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珂:历史:现在与过去的对话 ——以吕思勉先生的五代史研究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 次 更新时间:2022-06-22 2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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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珂  

  

   摘 要:吕思勉先生史学的最大特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其治史严谨扎实,然又非为学术而学术,始终关注着现实人生,留意于生民福祉。先生的五代史研究就非常鲜明的体现了其学术的追求,例如对五代政权性质的论断,对梁太祖朱温定乱、恤民功绩的抉发与表彰,都是融贯今古的洞见,深具史识与史德。

  

   引 言

   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字诚之)平生著述宏富,影响深远,史家严耕望先生根据吕先生的治史特点及成绩,推许其为“通贯的断代史家”,此评甫一提出,即获得学界普遍赞同,洵属不刊之论。从“通贯”与“断代”两方面来看,诚之先生均有足堪传世的作品,前者有《白话本国史》(下文均简称为《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下文均简称为《通史》),后者则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按照吕先生最初的撰述计划,四史之外还有《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与之相关的史料已基本蒐罗完备,正待陆续写出,可惜因晚年衰病,最终只能绝笔于五代。实际上,这六部规摹早定且完成泰半的断代史,是抗战时期吕先生受上海开明书店委托编撰的“国史长编”。若以整体架构言,我们视之为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也是完全适当的。

   诚之先生一生的治史实践,始终是在效法太史公司马迁,努力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最高境界,且尤以“通”字为其全部史学著作的最大特色。“通”者,绝非只是寻讨史料,考订事实,再整齐排比,依照时间的顺序连缀成文。此等工作虽然具有不小的价值,但如果说这就是史学的真谛,则失之于肤浅。更为严重的是,还很可能会导致史学的机械化,甚至庸俗化,沦为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批评的“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余英时先生指出:“我们肯定在古与今,过去与现在(包括某种限度的未来)之间是相通的;这一肯定的最重要的根据之一便是……历史的连续性。我们强调史学与时代之间必须维持一种适当的关系,主要也还是着眼于此。”真正的“通”,应该是古今相互映照,在求真的前提下,能够给予人启迪和智慧。在吕先生的史学论著中,这种融通古今,见识卓越之处,可谓在在皆是,想要全面加以检视和总结,绝非本文所能胜任。这里我们不妨举先生的五代史研究为例,管中窥豹,以见先生治史精神之一斑。

   一、五代政权之性质

   五代乃标准的乱世,“置君如弈棋”,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焉”是也。对于这个时代政权的性质,诚之先生在《本国史》中一针见血地揭示道:

   五代十国,原算不得什么国家,不过是唐朝藩镇的变相。唐朝的藩镇,节度使的废立,是操在军士手里的;这时候,虽然名目变做皇帝,实际上自然还脱不了这种样子。

   如果只站在五代各政权的立场,不从中长时段的历史进行观察,大概是无法得出这种蕴含了深刻洞察力的结论的。吕先生的这段史论,平易朴实,看似不经意之笔,其实是有纵贯千年的历史背景在,大有深意存焉。在《本国史》中,吕先生将中国史划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和最近世史五个时期,其近古史上起安史之乱,下迄元代。近古史第一章《近古史和中古史的异点》,先生提纲挈领地总结说:

   从汉到唐,和从宋到清,其间的历史,有一个不大相同之点。便是“从汉到唐,中国是征服异族的;从宋到清,中国是给异族征服的。”

   吕先生追溯大变局之缘起,认为:

   其初就是由几个军人内哄,把他去勾引进来的。这时代,中国所以辗转受累,始终不能强盛,也都是直接间接受军人的害……军阀和国家的关系,可谓大了。然而还有一班人,说立国于现在的世界,军备是不能没有的。因而颇怀疑于现在的军人,不能全去。我却把什么话同他说呢?立国于世界,军备原是不能全去的,然而须要晓得,军备有种种的不同。若依然是“从今以前的军人”,可说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莫说保护国家,国家本没有外侮,有这班人,就引起来了;外侮本可以抵御,有这班人,就无从抵御了。

   先生对于军阀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可谓深恶痛绝,在后文的具体论述中,反复致意,予以批判:

   军事是贵乎严肃的,贵乎能统一的;所以对外能战胜的兵,对内必然能服从命令;骄蹇不用命的兵,对外必不能一战……大凡在草泽英雄里,要出个脚色容易;在骄横的军阀里,要出一个脚色难。因为草泽英雄,是毫无凭借的,才情容易磨练得出;军阀却是骄奢淫佚惯了的,他那个社会中,自然出不出人才来。

   中古与近古之间递嬗、转折的原因非常复杂,绝非只是武人的跋扈乱政所能概括,但为何诚之先生要着重强调这点呢?单从上引两段话来看,也许我们还无法领悟吕先生史家用心之所在,但若与先生对自身所处时代历史的述评合观,其真意也就豁然呈现了。《本国史》第五篇《现代史》第五章《南北分裂后的变故》开宗明义道:

   从张勋复辟失败,中华民国恢复之后,北方则黎总统辞职,由冯副总统代理。召集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选举法》,产生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南方则主张护法。南北用兵,既彼此莫能相尚;和议又不能成。而北方又有皖直之战,接着又有直奉之战。南方亦有粤桂之争,和十一年(一九二二)粤军和北伐军的争阅。其余各省,亦莫不日寻干戈。这真是我中华民国的不幸了。

