第4期；《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33)[日]中村圭尔：《日本东洋史研究》，《阴山学刊》2007年第4期。

(34)[加]傅佛果著，陶德民、何英莺译：《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年)》，第193页。

(35)参见赵轶峰等：《关于“新清史”的对话》，陈启能主编：《国际史学研究论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

(36)参见赵薇：《白鸟库吉的中国观研究》，第99-105页。

(37)平泉澄：《國史學の骨髄》，東京：至文堂，1932年。

(38)大川周明：《日本及日本人の道》，東京：行地社出版部，1926年，第85-86页。

(39)日本國骨科本義編纂審議會編纂：《日本國體本義》，東京：平凡社，1932年。

(40)关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井上清指出：“开战的最高责任在于天皇，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因为1930年以来，天皇亲自选择了依附于最好战派集团的道路，而且肯定、激励、鼓舞了国民所不愿意进行的战争……结束战争的功绩不在于天皇，这也是清楚的事实。因为天皇在接受《波茨坦公告》时仅仅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作为唯一条件的，也仅仅是为了这一点才投降的，因而对国民来说是没有任何‘功绩’之可言的……就天皇同国民的关系这一点看，天皇有开战之罪，而无结束战争之功。”井上清：《天皇制》，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8-199页。

(41)平泉澄的著作在中国近年有黄宵龙等译《物语日本史》(3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42)[日]沟口雄三：《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新史学》1卷2期，1990年6月号。

(43)井上清：《天皇の戦争責任》，東京：現代評論社，1975年。

(44)井上清、廣島正編述：《日本軍は中国で何をしたのか》，熊本：熊本出版文化会館，1994年。

(45)沟口雄三评论说，“文革”结束以后，大量中国大陆留学生到日本，口口声声要学习日本的近代化，使得批判日本道路的日本研究者失去了方向，“竹内好亲中国大陆的中国观是被中国大陆的青年们否定掉的。”沟口雄三：《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新史学》1卷2期，1990年6月号。

(46)Sebastian Conrad,"Japanese Historical Writing",in Axel Schneider and Daniel Woolf eds.,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Vol.5),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643-644.

(47)中文中的“现代化”和“近代化”皆出自英文词汇modernization，其内涵亦无根本不同，本文除引用原文时遵依原来写法外，一律用“现代化”表示。这样处理的好处是，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可以无需解释地进入两个概念的相关语境。

(48)沈仁安、宋成有：《日本史学新流派析》，《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49)(50)(51)[日]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01年第5期。

(52)(53)(54)[日]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01年第5期。

(55)参见姜克实：《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点》，《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1期。

(56)[日]家永三郎著，石晓军等译：《家永三郎自传》，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157页。该诉讼过程复杂，多次审理中，有时家永胜诉，有时文部省胜诉，有时家永部分胜诉。到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裁定家永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等问题的记述合适，家永获得赔偿，但最高法院并不认可家永三郎对文部省审查教材为违反宪法行为的指控。

(57)林房雄于1963-1965年间在《中央公论》杂志连载《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后结集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和《续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由番町书房于1964、1965年相继出版，其后多次再版、重印，参见王向远：《战后日本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8)田中正明：《“南京虐殺”の虚構：松井大将の日記をめぐって》，東京：日本教文社，1984年；《南京事件の総括：虐殺否定十五の論拠》，东京：謙光社，1987年。并请参见魏楚雄：《历史与历史学家：海外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争议综述》，《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59)中曽根康弘：《新しぃ日本の主体性——戦後政治を総決算し，「国際国家」日本へ》，《月刊自由民主》，1985年9月，第25-37頁。并请参见文国彦等：《战后日本的右翼运动(1945-1990年)》，时事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60)参见步平：《关于日本的自由主义史观》，《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4期。

(61)藤岡信勝：《自由主義史観とは何か——教科書が教ぇなぃ歴史の見方》，東京：PHP文庫，1997年，第179-180頁。

(62)西尾幹二等：《新しぃ歴史教科書》(市販本)，東京：扶桑社，2001年。

(63)[日]山根幸夫：《战后五十年与日本》，《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3、4期。

(64)(65)(66)(67)[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198、199-200，200，201，202页。

(68)参见[日]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1001年第5期。

(69)[美]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70)[美]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