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化与跨国化是民粹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当代欧美右翼民粹政治的重要特点之一，在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互动与合作，对于研判西方主流民粹主义思潮尤其是右翼保守政治的走向具有样本意义。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的跨国互动既是基于双方各自发展处境的诉求，也受益于技术层面跨国网络传播的发展。通过跨国互动与合作，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以一种“全球化”的策略推进其“反全球化”议程，试图超越国家层面的局限，实现右翼民粹主义在跨国层面的联合。为此，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围绕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人民与精英以及传统基督教保守主义与现代自由多元主义等维度建构了共同的议题框架和跨国身份，为跨国合作奠定了身份基础。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的跨国互动不仅在理念和实践层面推动了右翼民粹的国际化，建构了共同的民粹议题和跨国的政治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政治的“欧尔班化”和欧美关系的分化。由于分歧尚存，对华政策目前尚没有成为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合作的主要议题，但美国右翼并未放弃对匈牙利的持续施压，试图引导匈牙利与中国保持距离，这可能对中匈友好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中国应密切关注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互动的趋势与发展，避免在相关议题上成为被针对的目标。

关键词：右翼民粹主义；匈牙利；美国；跨国化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尤其是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发生以来，欧洲政治右转倾向日益明显。在以难民问题为核心的多重危机刺激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成为近年来欧洲政治领域最引人关注的现象之一。在西欧，法国的“国民联盟”和德国的“选择党”成为议会内重要的反对力量。在东欧，匈牙利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青民盟”）与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则成功执政多年并且地位稳固。在北欧，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在2022年9月的选举中成为瑞典第二大党并首次进入执政联盟。在南欧，极右翼的“意大利兄弟党”也在2022年9月的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组建了二战后意大利历史上第一个由极右势力领导的政府。可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已经成为全欧范围内的现象，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已经成为欧洲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随着欧洲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在后疫情时代可能进一步发展壮大［1］。

在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图谱中，以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为代表的右翼民粹力量占据了十分显要的地位，被称为“欧洲民粹主义的最前哨”［2］。2022年4月，欧尔班在大选中以绝对多数击败了反对派联盟，赢得连续第四个任期。这一胜利让欧尔班成为欧盟任期最长的政府首脑，也进一步巩固了匈牙利作为欧洲右翼势力堡垒的地位。右翼民粹主义在匈牙利的崛起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反思。国内学术界从历史渊源、国内结构、外部环境和冲突等方面，探究了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认为右翼民粹主义在匈牙利的崛起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思想根源，是认同政治与利益政治双重构建的结果［3］。弓联兵等则认为组成“同质联盟”让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获得了更大的政治优势，而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完整的组织体系则是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执政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4］。此外，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的动员策略及其对欧洲政治生态与欧洲一体化的影响等，也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5］。

从已有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匈牙利右翼民粹主义的分析主要从国内政治与欧洲政治视角切入，围绕民粹主义崛起的国内政治原因及其对欧盟政治的影响展开。但在政治实践中，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发展早已超越了国内政治层面而呈现出跨国化（trans-nationalization）和欧洲化的倾向。如今大多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都在国家层面之外开展政治动员与合作，与其他国家的类似政党和组织保持着跨国联系。尤其是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以法国“国民联盟”和意大利“联盟党”为代表的欧洲右翼民粹势力开始改变以前各自为战的作风，开始在欧洲层面走结盟之路，试图以松散的议题联盟方式推进共同目标的实现和重塑欧洲政治格局［6］。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与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也一直试图联合欧洲的右翼民粹势力，在欧洲议会中建立一个新的党团。因此，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跨国化成为当代欧美右翼民粹政治的重要特点。其中，右翼民粹主义的国际化主要强调政治家和政党之间的国际合作，而跨国化则不仅包括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国互动与合作，也涉及将“人民”建构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统一跨国实体。

