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思潮抬头，对美国的政治实践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主张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中的右翼在激进理论基础上反对此前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提出了激进的政策主张，对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都有明显的影响。意识形态是系统化的政治观念，包括政治观念和政治主张两个基本维度，保守主义也不例外。本文试图从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两个方面入手，分析其政治观念与政策影响。

一 右翼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

美国建国时期就形成了民主派与宪政派的分野，并形成了以汉密尔顿、杰斐逊为代表的两条道路。随着两党体制的形成，美国国内在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形成了明确的分水岭:民主党的自由主义与共和党的保守主义。尽管自由主义的影响仍然很大，但是，当代美国政治越来越向右转。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在种族、道德、多元文化、全球化等基本问题上开始向右转，右翼保守主义抬头成不争事实。

（一）种族主义

2016年前，种族主义理念在民主党的左翼政治正确的叙事逻辑下，并未对美国现实政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特朗普政府时期，其在种族问题上的模糊态度，甚至是对种族主义的纵容立场，使美国保守主义的种族主义开始走到政治前台，公开挑战美国左翼的政治正确。在当代美国，极端右翼保守主义将种族看作一种认同政治的标准，并通过种族现实主义为种族认同标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其最终目的是在美国复归白人至上主义。

当代美国极端右翼保守主义将种族看作美国人的政治认同基础，并且希望用种族代替美国现有政治秩序中的其他认同标准。当代美国极端右翼保守主义旗手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就坚信种族是美国政治认同的基石。斯宾塞认为，“没有种族就没有什么事情有意义。种族就是一切的背景”，种族身份是一个能够在美国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基础概念。这一问题的答案决定了美国由谁主导、美国政策由谁制定、美国政府为谁服务。因此，当代美国极端右翼保守主义认为“我们”等于“美国白人”，而为了“我们人民”（our people）的“全面胜利”，可以无视其他种族的利益诉求。美国右翼杂志《右翼事务》（The Right Stuff）的编辑麦克·依诺克（Mike Enoch）将“全面胜利”描述为美国应该以白人为主导，政策应该由白人制定，政府为白人服务。而且基于白人种族认同的政治并不需要在意其他种族的利益和道德感受，因为“我们所倡导的就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主权”。凯文·麦唐纳（Kevin MacDonald）也认为美国种族认同的最终关切是白人的种族身份和利益，任何不能够为此目的服务的政治制度都需要改变。因此，当代美国极端右翼保守主义的种族认同观念认为，多种族社会内部存在的种族利益诉求不可能兼容，而某一种族利益诉求的实现必定以其他种族利益的牺牲为代价。

当代美国极端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种族之间在智力、体力甚至道德上的差异有生物学基础，并称之为种族现实主义（racerealism）。他们对种族现实主义进行了论证。第一，种族可以根据客观生物属性和遗传特征来定义，即人们可以根据其生理特征来划分其种族归属。许多当代美国极端右翼保守主义的理论家和作者都引用这一观点为种族主义的合理性辩护。杰拉德·泰勒（Jared Taylor）直言不讳地说:“种族是一个生物学事实。”“白人至上主义”专栏作家约翰·德比谢尔（John Derbyshire）公开承认自己从不怀疑种族存在的客观性，而且他在文章中为种族现实主义具有“生物学的基础”（fundamental to biology）积极背书。在极端右翼保守主义杂志刊发的文章中，甚至使用“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白人种族”（the biologically distinct white race）这样的表述，来论证种族主义的合理性。第二，当代美国极端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基因决定了种族之间的智力差异。泰勒曾在文章中写道，不同的种族之间智力水平存在差异，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他们认为造成白人与黑人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和犯罪率差异的根源就在于基因，黑人的基因决定了黑人智力更低而且更具有攻击性。通过种族差异的客观实在论和种族智商的客观决定论，当代美国极端右翼保守主义成功将对非白人种族的歧视“科学化”，并为最终论证白人高于其他种族完成铺垫。

