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韩信被杀后刘邦的心理活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8 次 更新时间:2022-12-25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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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  


《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作为史家的开创性贡献不仅体现在发凡起例的著史方法,而且也表现在独出心裁的史实取舍标准,将心理书写纳入《史记》即是显著的典例:高祖十年(前197年)钜鹿郡守陈豨发动叛乱,刘邦御驾亲征期间,吕后用萧何之计,诱杀疑似内应陈豨的韩信。《淮阴侯列传》记刘邦对韩信之死的心理活动:“高祖已从豨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

太史公以“喜”与“怜”两字记述高祖情感与心理,引出历史学上两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心理书写是否可以成为历史书写的必要内容?心理书写如何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这似乎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认识。

从根本上,“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人是历史舞台上一以贯之的主角,人的活动是历史研究的永恒聚焦点,这一本质特性决定了,人出现以后在世界上所做或所想的事业及其痕迹,都应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从民族的兴亡到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的是,人类从事任何活动,都必定伴随有相应的心理活动;人类的一切外在行动与内在的心理活动具有天然的联系,须臾不可分离。既然人的心理活动本来就是历史活动的天然组成部分,那么,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书写理应涉及人的心理活动。

但人类思想及心理活动所具有的隐秘性,决定了历史心理书写具有极大的难度与特殊性。如果说历史学家对人的外在活动的研究,可以自信通过多重证据基本达到“客观性”的要求,那么,对于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的研究,则不免少了许多自信。

心理活动的隐秘性造成证据的特殊性:一、证据的隐而不现。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虽是客观的存在,但许多情况下并不必然留下可供后世研究的痕迹,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史家根本无法得到具体的证据,不得不根据个体经验对所研究的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揣度,主观性不可避免。二、通常情况下,见诸史册的历史人物的言辞,多被后世作为当事者心理活动的凭据。但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的“言”与心理活动存在张力,即“言与心”的不统一,造成语言证据的证明力不足。历史人物的“言不由衷”,乃至巧言虚饰,比比皆是。以冠冕之词掩盖历史事实或兜售其私与奸者,不胜枚举。第三,“行”之表象与“心”之真实相违,史书所载的外在行动不足以洞察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些因素决定了历史心理书写的难度,使历史书写中的所谓“心理真实”难免遭人质疑。

既然历史心理书写面临如此多的困难与局限,如何书写才能保证其不失“合理性”?“合理性的限度”在哪里?太史公的历史心理书写似乎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对于韩信被杀这一事件,在汉高祖心中必有所感,从而产生相应的心理活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对此事的具体心理活动,是断不会明示于人的,也不太可能在公开场合向人表露,换言之,太史公不可能有机会获悉其心理活动直接而具体的证据。那么,太史公描述汉高祖“且喜且怜之”心理活动的依据何在?太史公难道不担心后人指责他主观臆造?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两千年来人们都熟悉这段著名文字,却无人认为太史公所记不是汉高祖的真实心理情感。何以如此?缘由固不止一端,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它符合历史心理书写所要求的“合理性”。

那么,在哪些维度上完成的历史心理书写才具有“合理性”?

首先是人性的维度。“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与人性程度之间的差异。”(恩格斯:《反杜林论》)历史上活动的个人,其行为的原动力是个人欲望,每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构成人类的历史。在每个生命体所展现的动物性上,人与其他动物是相同的,人超乎动物的是思想,换言之,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思想支配下为动物性欲望所驱使完成的;动物性的欲望即恩格斯所说的“兽性”,是所有人心理活动所共有的底线。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一人性定则赖以成立的根基。因此,基于人性所作的刻画是历史心理书写“合理性”的最大、最基本的“维度”。

在太史公的书写中,刘邦与韩信都具有“人”的爱好与情感。作为人,刘邦对于韩信之死绝对不可能无动于衷,“心有所感”是必然的,只是“所感”的内容却是因时因势而不同的。但不管有何种心理感受,在以皇帝为中心的家天下格局中,其感受必定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以自我欲望为指向的。“惟天生民有欲”,立足于人性欲望的历史人物心理书写,其有效性基于人性欲望的客观存在,因此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史记》记载项羽、刘邦目睹秦始皇出行的场面,反应各不相同,一个曰“彼可取而代也!”一个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但不同的反应却改变不了共同的欲望指向。正如鲁迅所说:“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很显然,鲁迅对刘项心理状态的判断乃是基于一个原则,即客观存在的人性欲望,即对“威福,子女,玉帛”的满足与享受的追求。这在根本就是太史公所秉持的心理书写原则。

人类心理活动虽为永恒的人性所支配,但从人性维度书写历史人物心理,毕竟过于宽泛了,它难以充分说明个体的心理活动内容。人的具体行动不能超越时代与社会赋予他的角色,心理活动从根本上总与其社会角色相关联,正如俗谚所云:“皇宫之中的人所想的,不同于茅屋里的所想的。”时代与社会角色应是历史心理书写的第二个维度。