作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右翼民粹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全球化和排外的，以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为核心神话，这与近年来出现的右翼民粹势力跨国协调与合作的现象似乎构成了一种悖论。这一悖论也给学术界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如何解释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互动与合作现象？更进一步讲，右翼民粹势力是如何克服传统狭隘的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立场而开展跨国互动与合作的？虽然关于右翼民粹主义跨国互动的经验事实越来越丰富，但国内学术界对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跨国化”现象的关注仍然很少。鉴于此，本文以匈牙利和美国为例，研究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互动与合作现象。以欧尔班为代表的匈牙利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大本营，而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则代表了右翼民粹主义一个新的高峰。在匈牙利和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过程中，跨国的互动和学习过程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研究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互动，可以丰富对右翼民粹主义“跨国化”这一新现象的理解，对于研判西方主流民粹主义思潮尤其是右翼保守政治的走向具有现实意义。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的互动对两国涉华政策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议题。

二、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跨国合作的动因

匈牙利与美国右翼的跨国互动在2016年特朗普竞选前后就开始趋于频繁和密切。在特朗普宣布参加竞选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欧盟国家领导人。在特朗普当选后，欧盟大多数国家与美国的关系陷入低谷，而匈牙利与美国的关系却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美国结束了对欧尔班政府10多年的孤立政策，开始与欧尔班政权积极接触，欧尔班与特朗普的“兄弟情”（bromance）也日渐升温［7］。2019年5月，欧尔班在执政多年之后首次实现对美国的访问，并公开表示此举旨在强化匈牙利与美国的“战略联盟”，与美国共同打击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并帮助全世界的基督教群体［8］。值得关注的是，匈牙利与美国右翼的紧密互动也延续至后特朗普时代。在2022年匈牙利大选前，特朗普发表声明，支持欧尔班参加竞选，称其“在保护匈牙利、阻止非法移民、创造就业和贸易方面做了有力而出色的工作”［9］。欧尔班胜选后，美国规模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保守主义者聚会——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简称CPAC）也首次移师欧洲，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办，这进一步证实了美国右翼与欧尔班政府之间不断深化的关系。

虽然右翼势力在欧洲内部以及欧美之间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但就紧密程度与合作深度而言，像匈牙利与美国右翼之间的紧密合作仍然非常少见。在一定意义上，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的互动有其深层政治动因，双方彼此借力、互相支持。尽管两国之间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历史文化背景相差较大，尤其是比起匈牙利与其他中东欧国家或美国与西欧发达国家来说，匈牙利与美国之间并不具备很高的结构相似度，但这种差异不仅没有影响两国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国互动，反而为彼此提供了一个规避风险的合作伙伴。在双方共同但有差异的诉求下，基于其本质要求、现实考虑与可行基础，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互动不断发展和深化。

（一）本质要求：议题属性与实现路径的张力消解

右翼民粹主义以全球化逆反力量的身份存在发展，其所关注的各项议题本身就具有全球化属性。但是，就其实现路径而言，由于其自身“国家”话语建构需要与国际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右翼民粹的跨国互动不得不以反全球化的方式各自进行，充满着内在张力。而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互动，不同于匈牙利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互动，两国结构上的差异与地理上的区隔，能够消解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内在张力，使彼此成为右翼民粹跨国互动上难以替代的合作伙伴。

右翼民粹主义崛起于全球化负面影响凸显的时代，并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印证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彰显自身的正当性。尽管其在立场上反对超国家体系，但许多右翼民粹运动仍然认为有必要在跨国层面上参与政治。右翼民粹主义所聚焦的议题与坚持的立场包括反对政治一体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等。这种“反全球化”议题不仅依赖于各国内部右翼民粹势力在身份政治层面的话语建构，还依赖于全球化下每一位民众在利益政治层面的个体感受。无论是反对移民还是反对全球自由贸易，本身就具有全球属性，需要超出国家边界，放到全球语境下进行论证。如果各国人民相对普遍地感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那么一国国内的右翼民粹议题也会更加具有说服力。换言之，“反全球化”议题在一国国内的确证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的联合论述。因此，右翼民粹势力也被称为“全球化的反全球主义者”（globalized anti-globalists）［10］。通过反全球化的国际合作，右翼民粹势力试图凸显其国内议程的合理性，获得自我加强的“正反馈”。