当代美国极端右翼保守主义将白人种族认同和种族现实主义理念相结合，自然过渡到其要最终论证的目标上，即“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白人至上”的核心简言之是:因为白人种族和非白人种族在智力和体力上不可能平等，所以白人种族和其他种族之间在道德上也不可能平等，那么非白人种族就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劣等的“肮脏之人”（shitty people），社会就应该由更为优秀的白人种族领导。美国的极端右翼保守主义者还从历史中找到了两点证据支持“白人至上”的合理性。首先，从历史经验出发，“白人至上”被证明是一种合理的社会安排。德比谢尔认为欧洲白人很好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并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因此“白人至上主义者”（white supremacist）这个词本身并不是贬义词。因为在由白人做出关键决策的社会中，“白人至上主义”是一个由历史经验得出的更好的安排。其次，“白人至上主义”者认为除了白人之外的其他种族几乎不能够建构文明有序的现代社会。泰勒认为:“不同种族所构建的社会也不同。以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为例。黑人构建的共同体不会产生文明，因为只要有黑人的存在，不仅是西方文明，任何文明都会消失。”进而可知，美国的根基并不是美国建国者们所订立的诸多原则，而是那些订立规则的人，因为即便美国其他种族破坏了这些原则，白人也能够建立良善的社会。

美国的种族主义情绪通过社交媒体和“白人至上主义”网络杂志（Webzine）被广泛传播，对美国曾经倡导的文化多元主义构成了威胁，并直接挑战美国一贯宣称的以多种文化和平共存、相互交流、促进多元文化繁荣为特点的“美国梦”。如果种族主义在美国持续发酵，在不久的将来极端种族主义运动就有可能重新上演。

（二）道德绝对主义

道德绝对主义在西方的再次兴起，是西方社会转向激进右翼的一个重要表现。比如，在法国的民粹主义兴起的过程中，保守文化和地方主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美国，同样的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者的观念中，道德是至高的存在，人在社会中的一切行为都应该受道德规范约束，这构成了道德绝对主义的理论内核。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圣经》是最高的道德法典，美国的基督教传统伦理是最高的道德权威。因此，美国的道德绝对主义具有强烈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色彩。也正是这种原教旨主义色彩，让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者坚定地反对一切有悖于基督教伦理的“不道德”行为，并依上帝之名对“不道德”的行为予以纠正。因此，基于道德绝对主义观念，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政府有必要教导人们过有道德的生活，即通过行政或立法手段让伦理道德原则成为政策或法律矫正人们“不道德”的行为保障。在美国长期争论的堕胎问题和LGBTQ群体平权问题上，美国保守主义者通过反对堕胎（prolife）和反LGBTQ立场，使其道德绝对主义理念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认为，人类的生命具有连贯性，生命从诞生那一刻起就应该被尊重，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够出于任何理由剥夺任何生命降生的权利。2009年由美国150多名宗教领袖联名签署的《曼哈顿宣言:对基督教良心的呼唤》（Manhattan Declaration: A Call of Christian Conscience，下称《宣言》）的发布，体现了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支持生命权反对堕胎的强硬道德立场。《宣言》认为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的判例、支持堕胎合法化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是臭名昭彰的存在，正是这一判例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教皇保罗二世所批判的“死亡文化”（the culture of death）。这种“死亡文化”促使人们接受生命是不完美、不成熟或是不便利的信念，让人们在生命的各个阶段和各种情境下轻视生命。《宣言》中还批判了现代“优生优育”理念。《宣言》认为“优生优育”这种在20世纪欧洲精英沙龙中流行的观念已经走入坟墓，而美国人却用“自由”“自主”或是“选择权”将其重新包装，令其在美国“借尸还魂”。宗教领袖们签署《宣言》的目的是让生命在诞生之初就获得保障，阻止从生命形成时期就存在的杀戮。在美国支持反堕胎的社会组织有很多，其中美国国家级的宗教组织达33个，而国家规模的非宗教组织也有30多个。甚至美国著名宪法律师兼保守主义运动代表人物菲利斯·施拉夫雷（Phyllis Schlafly）也认为，“罗伊诉韦德案”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最糟糕的判决，这一判决应该为美国数以百万计还未出生就被杀死的生命负责。

