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英琳中校 著 吴万伟 译
“你们军官用别人不知道的插科打诨寻开心，根本没想着认真服役。这是愚蠢的根源，一旦严重冲突爆发，就造成最可怕的后果。”----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美国在一代人中第二次面临败在叛乱者手中的前景。1975年4月，美国逃离越南共和国，放弃盟友，任凭他们沦落在北越共产主义者手中。在2007年，伊拉克的严重和日益恶化的状况让美国人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预示着范围更广、破坏性更大的区域战争危险。
这些溃败不能归咎于个人的失败，而是整个机制的危机：美国的将军群体。美国的将军们没有让部队做好战争的准备，没有为民选政府提供使用武装力量获得政策目标的建议。这个观点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将军们有社会责任为政策制订者提供战略可能性的确切预报。其次，美国在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将军没有履行好这个职责。第三，克服美国将军危机的措施需要国会的干预。
将军的责任
进行战争的不是军队，而是国家。战争不是军事行动，而是涉及整个国家的社会活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注意到激情，概率和政策都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任何忽略其中一个因素的战争理解从根本上说都是错误的。人的激情对于忍受战争中的必然牺牲是必须的。不管政府体制如何，它提供战争所需要的鲜血和宝库。政治家必须挑动这些激情以达到大众愿意赴汤蹈火的程度。如果政策目标不大，政治家可以挑起冲突、不要求公众做出巨大牺牲。但是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类的全球冲突就要求全社会的充分动员，以便提供战争胜利所需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政治家的最大错误就是在没有动员全民激情达到对付冲突危险的情况下贸然带领国家进入规模庞大的战争。
公众激情是成功的战争行为所需要的，但是光这些还不够。要成功，将军们必须给政策制订者和公众提供对战略概率的准确估计。将军有责任估计使用武力取得政策目标的成功的可能性。将军描述成功战争行为所需要的手段，以及国家使用这些手段的方法。如果政策制订者渴望的目标，而他能提供的手段根本无法达到，将军有责任提醒政治家这个不一致。政治家必须调整政策目标或者动员公众的激情以提供更多的手段。如果政治家在用不足的手段发动战争时将军保持沉默，他就应当为这个结果承担责任。
不管战争受到激情和概率多么大的影响，战争最终是政策工具，战争行为是政策制订者的责任。战争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社会活动。奥古斯丁（Augustine）告诉我们战争的唯一目的是获得更好的和平。通过战争获得更好的和平的选择本身就是价值判断，政治家必须决定值得杀戮和死亡的利益和价值。军人并不比普通公民更有资格做出这些判断。因此，他必须把自己对这个领域的贡献局限在自己的专长领域----对战略概率的估计。
对战略概率的正确估计可以进一步被分成战争准备和战争进行。战争准备包括武装力量的招募，武装，配备和训练。战争进行包括武装力量的计划和使用，以及知道这些力量的配合。
为了准备战争力量，将军必须想象未来战争的条件。为了适当地招募军事力量，将军必须想象未来战争需要的武装力量的质量和数量。为了适当武装和配备军事力量，将军必须设想未来战争中的物质装备。为了适当培训军事力量，将军必须设想未来战场的人类需求，在和平演习中模拟这些条件。当然，最有技能的将军也不能精确设想未来的战争将怎么打。根据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人迈克尔·霍华德爵士（Sir Michael Howard）的话“在动员和组织战争部队时，唯一清楚的内容是你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但重要的是不能差得太远，这样你就可以很快拨正。”
将军犯下的最悲惨错误就是想当然假设未来的战争将和从前的战争差不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将军就犯下如此错误，认为下一场战争仍然是火炮和固定壕堑防御工事为主的静态战场。在整个战争间隙的岁月里，法国将军招募，配备，武装和训练法国军事力量要打一场过去的战争。与他们截然相反，德国将军在这段时间内企图打破火炮和碉堡创造的僵局。他们开发出了新的战争形式---结合流动性，火炮和分散战术的闪电战。德国军队没有特别准确地把握这个新形式，在1939年占领波兰后，德国陆军对自己的战法进行了批评性的自我审查。但是，德国将军没有犯大错，不到一年后，就调整战略做好入侵法国的准备。
