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慕樊:杜甫夔州诗及五言长律的我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37 次 更新时间:2022-12-15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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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慕樊  

从宋以来,人们对杜甫夔州诗的评价就有争论。最初肯定夔州诗的是大诗人黄庭坚。他在《大雅堂记》《刻杜子美巴蜀诗序》等文中,高度评价夔州诗。如说:“欲尽刻(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又《与王观复书》(其一)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同上卷十九)


南宋大哲学家、诗人朱熹却颇持异议,说:“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旷逸不可当。如自秦川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按少陵乾元二年(七五九年)弃官入蜀,四十八岁,不为少。朱熹这里所论,对杜晚年诗似无贬抑之意。


但又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摹,不可学。”(《诗人玉屑》卷十四引)又说:“人多说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年?)前有一节诗好。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如矮人看场耳。”(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六引)


陈善《扪虱新语》曰:“谢玄晖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观子美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如弹丸矣。”


明胡应麟说:“凡诗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则意态横放,故惟中岁工力并到,如老杜之入蜀,篇篇合作,语语当行,初学当法也。夔峡以后,过于奔放。视其中年,精华雄杰,如出二手。盖或视之太易,或求之太深,或情随事迁,或力因年减,虽大家不免。世反以是为工者,非余所敢知也。”(同上书引)


清黄生《杜诗说》曰:“杜公近体分二种:有极意经营者,有不烦绳削者。极意经营,则自‘破万卷’中来;不烦绳削,斯真‘下笔有神助’矣。夔州以前,夔州以后,二种并具,乃山谷、晦翁,偏有所主,不知果以何者拟杜之心神也?”


清赵翼《瓯北诗话》说:“黄山谷谓,少陵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此盖因集中有‘老去渐于诗律细’一语,而妄以为愈老愈工也。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久。其他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朱子尝云:‘鲁直只一时有所见,创为此论。今人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观场耳。’斯实杜诗定评也。”


上面略引从宋到清诗人、学者对杜夔州以后诗的评价文字。黄庭坚的理由是明白的:杜夔州后诗,“理得而辞顺”,无好奇的毛病。朱熹的话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初说“旷逸不可当”,似乎不必是贬词。但又说“自出规模,不可学”。“自出规模”为什么就“不可学”呢?“自出规模”和“不随人后”在古代诗文评论中,意义近似,习惯上都用为褒义语。既然是不坏的作品,为什么“不可学”?如果说夔州诗不落寻常蹊径,初学难于入门,所以不宜学,倒不失为一种理由。但他又说夔州诗“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这里意思倒是明确的。“郑重”一词,当是“频烦”的意思(见《汉书·王莽传》注),或宋时还有这种话。如果我这样解释不错,那末,朱熹的话当是指杜甫夔州以后的五古如《八哀诗》及五言长律。四十韵乃至一百韵的长律,那倒确是初学者不可学的(关于杜五言长律的评价,下文有论)。


胡应麟批评杜夔峡以后诗的疵病是“过于奔放”,看他用来与夔峡诗相形的中年(秦州到成都以后)诗是“精华雄杰”,可以推知胡元瑞的意见,是说夔州诗草率平庸。果真这样吗?“精华”是说精深华妙?难道《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还够不上精深华妙?难道《古柏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还够不上意态雄杰吗?《明史·文苑传》称应麟著《诗薮》,大抵奉王世贞《艺苑卮言》为律令。以世贞为诗家集成大者,有如孔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这种傍后七子门户的人的偏见是不足重视的。


