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们所知，一元主义的文明观和真理唯我独占的心态在西方曾经是一种主流思维。可是随着启蒙思维的扩散，随着西方与非西方世界思想交流的日益深入，一元主义的文明观开始在欧洲和美国等地失去市场。为了更清楚地认知历史上西方人的文明史观，不妨对哲学家黑格尔的相关论述作一个简单的梳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启蒙时代 —— 一个进步论如日中天的时代，一个人人以进步相标榜，以为只有西方甚至欧洲能够进步，世界其他区域及其他民族则不可救药地落后、蒙昧，处在“历史”之外 —— 的产物，可视为启蒙运动以降很多西方人内心思想的真实写照。至于启蒙运动乃至文艺复兴之前基督教如日中天的时代，“教外无真理”本身便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其他宗教-文明即便不是魔鬼也无足挂齿，有关多元主义文明观的讨论根本提不上议程。
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提出了“世界历史理性”或“世界历史精神”的概念。[1] 他认为，世界历史是所谓“精神”的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是所谓“精神”的一种充分的自我意识和实现；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甚至“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便是自由。[2] 可问题是，这一思想虽然如此伟大，如此重要，包括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内的东方人对之却毫无意识，尽管历史是在东方开始的。黑格尔为何竟敢这么说？他想当然地认为，在东方，除了皇帝一人是自由的，其他所有人都不自由。但在欧洲人的文化祖先希腊人那里，“我们马上便感觉到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家里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到了‘精神’的家园”。[3] 尽管如此，即使在希腊，也只有一部人是自由的，奴隶并不享有自由；另外，希腊人不大知道国家是什么，[i]其法律观念也不够发达。所以，“精神”在希腊人身上尽管有一定程度的呈现，却未能达到一种充分、理想的状态。在罗马帝国，“精神”显得更为强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法律观念方面，罗马人开出了系统的成文法；在这一点上，他们强于希腊人。可罗马人也不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所受束缚很深，甚至“束缚就是罗马人的宗教”。[4] 更加糟糕的是，罗马帝国是个专制主义的国家，“各种政治制度集中在皇帝一个人身上”，故而“主体性在皇帝个人身上得到了完全无限的实现”。换句话说，皇帝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5] 作了诸多排除后，最后只剩下黑格尔本人所属的日尔曼民族才享有充分的自由。就是说，在地球上从古到今的所有民族中，“世界精神”或“世界理性”只拣选了黑格尔本人所属的日尔曼民族，使自己在他们身上才有了最充分的体现。这不是自恋，是什么？
他还说：“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而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是绝对自由的”。[6] 可以肯定，黑格尔不知道逃避上朝，逃避“自由”二十几年的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1563-1620），更不知道明熹宗朱由校（1620-1627）其人。如果他知道朱由校这个奇葩皇帝对于上天降在其一人身上的“自由”是何等漠然，对于什么“奉天承运”君临天下是何等深恶痛绝，对于皇朝体制强加给他的日常职责是何等厌烦，而对于当木匠、做精细木工活是何等陶醉，以至于拒绝上朝，黑格尔将情何以堪？他对自己所下判断会不会脸红呢？为什么置常识和最简单的逻辑于不顾，想当然地以为，东方国家只有一人即皇帝是“自由”的，这独享自由之人竟无需种种复杂的制度、机构、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就能长期维系一个中华大帝国，一个人口在19世纪初已达4亿的超大帝国？事实上，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日尔曼中心主义的傲慢自大，黑格尔一厢情愿地把东方各国定位在历史的“幼年时期”，把希腊定位在“青年时代”，把罗马定位在“壮年时代”，而他自己所属的“日尔曼世界”的出现则意味着，历史的“老年时代”到来了（黑格尔的“老年”决非意味着衰弱腐朽，而是指 “成熟和力量”）。[7] 黑格尔甚至断言：“中国和印度还处于历史的局外”。[8] 这种文明史观统治西方世界长达一百多年，只是欧洲经历了腥风血雨的两次“世界”大战，只是在非西方世界开始崛起后，黑格尔式的毫无遮饰的西方中心论才让位于施本格勒-汤因比式的生命周期论文明史观。据这种观点，任何文明都像有机体一样会生老病死，故施本格勒有了“西方没落”的判断。