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道德绝对主义理念的另一个体现是反对LGBTQ群体的权利合法化。首先，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LGBTQ群体是人类社会中的异类，会扰乱现实社会的道德规范，造成道德失序。当代著名的右翼保守主义政治活动家黎曦庭（Tim LaHaye）就是美国反对LGBTQ运动的先锋。作为一名接受过系统神学教育的福音派牧师，黎曦庭的观点可以说是当代美国保守派道德绝对主义支持者反对LGBTQ群体平权的最好体现。黎曦庭撰写了《不高兴的同性恋者:关于同性恋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什么》（The Unhappy Gays: What Everyone Should Know about Homosexuality），系统表述其反对同性恋的立场。在书中，他将同性恋称为激进的、有组织的和卑鄙的。他还列举了同性恋的16种类有罪的特征，包括“滥交”“欺骗”“自私”“虐待狂—受虐狂的脆弱性”以及“健康状况不佳和早逝”，等等。同时，他还提到了同性恋可能给基督教文化带来的危害:（1）未来十年间同性恋群体至少会扩大两倍;（2）会将越来越多的孩子和年轻人导向同性恋;（3）对同性恋的宽容会危及大多数人的公民权利;（4）一个对同性恋宽松的社会将导致犯罪和虐待狂的增加;（5）一个对同性恋宽容的社会将招致上帝的愤怒。基于这些观点，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者们认为LGBTQ群体不值得拥有和普通人一样的权利。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反对LGBTQ群体的权利合法化不仅是道德绝对主义的体现，也是对多元文化主义排斥的体现。

其次，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极力反对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基于基督教伦理，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者认为婚姻形式是一对男女组建家庭的必要程序，任何不同于这一形式的婚姻结构都是不合伦理的。基督教保守主义者家庭研究委员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主席托尼·帕金斯（Tony Perkins）认为婚姻关系应该仅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因为“这一定义根植于自然秩序本身。这一定义促进了人类的延续，也保障了父母在养育孩子时的合作。只有通过修改美国宪法才能保护这种联合”。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基督教领袖的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坚决反对同性婚姻，认为上帝会惩罚同性恋者。20世纪8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公共生活观点发言人与关注家庭组织（Focus on the Family）的创始人詹姆斯·多布森（James Dobson）认为，婚姻形式应该固定在一对男女的形式上，任何超越了这一形式的婚姻形式都是上帝所不许的。多布森激进地认为一切同性行为都是可以被克服的，因此在关注家庭组织名为“爱终会胜出”（Love Won Out）的交流会上，与会者会听到那些曾经的同性恋者讲述自己是如何克服同性恋倾向的故事。在《曼哈顿宣言》中，男人和女人结成夫妻这一现象被称为上帝最高的成就。为了维护传统男女结合的家庭，《曼哈顿宣言》极力呼吁人们恢复对于婚姻和爱情的忠诚。

（三）反多元文化主义

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者排斥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体系的优先性，他们认为只有其他文化融入这一文化，才能够保证美国的繁荣。自19世纪以来持续且大量的异质性文化移民涌入美国社会，造就了美国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现实。托马斯·柯林根斯坦（Thomas Klingenstein）借用历史学家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的观点，认为美国的文化根基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传统”（Anglo-Saxon protestant tradition），来到美国的移民都要被同化进这一传统所构筑的美国文化之中。在20世纪初，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首次将多元文化相互吸纳、融合，彼此包容的美国比喻为“大熔炉”（melting pot），而吸纳并融合不同的文化从此也成为“美国梦”的典型象征。

虽然赞格威尔首倡的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从而形成统一的美国文化的理想并没有实现，但多元文化主义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了美国的移民和文化政策。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智库克莱蒙特学院（Claremont Institute）主席莱恩·威廉姆斯（Ryan Williams）在《保卫美国——反对多元文化主义》一文中写道，多元文化主义让移民政策从1965年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将多元文化和种族多样性置于其他政治准则之上。在威廉姆斯看来，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过分强调社会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放纵少数族群通过身份政治追求政治、经济和文化平权，导致以“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传统”为底色的美国文化逐渐式微。而以威廉姆斯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在美国宪法通过之前，同化政治共同体内的新成员已然成为一种常识。当代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却让美国人相信，就美国未来公民与美国文化和政治的兼容性提问这种行为本身，不是种族主义行为就是文化帝国主义行为，或者两者皆有。柯林根斯坦也撰文表示，仅仅在一代人之前，美国的精英、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还愿意捍卫美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并试图使来到美国的移民被完全同化。而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冲击下，保守主义同化移民的观念已经被排挤到十分逼仄的角落。

