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超，这个名字及其蕴含的故事，多年来只存在于费孝通等已作古老一辈学者的回忆录之中，至于他的学术研究，除了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经济史一类的专著或课本，其他出版物就十分罕见了。唯有谢泳的《清华三才子》、邹千江的《吴景超社会思想研究》等书对他的经历和研究有专门的论述。即便是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中青年学者，年复一年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感”，甚至自觉地转向20世纪从历史中汲取思想资源，也极少重视吴景超。唯有人们争议起城乡关系，他作为倡导工业化、城市化的早期人物，其人名才可能会被提出来。他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一基本主张曾经形单影只，在中国过去三四十年却越发显示其罕见的前瞻性。

　　 到这时，我们或许发现，吴景超似乎是同时代人，但深究下去，他的问题意识和关怀又与陷入技术泥潭的、或站在道德和智识高地的那种社会科学家大为不同，依然是异代人。

　　 这两年，吴景超的几本作品难得地再版了，在2022年有《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中国经济建设之路》等，在2020年则有今人整理的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我们由此在本期专题中去追溯这一位被淡忘的社会学家，并回顾他的更多作品和思考。

　　 清瘦，轮廓分明，人群里的高个子。这是从吴景超照片中能概括出的一点印象。

　　 他终年时只有67岁，而在这短暂的一生，学问却做了半世纪之久。做社会调查、编学刊杂志、教书、写文章、出书，其间还有一段时间做“科层知识人”。在重返高校之时，他的同时代人域槐曾经在《吴景超教授回到北平以后》中形容，“他是一位社会学的专家，热心于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和研究，然而由于生活意识的拘束，总不免带着一些传统文人和浓厚的经院习气，始终只是以观察人的身份去观察实际的问题。”这个评价让人感到五味杂陈。在情感与科学之间，吴景超形成了他的观察人意识，既像是我们的异代人，又像是同代人。

“有血性者”

　　 1919年6月，“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癸亥级（即1923届）中等科级友编撰了一本刊物叫《癸亥级刊》，并刊印了首期。吴景超的一篇乡土传略文章《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从当期的第16页开始刊登，逐段铺开，标题中的“皖歙岔口村”是他的家乡，安徽省歙县岔口村。

　　 这一年，吴景超十八岁。

　　 在《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开篇，他作了一大段情感抒发：“人无不爱其故乡，凡有血性者皆然也。岔口，余之生长地也，其地山清水秀，风俗淳朴，余自束发以至成童，皆度岁月于是。及长，离乡他适，然每逢佳日，心中辄怀故乡弗能忘。”他在乡下念完私塾，1914年，也就是十三岁那年到南京金陵中学读书，次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此他动笔写《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之时，离开家乡大约有五年了，虽然每年假期会回家乡待上一段时间，但五年在一个少年的感受里，确实是有一些日子了。

　　 此时他对“血性”是深度接纳的，这与他写作鼎盛时期的形象似乎有所不同，因为在往后的文字中，他绝大多数都在克制个人情感。一个慎重的解读者要从他的文章和书籍中直接读出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假如不加以某些想象和猜测，多半会失败。其实在少年激荡年代，年少的吴景超可以用“热血少年”来形容。在写《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的两年前，即1917年，他参与了《清华周刊》的编辑工作，到1923年出发去美国学习止，算起来共有六年，“我做七年的学生，当了六年的编辑”。在这期间，他本人发表了《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等文章，主张回乡组织“少年学会”,研究学术、修养品行，尤其是调查社会以图改良。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吴景超，其观察农村和改良社会的激情由此已经可见一斑。

　　 无奈，现今的人们一说起吴景超，都说他是个都市社会学家，仿佛只关心城市问题，一味鼓吹工业化，尤其是联系到他对乡村建设运动、传统农耕社会怀旧潮流的某些批判，甚至会认为他根本不懂农村或农村调查。这从一开始就不是吴景超和农村的真实关系，我们回到《皖歙岔口村风土志略》的具体内容，可以一眼看出这其中的谬误。

　　 这篇文章在地理、历史和宗法等层面对岔口村作了一种堪称全景式的考察，按篇章分法，内容依次包括“首位置，次沿革，次物产，次宗法，次生活，次教育，次风俗，次胜景”。连村里的若干景观去处也被描述了，比如吴景超把私家藏书处“梯云草堂”列在头等位置，渴望让读者感受到他热爱的这个古老村子的历史传承。

