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风家训与个人及社会幸福之关系

　　 作为生命体，假设有意志，植物一定是追求生长，自由舒展地生长，希望有充足的阳光雨露满足它们的生长意志；动物亦然，它们一定希望除了快速生长，还希望能够在大自然里自由奔跑，有足够的食物满足口舌之欲，还能自由交配满足性欲本能，并繁衍后代。动植物的这些本能，满足之后，应该有一种快乐，或者愉悦，在我们看来，只能是被动的，直接的，直线的，单向的。

　　 人类，作为生命体，与动植物一样，存在本能欲望，追求自由生长与繁衍，满足口舌之欲。但是，人类作为万物灵长，当然超越动植物的生命本能，追求快乐、愉悦，但会超越快乐、愉悦，我们人类创造了“福”、“幸福”这一词汇来表征。人类追求幸福的意志、观念、实践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物质或非物质的成果，我们可以称之为“福”文化。

　　 人类文明所有的活动，终极目的，除了以法西斯为代表的邪恶势力行为以外，都是为了人类幸福，就连法西斯也自认为是追求人类幸福的进步行为。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文化，皆是福文化。这应是广义的。我们所要讨论的福文化，是狭义的，是汉语语境里，由中国古人五福观念所衍生的求福祈福的民俗行为，以及为人民福祉而奋斗的进步活动。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个人幸福，是与家族、社会、国家紧密相关的；个人的幸福依托于家族的幸福。蔡元培先生说：吾之幸福，非吾一人所得而专，必与积人而成之家族，若社会，若国家，相待而成立。凡人生之幸福，必生于勤勉，而吾人之所以鼓舞其勤勉者，率在对于吾人所眷爱之家族，而有增进其幸福之希望。家族之幸福，即社会国家之幸福。［1］近世闽人林森先生曰：吾国植基于宗法，自家族而宗族，自宗族而国族，政治礼教相系相维。于宗族之认识极明确而强烈，而共通之信念，有强固之力量。有牺牲之嘉德，有让勉之美文。此吾华族特殊之优点也，若发挥而光大之，即为民族精神。［2］《朱子家政》曰：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降祥，子孙吉昌。移之于官，则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国与天下，则一国与天下之政理。［3］

　　 从以上训示可知，家族对于个人幸福与国家幸福，具基础作用，而家族中与个人成长及个人品行最为相关的一项，就是家风家训。蔡先生又说：“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之中。”［4］家训实是这家庭学校最初的课文，是中国人人生幸福的奠基石。要了解中国人的幸福，研究福文化，有必要先研究家族和家风家训。

　　 家风，是一个家族的整体风尚，包括家族人物群体总体的性格特征、文化教育水准，更主要的是道德风尚。家训是家族训言，是家族里规定、流传的信条，是家族成员行为的指导准则，是形成家风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核，也是家风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所以，家风、家训，二者是紧密关联的，二者共同的功能和目标是促进家族的兴旺发达，家族成员的幸福安康。

　　 家训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家训，是祖宗遗留下来的，或者当世大家长口述、书写的训言，主要是语录、格言；但是在古代还有大量的墓志铭、行状里面的内容，也可以视为广义的家训。墓志铭、行状主要是家族里为逝去的长者树碑立传，其内容是叙述生平，记录其历史勋业和嘉言懿行，是家训里伦理纲常的践履，见诸行事，而不仅仅载之空言。墓志铭、行状的撰立目的是显示家史、家风和荣耀，激励、垂训子孙后代，以期用心传承、发扬光大，而求永福。

　　 中国古代家风家训里所蕴含的狭义的福文化内函，其基本内容，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厚谦恭、勤俭谨独之道德，无非劝善立德、勉学立功、养性立身、治家立业之践行，以达光宗耀祖、永葆福泽之目标。朱子作为思想家，其家风家训的内涵，远远超越于此。

　　 下面以朱子家族的家风家训为案例，揭示家风家训里的福文化内涵。

　　 二、朱子家风家训的形成、传承与践履

　　 下面以朱子家族的家风家训为案例，揭示家风家训里的福文化内涵。

　　 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编纂的《福建家训》，收录较早的家训是北宋初期的杨亿家训和中期的蔡襄家训，皆是格言式的训词，但是已经透漏出理学先兆：以“理”“性”这样具有理学色彩的概念来昭示家训所要求的言行准则所含的道理。《杨亿家训》曰：“安本分，循天理”。《蔡襄家训》曰：“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5］

　　 《福建家训》将朱子置于篇首，选录了《朱熹家训》《童蒙须知》《朱子家政》三篇，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传统家训内容的方方面面，但欲深入理解朱子家训的理学内涵，还须研究朱子家史、家风。