赵翼的意见也贬低杜夔州诗。总的评语是说夔州诗“意兴衰飒,笔迹枯率”,是旧日(杜诗)“豪迈沉雄”的反面。按赵翼所指责的“衰飒”或略如现代所说的“消极”,那么赵氏所崇仰的《秋兴八首》中如“听猿实下三声泪”“百年世事不胜悲”“白头吟望苦低垂”,何尝不可目为衰飒?同样,《咏怀古迹五首》中如“庾信生平最萧瑟”、“摇落深知宋玉悲”、“志决身歼军务劳”和“蜀主窥吴幸三峡”全首,都难逃“衰飒”的非难,同时亦可以认为“枯率”;何以又不害为“细意熨帖,一唱三叹,意味悠长”呢?除《秋兴》《咏怀古迹》以外,夔州诗能断言尽是“衰飒”“枯率”之笔吗?即以近体而论,《诸将五首》,历来诗家均推为杰作。现以第二首“韩公本意筑三城”为例,录诸家评语。起四句,方东树评:大往大来,一开一合,所谓“来得勇猛”(按四字是归有光评《史记》文语)、“乾坤摆雷硠”也。次联,杨伦评:“对法不测,有龙跳虎卧之观。”方东树说:五句宕接,六句绕回,笔势宏放。邵氏评:通首一气转抟。其他几首,我看也无懈可击。而赵翼不取,为什么?瓯北评论的偏颇,是难服人心的。


黄白山的《杜诗说》,《四库总目提要》评价不高,我认为不大公允。应该承认,清初诸家论杜诗艺术性的,白山高过吴瞻泰,是颇具只眼的杜诗评论家。但在上引的他论杜夔州诗的话里,却嫌未中肯綮。黄山谷、朱晦庵的评论都着眼于杜公中、晚期诗的比较。胡元瑞所论虽扬抑不当,却提出一个理论问题,他是想建立一条规律:任何诗人的创作,早年骨格未成,晚年则意态横放,惟中岁工力并到,神情俱茂。这话可以研究。无论如何他所持一个诗人随着时事推移,阅历甘苦,诗风必会随之而变的这个观点是不错的。黄白山从诗艺着眼,抛开诗人阅历不管,是悖理的。反而不及胡元瑞。


黄白山和赵瓯北论点相去颇远,但同有一缺点,就是都违背“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瓯北《论诗绝句》有“自身也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的议论,好像是能“知人”;但在论杜夔州诗的言论中,却又责备夔州诗的“衰飒”,这是违背“论世”原则的。自来人随世变,世有盛衰,所以诗示苦乐。杜公身历三朝,“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他的夔州诗,正是“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除非诗不是“心声”,就不能要求盛世的诗人不欢笑,也难使衰世的诗人不忧愁幽思。黄白山丢开诗人的身世不管,赵瓯北只许诗人兴高采烈,不许唉声叹气,这能行吗?他和黄白山所犯的理论错误实质是同类的,就是违反了诗随人异、人随世变的道理。


我个人的意见是:“杜甫夔州时期诗,宋人评价极高,现代似偏低,这是应该专门讨论的问题。夔州诗是不能贬低的。第一是量多;第二,带总结性的组诗值得注意。如《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至今;第三,诗境广阔深邃,为前此所无;第四,创五言长律大篇,多至一百韵,内容写实,词气精拔纵横。”这四点浅见,是我在拙文《杜甫在夔州东屯的经济状况》后的“附记”摘要(见《杜诗杂说》,66页,一九八一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现在略作补充说明。


(一)夔州诗篇章的数量,占杜甫各创作时期的第一。现在据浦起龙《少陵诗目谱》把杜诗各期篇数统计比较如下表:



上表如果以云安期附属于夔州,那么夔州时期共有诗四百七十二首。时间实际不足三年。比长安时期,时间少六年,诗篇却多两倍有余。比成都时期,时间少二分之一,诗篇反多五十首。


在这个统计比较表上能看出什么问题呢?