因此，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反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集中体现为排斥外来移民。当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移民无法融入美国文化，外来文化和美国传统文化的冲突无法调和的时候，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排斥移民就是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者必然的选择。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大熔炉”式的文化融合主义观念正在被具有排斥性的沙文主义观念代替。而不论是美国传统的“大熔炉”式的熔铸单一文化的理念，还是排斥外来移民的沙文主义理念，都是同全球化以及全球命运共同体构想相悖的。因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各个国家并不仅仅追求在经济上的共同富裕，也需要通过文化的沟通交流促进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

（四）逆全球化

“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是美国右翼保守主义逆全球化理念的最好代表。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认为人性邪恶，全球合作体系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保护美国利益的“美国优先”策略才是最好的选择。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在全球范围内以美国军事力量为依托，不断扩张美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在国际秩序中将美国利益置于其他国家的利益之上，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美国主导的政治经济霸权，并将美国的经济压力和环境负担向外输出，让世界为美国的发展买单。同时，美国右翼保守主义为了维系资本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市场与私有财产，将军事力量视为达到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因此，“美国优先”实际上是以美国的军事势力为后盾，收割全世界发展红利的霸权思维。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将支持扩张性的外交和地缘政治的“美国优先”理念再次搬出，其实是为了转移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不断的经济下行压力。2018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中，特朗普明确地表达了反对全球主义和支持民族主义的立场，并强调美国主权不应该受到来自全球治理或其他超主权存在的限制与约束。除了特朗普之外，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保守主义者、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也支持美国重回单边主义立场，甚至在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口号之前，博尔顿就已经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抱有怀疑态度，认为国家应该切实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拥抱“美国优先”的逆全球化立场，给全球化进一步深化增加了阻碍。

二 右翼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

如果思想形态仅仅停留在空想，而没有形成实际的政治主张，就不能被称为政治意识形态。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兴起不仅仅提供了一套理论论证，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它提出了一整套政治主张，这直接影响了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甚至可以这样讲，右翼保守主义的很多理论基础，都可以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和立场中找到影子。而分析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主张，我们也可以看到其背后的右翼保守主义理论逻辑。在涉及种族主义、女权主义等各种问题的争论当中，价值观念和社会政策一直都是重合在一起的两个维度。两个维度互为表里，构成了右翼保守主义的一体两面。

（一）纵容种族主义

在竞选时，特朗普就表现出了对美国白人之外种族的敌意，特别是对墨西哥裔、穆斯林移民的敌视。特朗普选举期间在社交媒体上数十次转发“#WhiteGenocide”（白人种族灭绝）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人员的言论。“#WhiteGenocide”是美国极端右翼“白人至上主义”的运动之一，支持这一运动的白人种族主义者认为白人与其他种族通婚，会导致白人种族灭绝，而推动白人和其他种族通婚则是犹太人灭绝白人的阴谋。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言论表明了他一定程度上倾向于“白人至上主义”理念，对非白人种族的美国人抱有深深的歧视。

尽管就任后特朗普的言论相对于其竞选期间的言论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但特朗普的言行还是表明了他的种族主义倾向。

首先，特朗普对于美国少数族裔现状了解有限，并对少数族裔抱有偏见。美国国会内部的国会黑人核心小组（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CBC）在与特朗普会面后认为特朗普政府与CBC的核心目标是相似的，不过受限于教育经历和生活背景，实现目标的路线和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与会的CBC成员对于特朗普认为黑人代表的选区仅有黑人没有白人的偏见表示惊讶。特朗普指责巴尔的摩和芝加哥等黑人聚居城市每个小时都有杀人案，聚居在这些城市的非洲裔美国人没有精神（have no spirit）;特朗普将奥克兰（Oakland）和弗格森（Ferguson）这些地区犯罪率更高、社会治安更差的原因归结为这些地区是黑人聚居区;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过一个虚假数据，称美国有81%的白人是被黑人谋杀的;特朗普认为在城市中绝大多数的罪犯是黑人，而在美国的西班牙裔移民、墨西哥人等也是造成美国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特朗普采信这些无从考证的观点，一方面说明了美国社会中对于黑人受教育程度低、犯罪率高的刻板印象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特朗普通过刻板印象对少数族群做出评价，也说明了其种族主义倾向。张千帆教授在一次讲座中表示，强调少数族裔在美国的犯罪率高，这恰恰是美国白人对于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而运用少数族群中少数犯罪样本概括一个种族的整体特征，这就是种族主义，因为这种刻板印象采取针对整个种族的限制手段，就是种族歧视行为。