“全球化的反全球主义”逻辑也存在于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互动实践中。对于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民粹势力而言，“匈牙利第一”（Hungary First）与“美国第一”（American First）之间似乎没有本质的冲突。在反全球化的共同话语战略的掩护下，两国的右翼民粹势力在策略上共同转向了一种“全球化”的方式，成为右翼民粹主义“跨国化”运动的推动者。从匈牙利的角度看，由于自身国家体量、历史背景与地理代表性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在欧盟平台内的右翼民粹集团中突出匈牙利本国特色、发挥最核心的引领作用。匈牙利右翼民粹势力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国际化合作，既能完成相关议题的全球化论证，又将其方式限定在了国家及政党之间，不会减损其一直以来致力于建构的“国家”神话，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议题属性与实现路径之间的内在张力。从美国的角度看，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势力也需要通过跨国动员与合作推广其反全球化议程，匈牙利作为欧洲的反全球化先锋，则是美国右翼优先合作的对象。

（二）现实考量：双方基于各自发展处境的诉求

除去理论上的合作必要性之外，匈牙利与美国两国的右翼民粹主义对彼此各有现实诉求。基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匈牙利以欧尔班为代表的青民盟致力于增强国内执政的合法性，进一步巩固政权；美国共和党中的右翼民粹势力则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在国内的影响力，增加执政当权的可能性。对于青民盟而言，与美国有关方合作至少能够帮助其改善在国际上受孤立的现状，同时能够积极地扩大欧尔班的个人魅力与匈牙利的国际影响力。对于美国共和党右翼民粹势力来说，匈牙利有关方面不仅能够帮助其表达在美国国内或共和党内受到部分限制的主张，还为美国展现了右翼民粹力量在一个国家内部稳定执政后的图景。

在总体目标层面，匈牙利青民盟由于已经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执政基础，因而更侧重于进一步巩固并增强其合法性与影响力。青民盟于1998年第一次成为匈牙利的执政党，在欧尔班的领导下于2010年再一次夺取政权，成为匈牙利的第一大党，并连续四次执政至今。在2022年的议会选举中，尽管匈牙利国内6个反对党史无前例地组成竞选联盟，青民盟和基民党的执政联盟还是高票赢得选举，欧尔班也以高票第五次当选匈牙利总理。而美国方面，对于右翼民粹势力来说，其国内执政基础的稳定性与广泛性仍有待提高。在2016年特朗普以相对微弱的优势赢得总统大选后，美国国内的右翼民粹倾向引起了各方的密切关注。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失利后，虽然“选举欺诈论”等支持特朗普的声音依旧占据了美国政坛不少的分量，但本预计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形成的“红色浪潮”却以“红色涟漪”草草告终。因此，美国的右翼民粹势力更需要能够进一步动员并扩大其选民基础，增加未来执政当权的可能性。

对匈牙利而言，2010年重新掌权的欧尔班经常因其集权倾向、媒体舆论控制等政策而受到欧盟和美国民主党的批评，因此急需美国共和党右翼民粹力量的支持，以改善其国际上受孤立的现状。在欧盟内部，欧尔班政府被指控“侵蚀民主、讨好俄罗斯与贪污腐败”，不仅被边缘化，亦无法获得欧盟内部正常的资金支持。至2022年11月，欧盟委员会以匈牙利无法履行符合欧盟法治标准的承诺为由维持先前警告，将共同财政预算中对匈牙利拨款的65%，合75亿欧元予以暂停。此前，欧盟新冠疫情“复苏基金”中针对匈牙利的58亿欧元也已冻结，直至欧盟认定匈牙利完成了司法等方面的27项改革为止。欧尔班与美国民主党领导人的互相攻讦也由来已久。早在201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匈牙利，就表达了美国对匈牙利法院及媒体的独立性以及政府腐败的担忧。2016年，比尔·克林顿在为希拉里举行的竞选活动中声称，匈牙利欧尔班在过去一年的政策“越来越接近普京专制主义与独裁的领导风格”［11］。在2021年举行的所谓“民主峰会”上，欧尔班是唯一没有被拜登邀请参会的欧盟领导人。