对于韩信之死,在刘邦麾下一同打天下的其他将领,心理反应可能有所不同,但大致不出几种情况:或是兔死狐悲的凄凉与惊惧,或是幸免于难的庆幸与疑惑,抑或减少一个争宠对手的幸灾乐祸,但绝不会是“且喜且怜之”。“且喜且怜之”这种强烈的心理情感只能属于刘邦,且属于君临天下的刘邦,而非此前的刘邦,是居“天子”位以后的刘邦的心理反应。如果在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韩信意外死亡,则刘邦心中的感受恐怕是“且痛且怜之”,而非“且喜且怜之”;前者是他作为“沛公”“汉王”的心理状态,而后者则是他在“天子”位置上的心理感受。

韩信的功高盖主使他担心自己的宝座,不免寝食难安。正如蒯通所言,以韩信功盖天下,略不世出之才,“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刘邦登大位之后,最需要的是立威以确立君臣秩序,韩信的存在是一大障碍。因此,当他听到吕后为自己除去了心头大患,心中如何不“喜”?

但“怜”的情感又从何而来?这当然是因为韩信为他击败项羽,夺得大位,成就帝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但这不是全部,还有另一面。刘邦对韩信高度戒备,但韩信的所谓“造反”很大程度上是“有罪推定”,并无真凭实据。刘邦将他从“齐王”迁为“楚王”是防范,而从“楚王”贬为淮阴侯,其借口也不过是“人告公反”。在没有韩信发动叛乱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将他杀死,刘邦不能不心有愧疚,产生“怜悯”之情。此其二。其三,楚汉之争以刘邦胜利而告终,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君临天下,但在皇帝宝座上所面临的局面并不轻松,需要人才辅佐。刘邦衣锦还乡,与父老子弟纵酒,慷慨伤怀,自为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面对帝业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对卓越人才的需求,像韩信这样的人才命丧妇人之手,他又怎能不生出“怜惜”之情?

除了人性维度与时代角色维度,个性特征是历史心理书写的第三个维度。不同环境塑造出的不同个性,决定一个人行为方式与心性特征。“且喜且怜之”的复杂情感,体现了刘邦的个性。在传统社会,造反者在夺取大位后屠戮功臣是权力欲望所使然,是为实现家族权力垄断所采取的手段,可以说是皇权制度的“客观”需求。但同样的屠戮功臣,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恐怕又有所不同。对朱元璋而言,屠戮功臣带给他的感受,恐怕更多的是“喜”,是杀伐带来的快感,而不会是“怜”的情感。清代史学家赵翼有言:“(明祖)藉天下人之功以取天下,及天下已定,则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天性好杀”恐怕是过甚其辞。朱元璋的好杀,部分原因是其早年遭受苦难太多,受人虐待太多,积郁仇恨太多,造成心理创伤,以致形成畸形心理。

刘邦家境不算贫寒,至少温饱不成问题,他年轻时游手好闲,养成“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习惯,以至于被其父骂做“无赖”,用现代话就是好吃懒做。在秦末天下大乱的背景下,他被推上反秦的道路,逐渐成为逐鹿中原的关键人物,但其骨子里是社会“游民”的性格:敢做敢为、不顾道德、精于算计、自我中心、唯利是图。逃跑途中为楚军追迫,将亲生子女推下车去;面对项羽欲烹刘父的威胁,他浑不介意,甚至要“幸分我一杯羹”;楚汉约定以鸿沟为界而罢战,却背约而突袭。他羡慕秦始皇,认为“大丈夫当如此”;待到君临天下,为了刘氏江山永固,他威迫群臣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一切都显示他的个性与信条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对这样一个孜孜于权力的人,见到韩信这般下场,必定会将自己置于韩信的位置上做一番“由己推人”的设想。韩信被萧何誉为“国士无双”,刘邦对其军事才能亦自叹不如。韩信为刘邦谋划定三秦的战略,“率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击灭魏、代、燕、赵、齐,最后与刘邦会师垓下,消灭项羽,最终成就刘邦帝业。尤其是在楚汉之争的决胜时刻,韩信以其雄厚的资本,“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亦可自立为王,鼎足而三,然而他感念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而不忍自举旗帜,自为霸业,犹豫再三后最终站在了刘邦一边。以刘邦不拘道德、精于算计、敢做敢为的个性看来,他岂不为韩信的“天与弗取,反受其咎”而遗憾惋惜?在霸业触手可及的关键时刻,韩信不从自身利益筹划,固守“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的道德信条,错失千载难逢的一手好牌,直到临死才想起古训:“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最终落得身死妇人之手的下场。这一切如何不令刘邦心生感慨,由同情、惋惜而生“怜悯”之情?

太史公之典例说明,心理书写对于完整而生动的历史书写不仅必要,而且可为,关键是准确地把握心理书写的合理尺度。这是我们读《史记》获得的启发之一。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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