其次，特朗普有意纵容美国种族主义、放大种族对立的情绪。特朗普赦免了亚利桑那州因种族主义偏见受到指控的警长乔·阿尔帕约（Joe Arpaio）。阿尔帕约从警的五十年中，一直对少数族群和非法移民采取强力执法手段，同时他还被指控采取了种族侧写（racial profiling）手段。阿尔帕约被判有罪后不久，特朗普发布特赦令赦免了阿尔帕约所受到的一切指控。尽管对于阿尔帕约的赦免符合美国司法程序，但是阿尔帕约没有因其多年的种族歧视行为受到惩罚，这实际上又一次挑动了美国少数族裔和白人的对立，无形中放大了种族对立情绪。

最后，特朗普并不明确反对美国的极端种族主义立场言论，而且对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运动十分暧昧。特朗普竞选期间就任用了“白人至上主义”者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作为其竞选办公室主任，同时在当选后任命其为白宫首席战略官。这一系列人事任命动作释放出的信号令美国的非白人群体感到不安。2017年，弗吉尼亚夏洛维茨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发生骚乱，造成40多人受伤、3人遇难的悲剧。特朗普在之后的一次活动中称，夏洛维茨的悲剧责任在于双方，并对“白人至上主义”表示同情，称他们中也有很多好人，而且另类左派（Alt-Left）也负有相当的责任。特朗普这一表态得到了“白人至上主义”者大卫·杜克（David Duke）的支持，他“感谢总统的诚实和勇气”。在2019年8月的埃尔帕索（El Paso）枪击案中，枪手称自己是对西班牙裔人入侵德州的报复。美国媒体究其原因，便指向了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因为特朗普曾公开称西班牙裔人在入侵美国。美国媒体和评论人士将美国日益凸显的种族矛盾归因为特朗普政府对种族主义的纵容。

种族主义沉淀在美国政治基因中，只要美国社会种族之间的阶级性差异存在，客观上就存在种族之间对立冲突的社会基础。当社会问题被贴上种族标签后，社会中积蓄的矛盾冲突都会借由种族平等的诉求爆发。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所导致的美国社会动荡，一方面是部分不法分子借机打砸抢夺;另一方面白人警察杀死黑人嫌疑人，反映了美国自建国以来黑人地位低微、白人高高在上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改变，这一点激怒了美国社会中的黑人群体。而特朗普政府对于种族主义一贯的纵容态度是造成美国困局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反堕胎

在是否支持堕胎的问题上，美国左右两派尖锐对立，堕胎问题成为撕裂美国文化观念的重要主题。特朗普在2016年参选之初，就明确表示了他反对堕胎的立场，并承诺停止联邦政府向堕胎诊所的计划生育联合会（PPFA）提供资金援助。同时特朗普认为，如果堕胎在美国是非法的，那么任何帮助女性进行堕胎的人员都应该受到惩罚。在竞选时，特朗普表示会通过任命反堕胎立场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来逆转“罗伊诉韦德案”的最高判决结果，因为特朗普认为保护生命权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立法，因此特朗普在竞选之初承诺会在当选后20周内通过国会立法的方式禁止堕胎。

在就任后，特朗普采取了多项措施反对堕胎。特朗普政府将关于堕胎是否合法的决议权放还给各个州立法院，由各州自行决定。随后在2019年5月，阿拉巴马州州长签署了“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反堕胎法案”。特朗普还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恢复了《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其内容表示不会再向支持堕胎立场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任何资金帮助。2018年，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SS）动议修改“十号家庭计划生育方案”（Title X Family Planning Program），其所提交的动议载明，转介病人进行堕胎的诊所、与提供堕胎服务诊所共用资金和设备的诊所，将不再拥有从“十号家庭计划生育方案”中获得资助的资格，医生可以基于自己的宗教信仰拒绝患者对堕胎相关事项的咨询。而且在反对堕胎问题上，从美国时任副总统麦克·彭斯（Mike Pence）到阿拉巴马州州长凯·艾薇（Kay Ivey）都表示支持生命权利高于自由权利，就算是被侵犯导致怀孕也不能够堕胎。这些官员的表态也说明了反对堕胎的理念已经被共和党极端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不惜牺牲女性的自由。