相比之下，特朗普不仅多次邀请欧尔班访问华盛顿，并且高度评价欧尔班及其政策。在与特朗普的一次会面后，欧尔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将不再被视为美国眼中的“害群之马”，而特朗普也抱怨美国民主党以对待欧尔班的方式对待他本人［12］。事实上，尽管特朗普与欧尔班对彼此的支持不足以直接动摇对方国家的选民，但是双方都需要与彼此的互动和声援来对冲国际上的批评与孤立。与美国共和党右翼势力的互动，有助于塑造欧尔班的个人魅力与匈牙利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欧尔班政府国内执政的合法性和吸引力。虽然以合法方式当选执政，欧尔班等右翼民粹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其超凡魅力来推行相关议题的改革与国内秩序的重塑。如果能够获得美国有关力量的支持甚至“崇拜”，那么欧尔班的个人魅力与形象将进一步得到加强。事实上，欧尔班也已经成为世界上各地右翼民粹势力心中的“旗手”，在美国尤为如此。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亦称其为“特朗普之前的特朗普”，恭维之意显而易见。目前看来，匈牙利凭借其在右翼民粹主义方面的突出表现，成功地扩大了自身在美国、欧盟乃至世界各国内有关群体内的影响力。美国保守党专栏作家罗德·德雷赫（Rod Dreher）将欧尔班领导的匈牙利视为保守主义的“典范”［13］。

对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而言，与匈牙利青民盟的合作能够使其获得表达右翼民粹主张的“传声筒”与“扩音器”，至少能够帮助其表达在美国国内乃至共和党内受到部分限制的政治经济主张。2022年5月，由美国保守派联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组织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CPAC）在匈牙利青民盟的支持下于布达佩斯举办。匈牙利国民议会议员巴拉茲·欧尔班（Balazs Orban）表示，匈牙利青民盟希望能够保护住种族的同质遗产，保护基督教和欧洲白人的遗产，但是这种在匈牙利可以大声疾呼的主张，在美国的政治背景下很难直接宣之于口［14］。共和党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裂。作为右翼民粹势力的对立力量，传统的反独裁保守派重视个人自由、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他们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多地与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发生冲突［13］。由此，匈牙利右翼民粹势力成为美国共和党内部政治路线与文化观念斗争的重要外部借力。

从更加积极的角度看，匈牙利青民盟也为美国共和党内的右翼民粹势力设立了未来发展的高标，描摹了稳定执政后的蓝图。匈牙利青民盟之所以能够稳定执政，并不仅仅依赖绝对多数选票，而且依赖国家权力巩固自身地位，改造国家机构以确保其对权力的持续掌控。这对同样需要依赖选举程序和机构的不对称性来掌握政权的美国共和党来说，其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15］。无论是修改宪法，将司法机构从相对独立的法院体系变成基本忠于执政党的政治系统，还是修改选举法，划定面积差异巨大的新选区以保持自身在选举中的优势；无论是通过法律手段限制性少数群体的各项权利等措施，还是将部分非政府组织界定为削弱本国力量的“工具性外国代理人”并征收高额税赋，欧尔班的各项举措都严格遵守法律程序、授权动议和议会投票。换言之，他不是通过违反法律，而是通过巧妙运用法律与自身政治主导地位，推动右翼民粹主义的相关议程。欧尔班及青民盟在匈牙利的成功，不仅告诉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掌权是极为可能且有国际先例的，还证实了这一目标可以通过至少不在字面上违反现有规则体系、没有公开欺诈胁迫的方式实现。

（三）可行基础：思想基础的奠定与技术障碍的扫除

一般而言，民粹主义政党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阵地，不像传统政党一样以某种意识形态为使命，其核心要义在于识别各类潜在的政治机会，而后“取悦于民”。在思想层面，这种内化于右翼民粹主义的实用主义倾向也有助于匈牙利与美国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例如，尽管美国持续地对匈牙利亲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表示不满，并在北约军费分摊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欧尔班与特朗普依旧能在右翼民粹的相关政治文化议题上达成一致，并在选举中互相声援。