在设想了未来战争的条件后，将军有责任像文职政策制订者解释未来战争的要求，以及如果不能达到这些要求产生的危险。文职政策制订者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意愿去深入考虑遥远未来的战略概率。政策制订者，尤其是民选代表，面对集中考虑表现公众即刻的担忧的短期挑战的强烈诱惑。而增强军事力量是需要几十年时间的漫长努力过程。如果将军等待公众及其民选代表即刻感受到国家安全的威胁时才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就等待时间太长了。在国家处于和平时期，大声吆喝要准备战争的将军可能面临地位和职务的危险。但是，一个不敢大声说话的将军会让国家安全处于危险之中。
不能设想未来战场表明将军专业能力上的缺陷，但是如果清楚看到问题所在而什么也不说就是专业品质上更加严重的缺陷了。道德勇气往往和受欢迎程度成反比，这个观察在军人领域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更真实。军事革新的历史充满了那些清晰看到积聚的危险而大胆鼓吹改变的改革者饮恨失败的例子。一个专业军人必须具有身体上的勇气面对战场上的危险、道德上的勇气承受公众的嘲笑。在战场内外，勇气都是将军的第一个重要品质。
越南战争中将军的失败
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是美军历史上最让人震惊的失败。美国的将军们拒绝让陆军进行非传统的战争，尽管有充分证据显示这样的准备在进行。因为没有能准备好这样的战争，美国的将军们在没有连贯的胜利计划的情况下就把部队派到了战场上。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缺乏连贯的战略，美国输掉了这个战争和58000名以上军人的性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众多的迹象显示美国的敌人将转向叛乱来取消我们在火炮和机动性上的优势。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提供了西方军队在面对非传统敌人时的客观教训。这些教训并没有被美国政治人物中的敏锐者所忽略。1961年，肯尼迪总统警告“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在激烈程度上新，在起源地上古老，那就是由游击队，叛乱者，颠覆者，暗杀者进行的战争，通过伏击而不是对抗的战争，通过渗透而不是进攻，通过躲避和消耗敌人而不是战斗寻求胜利的战争。”作为对这些威胁的反应，肯尼迪进行的全面的项目让美国的武装里准备反叛乱的战争。
尽管有盟友的教训和总统的敦促，美国将军没有让军队做好反叛乱的斗争。陆军参谋长乔治·戴克（Gen. George Decker）向年轻的总统保证“任何一位好的士兵都可以对付游击队员。”尽管肯尼迪的指导是正好相反的，陆军仍然用传统的术语来看待越南战争。到了1964年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上将（Gen. Earle Wheeler）将军明确地说“越南问题的实质是军事”。而陆军在总统的敦促下做了很小的组织上的调整，将军们仍然死抱着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inevich）所谓的“陆军概念”不放，战争核心集中在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上。
没有能准确设想越南战争的条件，美国的将军仍然用传统的方式进行战争。美国军方开始分等级的消耗战略，旨在迫使北越接受谈判的和平。美国在越南的革新方面努力非常有限。由国务院“喷灯”鲍伯·克鲁莫（Bob Kromer）的打头阵的先遣的全国发展革命运动(CORDS)是针对叛乱政治和经济原因的严肃努力。海军陆战队的联合行动计划(CAP)是保障居民安全的革新途径。但是，这些努力最多可以被描述为太少，太晚了。像CORDS和CAP之类努力从来没有收到产生重大变化所需的资源。美国军方在战争后期很不情愿接受这些革新，在美国公众对战争感到不耐烦之后。