   稍具中国现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称帝梦碎,在举世声讨中死去,其一手控制的北洋军队群龙无首,分裂为直、皖、奉等不同派系,“军阀为了权力和自我扩张而互相攻战,毫无理智、逻辑与理性可言,造成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至暗岁月(1916—1927),先生蒿目时艰,阅史至唐末五季,自会兴起异代同悲之感。五代十国的政权与北洋军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并非吕先生的一家之言,实是史家的共识,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玉法先生在《中国现代史》中说:

   军阀一词,就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是指自树武力,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军人。这种军人,通常有一个固定的或流动的地盘,在地盘之内,行使半独立的或接近独立的统治权。这种军人,不仅民国初年有,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可以说都是军阀。

   张先生明确指出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与民初的军阀,就本质言并无差异,皆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政权,与各自所处时代的中央政府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在大一统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中国,分裂向来是遭受贬斥的对象。诚之先生成长于这种文化环境中,“为此文化所化”,自然也不可能超脱于外。

   吕先生将五代乱世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联系起来思考,除了上述思想、学理的因素外,也还有亲身经验作依据。大陆鼎革后两年,即1952年,诚之先生撰写了一篇《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下文简称《总结》),对一生学行做了坦诚而详细的回顾,是研究先生事迹思想的重要文献,文中说:

   一九一八年秋间,中央在沈阳设立高等师范学校。予内姊之夫杨星岑君,介予前往教授国文历史。予其时亦欲远游,乃辞去中华书局之事。已而该校因草创,人事关系,纷纭不定,遂未行……是冬,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仍来相延。予仍乐远行。一九二〇年,遂至沈阳。至一九二二年,凡三年。一九二三年,时张作霖对中央独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亦由其接收,改为东北大学。教职员中,有若干人视为不顺,辞职而去,予亦其一。

   沈阳乃奉系大本营,吕先生亲践其境,目击军阀蛮横骄狂的行事,所受刺激之巨,殊非昔日居住于南方可比。“一般来讲,大的史学家,他对于时代的感觉是紧密的”,在东北的三年,恰好是吕先生构思、撰写并完成《本国史》的时期,其个人际遇,必定会在论著中曲折地反映出来,这也是一个具有良知的史家无可回避的责任。类似的历史与现实之交会碰撞,在吕先生同辈的不少中国学者身上也能见到。1937年12月12日,傅增湘先生致函陈垣先生,答复为陈先生新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作序事,向友人倾吐心绪说:

   近忽眷念时事,颇感吾辈所际与五季正同,欲借此览薛史一过。

   当时上距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已有十年,但中国的时局却每下愈况,不仅内部分裂依旧,外部更有日本的全面入侵,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让人无所遁逃。尤其是中国知识人,面对山河破碎,更添黍离之悲。1941年冬,陈寅恪先生携家避难香港,备尝艰辛,陈先生事后追述说:

   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

   寅恪先生天纵之才,学林公推为现代史家之祭酒,先生于历史研究最为强调客观,但也毫不讳言,在遭遇家国剧痛,身陷围城之内时,自己对两宋之际天地翻覆的历史方才有了更亲切的体验,个人生命的厚度也随之增加。如果说,陈寅恪先生尚只是在读史时会通今古,陈垣先生则是将哀江南之思灌注到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援菴先生在后期代表著《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说:

   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唯胡氏覆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弃去;且喜其字大,虽夹注亦与近代三号字型无异,颇便老眼。杜门无事,辄以此自遣。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

   援菴先生在日占区的北平,倾毕生学力撰《表微》一书,借表彰“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之酒杯,浇个人心中之块垒。从史实的层面讲,《表微》可谓洞烛幽微,极考证之能事;从史义的层面讲,则有“正人心,端士习”,“发扬民气”的用意,正如夫子自道“不徒考据而已”。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印证,不仅加深了史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反过来也防止了史学生命的僵化,避免历史研究走向一味追求技术的极端境地。

   从学术的“内在理路”观察,诚之先生对五代十国政权性质的揭露,获得了史学界的认同,后继者在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发。钱穆先生的经典巨著《国史大纲》(下文均简称为《大纲》)第三十章《黑暗时代之大动摇》第二节《五代十国》即采纳了吕先生的观点,开篇点题道:“所谓五代十国,其实只是唐室藩镇之延续”。限于全书体例,钱先生对“时贤文字,近人新得。”此处没有出注。我们之所以能断定《大纲》采纳了吕先生的创见,主要有两点原因:

   其一,钱先生是吕先生早年在常州府中学堂的得意弟子,后来师弟二人治学取径虽有不同,但却互相欣赏,不仅鱼雁往返,论学辩难不断,且时相晤面,长谈竟日。《本国史》作为诚之先生第一部通史著作(该书于1922年杀青,1923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布),钱先生必是非常熟悉的;其二,钱先生视《大纲》为自己的名山之作,1940年完稿后,由于担心毁于战火,先生携稿自昆明至香港,辗转千里,送交商务印书馆,并叮嘱出版前一定要请吕先生审稿校订。为表郑重,又赴沪登门拜见诚之先生,当面托付。《大纲》中吸收吕先生的观点,既是学术的薪火传承,也是对自己老师的最高致敬。

   王赓武先生对自己的成名作《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的主旨曾有总结说:

本项研究则揭示:五代变革所带来的中央政府之延续,并非由于摈弃节度使体制、恢复唐廷旧章,而是吸收了节度使体制本身的基本特征。这种发展,首先是因为契丹入侵之前的五代帝王本身都是掌权的节度使、从而把藩镇统治中他们自认为有用的方面带入新的朝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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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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