杜甫一生,活了五十九岁。玄宗时代占四十五年,肃宗时代占五年,代宗时代占九年。代宗即位以后,从宝应至永泰这四年,正是杜甫由成都到夔州的时期,中国大乱,外族侵暴,民不聊生。这里略举祸乱,如宝应元年(七六二年),玄、肃宗相继死。奴刺、党项入侵。宦官李辅国杀(肃宗)张皇后及越王李系。河东军叛,杀节度使邓景山。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台州人袁晁起义。回纥兵助讨史朝义,入东京大掠。解李辅国兵权,却以宦官程元振代之。宝应二年改元广德(七六三年),史朝义兵败自缢死,安史之乱结束。原附安史的河北诸将,先后降唐,尽据河南、北二十四州,皆为节度使。吐蕃攻入长安大焚掠。代宗出奔陕州。吐蕃攻陷剑南的松、维、保三州。广德二年(七六四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入寇。长安戒严。永泰元年(七六五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入侵。剑南西山都兵马使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义。邛、泸、剑三州起兵讨旰,蜀中大乱。


时局越乱,君相越庸,越与诗人的理想背道而驰,诗人的痛苦就越深,其所激发的忠悃也越深,愤怒越盛,诗思也就喷薄而出,不可遏止。司马子长评文章,以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又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似乎可以移评杜诗。总起来说,唐政局的危殆,杜甫自许有扶危的本领,又有亲阅三朝由盛到衰的经历,加上他狂热严肃的性格,穷迫困顿的生活,在晚年汇集爆炸,表现出来,就是夔州诗。这几项中,经历和性格是主要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十七:“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静安先生的话,后半是错误的。不深入世界,绝不能表现世间,不能深入表现世间,也就拯救不了世间。而无拯世抱负的诗人,绝非伟大诗人。静安先生论后主词,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人间词话》十八)。不无溢美。后主断无此境界,古今大诗人可以当此语者唯有屈原和杜甫。亦惟有王静安说过:“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现在且论屈、杜。屈、杜的志、行、辞,可以说是:并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或说:其志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裂金石!现在可略举其辞:


“既替予以蕙兮,又申之以揽芷。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替,废弃。,佩。申,重。揽,结。)前二句是说:我既因为佩蕙而被弃,却又重新带上香芷。表示“守死善道”(屈原《离骚》)。“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下悯百鸟在罗网,黄雀虽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杜甫《朱凤行》)虽说狂热严肃,执德不回是屈、杜两大诗人的共同性格,但毕竟杜甫自有其由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形成的个性,不同于屈原。杜甫的斗争性更多一些,平民的傲慢粗疏显得突出。对手看不顺眼的现象,时时禁不住破口大骂。如说:“关中小儿乱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如说:“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锦树行》)如说:“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人民)杼柚茅茨空!”(《岁晏行》)夔州诗之所以可贵,就在其充分表现了诗人的个性,或“自己的声音”。


现在再辨明与夔州诗有关的三个问题:


(1)“诗史”是什么意义?(2)夔州的“总结”是不是无可奈何地追怀昔日的荣华?(3)夔州诗是不是小地主声音?第一个问题是杨慎提出来的。《升庵诗话》卷十一“诗史”条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下文说,诗与史各有其“体”。诗贵“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按“诗史”一词,见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曰:“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升庵归狱宋人,偶失检。至于“诗史”之义,不过是说善于反映、讽刺时事。考《诗·大序》明说“下以风(讽)刺上”。“谲谏”不过是表现法的一种,不能说诗都应该这样。看《小雅·巷伯》:要“取彼谮人,投畀豺虎”。拿来与《书·汤誓》“时(此)日(代夏桀)曷(何时)丧(亡)?予及女(汝)偕亡”比较,诗与史并无不同。司马迁说《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时事。”足见我国诗歌有此传统,故史家不以为怪。亦不是说定要纪述时事,只要论断时事,虽抒情诗亦可称史。杜诗直陈时事,足见诗人的性情(个性)。“主性情”理应与托讽刺不相违背,含蓄蕴藉之外,大有诗在。升庵所见,病在不广。放翁亦不喜“诗史”的称号(《读杜诗》),亦误解。