保护生命这一观念初衷是保障人类的生命权，但是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拥趸为了同美国进步左翼划清立场边界，不惜借助道德绝对主义的理念宣扬教条式道德观念，这损害了民众的自由与权益。从现实出发，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对于生命的泛化保护损害了女性的自由权利。激进的反堕胎政策要求，女性不论以何种方式受孕，都不能够放弃生育腹中胎儿。这忽视了女性的诸多权利，用道德绑架了女性的生育自由，特朗普政府的反堕胎政策中仅修改“十号家庭计划生育方案”一项就影响到了150万女性的合法权利。在价值层面上，反对堕胎实际上带有浓厚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色彩。反对堕胎实际上是在强迫民众接受绝对化的一元道德观，是在向民众强制灌输绝对化的基督教道德观念，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罔顾美国多元宗教和民族现实的体现。

（三）减少对LGBTQ群体的保护

早在竞选时期，特朗普对LGBTQ群体权益相关问题的回答就十分模糊，甚至刻意回避。特朗普就任伊始，由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GLAAD）确认的特朗普政府对于LGBTQ群体的攻击就达120件以上。对于美国LGBTQ群体来说，特朗普及其代表的美国右翼保守主义者就是噩梦一般的存在。

特朗普政府消极对待LGBTQ群体的保护性政策。事实上，特朗普是第一位在共和党大会（Republican National Convention）提出LGBTQ权利问题的共和党提名人选。上任之初，特朗普也曾宣布会保留奥巴马政府颁布的旨在保护联邦政府工作场所中LGBTQ群体不受歧视的行政命令。但随后不久的2017年3月，特朗普就推翻了奥巴马政府对LGBTQ群体在工作场所不受歧视政策的关键部分，允许联邦承包商无需证明他们遵守奥巴马时期的非歧视政策，这大大增加了LGBTQ群体在工作环境中受到歧视的风险。

特朗普政府还起用对LGBTQ群体存在歧视立场的司法官员，这引起了少数性别群体的不满。2017年，特朗普提名对LGBTQ群体存有偏见的尼尔·哥萨奇（Neil Gorsuch）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哥萨奇曾在第十巡回法庭“伯维尔诉霍比大堂商店案”（Burwell v. Hobby Lobby Stores）中援引信仰和宗教自由原则，变相支持了企业对于LGBTQ群体的歧视。这一任命从司法层面压缩了LGBTQ群体维护权利的空间，也威胁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公正，招致LGBTQ群体的抗议。

特朗普政府还禁止跨性别群体参军或在军队服务。2017年，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军队不能够为跨性别群体提供高额成本的医疗服务，因此将不再允许跨性别群体在美国军队担任任何职位。2017年8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备忘录，禁止跨性别者加入武装部队。这一政策不仅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的广泛批评，还受到了来自美国各级法院的挑战。但2019年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比例，裁定特朗普禁止跨性别群体在军队服役的政策生效。

（四）限制移民入境

早在竞选时，特朗普就表明了他反对移民的立场。当选后，特朗普开始积极地通过切实的政策限制移民入境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政策也成为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集中体现。特朗普政府的反移民政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限制移民入境和限制入境移民的权利。

特朗普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手段严格限制特定移民入境。2017年1月，刚刚就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就签署了《促进边境安全与移民执法》（“Border Security and Immigration Enforcement Improvements”）与《加强美国内陆公共安全》（“Enhancing Public Safety in the Interior of the UnitedStates”）两项行政命令，并明确表示要动用联邦资金在美墨边境建立隔离墙。在行政命令的要求下，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扩大执法队伍，同时美国各州恢复了针对移民的“安全社区计划”（Secure Communities Program）来加强对移民的控制和监管。特朗普政府还明确提出要限制穆斯林入境美国或者移民到美国。2016年，特朗普重新制定了禁令，不再简单依据宗教信仰阻止穆斯林移民，而是拒绝一切对美国及其盟友存在恐怖主义威胁的伊斯兰地区的人员入境美国。2017年3月，特朗普签署名为《防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Protecting the Nation from Foreign Terrorist Entry into the United States”）的行政命令，暂停伊朗、伊拉克以及利比亚等七个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同时还禁止没有签证和有效旅行证件的难民入境美国。