美国的将军不仅没有开发出在越南取得胜利的战略，而且在文职政治家制订的战略造成失败后基本上保持沉默。正如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在“玩忽职守”（Dereliction of Duty）中说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惟有向总统提供取得战争胜利的完整连贯的计划。陆军参谋长哈罗德·约翰逊（Harold K. Johnson）在1965年估计胜利需要70万人的军队需要5年时间。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华莱士·格林（Wallace Greene）在部队层次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在约翰逊总统不断增强战争规模时，两人没有一个把自己的观点讲给总统或者国会听。约翰逊总统一直努力要向公众隐藏越南战争的代价和后果，但是这样的欺骗行为要求美国将军的消极认可。
因为在战争中已经参与了对美国人民的欺骗，陆军在战后选择自我欺骗。在“学会用刀子吃汤”（Learning to Eat Soup With a Knife）中，约翰·纳格（John Nagl）指出不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越南战争后陆军把精力集中在它知道如何取胜的战争，高技术传统战争。这个否认战略的基本贡献是由哈里·萨默斯（Harry Summers）上校写的“论战略：越南战争的批评分析”的发表。萨默斯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教官，认为陆军的错误在于没有足够重视越南的传统战场，陆军喜欢听的教训。尽管刚刚被叛乱军队所打败，陆军仍然在大幅度削减投入到反叛乱方面的训练和资源。
到了1990年初期，陆军的传统战争打法的焦点好像已经被证明是无辜的。在1980年代，美国军方从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和平时期军队增加中获得利益。高技术装备极大提高了机动性和地面部队的杀伤力。陆军国家训练中心把陆军的传统战争战斗技能提高到顶尖水平。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苏联的失败和直接与美国对抗的徒劳无益。尽管美国支持阿富汗、尼加拉瓜和安哥拉的叛乱加速了苏联的灭亡，美国军队在整个1990年代很少思考对付叛乱的策略。美国的将军没有多少反思假定未来的战争将和过去的战争非常相似。传统武装力量的国与国的冲突。美国1991年迅速打败世界第四大的伊拉克军队好像证明了美国军方越南战争后改革的智慧。但是军方从沙漠风暴行动中吸取了错误的教训。它继续在准备过去的战争，而未来的敌人则在准备新型战争。
美国将军在伊拉克的失败
美国将军在伊拉克重复了在越南犯下的同样错误。首先，在整个1990年代，我们的将军没有设想未来战争的条件，并以此训练部队。第二，美国将军没有能在伊拉克战争开始前正确估计取得政策目标所需要的方式和手段。最后，美国的将军没有能为国会和公众提供伊拉克战争的准确评价。
1990年代美国武装力量尽管口头上高唱“转型”，但是在1991年底后没有进行多大的改变。在“投石器和石头”中，哈姆斯（T.X. Hammes）说国防部的转型战略几乎专门集中在高技术传统战争上。美国军队的信念，组织和设备和训练证明了这个观察。武装力量在前5年的全球反恐战争使用的反叛乱思想是在里根政府时期制订的。尽管在1990年代进行过多次稳定性行动，军队很少做提高能力的活动，为了民用设施重建和安全力量发展。1990年代的购买优先考虑仍然跟从冷战模式，大量的资金用在新战斗机和火炮系统。在学校和训练中心使用的最常见的策略景象重复高强度的国家间的冲突。在21世纪初期，美国在进行打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残酷的适应性的叛乱活动，而我们的军队在过去的十年很少进行这样战斗的训练。
花费了十年的时间准备错误的战争，美国将军错误估计了伊拉克战争成功所需要的手段和方式。他们在伊拉克最根本的军事错误就是没有能提供足够的武装力量为伊拉克人民提供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在1998年的战争计划中估计入侵伊拉克的话，38万人的部队就足够了。
使用在波黑和科索沃的行动作为模式预测所需要的部队人数，陆军一项研究估计47万人。在美国将军中只有陆军参谋长埃里克·辛赛基（Eric Shinseki）将军公开说要稳定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需要“几十万士兵”。在战争开始前，布什总统答应为了胜利给予地面指挥官所需要的一切。私下里，高级将领不管是现任的还是退役的，都表达了对于伊拉克武装力量不足的严重疑虑和担心。这些领袖后来表达了他们的担心在说明一切的《惨败》和《眼镜蛇II》。但是，当美国用胜利所需的力量不到一半的人和伊拉克作战的时候，这些将军并没有公开表达反对意见。