在技术层面，跨国网络大众传播的发展也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国际传播与合作奠定了基础。从深层属性来看，网络媒体的群众性与右翼民粹的草根性不谋而合。相关研究也表明，在浏览信息的时候，人们往往是“态度先行”而非“事实先行”，这为右翼民粹主义强调身份认同与引发人民情绪的煽动性发言提供了绝佳的平台［16］。在主流媒体为精英政治共识主导的情况下，跨国社交网络为各地的民粹主义提供了发声与交流的场域［17］。社交媒体让信息能够绕过传统的新闻审核机制并精准传达至相关群体中，原本相互隔离的信息“泡沫”亦能由此产生紧密联结［18］。于是一方面，右翼领导人可以通过跨国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渲染民粹氛围，加强他们与其跨国追随者的联系；另一方面，遍布各地的右翼民粹支持者也能够利用网络直接进行个体到个体的跨国互动，这有利于增强其身份认同感。与传统政治家相比，以欧尔班和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领导人往往更加喜欢通过推特等社交平台与选民直接对话，塑造鲜活而有力的个人形象。欧尔班与特朗普亦在推特上互相支持，向公众展示两人的互动与友谊。

三、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合作的内容及表现

思想和价值观的传播是形成跨国合作与身份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而思想的传播集中体现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建构过程中。就合作内容而言，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民粹力量在多个维度上建构了共同的跨国民粹议题（问题），并在这些议题上发出了共同的声音（方案）。横向维度上，两者都关注本民族国家与国际上的“他者”乃至国际社会本身的对立；纵向维度上，两者都强调人民群众与国内外政治经济精英的对立；综合性的文化维度上，两者都注重传统基督教保守文化与现代多元自由主义文化的对立。就合作形式而言，除了个体与集体性的互动，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了匈牙利右翼民粹势力在国内建构相关身份议题的具体路径。

（一）横向维度：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

建构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是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重要的共同关注。就具体议题而言，他们一方面各自进行着拒斥多边主义与超国家机制的努力，追求狭隘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在对待移民问题上展现出联合的态度，相互支持彼此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和解决方案。右翼民粹主义在身份议题建构中，通常以同一民族来定义的国家概念是区分“自我”与“他者”的重要标准。在匈牙利，欧尔班强调匈牙利的种族同质性，并将特殊的国民历史记忆与区域一体化的现状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国家的身份建构。欧尔班将1956年与1989年作为匈牙利反对苏联统治的关键节点大加庆祝，并将青年作为庆祝活动的主要目标群体。在2016年匈牙利“反对苏联统治革命”6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欧尔班将1956年纳吉与苏联的斗争与现如今他本人与欧盟的斗争相提并论，声称“我们的责任是防止布鲁塞尔苏维埃化”［19］。在美国，类似的身份建构同样不断发生着：从“美国优先”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从对“剥夺我们国家利益的”“摧毁我们中产阶级工作和财富的”全球化经济贸易合作的拒斥，到质疑北约是一个放任欧盟搭乘美国便车的“过时的组织”。双方都在以各自的口号，承诺保护国内“沉默的大多数”免受全球化以及欧洲一体化程度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20］。在这一过程中，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势力针对的不仅是全球化议题本身，更是长期持自由立场的、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中坚持“政治正确”立场的国内政治集团。

在对待移民问题上，欧尔班与特朗普互相声援对方的反移民举措，欧尔班于2015年前后修建的隔离墙更成为特朗普移民隔离墙的前身。对于移民以及难民问题，欧尔班的立场始终坚定，声称席卷欧洲大陆的移民浪潮正在“扼杀欧洲”，且移民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不可否认的联系。欧尔班是最早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界的领导人之一。他认为，试图非法入境的难民应该被关押并驱逐出境。在难民大量涌入欧洲之际，匈牙利在南部边界修建了围栏以驱赶难民。同时，欧尔班曾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要求欧盟出资4亿欧元作为隔离墙的建造费用。无独有偶，特朗普在修建美墨边界隔离墙之时也对墨西哥提出了分摊建造费用的要求。事实上，真正进入匈牙利与美国的非法移民数量并没有达到足以威胁这两个国家人口结构的地步。在2015年欧尔班建造隔离墙之时，匈牙利的阿拉伯人口微不足道，但他仍将安置1 000余名叙利亚难民的前景视为对匈牙利民族的生存威胁。在2019年布达佩斯人口峰会（Budapest Demographic Summit）上，他提出这是“欧洲某些政治力量出于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想要更换欧洲的人口结构”。在2022年的CPAC会议上，他进一步呼吁，如果其他西方国家继续实施宽松的边境管制政策，结果将是“人口替代”［21］。类似地，截至2021年底，从墨西哥边境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只有不到0.2%，但是当时即将卸任的特朗普仍下令加快隔离墙的建设，试图保存自己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政绩工程。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反移民等民族国家至上话语激增，与欧尔班和特朗普等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当权密切相关，但是这些观点早在他们当选之前便已经有了相对广泛的社会基础。就匈牙利而言，人们担心随着移民的定居，匈牙利的身份和民族认同会被消解；在美国，这种担忧同样存在，但不如在匈牙利普遍。与此同时，两国都对恐怖主义和移民对国民财富的消耗有着共同的担忧［22］。

