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理性地看待人的理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7 次 更新时间:2007-04-22 12:5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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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都可以推定是其家庭在特定的文化、道德、经济环境中,通过理性思考作出的选择。如果一家生育多个孩子,可能是因为,该家庭预期自己有能力养活这些孩子,并且相信,这些孩子给家庭带来的福利,包括精神的、社会的、经济的,将会大于不生育他们所带来的好处。

  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些人的理性能力是有限的,现实的不确定性可能使他的预期完全落空。家庭不能养活那些孩子,从而成为社会的负担。所有家庭的理性计算加总,最终得到的结果,却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此即著名的经济学教书本编者保罗·萨缪尔森所说过的“合成谬误”。

  

  米塞斯的论据

  

  启蒙运动把强调明智、理智的理性主义,变成了形而上层面的理性崇拜,此即哈耶克再三批评的欧洲大陆唯理主义。其在经济学中的极端表现形态,就是一味的“计划”的神话。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以为,在现实世界中真的可以实现“均衡”,进而他们相信,计算机等等技术可以帮助计划部门收集信息,进行计算,从而有可能为全社会每家工厂、每个家庭制定出详尽的生产、消费计划。19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则为计划的种种版本跑前忙后。

  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却不相信这个神话。在1922年,米塞斯出版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在计划经济还没有变成现实之前就十分确定地断言:集中计划根本是不可能的(impossible),它不仅在现实中不可行,在概念上就站不住脚。

  米塞斯的主要论据是,这种全面的计划体制取消了价格,而没有要素市场的价格,盈亏的计算是不可能进行的。如果没有价格,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知道把资源配置到何处才最为有利可图。哈耶克进一步深化了米塞斯的论证,提出了“知识分工”命题。他指出,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信息交流机制,其中所交流的乃是分散在个人头脑中的局部知识,这些知识,是任何计划都不可能集中起来的。

  确实有一些国家建立了计划体制,但首先,它们后来转型了。其次,它们的增长效率大大低于市场体制国家。最后一点,即使在计划体制维持时期,也完全借助于非正规的市场因素才维持其生存,比如,参照国际市场确定国内要素价格。

  如果试图实现人口的有计划、按比例增长,就需要制定此类计划,需要计划部门精确地预测人的生育行为,并计算出一个精确的最优人口规模。只有在确定了这两者之后,才能理性地分配生育指标。

  不幸,全世界的人口学家普遍承认,要计算出上述两样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关于人口预测,Nathan Keyfitz在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人口学”辞条中这样说:“公众会认为人口学主要关心的是人口预测,然而,这个问题在人口文献中并没有占据多大的位置。近几年来,一些著名的人口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其他问题:解释过去已经够难了,而除非人们能够说出过去事件出现的原因,否则,预测将来的前景并不光明。”

  关于最优人口规模,J.D. Pitchford教授则写道:“有关这个问题的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方法,以切实计算出最适度人口规模的路径或水平。还没有人试做过这种演算。之所以如此,除了难以找到用以估计和求解一些根本性比例关系的数据之外,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技术知识方面的未来发展,肯定依然是个相当重要的未知因素。”

  

  最大限度地利用个人知识

  

  我们看到,在中国,一些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一直在忙着进行预测,忙着计算精确的最优人口规模。较早进行这种努力的,大概是孙本文,1957年他从当时中国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提出,8亿是中国最适宜的人口规模。大约在1980年前后,田雪原和陈玉光从就业角度认为,百年后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6.5亿-7.0亿。胡保生等人则说应保持在7亿-10亿为宜。有专家从食品资源、淡水资源角度估算,百年后,如果中国人的饮食水平接近法国目前的水平,人口总数应保持在7亿或者以下;按发达国家的用水标准,我国人口总数应在6.3亿-6.5亿之间。

  这些专家不光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计算,还在省市层面上进行计算。一些大城市争相宣布自己的人口承受上限,或者最优人口规模,并且纷纷采取种种限制人口自然增长、禁止外地人口流入的政策,试图把人口控制在那个规模。

  但是,这些真有“科学性”吗?人的经济活动与生育活动是由诸多互动变量促成的,其中能够进行量化统计的变量只是少数,还有更多变量无从统计。这些变量如被计算者忽略,结果当然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Nathan Keyfitz教授就正确地指出:“人口预测必然存在特别大的误差,原因有二:它们涉及遥远的将来;自我局限于少数几个人口变量……人口趋势取决于人口学以外的许多变量,因此,常常有人建议,人口学家应考虑非人口学变量。然而,这需要知道将来的就业观念、家庭观念等许多增加人口预测难度的因素。

  除此之外,即使我们知道25年以后的所有这些独立变量,它们与人口之间的函数关系的性质,也超出现有的知识。”这位权威又说:“对预测最有影响的是关于出生率的假定,最大的失败亦在于此。发达国家战后出生的增加事先根本没有预测到,1960年代出生的下降和出生率持续的低水平的原因,同样无法解释。” 如果连一个社会中长期出生率的假定都带有任意性,那人口计算又有什么意义?

  市场给予个人自由选择权,其优越之处在于,它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每个人的知识,而且这些分散知识的生产力之总和是相当高的,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效率高于计划体制,也比计划体制更公平(在某种程度上)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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