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汉生:朱子家风家训与“福”文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4 次 更新时间:2023-01-28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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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汉生  


一、家风家训与个人及社会幸福之关系

作为生命体,假设有意志,植物一定是追求生长,自由舒展地生长,希望有充足的阳光雨露满足它们的生长意志;动物亦然,它们一定希望除了快速生长,还希望能够在大自然里自由奔跑,有足够的食物满足口舌之欲,还能自由交配满足性欲本能,并繁衍后代。动植物的这些本能,满足之后,应该有一种快乐,或者愉悦,在我们看来,只能是被动的,直接的,直线的,单向的。

人类,作为生命体,与动植物一样,存在本能欲望,追求自由生长与繁衍,满足口舌之欲。但是,人类作为万物灵长,当然超越动植物的生命本能,追求快乐、愉悦,但会超越快乐、愉悦,我们人类创造了“福”、“幸福”这一词汇来表征。人类追求幸福的意志、观念、实践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物质或非物质的成果,我们可以称之为“福”文化。

人类文明所有的活动,终极目的,除了以法西斯为代表的邪恶势力行为以外,都是为了人类幸福,就连法西斯也自认为是追求人类幸福的进步行为。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文化,皆是福文化。这应是广义的。我们所要讨论的福文化,是狭义的,是汉语语境里,由中国古人五福观念所衍生的求福祈福的民俗行为,以及为人民福祉而奋斗的进步活动。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个人幸福,是与家族、社会、国家紧密相关的;个人的幸福依托于家族的幸福。蔡元培先生说:吾之幸福,非吾一人所得而专,必与积人而成之家族,若社会,若国家,相待而成立。凡人生之幸福,必生于勤勉,而吾人之所以鼓舞其勤勉者,率在对于吾人所眷爱之家族,而有增进其幸福之希望。家族之幸福,即社会国家之幸福。[1]近世闽人林森先生曰:吾国植基于宗法,自家族而宗族,自宗族而国族,政治礼教相系相维。于宗族之认识极明确而强烈,而共通之信念,有强固之力量。有牺牲之嘉德,有让勉之美文。此吾华族特殊之优点也,若发挥而光大之,即为民族精神。[2]《朱子家政》曰: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降祥,子孙吉昌。移之于官,则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国与天下,则一国与天下之政理。[3]

从以上训示可知,家族对于个人幸福与国家幸福,具基础作用,而家族中与个人成长及个人品行最为相关的一项,就是家风家训。蔡先生又说:“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之中。”[4]家训实是这家庭学校最初的课文,是中国人人生幸福的奠基石。要了解中国人的幸福,研究福文化,有必要先研究家族和家风家训。

家风,是一个家族的整体风尚,包括家族人物群体总体的性格特征、文化教育水准,更主要的是道德风尚。家训是家族训言,是家族里规定、流传的信条,是家族成员行为的指导准则,是形成家风的一个重要精神内核,也是家风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所以,家风、家训,二者是紧密关联的,二者共同的功能和目标是促进家族的兴旺发达,家族成员的幸福安康。

家训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家训,是祖宗遗留下来的,或者当世大家长口述、书写的训言,主要是语录、格言;但是在古代还有大量的墓志铭、行状里面的内容,也可以视为广义的家训。墓志铭、行状主要是家族里为逝去的长者树碑立传,其内容是叙述生平,记录其历史勋业和嘉言懿行,是家训里伦理纲常的践履,见诸行事,而不仅仅载之空言。墓志铭、行状的撰立目的是显示家史、家风和荣耀,激励、垂训子孙后代,以期用心传承、发扬光大,而求永福。

中国古代家风家训里所蕴含的狭义的福文化内函,其基本内容,都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厚谦恭、勤俭谨独之道德,无非劝善立德、勉学立功、养性立身、治家立业之践行,以达光宗耀祖、永葆福泽之目标。朱子作为思想家,其家风家训的内涵,远远超越于此。

下面以朱子家族的家风家训为案例,揭示家风家训里的福文化内涵。

二、朱子家风家训的形成、传承与践履

下面以朱子家族的家风家训为案例,揭示家风家训里的福文化内涵。

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编纂的《福建家训》,收录较早的家训是北宋初期的杨亿家训和中期的蔡襄家训,皆是格言式的训词,但是已经透漏出理学先兆:以“理”“性”这样具有理学色彩的概念来昭示家训所要求的言行准则所含的道理。《杨亿家训》曰:“安本分,循天理”。《蔡襄家训》曰:“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5]