（二）纵向维度：人民与精英

在纵向上，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一套人民群众与国内外政治精英的二分对立体系：“人民”通过反对被认为是数量少且不合法的强大“精英”群体，在话语上被建构为一个庞大的无权群体［23］。在此基础上，右翼民粹领导人将自身标榜为“人民”的代言人，以“否决者”身份利用人民群众对全球化及有关政策现状的不满，将政治上的竞争者及反对者定义为“腐败的官僚精英”，并将矛盾加诸其上。民粹主义中天然具有反精英的身份议题特征。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家们都将获得尊重的愿望置于人类动机的中心，身份政治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场为争取尊严而发生的斗争［24］。而通常情况下，政治精英们常常对大多数选民所珍视的身份认同不屑一顾。例如，希拉里·克林顿便曾傲慢地将特朗普的选民描述为一群“可悲的人”［25］。这也为右翼民粹领导人提供了崛起的政治机会。

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民粹势力面临着共同的结构性因素。在经济全球化与自由化之下，发达国家国民的实际工资增长停滞不前；西方新自由主义为发展中国家勾勒出的发展前景也进一步被金融危机所粉碎，神话破灭后，民众的相对被剥夺感进一步增强。而传统的政党几乎没有在危机之后对金融精英施加任何法律制裁，这让民众更加失望，视之为助长危机的、金融精英的共谋者［18］。或者说，这至少凸显了传统政党的无能与僵化。

在反精英倾向强化背景下，匈牙利出生的美籍犹太商人乔治·索罗斯无疑会成为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联合重点打击的目标。索罗斯是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者，并在匈牙利资助非政府组织，以向被欧尔班称为“非法移民”的群体提供支持。在匈牙利2018年议会选举前后，欧尔班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对索罗斯的打击，将其符号化为国际剥削者的代表，将其形象用于宣传海报，并通过了“阻止索罗斯”法案。该法案涉及9项法律的修改。根据新法律，为非法移民相关犯罪活动提供资金或者组织相关活动者可被判处一年的监禁，从事相关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也将被征收25%的特殊税款［26］。类似地，特朗普也指责索罗斯为“全球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这一负责经济决策的权力结构“剥夺了我们的工人阶级，剥夺了我们国家的财富，将这些钱放到了少数人的口袋里”［27］。此外，匈牙利还以索罗斯为名，回应国际社会对其国内舆论不自由的指控。例如，匈牙利司法部部长茱丽特·瓦尔加（Judit Varga）曾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表示，左翼舆论泡沫试图通过虚假报告诋毁匈牙利，有关组织正试图将匈牙利描绘成一个新闻自由受到无情压迫的地方，而背后予以数十万美元支持的正是索罗斯的基金会［28］。

（三）综合维度：传统基督教保守主义与现代多元自由主义

呼唤传统基督教文化的回归，不仅是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力量互动的重要议题，更构成民族国家与人民群众身份建构的底层文化基础。具体来说，他们强调文化的纯洁性，倡导传统家庭观与宗教观，并将其进一步与民族国家结合起来。无论是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还是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本身并不必然具备浓厚的宗教色彩，但是他们都将自己描绘成社会观念保守、遵循基督教传统的民族主义者。在美国，特朗普在福音派的支持下掌权，并予以实质性回报，反对堕胎和性少数群体权利并任命最高法院保守派法官［29］。欧尔班更是推动匈牙利新宪法以“上帝”作为国家的参照，将“上帝保佑匈牙利”正式写入新宪法。