那么，到底哪些民族有幸处在“历史”的局内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得看看黑格尔所谓“局”意味着什么。他所谓 “局”就是世界历史的“精神”在时间中的展开过程和场所。[9] 那么“世界历史”又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精神’的意识从它的‘自由’意识……产生出来的现实的发展。”[10] 具体说来，与欧洲联系紧密的埃及人、叙利亚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等都是属于“世界历史”民族，都处在宏大的“世界精神”展开之局内。[11] 日尔曼人不仅处在局内，甚至干脆就是世界历史的主体，体现着“精神”已然达到的最高状态。可是，对世界历史稍有点了解便不难看出，被黑格尔选中的这些民族要么属于古代西亚地中海世界，要么属于中世纪乃至近现代欧洲，都是西方历史和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都荣幸地成为世界“精神”的载体。但是黑格尔又说，“各民族在达到它们的使命以前，也许已经没有国家而经历过一个长时期的生命，在这个时期内，它们也许已经在若干方面获得了某种文化。”[12]听上去，他似乎要承认所有民族都为开出世界“精神”做出了贡献。问题是：为什么如此粗暴地把中国和印度排除在“历史”之外？
这显然与当时欧洲占主导地位的进步论有关，与快速工业化时期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明显领先于中国和印度有关，当然也极可能与这么一个事实有关：中国和印度这些庞然大物，黑格尔很难将其纳入自己的理论解释体系，所以有点不知所措，甚至可以说，完全可能因为他并不具备有关中国和印度的足够知识积累，而不愿或不能加以解释。另一方面，黑格尔固然出于无知而粗暴地将中国和印度判在“历史”局外，可是这些巨无霸对他的头脑冲击可能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在《历史哲学》一书中，他又不得不花大量篇幅来描述中国和印度，而又因这两个文明的位置距所谓“世界历史”的“发生地”甚远，他竟看不出它们与“世界历史”究竟有何关系，所以为了自圆其说，只好将它们打发到“世界历史”之外。但这么做，总得给中国和印度一个罪名。什么罪名？“自由”在那里的缺失。
不过，也应看到，黑格尔终究是一个悟性极好的哲学家。他并没有把话说绝。在得出“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这一基本判断后，他又补充说，它们“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得到活泼泼的进步。”[13] 这多少算是承认了这两个东方文明的内在价值，尽管十分勉强。一直要等到一百多年以后，西方知识界（但这并不等于政界、商界、媒体和大众）少数先知先觉者才终于觉悟到并且承认，东方与西方文明在本质上是平等的。这是20世纪上半叶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阿诺德·汤因比、以及卡尔·雅斯贝斯等人的文明平等论出台的根本原因。近二十年来，安德烈·弗兰克和斯蒂芬·桑德森等世界体系论思想家比文明平等论者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华文明的表现优于欧洲，只是从16世纪甚至18世纪起才落在后面。
注释：
[1] G·W· F·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
[2] 同揭，第18页。
[3] 同揭，第231页。
[4] 同揭，第298页。
[5]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324页。
[6] 同揭，第19页。
[7] 同揭，第110-117页。
[8] 同揭，第124页。
[9] 同揭，第75页。
[10] 同揭，第66页。
[11] 参格鲁内尔，《历史哲学》（隗仁莲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12]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2页。
[13] 同揭，第123页。
[i] 在黑格尔的论说中，国家“是自由的实现，也就是绝对的最后目的的实现”。换句话说，没有国家，就没有自由。这种把自由与国家等同起来的立场是国家主义的，与当代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的主流观点刚刚相反。根据这种看法，国家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作为一种高居个人之上的权力，它具有压迫性，它否定乃至取消自由，所以是自由的敌人。究其原因，不难发现，黑格尔时代的“德国”即德语区仍然分裂为几十个公国或地方“诸侯”，这阻碍了经济发展不说，更使德国人在与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激烈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国家统一成为德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孜孜以求的目标，所以有黑格尔赋予自由、最终实现自由的国家观。参黑格尔，《历史哲学》，第4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