特朗普政府还削减已经进入美国的移民享有的权利和社会福利，试图将这部分移民排挤出美国。首先，特朗普试图修改美国公民出生地原则（birthright citizenship），不再承认移民在美国的后代拥有美国公民身份。2018年10月，特朗普表示，他将通过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废止公民出生地原则。特朗普还以移民的经济条件为标准进一步限制移民获得绿卡和签证的机会。2019年8月，特朗普发布行政命令，规定在36个月内享受任何一项福利时长超过12个月的移民，即被视为享受公共收费，美国政府将不会受理这些人的绿卡和签证申请。这一项政策主要是针对美国国内现有的合法移民，而“公共收费享有者”通常都是低收入群体，因此这项行政命令可以解读为特朗普政府在有意限制贫穷移民享有的社会服务和福利，其目的是将这些经济地位弱势的移民赶出美国。

上述限制外来移民的政策说明，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既没能够将这些拥有异质性文化的移民熔铸进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的白人文化体系中与之和平共处，又要坚持抵制多元文化主义。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政策降低美国移民的犯罪率、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特朗普政府忽视了美国长久以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所依赖的多元文化主义，以及由开放和包容带来的世界各国人才和劳动力优势。

（五）退出国际组织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并不是单纯地优先考虑美国利益，而是要通过美国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打破既有的全球化秩序，抑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维持美国在“二战”后世界第一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据不完全统计，为了维持有利于美国一家独大的世界秩序，特朗普政府时期已退出、威胁退出和重新谈判的国际多边和双边政治、经济、贸易合作机制有10项之多。

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认为现有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对美国不公平，需要打破不公平的现状以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因此，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对其经济发展有限制的条约和多边贸易体系，并同其贸易伙伴就原本的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为美国争取更多利益。特朗普坚持认为《巴黎协定》所规定的减排环保内容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并会将美国永远置于不利地位，因此他于2017年6月宣布不再落实不具有约束力的《巴黎协定》。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呼吁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的理由是这一多边国家贸易协定会损害美国经济，令美国经济丧失独立性。在2016年的一次讲话中，特朗普称经济策略需要将美国放在第一位，美国会与各国协商更为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并让制造业与工作机会重新回到美国。而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实现其经济策略的关键一步。而且为了实现“美国利益优先”的经济策略，特朗普政府同加拿大、墨西哥废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经过重新谈判签署了《美墨加协议》。特朗普政府排斥多边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尝试通过双边协定重新构建美国的国际贸易格局，而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会选择遵守原有的双边协定。在2016年竞选期间，特朗普认为《韩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一项“杀死了许多美国就业机会的协议”，在其当选后随即开始和韩国重新谈判双边协定并于2018年达成新协议。

在国际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也并没有维持多边对话和地区稳定的意愿。特朗普指责俄国不遵守《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在没有尝试对话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单方面宣布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这极有可能使全球拥核国家陷入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采取强硬手段制裁伊朗，使过去多年在《伊朗核问题协议》下取得的成果付诸东流，并在2018年5月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这也使原本存在转机的伊朗核问题再次陷入困境。

特朗普政府对于国际合作也持消极态度。特朗普政府时期分别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为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退出联合国相关组织象征着它不再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合作。而在新冠疫情期间，特朗普政府无端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并通过声称不再赞助和退出的方式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以实现打压中国的目的。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7月告知联合国秘书长，美国将会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一决定将于2021年7月生效。特朗普政府的这种消极国际合作态度已经对全球化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破坏了过去几十年构建起来的国际合作体系。

（六）发起贸易冲突

特朗普政府另一个逆全球化的政策是对中国发起贸易冲突。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贸易冲突，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通过加征不合理的惩罚性关税、限制中美企业业务交流等诸多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

