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慕樊:杜诗的起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0 次 更新时间:2022-12-10 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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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慕樊  

自宋代以来,研究杜诗的章法、句法、字法的论著很多,散见在各种诗话、笔记、文集中。字法可归在现代修辞学的辞格内。句法离不开章法。句法有对属、有组合问题。组合是关于虚实、单双字的离词读法,和章法同是结构问题。对属美恶,是汉字特点的产物。《文心雕龙·丽辞》篇专论这事。后代越讲越繁。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论沈、宋、王、杨诗艺说:“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看对属能。”看得丽辞很轻。这事当别论。但维护丽辞的人,总是说,奇偶相生,根于自然,非由“外铄”。也不无道理。为什么说句法离不开章法呢?因为我国文学观多以生理机体去说文章结构。如曹丕《典论·论文》说:“孔融(文章)体气高妙。”“文以气为主。”后人多认为,“气”即刘勰所谓“风骨”(《文心雕龙》有《风骨》篇)。《文心雕龙》又有《体性》篇,《赞》云:“辞为肤根,志实骨髓。”白居易《与元九书》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总之,无论说肌理骨骼或说根华枝叶,都是用生物做比喻,可知中国人所欣赏的美,重在它有生气,任自然。这样,一句实是一章的机体的一份,岂可离章觅句?在西方,黑格尔老人也有同样意见:


有机体……经过生气灌注的统一。……它们才能维持它们特殊的个性。……例如割下来的手,就失去了它的独立的存在,就不像原来长在身体上时那样。……只有作为有机体的一部分,手才获得它的地位。(《美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版)


在《小逻辑》里,他说得简明一些:


身体上各个分子或官肢之所以是它们那样,只由于它们的有机统一,或由于有了有机统一的关系。比如一只手,如果从身体上割下来,名虽仍可叫作手,实已不是手了。这点亚里士多德早已说过。(贺麟译,三联书店,一九五四年版)


句和字对一首诗的关系,岂不是有些像手对于身体的关系吗?离句无字容易理解;其实离篇无句,亦是当然的。刘熙载在《艺概》中说:


少陵寄高达夫诗云:“佳句法如何?”可见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从章法、篇法来者。


我们不妨姑举一二例。如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自古推为名句。如果截去“结庐在人境”四句,及“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四句,单举“采菊”一联,也难以说明它是胜语。又如谢朓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也是古今绝唱。但如不见这一联以下至篇末,也就不能如读全诗时感到它确是“惊人句”了。这是因为文艺作品的美总是完整的。完整才充实,完整才匀称。孟轲说“充实之谓美”。单薄、一色,怎么能说是仪态万方?


自《沧浪诗话》主张:“汉魏古诗,气象浑混(胡应麟引改作“浑沦”),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以后论者不一。胡应麟以为魏人已有工句(举曹子桓兄弟,见《诗薮》)。费锡璜《汉诗总说》以为:“诗至宋齐,渐以句求。……汉人高古天成,意旨方且难窥,何况字句?”方东树又说:“齐梁以下,有句无章。”(《昭昧詹言》)看他们的结论,似乎相同,都是说汉诗有篇无句,六朝有句无篇,唐人除重篇、句外,又重下字法。细看他们著书的思想,胡应麟是复古派。方东树是推重杜、韩、苏的,说杜、韩、苏能够用古文法为诗,所以绝高,六朝人根本不知道章法。严羽意在唐,不在汉。费一味推崇汉诗,与胡实际相近。惟他们同说汉诗无句可摘,是汉诗绝高的地方。


其实,汉诗不能摘句,不是所谓高古天成,实是木质少文或“属辞无方”(刘勰评班固、司马相如诗作语)。再者,汉诗亦非不可摘句。如“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诗具在《玉台新咏》。句子工妙的略举有:“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些“古诗”的作者或许不是枚乘。刘勰判断说:“比彩而推,两汉之作乎?”是够谨慎的。


由上举的两点理由而言,有些汉诗不可摘句,证明汉诗并非全好;但汉诗亦有句可摘,不异于六朝唐宋诗。结论应该是:不可摘句,未必不是好诗;有句可摘,未必是好诗。总之,诗的好坏,和有句可摘与否,正如和作者的时代一样,是无必然联系的。