(二)夔州诗多回忆的内容,比如常常提到自己曾做“郎官”的事,如:“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夔府书怀四十韵》)又如:“欲陈济世策,已老尚书郎。”(《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是否怀恋荣华?陆务观《秋兴》之二说:“功名不垂世,富贵但堪伤。底事杜陵老,时时矜‘省郎’?”似尚不解此翁的心情。《晚登瀼上堂》诗说:“四序婴我怀,群盗久相踵。黎民困逆节,天子渴垂拱。……衰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无事可做叫冗)。凄其望吕、葛(吕尚俗称姜太公。葛,诸葛亮),不复梦周、孔(周公、孔子)!……”因为志在尊主隆民,所以丢掉郎官也觉可惜。省郎省郎,“富贵”云乎哉!


(三)郭沫若同志曾说,杜甫在夔州当了小地主,所以写不出好诗来(《李白与杜甫》)。我曾据宋人文献做了点考证,结论是杜甫在夔买了十一亩田,连一个柑园,家中却有十口人,生活非常拮据(详《杜甫在夔州东屯的经济状况》)。照唐代的功令,杜甫一家人占有的田数,才及一个农民占田(一顷)的十分之一。论实际生活水平,口粮尚须借贷。听他说:“荒戍之城石色古,东郭老人(诗人自说)住青丘。飞书白帝营斗粟,琴瑟几杖柴门幽。”(《锦树行》)诗下半尽是冷嘲热骂,显然是悲愤交集的。如果我们仿照韩愈、白居易的说法,说是人间天上都要好诗,所以天使杜甫这样痛苦。他们的话可以看作杜甫夔州诗好(当然不只夔州诗)的生活上的说明。


上面谈了夔州诗篇章多,好诗也多,回忆诗(总结经验)的意义,“诗史”的意义等。我想再说几句关于夔州诗境广阔深邃的话。说广阔,是说杜甫居夔以后,对各体诗都有创新,效果有好有坏。五古如《八哀诗》,就有意以文为诗,像史家传赞,除汝阳王一首外,几全是为人平反昭雪。笔墨苍老横放,殊少姿媚。所以许多人不喜欢它。五律有时有意作粗率语,如《九日诸人集于林》三四句:“老夫难早出,贤客幸知归。”又有变对句,如《月三首》之二的“羁凄愁里见,二十四回明”。及当句对,兼十字句,几于不觉得是律对。又《子规》五六句:“眇眇春风见,萧萧夜色栖。”《杜臆》以为十字句。七律连章,组织严密,每首起结钩带,有整齐回环之美。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五首咏五方,罗膺中先生说)等。七绝连章,如《解闷十二首》《承闻河北诸节度使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入口生、拙、重,绝去熟腐的毛病,大启宋人涂轨。就诗艺论,除才、识、学之外,可说是“身大不及胆”。用庄子的话,叫作“猖狂而蹈乎大方”。