考虑到部队力量的缺乏，即使最杰出的将军也不能制订稳定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的方法。但是，战后伊拉克的无能计划把缺乏部队造成的危机很快变成了大溃败。在1997年，美国中央司令部演习了“跨越沙漠”显示许多战后稳定任务将落在军方身上。美国政府的其他部门缺乏足够的能力做伊拉克所需要的大规模的工作。尽管有这些结果，中央司令部接受了这个假设国务院管理战后伊拉克。军方从来没有向总统解释稳定战后伊拉克内在的艰巨挑战。
美国的将军没有设想伊拉克战争的条件，也没有能适应反对叛乱的要求。反叛乱理论要求给予民众持久的安全。但是，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在伊拉克的美国部队一直被集中在前行的大基地和伊拉克民众脱离，集中在抓住或者击毙叛乱者。反叛乱理论要求加强所在国机构的能力为民众提供安全和其他基本服务。美国的将军把创造过渡小组开发地方安全力量的努力，外省重建小组来改善基本服务作为马后炮，从来没有提供成功所需要的人事的数量和质量。
除了进入伊拉克的部队严重不足，没有连贯的战后稳定计划外，美国将军也没有向美国公众准确描述叛乱的严重程度。伊拉克研究小组得出结论说“伊拉克的暴力事件报道严重不足。”该小组注意到“在2006年7月的一天就发生报道的93起袭击或者严重暴力行动。但是对那天的报道的详细研究揭露出1100起暴力事件。好的政策是很难制订出来的，如果消息被系统地搜集，以这样的方式，把和政策目标冲突的信息最小化。”民众安全是反叛乱有效性的最重要标准。但是三年多了，美国将军继续坚持说美国在伊拉克取得进步。但是对于伊拉克平民来说，自从2003年以来每年都比前一年更危险更要命。因为不清楚的原因，美国将军过低估敌人的力量，过高估伊拉克政府和安全部队的能力，没有给国会提供伊拉克安全形式的准确评估报告。而且，美国将军没有清楚解释把这个国家可以调动的地面力量大量投入到一个作战地区而带来的巨大战略风险。
和越南和伊拉克的美国将军共同的思想和道德失败构成了美国将军的危机。任何集中在个别肇事者的解释都是不够的。不是哪一个领袖，不管是军方的还是平民的，造成了越南或者伊拉克的失败。两个战争中的不同军方和文职领袖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在两次战争中，将军们设计要给政策制订者建议，准备力量和采取行动没有能实现预期的功能。要了解美国如何在三十年内第二次败在弱小的反叛敌人手中，我们必须看产生将军群体的结构上的影响。
我们需要的将军
对失败将军研究最著名的著作是富勒（J.F.C. Fuller）的《将军的疾病和治疗》（Generalship: Its Diseases and Their Cure）。富勒是英国少将，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装甲作战首次尝试的行动。他发现伟大将军的三个共同的特征，勇敢，创造性智慧和强壮的体质。
我们需要智慧的，创造性的，勇敢的将军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对美国三星和四星将军的调查显示只有25%拥有从民用学校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的高级学位。反叛乱理论认为外语精通是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但是陆军将领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外语。美国将军的体格上的英勇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说到他们的道德勇气就很难这么肯定了。在超现实主义语言中，军方专业人士把他们最近缺乏真诚坦率归咎于他们的文职领导的威胁性管理风格。既然公众直接关心的是伊拉克的危机，我们的有些将军终于表达了自己的声音了。他们或许等待了太长的时间了。
不管是行政部门还是军方本身都不大可能修改美国将军们的缺点。实际上，行政部门寻求温和团队领袖担任高级将领的倾向是部分原因。军方本身也同样难辞其咎。产生将军的机制很少奖励创造性和道德勇气。爬上将军级别的军官就是通过类似的途径和模式上来的。高级将领不管是现役的还是退休的，是在决定一个将领是否可以提升为将军时最重要的人物。下属或者同级人员的评价在军官的升迁中基本不起任何作用。所以要想升迁只要讨好上司就行了。在高级将领提拔类似自己的人物的制度下，存在强大的趋同性的推动力。期望花费25年时间遵照体制期待的将领在40多岁的时候一下子成为革新者是不现实的。
如果美国渴望将军们具有创造性和道德勇气，就必须创造一种奖励这些品质的机制。国会可以通过在三个方面发挥适当监督功能创造这样的刺激。第一，国会必须改变提拔将领的体制。第二，监督委员会必须使用不断增强的审查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的必要手段和适当方式。第三，参议院必须为确认没有能在可以接受的人员和财产代价的情况下实现政策目标的将领承担责任。
