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儒家“节欲”观的现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6 次 更新时间:2007-04-13 07: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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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 (进入专栏)  

  

   当今世界,一切有识之士无不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自然环境的日趋恶劣而忧心如焚。生态平衡的肆意破坏,引起了全球的气候反常;生活环境的横遭污染,带来了致命的怪病恶疾。长此以往,不仅严重地威胁着现在世界人类的生存,而且将遗害于子孙后代,大大缩短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历史。这绝不是故作危言耸听,而是摆在当今人类面前的无情现实。

   从现象上看,造成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原因是:人类过度地向自然索取,进行破坏性、掠夺性地开发,以及大量有害的生产、生活废弃物的污染。因此把对自然的破坏性、掠夺性开发,改变为计划性、保护性开发,加强对有害生产、生活废弃物的积极治理,是可能取得改善当前人类生存环境的一定效果的。但是,这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追根究蒂,造成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自己欲望的无限度放纵和追求。所有不顾一切后果地疯狂掘取自然资源,并且肆意加以挥霍浪费,都是人们无限度放纵欲望追求的结果。所以,人类如果不能从节制自己的欲望追求入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潜伏着的、未来的造成严重危害人类生存环境的根源,同时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当今世界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

   因此,我认为,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人类认真自我检讨,并切实施行欲求自我节制的时代。人们需要设计各种科学合理、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重新调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子孙万代创造一个优美良好的生存环境。而为此,重温一下中国传统儒家的“节欲”观,则将大有益于人们对自我节制欲求问题的思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欲,是人类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儒家在欲的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认为欲不应当无限度地放纵,而要受到一定社会规范的制约。

   孔子说,他七十岁以后达到一种随心所欲而又不违离规范的境界[1]。孔子这里所说的欲的含义是很宽泛的,包括各种生理要求和社会行为。这种个人欲求既能得到自由发挥,同时又能不违离社会规范,显然是对欲有所节制的结果。孔子到七十以后才能做到,这说明它是通过长期自觉地节制欲而培养出来的一种精神境界。这也是以后历代儒学家追求的理想精神境界。

   孟子也认为,人们的欲求是受到道德规范制约的,而且应当按一定的道德标准去取舍。如他说,求生是我的欲望,求义也是我的欲望,当二者不能兼得的时候,我将牺牲生命而去求得义[2]。所以,他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即不去做那些我不当做的事,不去追求那些我不当追求的东西[3]。孟子还认为,太多的物质欲望甚至会有碍于人们的道德修养,因而提倡“寡欲“。他说,修养心性的方法最好是减少物质欲望。他的为人如果欲望不多,那么善性即使有所丧失,也不会很多;他的为人如果欲望很多,那么善性即使有所保存,也只是很少一点点[4]。

   荀况(约公元前298—238年)提出了一套较为详密的“节欲”理论。例如,他在分析“礼”(指社会各种制度、道德规范、礼节仪式等)的起源时,曾这样说:人生下来就有各种欲求,欲求得不到满足,就不能没有追求。人们欲望的追求如果没有一定规定和限度,那就不可能不发生争斗。争斗会造成社会的混乱,混乱会使社会陷于困境。古代的圣王,为防止社会陷于混乱,因而制定各种等级制度、道德规范、礼节仪式等,以规定人们的社会地位,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求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而自然物资也不至于为人们的欲求所用尽。总之,使自然物资和人的欲求相互制约,保持协调地增长,这就是社会等级制度、道德规范、礼节仪式等产生的原因[5]。荀况的分析是相当深刻的,他在此既指出了欲是人类生理本能的一种要求,更说明了它是构成人类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部分。同时,又强调了社会各种制度、道德规范等在调节人们的欲望,协调自然物资和人们欲求之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就是说,人的欲求应得到满足,但也不能任其自流,而要由社会来加以限制和调节。由此也告诉我们,今天世界各国的人民和政府可以而且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制度、道德规范等的作用,既使人们的合理欲求得到应有的物资满足,同时又积极地保护好自然资源,使其不至于为人们的欲求所破坏。

