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正常的时代应是读书自由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4 次 更新时间:2007-04-12 01: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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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我是1961年生人,今年46岁,这一生最好的时光基本过去了,以后只是打发日子。我现在才能体会,人到中年为什么通常都趋于保守。

  1978年,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历史老师冯彬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张我父亲单位里寄来的“右派”平反通知,那时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快要开始了。

   一个强烈的记忆是当时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今天40岁以上的人,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很少没有邓丽君的影子。那时没有影像,但她的声音是我们那一代人无法忘记的。许多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文章,专门研究70年代末港台流行音乐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可惜没有用力收集材料。此言可能夸大了邓丽君的作用,但她对一个在封闭社会中成长的少年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我那时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这些事还不能让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代,听邓丽君的歌是犯法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个中学生,要是沉迷于那样的歌声中,几乎就是不可救药了。好在我那时很谨慎,没有让老师发现,所以也没有被认为是中毒的少年。

  邓丽君的歌声是如何传进来的,这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邓丽君的歌声影响了许多正在成长的少年,而那些少年的青春时代,是只有革命歌声的,是只有时代最强音的。邓丽君让他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歌声。我那时有一个梦想,就是特别想知道邓丽君的模样,那种期待,也许和今天的追星族是一样的心情。那时很难见到一盘原装的盒式磁带,所能见到的,都是转录过来的,那时,转录邓丽君的磁带,是青少年的时尚。

  流行文化的发展,到了今天,已非当年可以想象。我这个年纪的人,对于今天的大众文化,已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但对于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我还有一些怀念。后来也看到了邓丽君的照片还有她的传记。与如今的明星相比,邓丽君也早已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了,她本来也不是什么美人,但她的歌声非常迷人。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史上,邓丽君恐怕不只是一个歌星,或者说,她的意义远非今日那些走红的歌星可比。邓丽君的歌声,实际有一种延续中国30年代流行歌曲的风格,她常常让人想起周璇、白光她们,后来我还了解到,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也非常喜欢邓丽君,比如过去《读书》杂志的沈昌文先生就是一个。邓丽君生长的地方,是延续中国30年代文化的,不像我们这里,没有了那种文化的土壤,像邓丽君唱的那些宋词歌曲,至今还让人回想。邓丽君始终是忧郁的,她的歌声是有关爱情的,但多是惆怅的,哀怨的,虽然是通俗的,但我们还很难说她肤浅,她的歌声总有人喜欢听,这很不容易。今天的歌星,很难有她那样的幸运。

    

  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投过一次稿

  

  1980年,我进入山西榆次市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虽然读的是英语,但我对这门专业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三年后勉强毕业。

  我在师专读书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发生在北京的那些政治变革。当时21岁,像所有大学生一样,张着一双迷茫的眼睛,对周围的生活充满好奇。那是一个有热情的年代,理想主义是青年的普遍气质。我虽然是一个读英文的学生,但英文在我的学习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那时我对文学着迷,一心想成为一个作家,但同时对政治也保持了极大的兴趣。也许因为自己是一个“右派”的后代,所以对生活中的政治变化很敏感。我在中学时候,就对北京西单民主墙非常关注。可惜,生活在中国北方一个小城市里,我只有观望的条件。

  我到师专读英文时,英语远不像今天这样为所有的大学生所重视,我那时是因为数学不好,不能选择中文系,才去读英文的,当时上英语专业的人可以不算数学分数,我也只学了一年英语,就勉强上了师专。我上的这所学校,严格说不能算是大学,因为刚刚恢复,几乎没有什么办学条件,学校只有一座教学楼,老师都是从中学调上来的,多数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但因为在社会底层生活多年,他们早没有名牌大学学生的自信和傲气了,长期的中学生活,使他们变得特别谨小慎微,学生远比他们富有热情。