　　 文中最精彩的，大概是关于茶叶贸易的部分。全村专做茶叶出口的有六家茶号，每年应季收集本村和附近村子的茶叶，运到上海，接着销往其他地方，尤其是海外。然而开设茶号需要不小的资金，村中并没有资本丰厚的人，唯有向茶栈（一种中间商，茶号连接的是它与茶农）或钱庄借款。如果遇上金融紧张，它们都不愿意放款，茶号只好缩小规模或关停。而此类处境，按吴景超的说法，“已非一睹矣”，加之生在茶商家庭，他见过和听过太多故事。他后来主张扩展金融机构，其源头大概也可追溯至这里。总之仅用短短几句，一个十几岁的学生将茶叶贸易的种类、链条、资本讲清楚了，随后，他对“欧战”（指一战）如何影响村中茶号的描写也一样简约老到。他的这一功夫还体现在同期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洋庄绿茶之调查报告》之中，尤其是该文对收茶分工和工价的描述。这里就不再举例多说。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移向数年后接受了“科学”训练的吴景超。

接纳科学

　　 作为癸亥级学生，吴景超在1923年如期毕业，同年到了美国学习社会学，先在明尼苏达插班念本科，后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取得硕士学位（1926）和博士学位（1928）。

　　 有一年，确切地说是1925年12月，他去了“美国社会学会1925年会”听学术报告，发现“一大半是本人亲身在都市中调查及研究的结果”，其研究材料全都来自研究者在实地的感受、观察，以及与人的交流。恰好在这一年的年会上，美国社会学会换届，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当选会长。这是如火如荼的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主要人物。该学派对实地调查的强调和实践，的确吸引了吴景超，按照他的归纳，这是因为中国学者普遍以为读书就是做学问，古人把一生的聪明才力耗尽在几本古书上面，回国的留学生照样只读几本书，只不过换成了外国的书罢了。因此，与其说他受了这些实地调查的启发，不如说是他多了一些例子来反思做学问的旧式做派。至于美国社会学界此种实地调查对原本就热心于社会调查的他本人来说，算不得是一件多么稀奇的工作。

　　 那么，这些见闻和学习经历，在吴景超身上是否引起过一些变化？是有的。一个比较微妙的变化是他逐渐常谈“科学”这个词了。

　　 走出书斋进入田野的问题，是他从少年时期起就解决了的，剩下的问题是以何种方法收集和处理材料。用他的话说，“科学研究”应当始于描述、终于解释，而不能介入伦理问题。这个说法非常接近20世纪初正在兴起的实证研究准则了。那个年代的前驱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后来被称作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的经典表述是，“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研究”。这句话诞生在法国。而社会学实证性的第一次大放异彩则是若干年后，在彼岸的美国芝加哥。人们惊叹这些知识人“走街串巷”，从一个一个的小问题入手，竟然就把一座庞大的移民城市各个运作细节给揭示出来了。社会学获得了那个年代的荣光。其例证还有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也跑来交流。也源于此，当今的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有个理解是，正是多个学科的交合形成了独领风骚的“芝加哥学派”，而芝加哥社会学派则是当中毫不逊色的一支。

　　 虽然芝加哥社会学派对“科学”和“实证”的看法也有一些分歧，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那便是这番盛况是社会学从被孔德（Auguste Comte）在19世纪30年代开创那天起，就在孜孜以求的。这门学科诞生于欧洲社会应对现代性困境的变动时期，作为晚来者，它注定要不断为确认其学科合法地位而奋斗。靠近、效仿甚至成为一门科学，是初期社会学最基本的诉求。

　　 当然，吴景超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向做的，去发现社会事实，寻找不同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

　　 且举个例子。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第三章“有色眼镜下的华人”将美国社会排华、支持华人的两种对抗观点原原本本呈现出来，还原19世纪末的激辩现场。他认为像这样的公共舆论无法展示社会事实，而他的方法是去细致地搜集、描述城市经济和劳动分工等方面的社会事实，再以此解释不同态度形成的理由，再进一步，分辨哪些“排华”“支持华人”态度是真实的而哪些不是。他坚信科学的方法是调查社会现象的保证，也是责任，所以当《唐人街：共生与同化》进行到这里，他写了一句：“探求真理不是公众舆论的职责，而是科学的职能。”——多年后，他在1934年7月的《独立评论》杂志刊登文章《社会学观点的应用》，更果断地写道，“社会学的观点，是一种科学的观点”。

　　 吴景超将社会学与科学画等号的看法，是20世纪前半叶科学理性处于巅峰之际的某种写照。关于科学的信念在非自然领域迅猛生长，“科学”两个字成为评判知识的准绳。人们也积极地认为，抛弃宏大的、形而上的叙事，转向实证，只要方法使用恰当，在人文和社会经济问题上获取科学的结论必然能得到实现。

　　 自此，与科学的关系作为一条暗线影响着吴景超的学术命运。但是这种影响绝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他受它指引，因此成名，也因此孤独。他所实践的科学，跟我们理解的科学也十分不同。

都市为业

1928年9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