本文从第一段到这里,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说句法、字法不可离开篇章去讲。因为一首诗是一个统一的意象有机体,字、句不可能离开它。正如字离开了句子是另一回事一样,句子离开了整个篇章也是死的。讲修辞必须往活处讲,不可往死处讲。第二,我也反对以“古”为修辞准则的老看法。但也不主以“今”为修辞准则、以“外”为修辞准则的看法。因为这也不是往活处讲,是往死处讲。


为什么讲杜诗要讲杜诗的起、结呢?我是在学习西方近代修辞学的时候,觉得可以把他们讲“语境”的意思,借来和我国固有的说诗要“知人论世”的观点结合运用起来或可别辟一路。不妨尝试一下。


古人的经验证明,作诗起句、结句很难。《文心雕龙·镕裁》曰:“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章句》曰:“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辞,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傅会》曰:“首尾周密,表里一体。……若夫绝笔断章,譬乘舟之振楫。会辞切理,如引辔以挥鞭。克终底绩,寄深写远。若首唱荣华,而媵句憔悴,……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趑趄,踟蹰)’也。惟首尾相援,则傅会(傅辞会义)之体,固无以加于此矣。”钟嵘《诗品》论谢朓:“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作大篇,尤当布置。(须)首尾匀停,腰腹肥满。”“一篇全在尾句。……”严羽《沧浪诗话》:“诗用工有三:曰起结;曰句法;曰字眼。”“太白发句,谓之开门见山。”王世贞《艺苑卮言》:“歌行有三难:起调,一也;转节,二也;收结,三也。”谢榛《四溟诗话》:“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意有余。”王世懋《艺圃撷余》:“诗称发端之妙者,谢宣城而后,王右丞一人而已。”方东树《昭昧詹言》:“诗、文以起为最难。妙处、精神全在此。”“凡结句都要不从人间来……奇险莫测。如韩《山石》是也。”外国文艺家亦有论起、结的,只录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论起句为例:“有一天,(在托翁家里)一卷普希金的诗摊在桌上,恰好是《片断》一诗。它的开头一句是‘客人来到了乡居’,托尔斯泰给在场的人们说,这几个字一下子把人物投入了事件的中心,是小说开头的好典范。……托尔斯泰立刻把《安娜·卡列尼娜》写起了头。那第二句,亦即叙事的第一句写的是,‘奥布浪斯基家里一切都混乱了’。”(莫德《托尔斯泰传》,徐迟译,第十章,342页,一九八四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高尔基说:“(文艺作品)最难的是开始,就是第一句话。如同在音乐上一样,全曲的音调都是它给予的。平常得好久去寻求它。”(《论写作》)


上文我引了宋、明、清诗话中论起结的文字。比起六朝、唐人的论述来,宋明人的话比较具体,清代学者所论就更具体。如方东树,可为代表。一部《昭昧詹言》,通论部分,全是讲义法。篇法(即章法)应如何、句法应如何、字法应如何等等。卷八论杜诗曰:“欲学杜、韩,须先知义法粗胚。今列其统例于左:如创意(去浮浅俗陋);造言(忌平显习熟);选字(与造言同,去陈熟);章法(有奇有正,无一定之形);起法(有破空横空而来,有快刃劈下,有巨笔重压,有勇猛涌现,有往复跌宕,有峥嵘飞动。从鲍、谢来者,多是凝对。山谷多用此体,以避迂缓平冗);转接(多用横、逆、离三法,断无顺接正接);气脉(草蛇灰线,多即用之以为章法者);笔力截止;不经意助语闲字(必坚、老、生、稳);倒截逆挽不测;预吞(此最是精神旺处,与一直下者不同。孟子、庄子多此法);离合(专言行文);伸缩(专言叙事);事外曲致(专言写情景);意象大小远近,皆令逼真;顿挫(往往用之未转接前);交代(题面,题之情事,归宿意旨);参差(专用之行文局,陈叙情事);而其秘妙,尤在于声响不肯驰骤,故用顿挫以回旋之;不肯全使气势,故用截止,以笔力斩截之;不肯平顺说尽,故用离合、横截、逆提、倒补、插、遥接。至于意境高古雄深,则存乎其人之学问道义胸襟,所谓本领。不徒向文字上求也。”(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点校本)


