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继承和发扬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5 次 更新时间:2023-01-14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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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 (进入专栏)  


中国宗教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宗教文化有着与西方宗教文化很不相同的轨迹和特点,它的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是很可贵的。尤其在国际上民族宗教冲突日益加剧、以基督教为背景的美国与以伊斯兰教为背景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对抗日趋激烈的今天,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更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和长处,不仅值得我们自豪,更需要我们认真去继承发扬,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对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和而不同 多元一体

中国宗教文化一个显著的历史特点是它的多样性与和谐性,即和而不同,多元一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大国,但这“三多”并没有使它困扰于对抗和分裂之中;相反,民族在差异中走向和谐,信仰在交流中走向理性,宗教在互动中走向丰富。

中国是一个多信仰的国家。既有以人文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儒家仁礼之学,也有以神道崇拜为主要特征的诸多宗教信仰。哲学与宗教、神道与人学交织互动,使得中国的哲学多少都带有宗教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也使得中国的宗教具有较强的人文理性,因此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出现过强大的禁绝宗教的社会思潮,也没有出现过浩荡的宗教狂热。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历史上有祭天祭祖祭社稷的国家民族宗教,有土生土长的道教,也有外来的佛教(包括三大语系佛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新教与东正教)、伊斯兰教,历史上还传入过犹太教、摩尼教、琐罗亚士德教等,还有大量的民间信仰和民族传统宗教。

在中国,继续保持宗教的多样性与宗教间的和谐性是很重要的,有利于信仰文化的丰富多彩,也有利于宗教在和平及多元竞争与比较中保持一分清醒和勤勉。

道德教化 积极向善

中国宗教文化一个突出的历史特点是重视行善积德和道德教化,把去恶为善放在宗教教义与宗教活动的首位,作为宗教的主要精神方向。佛教讲慈悲,而且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悯怜一切有情众生,可以说佛教是求善、明善、行善的宗教。佛教徒不仅要自利利他,而且要能够忍辱负重,以慈悲大愿化解仇恨,努力拯救作恶堕落之人,使之向善,绝不赞成冤冤相报。道教受到老子“尊道贵德”和“报怨以德”的影响,也十分重视道德善行在修道中的关键作用,强调“积善成仙、功德成神”。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原有教义中,都有爱人、仁慈的教导,但由于历史过程的特殊性,两教的仁爱往往局限在本族或本教范围之内,在民族与教派冲突中,对本族本教的热爱常常与对它族它教的仇恨同时并存,这种情形到了中国都有所改善。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基督教界的主流都努力发挥宗教思想中的道德内容,强化对教徒道德行为的要求,并致力于社会慈善救济和公益事业,避免宗教成为族群互损的工具,而使宗教成为族群友好的桥梁和社会普世伦理的维系力量。在中国,各种宗教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形象才能生存和发展。

爱国爱教 相依相存

中国宗教文化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善于把爱教与爱国统一起来。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我国各大宗教的人士积极投身于抗外侮、救国家的社会运动,并把它看作是实现宗教的爱人济世、慈悲为善宗旨的具体行动。佛教有“利乐有情、庄严国土”的教义。抗战时期,弘一法师提出“念佛不忘救国”的号召,动员僧人奋起抵抗日寇侵略。道教学大师陈撄宁为了强族救国,号召道教界抛弃崇洋媚外思想,为国家的复兴出力献策。中国伊斯兰教界在抗战时期成立了“中国回民救国协会”;著名伊斯兰经学家虎嵩山提出“国家兴亡,穆民有责”的口号;冀中马本斋组织“回民支队”,宣誓“为国为民,讨还血债”,对日作战十分勇敢。中国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的情形比较复杂,但教内有识之士和广大中国教民,推动自主自办教会,努力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尽快摘掉“洋教”帽子,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是好的。

在中国,爱教必须与爱国相结合。对自己饱受苦难的国家和民族没有深沉真挚的情感,又何能实践爱人如己的宗教理想?中国基督教决不能成为外国霸权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否则,不仅会自外于国家民族,而且也背叛了基督教倡导的博爱和政教分离的原则。

与时俱进 勇于改革

中国宗教文化又具有与时俱进、勇于改革的传统。印度佛教进入中国之后,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情民俗相结合,特别吸纳儒、道两家哲学思想,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宗派——禅宗,达到哲学上的一个高峰。近代则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创建“人间佛教”,为净化人心、改良社会做出重要贡献。道教也在不断创新中书写着自己的历史。从早期外丹道的肉体长生说,演化到后期全真内丹学的性命双修,其间的变化是巨大的,有着质的飞跃。

中国伊斯兰教在教义教理与教法礼仪上都不断有许多新的创造,特别是淡化“圣战”的理念,强化和平、仁慈的精神,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开创出中国伊斯兰教的新天地。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新教)的“三自”爱国运动和90年代以来丁光训主教提倡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正是中国基督教坚持不断改革创新的表现。

宗教的基本信仰是不能改变的,但关于经典和教义的解释及宗教礼仪、组织制度却必须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出新;僵化守旧会被时代和社会所淘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宗教,凡流传下来的都是比较有创新活力的宗教,都是能够服务社会、利益民众的宗教,都是能够与主流社会保持协调的宗教。

不断提高 繁荣文化

中国宗教文化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传统,就是注重自身人文素质的提高,并为繁荣社会文化多做贡献,使宗教的文化性得到较好的发挥。

以佛、道二教为例,它们各有自己博大丰厚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科技、民俗和中外文化交流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哲学上,佛教的体悟智慧和道教的性命人学各有特色,对于中国哲学宇宙论的扩展、本体论的深化、心性论的开拓、人生论的提升、认识论的推进、修养论的丰富和辩证法的发展,都起过重要作用。在道德上,佛教的三报论、众生论、五戒十善论和道教的清静论、重生论、苦己利人论,都补充和丰富了儒家所弘扬的传统道德。在文学上,许多佛典、道籍本身就是文学作品,有很高审美价值;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皆受到中国儒释道3家文化的滋润。在艺术上,佛、道二教对于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门类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佛、道教的名山大寺都是集建筑、雕塑、绘画、书法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殿堂。

当然,中国的伊斯兰教、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和各种传统信仰,也为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那些包含着真、善、美的艺术成果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现今的中国宗教,如果能够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历史上的优良传统,又能不断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返本开新,综合创造,一定能够很好地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相适应,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人类各种文明的对话、交往和互补,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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