在上述准宗教式的意识形态建构下，匈牙利和美国围绕着以传统家庭观为代表的传统基督文化开展了频繁的互动，试图强化传统身份认同，并动员更为广泛的社会光谱。2021年，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参与了以“家庭价值观”为核心的布达佩斯人口峰会。这一峰会始于2015年，是欧尔班倡导的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重要品牌活动，其核心理念是反对西方自由主义、非欧洲移民和LGBTQ文化。在会议上，欧尔班声称，西方左翼正在发动攻击，试图使家庭的概念相对化，以性少数群体权利为工具，攻击我们的孩子。他认为，比起将移民作为解决人口挑战的对策，增加欧洲儿童的数量对保存欧洲基督教文化传统才是至关重要的。与欧尔班相呼应，彭斯强调了现如今欧美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直指文明核心的危机。他提出，对核心家庭的侵蚀，其特点是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堕胎率提高与出生率直线下跌。他也利用这一机会，呼吁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推翻美国既有法律对堕胎权的保护［30］。类似地，美国保守派联盟在2022年与匈牙利基本权利中心（Center for Fundamental Rights）共同将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首次引入欧洲大陆，并以“上帝、国家和家庭”的三位一体原则作为会议主题。其中，匈牙利基本权利中心受到了欧尔班政府的支持，并以捍卫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西方生活方式和传统家庭作为其核心原则［31］。

四、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合作的影响

以匈牙利和美国右翼民粹为代表的跨国互动与合作是近年来民粹主义浪潮中的一个新兴趋势，虽然这一趋势因特朗普的落选而受到一定的冲击，未来走向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其影响已经开始凸显。美匈两国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国合作，不仅对作为一种思潮的民粹主义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两国的内政以及更广泛的欧美关系也有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右翼民粹主义的国际化。近年来，匈牙利与美国的右翼民粹力量超越了其思想内核中隐含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束缚，强化了在跨国层面的互动与合作。在跨国互动的过程中，两国的右翼民粹力量合力建构了共同的民粹议题和跨国的政治空间，这反过来又为团结更广泛的国际民粹力量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先例，促进了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国际化。特别是CPAC的存在，为两国右翼民粹的互动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和思想碰撞的理想空间。美国保守派联盟一直试图将CPAC引入欧洲，匈牙利则被视为一个天然的选择。2022年5月，CPAC首次移师欧洲举办，并将会址选择在匈牙利，成为CPAC实现跨国影响力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此次会议吸引了1 500多人参与，确立了以“上帝、国家和家庭”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原则，试图为连接世界各地的保守派提供基本的价值纽带。2023年5月，CPAC将再次回到布达佩斯举办，并且以“团结就是力量”（United We Stand）为主题。根据CPAC官网的介绍，会议将聚焦各国保守力量在国际层面的联合。很明显，匈牙利和美国不仅试图团结两国的保守派，也试图在美洲、欧洲和日本、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联合保守主义盟友，以促进右翼民粹主义的国际化。