  我在这里遇到过一个教政治的老师,他叫黄学诗,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后来他告诉我,他和美学家叶朗是同班同学,因为是“右派”,我对他有天然的好感。他不是一个会讲课的人,思想也不是特别开放,但因为经历的关系,他在课堂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偶有涉及,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他常常有一些让我感兴趣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人生中是非常平淡的,没有恋爱,也就无所谓失恋;从来没有想过考研究生一类的事,也就无所谓失望;除了祖母的去世让我多少感到一点人生的无奈外,我实在想不起什么特别有印象的事。我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件事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就是我在这一年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投过一次稿,结果当然是稿子被退回来。20多年后回忆,我以为这件事在我一生中还是有意义的,可以说,我的青春在那一年提早结束了,不是说我以后成熟了,而是以后我更是什么都不相信了,我只相信我自己。

  可能是因为在政治课上听过黄先生一些对领袖的分析和评价,加上自己家庭的一些遭遇,我当时对领袖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1982年,虽然民间思想特别活跃,但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面,对于领袖还是不敢有另外评价。

  说来也奇怪,那年夏天,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一本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书不在手边,这个书名可能不是特别准确。这是一本文件形式的小册子。我那时有很强的好奇心,就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这本小册子仔细看完了,当时感到特别兴奋。

  我对当时流行的一些说法本来就不相信,看了普列汉诺夫的书后,就更不再相信了。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我当时以为自己看懂了,因为这不是一本很复杂的书。我以后再也没有重看这本书,但我记得他在书里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用符号列了公式,这个记忆特别强烈。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他好像说过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位置如果被甲占据了,那么就把另外一些人的才能转移到别处了。看过这本书以后的突出印象就是:没有什么不能替代的人,也就不能有什么个人崇拜,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因为平时有很强的写作欲望,我就以普列汉诺夫文章为依据,还结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毛主席也会有新中国》,然后把文章直接寄给了《人民日报》理论部。那时寄出去一篇作品,最大的愿望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在报上看到自己的文章,现在想来这很可笑,但当时就是那样想的。文章自然是不会发表了,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了《人民日报》的退稿,记得里面是一张铅印的退稿单,我估计,一个读者的来稿,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恐怕根本就没有人看过。

  当时在学校里给报纸投稿,发表了还好,发表不了是一件很让人难为情的事,特别是像《人民日报》那样的地方。我把那封退稿信悄悄地收起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保留了许多20多年前和朋友往来的信件,这封退稿信或许还在家里,只是我一时找不到了,如果有一天再见到了它,会感到万分亲切的。文章肯定不行,但我依然珍惜当时的热情和勇气。

    

  要是那时我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就好了

  

  回想自己的读书生活,最大的感受是最能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有书读了,已经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时光。我总觉得,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应该在他上大学之前,把那些应该读的书都读完,就像我们的前辈那样,读书也是需要童子功的。过了那个年纪,再用功,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整个中学生活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而“文革”中是没有书可读的,就是有书可读,那些书多数也没什么用。一个人应该在他该念书时就念书,而且要念一点正经书,不能白念,现在想起来,我最能念书的时候念的那些书,后来多数对我没有什么用,或者说,还有副作用。

  我少年失怙,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是一个知道文化是好东西的人,小的时候,她让我背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诗词》,我在上小学以前,已经背会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毛主席诗词。我后来对文学有一点兴趣,这可能是最初的萌芽。我现在想,要是那时我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就好了,那可以让我享用一生,可惜我没赶上那样的好时候。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70年代初,有一次从学校废弃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屠格涅夫回忆录》,薄薄一册,是蒋路先生翻译的。这本书主要写屠格涅夫自己的文学活动,我就是从那本书里知道了许多19世纪的俄国作家。那时喜欢读这本书,主要还是喜欢蒋路先生的文字,他的译笔和当时流行的说话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后来就是鲁迅的作品。那时能见到最多的书就是白色封面的鲁迅著作,一本一本的小册子。鲁迅的书,根本就看不懂,但对书中提到的人物有些兴趣。

  一个正常的时代,应该是一个读书自由的时代,要相信人是有很强选择能力的,它想看什么书就让他看去,时间长了他总会知道好坏,一个在自由选择环境里长大的人才会身心健康。如果一个社会连读书的自由都没有了,那是很可怕的。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193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基本是没有读过书的。不是没有能读书的人,是以后成长的年代里没有书可读了。

    

  谢泳,学者,1961年生于山西榆次,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杂书过眼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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