《福建家训》将朱子置于篇首,选录了《朱熹家训》《童蒙须知》《朱子家政》三篇,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传统家训内容的方方面面,但欲深入理解朱子家训的理学内涵,还须研究朱子家史、家风。

朱熹祖父朱森是个穷困生潦倒的书生,却立家训:“吾家业儒,积德五世,后当有显者,当勉励谨饬,以无坠先生之业。”[6]给子孙人生道路定下了基调。朱熹父亲朱松不负家训,考中进士,入闽为地方基层小吏,重视教子,时常训示,寄以厚望。《送五二郎(熹)读书诗》:“故乡无厚业,旧篋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诗囊应令满,酒盏固宜疏。貘羁宁似犬,龙化本由鱼。成家全赖汝,逝此莫踌躇。”(《韦斋集》卷四)朱松还曾抄录黄山谷《食时五观》给二弟,题了三句赞语:“知恥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韦斋集》卷一)这三句话也成为朱熹的座右铭,亦可谓家训。

朱松入朝为官,曾将朱熹带在身边,并延请名师施教。朱松一生以抗金复国为念,反对秦桧议和,与几位同道谋划上疏,朱熹都看在眼里,受到熏陶。朱子一生主张抗金,可谓传承家风,其来有自。[7]

朱松精通《春秋》学,对古今成败兴亡了然于心,并常给儿子讲解。朱熹后来回忆父亲在《春秋》学方面对他的影响:“熹之先君子好左氏书,每夕读之,必尽一卷乃就寝。故熹自幼未受学时,已耳熟焉。”尊王攘夷之春秋大义、君臣父子之大伦大法,幼年即播于心田。

朱松给儿子诵读《后汉书·光武纪》和苏轼《昆阳赋》,用刘秀中兴汉室的业绩激励朱熹复兴大宋的志向。朱松手书《昆阳赋》并题跋,朱熹珍藏到老,晚年也做题跋,回忆父亲“为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为之泫然流递,不能自已”。[8]

朱松的思想渊源是洛学。朱子大弟子、女婿黄榦撰《朱文公行状》记:“自韦斋先生(朱松)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朱子)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9]朱松由于得罪秦桧,被罢官,仕途和家庭生活陷入窘境,但不坠其志。回到建州,与河南二程子传人杨时弟子罗从彦、李侗密切交往。束景南先生认为,大程子(颢)明道先生以《中庸》学为宗,杨时得其《中庸》秘传,韦斋先生奉《中庸》谈性说命为儒学大本,一脉相传,而朱子正是“在一个有理学渊源的家庭环境中生活”。[10]学界通常说朱熹的理学思想来自老师李侗,其实父亲朱松才是第一位理学启蒙导师。

以上是朱子从祖父、父亲身上承受之家风家训,再看看朱子自己营造,传给下一代的。朱子曾自画小像并自赞:“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11]这是朱子自我写照,为其自励,亦以励人,可以视为家训。

勉斋先生黄榦《朱文公行状》述朱子家风遗训:

(朱子)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典训,未尝少辍。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事,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

其可见之行,则修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闲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钜,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仪,哀戚备至,饮食衰絰,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賙卹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

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谨难进之礼,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易退之节,则一理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与世动辄龃龉。[12]

黄榦作为女婿,长期与岳父朝夕相处,对其思想状况、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的观察、描述细致入微、精彩绝伦(故不避抄书之嫌,大段引录)。描述的是朱子个人风格,代表的是理学家风,内容涉及为学、家居、事君、爱民,其核心是理学思想的践履:忠孝仁义、必诚必敬、克己守礼、致知力行,堪以为训。

朱子天资早慧,十八岁就考中进士,少年得志,本有机会平步青云,早登庙堂,但是他志不在此,为官时间才九年,而以著书立说、讲学传道为职志。朱子一生创办寒泉、晦庵、同文、武夷、竹林(沧洲)、考亭等精舍或书院,还复兴白鹿洞书院,讲学五十年。朱子教学风格,黄榦描述:

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喻,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13]

朱子从政时间虽不长,但担任几任地方官,颇有政绩,打击豪强,赈济饥民,办学矫俗,造福一方百姓,成绩卓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黄榦撰《朱文公行状》用了大量笔墨记录朱子向皇帝上奏疏,不顾个人安危得失,直陈皇帝阙失,而不加隐晦,着实践行儒家和理学“格君心之非”的思想理念和使命担当,表现出立身之仁、忠君之诚和君子之勇。如下:

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执曰之鄙态。“陛下临御二十年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欤?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复而思之,无乃燕闲起居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未纯,人欲有未尽欤?[14]

朱子敢于如此直白地向皇帝说天下不太平,政治无建树,人民不幸福,质疑皇帝德不崇、理不纯、欲未尽。朱子勇于前,勉斋先生继其后。勉斋深体先师之志,将其事其言直书于《行状》,大加表彰。当时俗儒不能理解,认为不当直书,勉斋于《行状》之后特加说明:

又谓告上之语,失之太直;记人之失,失之太讦(jie,讦以为直)。责难陈善,事君之大义,人主能容于前,而臣子反欲隐于后,先生敢陈于当世,而学者反欲讳于将来乎?[15]

黄榦坚持直书,实是深得师心所在,正心诚意,不负遗志和家风:

(朱子)入奏,拳拳以谨察天理人欲为说。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为曰正心诚意之论,上所厌闻,戒勿以为言。熹曰:“吾平生所学,惟此四字,岂可隐默以欺吾君乎?”[16]

作为女婿,朱子家风家训落实在黄榦身上,一脉相承。譬如,友人林公度请勉斋为其子主持冠礼,勉斋曰:“榦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顷从朱先生游,见其家所行冠礼全依司马公所定。”[17]勉斋自当仿之以行。勉斋弟子记勉斋风范,颇似朱子:

(先生)以道德性命名世,而钱谷甲兵技艺之事未尝不该本末而备实用,学愈博而愈精,则是心之体愈全而用愈周矣。家徒四壁立,日持蔬食以对宾客,端坐讲论,至达旦不寐,书前辈诗句于壁曰:愚夫饱欲死,志士固长饥。但能守箪瓢,何事不可为。识者见之,已凛然有廉顽立懦之风矣。[18]

勉斋为官行政、讲学传道确与朱子风格近似。弟子撰《勉斋公年谱》记载:先生为政学道爱人出于至诚恻怛,不肯为俗吏具文而已。学有师承,文尚体要,更明吏道,甚得民心。静而有守,直而不阿,不畏强御,一决以公,阎闾细民称道。[19]

勉斋官阶不高,没有机会向皇帝上奏章言事,但在面对上司的态度上,与朱子一样耿直勇诚。晚年为安庆知府,同时参与抗金前线江淮幕府。嘉定十一年(1218),王师败绩于泗水,勉斋先生向主帅进战守之策。一见箴规阙失,皆人所不敢言者,幕府诸人益忌之,盖时方掩覆以避祸,欺诞以为功,而先生所言者皆公而忘私之语、经远务实之计,言出而身危。当时幕府书馆往往轻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献边划机谋,多为毁抹。时方流移满道,饿莩盈野,而诸司长吏设乐张燕无虚日。先生每事痛言其非,语侵幕中宾客,制帅外虽勉从,而内不能堪,同僚遂从而媒孽之。[20]

《年谱》载宁宗嘉定六年(1213)为阻止错案冤案,不惜得罪上级和同僚,“不同流合污以自媚于世”。在汉阳知军任上遇灾荒,百姓日食草根,而上级却要征集粮食运往他处,黄榦坚决违背上司旨意,不让汉阳米出汉阳界。勉斋先生为县令时,有豪强欺压平民,先生向上级递呈《申转运司为曾县尉不法豪横事》:

榦不避斧钺之诛,辄为本县无辜之民,祈哀请命于都运大著之前。伏惟台慈少垂听览。榦窃见当今仕宦,作邑最难,岂敢奋不顾身,与豪民为敌?窃念奉朝廷之命,膺民社之寄,而四境之内,乃有倚恃豪侠,吞乡民,使之哀号怨愤,无所赴愬。为民父母,安忍坐视?傥或顾一身而不恤百姓,则上负朝廷、下负所学。榦所以不得已而有请焉,窃见权臣专恣,流毒生民,摧抑忠良、动摇兵革。[21]

黄榦一生也像朱子一样,“谨难进之礼,厉易退之节”。答友人林公度书曰:“世间以仕为乐者,以其富贵也。然求富贵者,非为盗则为佞,仆诚不能,其贫且贱如故。”[22]绍熙五年(1194),宁宗即位,朱子以捧表恩奏补女婿黄榦为将仕郎。黄榦推辞说:我辞官非为过高,每念父亲(黄瑀)历任至部使,俸馀仅足以给道路之需,况于官卑封薄,仰禄既不足以为贫,居官又未足以行志,而枉费心力于簿书米盐之间,孰若隐居山林讲学问道之为乐哉?