关于夔州诗的幽邃之境。如《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的“晨钟云外湿”,早经叶燮拈出(请看《原诗》,此不赘)。他如《移居夔州作》的“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热三首》的“故国愁眉外”,《月》的“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的“江城愁日落,山鬼闭门中”(参《移居公安山馆》的“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的“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云”。夔州诗中这种句子不少,这里不过随手举例,要解释、翻译它颇不容易。如东坡曾激赏“残夜水明楼”,人都知道确是好诗,但要说清它为什么好,似乎颇难。又不但近体有,古体也有,如《缚鸡行》的“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听杨氏歌》的“勿云听者疲,智愚心尽死”,都是现境,不依靠华词俊语,却引人离去浮华,直与“诗”会。也不纯是写幽深或平淡的情景,尽有写变怪之境的,这倒是杜诗的读者习见的了,如《君不见简苏徯》的结语:“深山穷谷不可处:霹雳魍魉兼狂风!”试把这些诗对照入蜀以前诗读,就会觉得夔州诗由于诗人阅世愈深,诗作也愈深,诗作也愈由心灵深处涌出,而且愈向人展示他的心、眼、手的变动光明。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我想略谈杜甫夔州时期的五言长律。极力推崇杜的长律,在唐代是元稹、白居易。元的论点因为在这方面抑李扬杜,大为后世疵议,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按遗山之论,亦不足以服人。元稹是说,唐代文人,承历世文体,各专一能,到了杜甫,各体兼善,所谓“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曹丕《典论·论文》亦说:“……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元稹不过说杜甫是通才。下文比较李、杜,才提出五言长律一体来,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李白不是不作长律。明高棅《唐诗品汇》卷七十四,录太白长律十一首;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七,录太白五言长律五首。沈氏说:“五言长律,陈、杜(审言)、沈、宋,简老为宗。燕、许、曲江,诣崇典硕。老杜出而推扩之。精力团聚,气象光昌,极人间之伟观。后有作者,莫能为役。”中国文学史上出现骈体文和格律诗,是因为汉字一字一音,音又分四声这个客观事实做根据而形成的,绝不是由于杜甫个人的偏爱。唐人多喜欢作五言长律(元结一派例外),即如韩愈,是极力反对骈体文的,诗却作长律,《县斋书怀》似乎可称五言长律杰作,因此不能偏怪杜甫作俑。即使世无杜甫,亦必定有人作长律,长律早已是六朝文学的潜在性了。有人说,杜甫是继承祖父的诗艺的。审言有《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五言长律四十韵,杜甫为长律乃是继承家学。这不过是偶然的因素,汉语四声才是产生律诗的必然因素。唐诗人之大作五言长律,正如今天的诗人不作五言长律,都是合理的。一般说,总是社会风尚驱使人,杜甫不过具备了推助风气的条件,所以由他出场。夔州诗中,五言长律共三十七首,篇数不少。现在略说《夔府书怀四十韵》,借以略陈鄙见。


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


扈圣崆峒日,端居滟滪时。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


遂阻云台宿,常怀《湛露》诗。翠华森远矣,白首飒凄其。


拙被林泉滞,生逢酒、赋欺。文园终寂寞,汉阁自磷缁。


病隔君臣议,惭纡德泽私。扬镳惊主辱,拔剑拨年衰。(第一大段)


这首诗,仇、浦注解都不得要领,不得不为新说。上面所引的是第一大段,用三朝事总起。前八句,第一小节。“昔罢”二句,玄宗朝。玄宗拨乱反正,致太平三十年,并且于少陵有知遇之恩,所以首先提起。但唐室祸乱,亦自玄宗开端,劈头大书“蓟北师”,乃是《春秋》笔法。“不才”三句,肃宗朝。说脱贼赴凤翔拜拾遗事,却只一句截住。“端居”三句,代宗朝。“萍流”二句,隐带广德元年(七六三年)召授京兆功曹参军事。以上总提三朝。“遂阻”以下,分疏。“遂阻”八句,概述玄、肃两朝的己身经历,是昔;末四句以感激语结束第一大段,其中“遂阻”二句与“翠华”二句,双带玄、肃宗(他们在宝应元年先后死去)。“拙被”四句,说己被朝廷疏斥的原因,引过自责,用《春秋》“为尊者讳”例(仇解酒赋、磷缁均误,见《杜诗杂说》解)。“病隔”四句,是今。“主辱”指吐蕃入长安,代宗奔陕,二句劲结。


社稷经纶地,风云际会期。血流纷在眼,涕洒乱交颐。


四渎楼船泛,中原鼓角悲。贼壕连白翟(朱注,指鄜、延二州),战瓦落丹墀。


先帝(指肃宗)严灵寝,宗臣(仇以为指郭子仪)切受遗。恒山犹突骑,辽海竟张旗。


田父嗟胶漆(所以为弓),行人避蒺藜。总戎存大体,降将饰卑词。


楚贡何年绝,尧封旧俗疑。长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第二大段)