我国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既讲原理,又讲技法。不幸唐宋以来,诗词曲话、文集、杂著,关涉文学的,分一为二。谈理论的不谈技法,论技法的少及文理。章学诚在《陈东浦方伯诗序》中说,有些人的诗是工艺(指技巧)不是诗。表白了学者们厌谈诗艺功夫的心理,也就是诗论越来越离开刘勰、钟嵘传统轨道的原因。


清代的诗论,向来认为有四派:格调派、神韵派、性灵派、肌理派。其实应该加上“义法派”,即桐城姚氏及其学生方东树一派,这是专谈修辞的一派,影响大,离理论虽远,却实说经验,似反胜大而空的议论。


义法的法,实即古代的修辞。这一派的大病在认为法是超越古今,有普遍效用的。这就是死的修辞。把他们的法用来解诗、指导作诗,一无是处。但他们毕竟是清代影响大而久的专谈修辞的一派。如改造他们的核心论点,他们的许多材料还是可以用的。


我认为,绝没有超越时间、普遍适用的义法或修辞律则。我们试引进西方现代修辞学的某些观点,以解释我国古诗中一些修辞事实,如语境说等;再加上我们固有的修辞律则,或可以医治义法派的毛病,使我们的解释更为明通,有助于鉴赏及创作借鉴。


现在让我们回到杜诗起结研究上吧。


杜诗起结,昔人十之九点九是赞美,极少数摘瑕。大多数都说得有理,有理即不可拒不承认。有些却未中肯綮。现在选一些杜诗的起结句(联)来略说个人浅见。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仇注:“首联自为问答,记祠堂所在。”按这样说似乎不错,但殊不解杜甫在蜀心事。杜诗最重起结联,凡杜诗提到诸葛的,都在首联。如“诸葛大名垂宇宙”(《咏怀古迹五首》),“孔明庙前有古柏”(《古柏行》),“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诸葛庙》)。虽不直接提姓名,也是说诸葛亮的。可知这里首说“丞相”,是用重笔。为什么诗人这样崇敬诸葛亮呢?杜甫的政治理想是依靠好宰相辅助皇帝克定祸礼,复致太平,其想望诸葛是必然的。他在夔州作《晚登瀼上堂》诗说:“衰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吕葛,吕望和诸葛亮。其次是诗人认为西蜀地形险要,镇蜀必得忠君爱民的大臣,所谓“安危须仗出群才”。这也是他缅怀诸葛的苦心。


绝不是唐代到蜀中的人都赞成诸葛孔明的。如薛能(会昌进士)有《筹笔驿》诗,序云:“余为蜀从事,病武侯非王佐才,因有是题。”诗有“生欺仲达徒增气,死见王阳合厚颜。流运有功终是扰,阴符多术得非奸?”云云。再看李商隐同一题目诗,却尽是推崇的句子,如:“管乐有才终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它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这不能说只是各出新意,徒逞辞采。大体说来,杜甫、李商隐是自寓怀抱,或欲求当局为国搜才,而薛能则怕藩镇幕府引武侯为先例,鼓吹割据。所以结联说:“当初若欲酬三顾,何不无为似有鳏?”我这段议论,是听友人谭优学先生说的,觉得很合“知人论世”的精神。“知人论世”,在西方似称历史主义。在文学修辞上说,就是讲没有超越时空的文学语言和感情色彩,只有其时其地的某个人的话语(或言语)。我认为现代修辞学主张的“语境”也是符合历史主义精神的。没有什么固定的修辞格或现成的语言单位可供如意挥霍,只有在特定语言环境中的某人的特殊的话语。所以,在一定的语境中,褒词可以作贬义看,贬词可以作褒义看。董仲舒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春秋繁露·精华》)又说:“见其指(旨)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同上书《竹林》)又在《玉英》篇中讲事同者辞不必同。都是通人的见解。


起句有种种。如《白丝行》,单句起。语意愤激。第一联:“缫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实只第一句起。长可以织,任意剪裁。白质反不被重视,因为反正要染色的。比喻有些人的人才观:重才(长)不重德(白)。接下去说如何裁为舞衣,如何被喜玩。结果颜色既污,终于被弃置。结联说:“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却是前文的否定(不是同情有才无德遭遣的人)。结联意说,就丝说,还是既要长,更要白。起结另是一种相应。这诗恐怕是杜甫在长安干谒之际,有所见,因而有所悟的作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说,“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白丝行》正是悟时的自白。这种诗流传出去,既要得罪“才士”,也可开罪于权贵,所以起句含混方好。


《徒步归行》是上书体,以文为诗:


明公壮年时值危,经济(经世济民)实藉英雄姿。

国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祸乱非公谁?(第一段)

凤翔千官且饱饭,衣马不复能轻肥。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头拾遗徒步归。(第二段)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心何必先同调?