为了改善将军的创造性智慧，国会必须改变选拔将领的体制，能够奖励适应性和智慧成果。国会应该要求军方实施对校级军官和将官360度的评价。低级军官和军士是首先适应的人因为他们最直接承担失败的战略的冲击。他们也更少受到体制性规范的约束，更少受到体制禁忌的影响。低级军官对于他们的将领的评价往往有很大价值的真知灼见。但是现在的升迁体制把这些评价都排除在外了，把下级和同级军官的评价作为提升将领决策的依据之一将让军官更愿意随实际情况变化而做调整，不大可能认可已经过时的做法。
国会也应该修改军官选拔体制，以奖励思想成就。参议院应该考察三星或者四星将领提名人的教育和专业写作水平作为确认过程的一部分。参议院决不会通过从来没有上法学院或者写过任何法律文章的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但是它通常都确认没有在社会科学或者人文科学受过研究生教育也不会说外语的四星将军。高级将领必须能够预测未来的冲突是什么样子，要在这些冲突中取胜美国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必须具备了解和交往外国文化的能力。学术成就的记录和外语的精通是一个军官成为高级将领的有效标志。
为了奖励将军们的道德勇气，国会必须提出关于战争手段和方式的棘手问题作为监督责任的一部分。有些答案可能是让人吃惊的，这就是为什么国会没有问，将领没有回答的原因。国会必须询问在长期战争中需要下一代人付出的金钱和人力的坦率评估。获得胜利所需要的资金可能挤占大众民用项目的资金。需要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可能让人怀疑全部自愿兵制度的可靠性。国会必须重新考察现行资源的分配体制，要求购买优先项目反映我们面对的最可能的威胁。国会必须同样坚强地确保战争的方式有助于以符合国家政策目标的方式终止武装冲突。如果我们的行动产生了能够战胜的更多的敌人，没有足够多的力量能保证战争胜利。现在的监督努力证明是不够的，让行政部门，军方和游说团体提供有时候不完整的，不准确的，为自我利益服务的信息。发挥有效充分的监督职责要求国会议员具备所需的专业技能提出正确的问题，表现追求真理的勇气，不管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国会必须提高责任追究能力，发挥很少使用的权威确认退休将军。从法律角度看，国会必须确认一个三星或者四星退役的军官。在过去，这要求在除了个别例外情况下都是走过场。一个为人权大丑闻负责或者为安全恶化负责的将军在退役时应该降低级别。一个不能给国会提供战略概率的准确和坦率评估的将军应该承受同样的处罚。正如现在的情形所显示的，一个丢失了枪的士兵比丧失了战争的将军承担更大的责任。通过发挥对退役将军确认权，国会可以恢复高级军事将领的责任追究制。
致命的危险
本文以腓特烈大帝对军官把精力集中在战争的更大方面的劝说为开始。普鲁士君主的革新让他的军队成为让欧洲恐怖的力量，但是他知道他的对手在学习和适应。腓特烈大帝担心他的将军们了解他的战争体系，却没有深入思考不断改变的战争本质，这样做将把普鲁士的安全处于危险中。这些担心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在1792年的瓦尔米之战（Valmy）中，腓特烈的继任者被法国的城市乌合之众打败。在此后的14年里，普鲁士的将军想当然假定未来的战争和过去的战争差不多。在1806年，普鲁士军队因循守旧在耶拿（Jena）被拿破仑打败陷入灾难。腓特烈的预言应验了，普鲁士成为法国的附属国。
伊拉克成为美国的瓦尔米之战。美国将军被他们没有准备好的，不理解的战争形式所制约。他们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花费多年时间掌握战争体系却没有深入思考改变了的战争性质。他们进入伊拉克的时候想当然地假设未来的战争和过去的战争类似。那些个别清楚看到我们对付叛乱分子的脆弱性的人没有为应付这些危险说或者做多少事情。正如在瓦尔米一样，这个失败不管多么丢人，本身并不代表国家的灾难。时间是晚了，但对于准备长期战争的挑战来说并不算太晚。我们仍然有时间选拔那些拥有预见未来冲突的智慧和为文职政策制订者提供国家安全所需要的准备的道德勇气的将军。选拔这样的将军的权力和责任在于国会。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我们的耶拿就会等着我们。
译自：“A failure in generalship”BY LT. COL. PAUL YINGLING
http://www.armedforcesjournal.com/2007/05/2635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