勉斋先生未仕之前,誓以清苦传家,必毋忝先训而进退浩然,又非爵禄之所能羁縻也。涵养日久,自得益深,每诵程子之言曰:“泰山为高矣,然山顶上已不属泰山。虽尧舜事业,亦只是一点浮云过目。”又曰:“进道之要固多端,窃刊落世间许多物欲外慕,见得荣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无愧无惧,方见之,动静语默,皆是道理。”故平日居正位,行大道,得失利害祸福不足以动其心。有其见道之明,故能守道之笃也。[23]

勉斋迫于生计,出任县令和知府,常常心有所戚戚焉,觉得荒废学问,愧对岳父。时时一心求退,以办书院、讲经传道为第一要务。曾向友人胡伯量说,深恐“汩没世俗,学问尽废,大为师门之罪人”。[24]勉斋先生曾创办建阳潭溪精舍、环峰精舍,汉阳凤山书院,闽县高峰书院,还立临川县学。

勉斋所承,不仅是朱家门风家训,首先是黄氏家风。勉斋曾回顾家庭生活:“先人(父亲黄瑀)生平以清苦自将,兄弟相与恪守家法。”勉斋弟子记黄瑀“生平廉介,虽仕至部使者而赀产不及中人”。[25]勉斋黄榦继承的是乃父之风:以仁者之心,施勇者之行,谋百姓之福。朱子为黄榦父黄瑀(朝散黄公)撰写墓志铭:

公(黄瑀)任饶州司户参军,提点铸钱官欲市冶工余粮以规赢利,强公高其估。公不可,则怒欲中以法。又岁旱,公为民求大幅减租,上司不许,要求更改。公曰:“官可罢,此不可易。”公又痛以廉俭自约饬,凡例所当得公廨钱悉以输之公。到罢挈家,法当计佣受直,亦不取。至于燕游馈送之费,又皆一切屏绝。公为民办实事,及民之大者既已周浃,而于其细者又皆曲尽。独豪宗大姓侵刻细民,则捕劾穷治之无少贷。他所听断,发擿隐伏,人以为神,而卒亦归于仁恕。大治学馆,延择修士,课试以时,士子上谒者接之于学。讲学之外,一毫之私不敢及。为两浙转运司干办公事,贵将杨存中请地以广其营,实规为观游,以奉权幸。公又以檄往视,还曰:营卒若干人,度地若干亩而足。今所请地且数倍,若从其请,是坏民田庐冢墓不知其几,而独为存中结欢于一幸臣,不可予。权秀洲华亭县事,岁恶民饥,不待上级批准,发廪以赈,上级特使阻拦,公曰:“民命在朝夕,苟可以生之,虽重得罪不悔。”[26]

朱子记录亲家事迹,其用意是勉励黄家后人,也可以视为家训;虽是黄家的,但出自朱子手笔,朱黄联姻,理当共勉,也为社会千万家树立榜样。

由朱子到女婿黄榦两人生平事迹和思想学说,可以看到朱子理学家风:他们都有为官行政的机会和才干,但为民请命求福,为国尽忠尽职,勇于担当,奋不顾身;廉退有节,甘于清贫,深得孔颜乐处;治学传道,乐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治家以礼,处世以恭。他们幸福吗?“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应是幸福的,他们的幸福具备更深的思想文化内涵。

三、朱子家风家训里的“福”文化思想内涵

前文已讲,家风家训的目的,都是为了幸福,但不同家族,具体内涵还是有差别的,作为思想家之家族,万事必打上思想的烙印。

西哲有言,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那肯定是不幸福的。中国人应是幸福的,自古先儒教导,日三省吾身,只要做到了,就可能增进福祥。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思想之福,思想家之家族,一定多得于常人。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认为,决定一个人是否幸福的主要因素,是他的自我,即其内在构成,出身与地位甚至王室血统所带来的特权,与伟大的思想和心灵这类本源的个人优势相比,简直有着云泥之别。[27]朱子、勉斋这样的思想者,应是本源幸福的享有者。