这一段由肃宗入代宗朝。先说肃宗遭乱及临终托郭子仪以收河东之事(《旧唐书·郭子仪传》)。诗意实指唐室信宦官鱼朝恩而忌子仪,故接“恒山”四句,是说河北兵连祸结。“总戎”二句,说河北降将不入朝,系副元帅仆固怀恩养以自重,遂成新的割据之局。《诸将五首》说:“总戎皆插侍中貂”,又说:“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与此参读,诗旨更明白。“长吁”句说朝廷信仆固怀恩,致使北方原本无事而翻为寇乱。“一望”句说不信郭子仪而吐蕃席卷西北。


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铸农器,讲殿辟书帷。


庙算高难测,天忧实在兹。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


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


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


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议堂犹集凤,贞观是元龟。


处处喧飞檄,家家急竞锥。


萧车(汉萧育以耆旧为太守)安不定,蜀使(司马相如)下何之?(第三大段)


这一段论代宗朝政事,长十二韵,是诗旨重点,即所谓“以诗当谏书”。第一小节中“不必”二句,用汉谷永书意,说仙不可求;二句一气读,参看《复舟二首》。代宗是既信佛又信神仙的。“凶兵”二句,说“天下军储不自供”,民间诛求已尽,自救之道只在力求节俭。“答效莫支持”,说欲答国恩,苦无援助。“使者”八句是第二小节。说中使频出,无非催索赋税,何益于民!“孤城”指夔。“即事”四句是第三小节。说朝非无人,患在庙算不以贞观为元龟,可知“庙算高难测”一语实深致讥讽,好像《秦州杂诗二十首》的“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处处”四句是说地方官吏不得人,只知催科,不知爱民。《同元使君〈舂陵行〉》序说:“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朝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萧车”二句,正是此意。“蜀使”句说西南夷地尽陷。


钓濑疏坟籍,耕岩进弈棋。地蒸余破扇,冬暖夏纤。


豺遘哀登粲,麟伤泣象尼。衣冠迷适越,藻绘忆游睢。


赏月延秋桂,倾阳逐露葵。大庭终反朴,京观且僵尸。


高枕虚眠昼,哀歌欲和谁?南宫载勋业,凡百慎交绥。(最后一段)


这一大段承第三段“形容真潦倒”来。参《伤春五首》的“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描述自己之老境落拓无聊,只有这几句才是正写自己。“大庭”六句,结。这几句是说,武定祸乱,是现时时局的需要,不能高谈太古,忘记了现实。末二句告诉将帅们:要想画象云台,慎勿拥兵观望,像古秦晋将士之虚相周旋,然作战危事,亦当极慎。


这首长诗,桐城派选的《唐宋诗举要》未入选,殆觉其义脉不清楚,其实内容繁富是有的,义脉是丝丝入彀的。浦起龙论杜长律说:“千言数百言长律,自杜而开。古今圣手无两。……元氏排比铺张,但可概长庆诸公巨篇,若杜排(律)之忽远忽近,虚之实之,逆来顺往,奇正出没,种种家法,未许寻行数墨者一猎藩篱也。”(《读杜心解·卷首》)这是有体会的话,但我觉得还是元氏的话简要。说是“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似乎并非虚誉。


上面简单说了对夔州诗的考察和体会。我认为夔州诗成就大,而且各体均有创新,表示伟大诗人的创造力非常活跃,即以毁誉都有的五言长律说,在中古文学史上也是放异彩的,而且那种复杂的穿插和笔墨的跳动,句法的多变,对仗的整齐,波澜的阔大,都大可为后人借鉴。况且夔州诗之开启两湖诗,正如秦州、成都诗之开启夔州诗,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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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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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杜诗杂说全编/曹慕樊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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