　　 朱熹祖父朱森是个穷困生潦倒的书生，却立家训：“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当勉励谨饬，以无坠先生之业。”［6］给子孙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调。朱熹父亲朱松不负家训，考中进士，入闽为地方基层小吏，重视教子，时常训示，寄以厚望。《送五二郎（熹）读书诗》：“故乡无厚业，旧篋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貘羁宁似犬，龙化本由鱼。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韦斋集》卷四）朱松还曾抄录黄山谷《食时五观》给二弟，题了三句赞语：“知恥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韦斋集》卷一)这三句话也成为朱熹的座右铭，亦可谓家训。

　　 朱松入朝为官，曾将朱熹带在身边，并延请名师施教。朱松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念，反对秦桧议和，与几位同道谋划上疏，朱熹都看在眼里，受到熏陶。朱子一生主张抗金，可谓传承家风，其来有自。［7］

　　 朱松精通《春秋》学，对古今成败兴亡了然于心，并常给儿子讲解。朱熹后来回忆父亲在《春秋》学方面对他的影响：“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尊王攘夷之春秋大义、君臣父子之大伦大法，幼年即播于心田。

　　 朱松给儿子诵读《后汉书·光武纪》和苏轼《昆阳赋》，用刘秀中兴汉室的业绩激励朱熹复兴大宋的志向。朱松手书《昆阳赋》并题跋，朱熹珍藏到老，晚年也做题跋，回忆父亲“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为之泫然流递，不能自已”。［8］

　　 朱松的思想渊源是洛学。朱子大弟子、女婿黄榦撰《朱文公行状》记：“自韦斋先生（朱松）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朱子）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9］朱松由于得罪秦桧，被罢官，仕途和家庭生活陷入窘境，但不坠其志。回到建州，与河南二程子传人杨时弟子罗从彦、李侗密切交往。束景南先生认为，大程子（颢）明道先生以《中庸》学为宗，杨时得其《中庸》秘传，韦斋先生奉《中庸》谈性说命为儒学大本，一脉相传，而朱子正是“在一个有理学渊源的家庭环境中生活”。［10］学界通常说朱熹的理学思想来自老师李侗，其实父亲朱松才是第一位理学启蒙导师。

　　 以上是朱子从祖父、父亲身上承受之家风家训，再看看朱子自己营造，传给下一代的。朱子曾自画小像并自赞：“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11］这是朱子自我写照，为其自励，亦以励人，可以视为家训。

　　 勉斋先生黄榦《朱文公行状》述朱子家风遗训：

　　 （朱子）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典训，未尝少辍。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事，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

　　 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钜，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仪，哀戚备至，饮食衰絰，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賙卹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

　　 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谨难进之礼，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易退之节，则一理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与世动辄龃龉。［12］

　　 黄榦作为女婿，长期与岳父朝夕相处，对其思想状况、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的观察、描述细致入微、精彩绝伦（故不避抄书之嫌，大段引录）。描述的是朱子个人风格，代表的是理学家风，内容涉及为学、家居、事君、爱民，其核心是理学思想的践履：忠孝仁义、必诚必敬、克己守礼、致知力行，堪以为训。

　　 朱子天资早慧，十八岁就考中进士，少年得志，本有机会平步青云，早登庙堂，但是他志不在此，为官时间才九年，而以著书立说、讲学传道为职志。朱子一生创办寒泉、晦庵、同文、武夷、竹林（沧洲）、考亭等精舍或书院，还复兴白鹿洞书院，讲学五十年。朱子教学风格，黄榦描述：

　　 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13］

　　 朱子从政时间虽不长，但担任几任地方官，颇有政绩，打击豪强，赈济饥民，办学矫俗，造福一方百姓，成绩卓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黄榦撰《朱文公行状》用了大量笔墨记录朱子向皇帝上奏疏，不顾个人安危得失，直陈皇帝阙失，而不加隐晦，着实践行儒家和理学“格君心之非”的思想理念和使命担当，表现出立身之仁、忠君之诚和君子之勇。如下：

　　 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执曰之鄙态。“陛下临御二十年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欤？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复而思之，无乃燕闲起居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未纯，人欲有未尽欤？［14］

　　 朱子敢于如此直白地向皇帝说天下不太平，政治无建树，人民不幸福，质疑皇帝德不崇、理不纯、欲未尽。朱子勇于前，勉斋先生继其后。勉斋深体先师之志，将其事其言直书于《行状》，大加表彰。当时俗儒不能理解，认为不当直书，勉斋于《行状》之后特加说明：

　　 又谓告上之语，失之太直；记人之失，失之太讦（jie，讦以为直）。责难陈善，事君之大义，人主能容于前，而臣子反欲隐于后，先生敢陈于当世，而学者反欲讳于将来乎？［15］

　　 黄榦坚持直书，实是深得师心所在，正心诚意，不负遗志和家风：

（朱子）入奏，拳拳以谨察天理人欲为说。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