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诸多商品加征巨额关税，征收金额突破千亿美元，这是美国对中国发动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冲突。2018年3月特朗普称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与商业秘密，并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这也标志着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冲突正式打响。在随后近两年的时间里，美国不断追加征收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在中美贸易摩擦初期，中美两国曾一度达成协议，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其后于2018年6月公布了第一批针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征税清单，将原定10%的税率提高到25%。7月，美国正式针对340亿美元的中国输入商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剩余的160亿美元商品也于8月加征了25%的关税。在2019年中美举行的为期90天的谈判过程中，中美双方贸易对抗的措施有所克制。但是2019年5月特朗普宣布对另外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当年8月，由于不满中国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进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对剩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征收10%的关税，并于8月5日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破坏了现有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主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也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贸易的全球化进程，使资本和商品的全球流动遇阻。尽管2020年初中美达成了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带有十足的敌意，并且妄图在中美贸易的第二阶段谈判中用经济手段干预中国香港和新疆等内政问题。

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冲突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直接的好处。根据美国统计局的统计数字，美国发动贸易冲突的一年内，对华逆差比上一年同期减少600亿美元，但对华逆差总量依然维持在3600亿美元左右。不仅如此，美国农产品出口也从中美贸易摩擦开始前的250亿美元，一度下跌至70亿美元。美国在此期间对农业经济给予补贴，但是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这对美国整体经济来说是杯水车薪，而且中美贸易摩擦直接影响了中美投资环境，2019年上半年中国的对美投资，已由2016年的540亿美元锐减至25亿美元。

三 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政治思潮中的某些极端理念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提出了种族主义、道德绝对主义、逆全球化等理论，同时还在美国国内和国际政策当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我们很难找到非常细致的对应因果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形成了映射关系（见表1）。

特朗普政府纵容了美国种族主义情绪的发展。特朗普通过自己的权力赦免了支持种族主义立场的警长。特朗普本人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示对于“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支持。总的来说，特朗普以及当时的美国政府在种族主义问题上态度十分暧昧，甚至对美国以另类右翼为代表的种族主义运动表示了支持。特朗普政府禁止女性堕胎的严厉态度与对LGBTQ群体权利的漠视，都体现了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道德绝对主义立场。在反堕胎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将判定堕胎是否合法化的权力下放给各州政府。特朗普政府停止了对支持堕胎合法化的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并修改了有关计划生育的法案，限制了需要堕胎咨询和医疗服务的女性可获取的医疗资源。在LGBTQ平权领域，特朗普采取的手段更为直接。特朗普政府直接推翻了奥巴马时期禁止歧视LGBTQ群体的法案，启用对LGBTQ群体有歧视的司法官员，还禁止跨性别群体参军或为军队服务。

特朗普政府的限制移民入境美国的政策和削减在美国的移民的社会福利政策都明确地体现了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特朗普以公共安全理由签署了《促进边境安全与移民执法》《加强美国内陆公共安全》和《防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等多项行政命令，严格限制外来移民入境。同时，特朗普政府通过削减移民在美国享有的社会福利资源，并将移民在美国享受社会福利的多少与移民是否能够申请美国签证和绿卡直接联系起来，试图将低经济水平的移民从美国赶出去。

特朗普政府脱离国际政治经济的多边合作体系，并对中国发起贸易冲突是美国右翼保守主义逆全球化理念的直接体现。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为了美国经济利益最大化，退出了《巴黎协定》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同加拿大、墨西哥还有韩国重新商定了对美国更为有利的贸易协定。在国际政治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退出了《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伊朗核问题协议》，使全球地区安全稳定受到了巨大威胁。在其他国际合作领域，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同时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时候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与此同时，为了打压中国的发展、保证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贸易冲突。美国发起的贸易冲突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造成了巨大破坏，严重影响了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并使世界经济发展陷入危机。

总之，特朗普任上的诸多激进政策的制定和许多激进的立场言论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都有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内含的种族主义、道德绝对主义、反多元文化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极端理念为其背书。右翼保守主义回归美国政治生活，本质上体现了美国国内种族矛盾、世俗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矛盾和后发国家追赶与美国发展放缓之间的矛盾。因此，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回归是上述矛盾积累且无法调和的结果。从短期现实出发，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符合当时美国所需解决的矛盾，但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和政治主张也必定会激化种族矛盾，让民众生活被过度干涉，破坏国际和平稳定的大环境。而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美国右翼保守主义的回潮，因为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回潮是当今世界政治极右倾向愈发明显的一个表现，世界各国在极右政治的大环境下实现国际合作并保持和平稳定发展变得愈发困难。中国如何与拥抱右翼保守主义的美国开展国际政治、经济交流，以及中国如何在极右政治愈发明显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保持和平发展，依旧需要我们继续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