第二，美国政治的“欧尔班化”。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互动，在形式上体现为欧尔班与特朗普个人关系的密切，也体现为双方保守力量对彼此国内行动的支持。这种互动和支持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美国政治“欧尔班化”的担忧［32］。在CPAC的发言中，欧尔班提及匈牙利右翼民粹势力完善了配方，并想免费提供给世界其他地方的保守党派。事实上，美国右翼民粹势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匈牙利在国内推动相关议题的经验。从反性少数群体的立法到通过选区划分来影响选举，再到相关宣传方式的使用，他们使用的原则和方法与欧尔班的成功路径有极大的相似之处。一方面，就选举而言，欧尔班全力声援特朗普，并提出“要想获胜，仅仅知道在为什么而战是不够的，还需要知道应该如何战斗”。他给出的答案是“按照你自己的规则行事”［33］。这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特朗普自2020年总统大选失败后一直坚持的“选举欺诈论”。事实上，早在2002年欧尔班第一次竞选连任失败后，其支持者便表示无法接受这一结果，仍将欧尔班看作“任何选举结果都不能改变的匈牙利人民的合法代表”［34］。另一方面，就选举后的议题推进而言，美国地方层面的相关法律很大程度上以匈牙利的相关法律作为蓝本。在匈牙利通过相关法律，禁止在学校中进行涉及性少数群体话题的教育之后，佛罗里达州州长罗纳德·德桑提斯（Ronald DeSantis）也签署了相关法案。法案禁止该州公立学校向10岁以下学童讨论有关多元性别和性别倾向等议题。对此，桑德提斯的新闻秘书透露，在编写这一法案时，他们是以匈牙利相关法律为参照的［14］。可见，欧尔班强势的领导风格、对法律和秩序的强调以及在保护匈牙利边境等方面的努力，对特朗普及其之后的美国保守政治主张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欧美关系的分化。鉴于在批评欧盟方面的相似立场，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国合作对欧美关系也可能起到分化的作用。这种分化的作用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欧美关系一度跌入冷战结束后的低谷。一方面，欧尔班政府在民主和法治等根本价值观的问题上，与欧盟存在深刻分歧，虽然俄乌冲突暂时掩盖和缓解了双方的矛盾，但这种分歧在欧尔班执政期间恐怕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欧盟的强硬立场只会强化欧尔班的反欧盟倾向，并为匈牙利已然成气候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提供更丰富的土壤。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欧盟的敌视态度与其对欧尔班政府的赞许和支持形成鲜明对比，传统主流的跨大西洋共识——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和对俄罗斯的孤立等则遭到欧尔班和特朗普的共同挑战。虽然2020年特朗普的败选让欧洲松了一口气，但欧洲对美国保守政党再次执政的疑虑始终存在。这种疑虑也成为笼罩在当前欧美关系上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

五、结语

跨国合作与互动是民粹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当前欧美民粹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尽管右翼民粹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神话，但在实践上它已经成为一种跨国的现象。无论是在欧洲内部还是欧美之间，右翼民粹主义都超越了国家的障碍，在跨国层面进行频繁的互动与交流。作为欧美右翼民粹势力的堡垒，匈牙利的欧尔班政府与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右翼保守势力之间的互动对于理解当代右翼民粹主义的“跨国化”与“国际化”议题具有样本意义。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的跨国互动，既是基于双方各自发展处境的诉求，也受益于技术层面跨国网络传播的发展。通过跨国互动与合作，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势力以一种“全球化”的策略推进其“反全球化”议程，试图超越国家层面的局限，实现右翼民粹主义在跨国层面的联合。为此，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围绕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人民与精英以及传统基督教保守主义与现代自由多元主义等维度构建了共同的议题框架和跨国身份，为跨国合作奠定了身份基础。

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的跨国互动不仅在理念上为右翼民粹主义提供了共同的思想与价值基础，也在实践层面推动了右翼民粹的国际化。在互动的过程中，美国政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欧尔班化”倾向，在内政与外交的诸多议题上都沿用了欧尔班的“配方”。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也是欧美关系中一支分化的力量，两者在反欧盟上的共同倾向也让欧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的跨国合作也可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方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层面，也可能影响相关国家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右翼民粹政党往往从更加吸引民众的角度出发，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采取更为大胆和务实的对外战略。欧尔班政府近年来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向东开放”战略。这一战略试图进一步增强匈牙利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塑造独立自主的大国形象，与中国的合作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战略的支持下，中匈关系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发展。相反，中美关系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持续恶化，对华强硬成为美国两党共识，这一声音在以特朗普为核心的共和党内甚嚣尘上。就对华态度而言，美国与匈牙利的右翼民粹势力基于各自不同的现实诉求采取了不同政策。由于分歧尚存，对华政策目前尚没有成为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合作的主要议题，但美国右翼并未放弃对匈牙利的持续施压，试图引导匈牙利与中国保持距离，这可能对中匈友好合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此，中国应密切关注匈牙利与美国右翼民粹跨国互动的趋势与发展，避免在相关议题上成为被针对的目标。

作者简介：

严少华，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李炳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本科生。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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