朱子、勉斋身在官场常常请退,一心以著书立说、开坛讲学为念,黄榦在《朱文公行状》里说,孔子贤于尧舜,而朱子“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明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策,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28]思想,对于朱子、勉斋自身,对于社会和百姓,能够带来更大的幸福。

思想如何带来福祉?日三省乎身,慎思明辨,诚心正意,修齐治平,从个人之福,以扩展至国家、社会之福,正是儒家、理学家的个人信条和社会理想。“夫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孔子家语》卷三《辩政第十四》)横渠四句教正是贤者百福的印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子注《四书》,勉斋先生继其后而推广,正是履行思想者幸福的使命。

朱氏家族的思想是什么?无疑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导的儒家思想。朱松传承河南洛学以来,以《中庸》为核心,中庸之道就成为朱氏家风家训的思想核心。朱子家风家训追求的人生和社会的幸福境界,就是中庸之境。朱子编《四书》,排序以《中庸》为归结点或曰极点。勉斋《朱文公行状》曰:“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语》《孟》之精微;不参以《语》《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29]

《中庸》之境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一种身心和谐、天地和合的人生幸福境界。若参以西方幸福论,可以互训。古罗马哲人塞涅卡说,幸福生活就是一种与其自身本性和谐一致的生活。[30]叔本华说,幸福主要源自内心的平和和满足,要增进幸福,就要减少人性本能的冲动,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31]理学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正是将欲望控制在合理的范围,是一种人生智慧,有助于人生幸福和社会和谐。

按照《中庸》学说,到达中庸之境的门径是五达道、三达德,而关键是诚。五达道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达德是智仁勇。五达道、三达德和诚,基本涵盖了《朱子家训》《朱子家政》《童蒙须知》等内容精髓。朱子《中庸章句》第20章云:“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矣。知(智),所以知此(五达道);仁,所以体此;勇,所以强此。困知、勉行者,勇也。”朱子的意思是,须有智慧和仁爱,才能懂得、体会到“道”,须有困而好学、勉力前行之勇,才能做到。

西哲又言,福德一致。塞涅卡说,真正的幸福存在于美德之中。美德完美而神圣,一个人具备美德,则超然于一切欲望之外,内在自足,无需外求,堪与神仙媲美:逍遥自在,自由、安全、免受伤害。[32]

康德认为,福德一致,至善是幸福的条件,“德行,作为配得幸福的资格,是我们一切谋求幸福的至上条件。幸福始终都以道德的合乎法则的行为作为前提条件。德行和幸福的关系:努力成为有德性的及有理性地谋求幸福,这并不是两个不同的行动,而是两个完全同一的行动,因为前一个行动不需要任何别的准则作根据,只需要后一个行动的准则作根据。”[33]中国古人常说,仁者寿,也是福德一致的表现,仁是德性,寿是五福之一。朱子《仁术》诗曰:存心每欲仁,福泽遍斯民。朱子还说:“为善则福报,为恶则祸报,其应一一不差者,是其理必如此,抑气类相感自如此耶!”[34]这是以理学思想对《周易》之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加以解释:德与善气禀同类,属于清气,感应相激。古希腊也有这样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说:幸福作为最高善,德性的报偿或结局必定是最好的,必定是最为神圣的福祉。[35]

对于德性带来的幸福,《四书》多有阐述。《大学》:“富润屋,德润身。”朱子注:“心无愧怍,则广大宽平,而体常舒泰,德之润身者然也。盖善之实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于面,盎于背,施于实体。四体不言而喻。”朱子注:“气禀清明,无物欲之累,则性之四德根本于心,则发而著见于外者,不待言而无不顺也。”《中庸》(二十章):“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朱子注:“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反之,必有灾殃。《中庸》(二十八章)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四书》到处流溢着道德的福泽。《朱子家训》说,“日用常行之道”,“人能如是,天必相之”,这是神秘化了,不是天助,而是得道(德)多助。[36]