   荀况不同意“寡欲”、“去欲”的主张[6]。他认为,欲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受之于自然的本性。那种认为只有去除人们的欲求才能治理好国家社会的理论,完全是由于他们没有办法来正确引导人们的欲求,而被人们的有所欲求困扰住了。那种认为只有减少人们的欲求才能治理好国家社会的理论,完全是由于他们没有办法来合理节制人们的欲求,而被人们的过多欲求困扰住了。其实,如果人们所追求的欲望是合理的,即使多些,对于国家社会的治理又有什么影响呢?相反,如果人们所追求的欲望是不合理的,即使再少,也会给国家社会带来混乱。于是,他指出,人的欲望虽然不可能完全满足,但可使它近于满足;人的欲望虽然不可以完全去掉,但可加以节制[7]。

   同时,荀况又指出,欲虽然受之于自然本性,但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人的内心多方面考虑的制约。这样,现实中的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本性的欲了。这用现代用语来说,现实中的欲是要受到社会发展情况的多方面制约的,而不可能任意发挥的。他举例说:人对于生的欲望是最迫切的,而对于死的厌恶是最强烈的。但是,有人竟放弃生的希望而去死,这并不是不愿意生而愿意死,只是由于考虑到某种情况下是不可以偷生的,而应当去死。因此,对于欲,不是简单地去除和减少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按照一个正确的原则来处理欲望。人们如果能掌握这个原则,那末在可能的情况下,欲望将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欲望将得到有效的节制[8]。

   以上,荀况在充分肯定欲的存在的合理性前提下,针对“去欲”说,提出了“道(导)欲”说;针对“寡欲”说,提出了“节欲”说。按,“寡欲”的反面是“纵欲”,在战国时期也有一些学派着力地鼓吹“纵欲主义”理论,荀况对此也持尖锐的批判态度[9]。他认为,“纵欲”会使人在道德上堕落,成为物欲的奴隶,以至损害自己的寿命,所以他又有“养欲” 的说法[10]。人的欲求既不能“无”和“去”,也不应“寡”和“纵”,那末唯一可行的就是“导”、“节”和“养”了。所以我认为,荀况的“道(导)欲”说、“节欲”说和“养欲”说,不仅在历史上是一种正确调节人类欲求的理论,即使在当今世界,也仍然有着它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荀况也曾经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和阐明“节欲”的必要性。他说,吃想吃鸡鸭鱼肉,穿想穿绫罗绸缎,行想有车马代步,此外还想有大量的财富积蓄,永远也没有满足的时候,这就是人的真实本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虽养了鸡鸭猪狗,又养牛羊,但在吃的时候也不敢又是酒又是肉的;虽然有积蓄的钱财、粮食,但在穿的时候也不敢全身丝绸,行的时候也不敢出入车马。这并不是人们从本性中就不想得到这些,而是由于从长远考虑,顾及到以后,怕一旦接济不上。因此,人们采取节约消费和节制欲望(“节用御欲”)的办法来积累财物,作为接济日后的需要。荀况批评那些目光短浅的人,只图眼前不顾以后,无限度地挥霍浪费,那末用不了多久,财物就会耗费殆尽,他也就免不了冻饿而死[11]。荀况在经济理论上强调节约消费,而同时又强调积极发展生产,使人们过上宽裕的生活[12]。这也就是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宋明理学家十分注重“天理”与“人欲”的分别。所谓“天理”,是指自然的、普遍的、公共的准则或道理;所谓“人欲”,是指一己的私欲。如,以吃为例,朱熹曾分析说:人必须吃东西才能维持生命,这种属于生理需要的吃是“天理”;然而追求好吃的东西,为了满足个人口腹的欲望,那就是“人欲”了[13]。理学家们把欲归为一己的私欲,并把它与恶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总的倾向上是排斥欲的。如北宋著名思想家周敦颐,积极提倡“无欲”说。他认为,孟子提倡“寡欲”还不够,而应当寡而至于无,才可以达到“圣人”的境界[14]。周敦颐的“无欲”说,有明显的道家思想的影响。又如理学的主要创立人之一的程颐认为,人所有的不善行为,都是欲的诱惑或过分欲求的结果。因此,必须遏止人的欲望,使人寡欲,才不至于做出违背“天理”的事来[15]。发展到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则把“天理”“人欲”的对立推到了绝对的、互不相容的地步。如他说:在一个人的心中,保存着“天理”,“人欲”就会消亡;相反,“人欲”如果旺盛,那末“天理”就会消亡。“天理”和“人欲”是不可能混杂在一处的。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彻底消灭“人欲”,完全恢复“天理[16]。