道德力量哪里来?仁之外,还有智勇,更有诚的加持。孔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朱子家政》说:“凶吉欲其知变,忧乐欲其知持。”[37]是为智者,穷理尽性以辨祸福。近世闽人严复参以西学,也悟到此理,《原富译事例言》曰:“人莫病于言非也而相以为是,行祸也而相以为福,祸福是非之际,微乎其微,明者犹或荧之,而况其下者乎!欲违其灾,舍穷理尽性之学,其道无由。”[38]《中庸》(第二十四章):“至诚之道,可以前知。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朱子《中庸章句》曰:“诚”是《中庸》“一篇之枢纽”。勉斋公《中庸总论》《中庸总说》很好地诠释朱子之意:其所以用功而全夫道之体用者,则戒惧谨独,与夫知仁勇三者,及夫诚之一言而已,是则一篇之大指也。至圣,则足以全道之用矣;至诚,则足以全道之体矣。诚者,则由人以进夫天,圣贤之极致也。[39]

古罗马幸福论与中国先贤惊人地一致,也认为幸福立基于仁智勇基础。塞涅卡说:至善乃是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其表现为,生活经验丰富,行动冷静沉着,与人为善,为人厚道。一个人幸福,就是说这个人珍视荣誉,安贫乐道。幸福生活就是拥有一颗独立、高尚、无畏且不可动摇的心灵,远离恐惧与欲望。幸福的人往往拥有健全的判断力可以获得幸福生活的途径只有一条,前提是,首先,脑子必须健全而且始终保持清醒;其次,必须勇敢且精力充沛;此外,能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能急中生智、随机应变。[40]

朱子之学、朱子家训,教人忠孝节义、修齐治平,仁智勇诚、谨独戒惧,格物致知、穷理尽性,省察于祸福是非之际,以达于广大极致之境: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第二十七章)

先贤心如明镜,知道中庸之境在现实中是很难达到的。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三、九章)那么幸福是不可能的吗?朱子注曰:智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难,然质之近似者皆能以力为之;若中庸,非义精仁熟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中庸章句》第九章)朱子的意思是,虽不能至,但是只要排除私心杂念,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还是能够接近的,是可能的。这个追求、接近的过程是幸福。哲学家、伦理学家对此有很精深的研究。当代著名学者赵汀阳先生著《论可能生活》,有经典论述:可能生活是现实世界所允许的生活,但不等于现实生活。可能生活是理想性的,尽可能去实现各种可能生活就是人的目的论的行动原则,就是目的论意义上的道德原则,是幸福生活的一个最基本条件。幸福有待于可能生活的现实化,尽可能实现各种可能生活,这是一个关于幸福的价值真理。幸福是健全生活的感受,是全部生活行为追求的状态而不是结局。幸福是一种行为的活动过程本身就能够产生的感受。[41]

朱子家风家训正是为人提供一个可以践行的理学思想的范式和准则,让人在追求可能的中庸之境过程中体会幸福。


注释:

[1]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47-149页

[2]林森;《陶江林氏族谱序》,转引自林友华《林森评传》,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3]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等编:《福建家训》,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4]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157页

[5]中共福建省委文明办等编:《福建家训》第64、12页

[6]束景南:《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朱子童年、少年家教事迹,皆参考本书

[7]束景南:《朱子大传》第17页

[8]转引自《朱子大传》第21、22页

[9]《朱子全书》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59页

[10]束景南:《朱子大传》第26页

[11]《朱子全书》第27册,第571页

[12]《朱子全书》27册第560-561页

[13]《朱子全书》27册第563页

[14]《朱子全书》27册第538、539、540、544页

[15]《朱子全书》27册第567页

[16]《朱子全书》第27册第569页

[17]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卷十二,第133页

[18]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附集》,第561页

[19]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年谱》,第532、533页

[21]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卷二十八,第305页

[22]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卷十二,第137页

[23]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年谱》,第523页

[24]《宋元学案》,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028页

[25]家藏珍本《黄文肃勉斋公文集》,第135、561页

[26]《朱子全书》第25册第4284页

[27]叔本华著,译李润萍、吴峰峰译:《人生的智慧》,湖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28]《朱子全书》27册第562页

[29]《朱子全书》27册第563页

[30]塞涅卡著,覃学岚译:《论幸福生活》,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

[31]叔本华:《人生的智慧》,第86页

[32]塞涅卡:《论幸福生活》第116页

[33]康德著,邓晓芒译:《实践理性批判》,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28、129页

[34]《朱子全书》,20册第283页;23册第2714页

[35]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7、32页

[36]《福建家训》第1页

[37]《福建家训》第8页

[38]《严复全集》卷二,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39]《宋元学案》第2024-2027页

[40]塞涅卡著:《论幸福生活》,第104、106、103页

[41]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6-122页


作者:孙汉生(福建教育出版社)

原载《朱子文化》2023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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