   由于程朱等理学家过分夸大了“人欲”的可恶和可怕,过分强调压制和消灭“人欲”,表现出了禁欲主义的倾向。应当说,程朱理学家并不是完全反对欲,只是他们把那些最基本的、合理的欲归到天理中去了。但是,他们把人的欲求限制到了最低的生理需要的程度,也确实有某种禁欲主义的倾向,因而遭到了当时和以后许多思想家的反对和批评。例如,与朱熹同时的,以提倡心学而著名的陆九渊,他就不同意朱熹等把“天理”和“人欲”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他认为,这种说法把天与人分割开来,是一种极有害的说法[17]。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也不同意把“天理”和“人欲”截然对立起来。他认为,离开人欲也就无所谓天理,每个人的欲望得到合理的满足,也就是天理的全体了。但是,他并不主张纵欲,特别是放纵“私欲”,而主张发扬“公欲”(合理的欲望),去除私欲,以至于彻底干净[18]。

   程朱学派的后学,对于程朱在理欲问题上的一些偏激说法,多少有所纠正。如明代著名程朱学派学者罗钦顺,对其前辈不无批评地说,人的欲望是天性所有,既不是个人所能去掉的,也有其不可改变的必然理由。只要是合乎必然的欲望,就不可能是不善的,只有那种任意放纵欲望而不知节制的,才会发展为恶。前辈学者都说要去除人欲、遏制人欲,他们的出发点固然是为了防止人们堕落为恶,因而不得不严格防范,但是强调得有些过分了。人的欲望与喜怒哀乐,都是本性中所具有的,怎么能去掉呢[19]?

   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与王夫之一样,反对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而认为理就存在于欲中。他一方面对道家、佛教以及周敦颐等的“无欲”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坚决反对纵欲。他认为,人的欲望如不加注意,是很容易失去控制而泛滥起来,从而影响人的道德行为。因此,他主张人们应当以正确的原则来规范欲望,象大禹治水那样来疏导欲望,而不是简单的防御和遏制。特别值得提出一说的是,戴震直接把“天理”与“节欲”说联系了起来。他明确地说:所谓天理,就是要节制人的欲望而不至于无限度地放纵欲望。所以说,欲望只是不应当无限度地放纵,而不是不应当有。有欲望而能节制它,使欲望既不超过它应有的限度,又不是达不到它应有的满足,这难道能说它不是天理吗[20]?这些论述,可以说都是与荀子的“节欲”说、“导欲”说前后相呼应的。

   人类欲求的无限度追求,从大处说破坏了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恶化了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从小处说也直接影响到个人生理和心理的健康成长。此外,无可讳言,当今世界和社会上有许多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和不安定,也是与无限度地追求私欲的满足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不是禁欲主义者,但也反对纵欲主义。我们须要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一副健康的身心。为此,我们今天很有必要大力宣传一下儒家丰富的“节欲”、“导欲”、“养欲”理论,用它来认真地合理地规范一下现实中的人类生活的欲求,让人类从那无尽欲求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把当今人类生活的格调和情趣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注:

   (1)“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2)“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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