妻子山中哭向天,须公枥上追风骠!(第三段)


这首诗共三段,每段四句。每段又各二句为一意,格式很整齐。起四句庄重雄壮。前两句说时势造英雄。后两句说英雄必顾全大局。三、四句均用三平调,作用在表出庄重雄壮。第二段谈凤翔近况。《旧唐书·肃宗纪》至德二载:“上议大举收复两京,尽括公私马以助军。”此诗“白头拾遗徒步归”“凤翔千官且饱饭”都是史笔,亦把安危经济的希望放在李嗣业身上。第三段陈情。全诗重点在结句,严羽所谓“收拾(终篇)贵在出场(归宿、宗旨)”。虽是沉痛,却无寒乞相。说“须公”不用求、请等字。下字占身份。要知道这是极自负的诗人、极卑的官职(左拾遗,正八品上)向一个战功赫赫的二品阶的将军说话。傲慢不得,谄谀更不行。


起句有直截大胆的。如《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


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


赠人诗,直斥人的主将不该久用边师,这就是直接否定主将的边功,甚至可以得罪皇帝!诗中说高适“脱身簿尉中(高适曾做封邱尉),始与捶楚辞”。(清)万斯同说:与人赠别,而举其戮辱贱事,恐不近情。按不近情莫过于起(四)句。何论细故?这样的起法,一、见杜、高交谊;二、是诗人自己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而反对开边又是他一贯的主张,所以不吐不快。假如没有这些条件,话便不会这样,诗也不能这样写。刘须溪评起处说:“忠爱兴至,但四句后全不相涉。”这是诗的转接(元人说“承”)问题。诗有了起句以后,如何转换,当然是值得研究的修辞手段。这首诗劈头说开边是无足取的,何况书记微官呢?几全是低调。下转,好在主将相知,当为知己出力。下文说:“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这才是主义,是为朋友打算。刘熙载《艺概·诗概》提出“近离远合”的接(就是合)法,读杜诗更该知道这个法门。知道这就是章法,无所谓与起句“全不相涉”。


前人解杜,有时确能别具会心,发读者深省。如金圣叹《杜诗解》释《羌村三首》第一首起四句说:“看他写临到家时,薄暮门前,眼见耳闻,使千载后人,如同在此一刻。最怕人者,家中未见人归,归人先见家中,一也。未知家中如何,先睹门前如此,二也。未至,心头只余十里、五里。既至,便通共千里,三也。二十字写尽归客神理。”(有节略)按原诗起句,纯似写景。经圣叹点出,才知道诗人原是惨淡经营,却出之平常景语,更见奇警。试想诗人自离鄜州,先是被执陷贼,经多少酸辛;幸而窜至凤翔,惊魂初定;却又卷入代谢的政治旋涡,险些儿投置网罟。又幸大臣正直,临危解救,才得个“放回省家”。一路栖栖屑屑,忍耻包羞。说是“苦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低头惭愧,抵得痛哭。这个“青袍朝士最贱者”在忠佞、义利、巧拙、仕进和引退的矛盾斗争中,受着绞刑似的痛苦。好,“柴门”终于在眼前了!“眼穿当落日”,还算没有落空;“心死着寒灰”,国事让人失望或竟是绝望!柴门前俄顷的低回,千言万语也说不尽。起首四句实胜过千言万语。郁陶块垒,用张脉偾兴的声音态度表示,读者会于言尽而止。不如用平常简单的语言表示,反会收到“思按之而愈深”的艺术效果。


也有起句突兀,却又不是硬装杂凑,寻绎自见匠心的。如《落日》,全抄如下:


落日在帘钩,溪边春事幽。芳菲缘岸圃,樵爨倚滩舟。

啅雀争枝坠,飞虫满院游。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


《杜臆》曰:“公见此幽事,情与景会,不自知其乐之所自,而归功于酒……”仇又引谢茂秦曰:“五律首句用韵,宜突然而起。如‘落日在帘钩’是也。”按这诗的起句与“堂上不合生枫树”(《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不同。题画诗多为应酬之作,起句可以故作惊人语,起高屋建瓴的势用。《落日》是即兴诗,何用故作姿态?谢、王所论,为初学说或可原,何能以说杜诗?记得幼时见金圣叹说这首诗,曾云,这是百无聊赖之中,抬头忽见日在帘钩,乃得此句(现在印的圣叹解杜诗,上海与成都两个印本,均无《落日》诗,或在他的唐律诗分解中?俟检)。如果我的记忆可靠,那么,圣叹虽有以八股调说诗,以试帖法解诗的毛病,这解《落日》起句,却是妙语。因为这首诗不是写乐而是说愁,且工于说愁。结联明白道出。前六句与《江亭》“欣欣物自私”意同。


说起句止于此。下文我想谈有些杜诗的结句应当怎么理解。


《北征》结尾一段: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

园陵固有神,洒扫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对这样的收尾,黄生不以为好。说:“结语宽缓(按当是指煌煌二句),收束不住。说到中兴,已是结穴。”吴瞻泰《杜诗提要》反对黄生的看法,以为回澜砥柱,其力正在此。按《北征》是论王室平乱中兴大篇,须是综合重大周密,才能做到刘彦和所说的“首尾周密,表里一体”(《附会》篇)。“桓桓陈将军”四句,浦起龙曰:“陈玄礼为亲军主帅,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老杜既以‘诛褒妲’归权人主,复赘‘桓桓’四语,反觉拖带。不如并隐其文为快。”此解殊迂。《北征》是谏官杜甫以“诗当谏书”。马嵬事变,众口纷纷。不用重笔,不能统一舆论,振奋人心军心。四语断不可省。或又以为“凄凉”二语冗杂无谓。胡小石先生辩之,殊关宏旨。“都人”四句,收京是当时国策,非着笔不可。但解《北征》的人又多不解四句是说天与人归的意义。虽还没有人议删,却亦看似闲笔。这又不得不辩。引说恐烦,暂不多及。剩下结句,正见唐室之所以能够危而复安,中兴可必。全由太宗创业,功德在民。民不忘唐。“宏”是说本支百世,树大根深。“达”是说南北东西,无思不服。这个结句,正见《北征》体大思精所在。说文字上以今皇帝起,以太宗结,犹是寻常照应的说法,未尽结句深意。


《玉华宫》,王士祯评曰:“后亦弩末。竟删后四句更警。”渔洋山人所指后四句是:


忧来藉草坐,浩歌泪盈把。冉冉征途间,谁是长年者!


按“忧来”句上文是“当时侍金舆,故物独石马”。假若删去后四句,以这两句做结句,哪还成诗?神韵派失之做作,他们总不许诗人个性流露。《玉华宫》后四句正表现了一个亲见开元、天宝繁华,又历“天开地裂长安陌”与陈陶败绩、宰相被斥、自己放回的诗人,在一系列噩梦似的时事面前,发出了茫无涯际的闲愁似的慨叹。有这四句,是杜甫的诗;删去这四句,只是任何人凭吊荒芜的行宫的韵语而已。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论诗是搔不着痒处的。


《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后段:


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中原正格斗,后会何缘由。

……且复恋良友,握手步道周。论兵远壑静,亦可纵冥搜。

题诗得秀句,札翰时相投。


诗以“论兵”四句作结。《杜臆》曰:“‘论兵远壑静,亦可纵冥搜。’遵岩不满于此结,亦是。然实此公自道,虽当极危苦中……岂以论兵而遂废冥搜?……然它人不能也。”王士祯曰:“结弱。”按《杜臆》所言,当谓危急大事中不宜作诗,这是另一回事。渔洋评语或指结语离开国事而说希望有诗寄赠是首尾不称。实际送人诗当看所送的是什么人。是武士当讲战伐,是文人便谈诗文。如《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结语亦说:“边城有余力,早寄从军诗。”我看这就是道性情。


文学,对于自己要会说性情;对于别人,应会说人情。微妙高深,总不离这里。但表达实无一定规则。譬如结句,渔洋总是讲含蓄。沈归愚亦是这样。词家论词要重、拙、大,沉着叫重,更简单说,直则重。拙是巧的反面。直往往近拙。大是纤细之反,做作必成纤细。杜多拙句。如《贻阮隐居》诗,先说其人:“车马入邻家,蓬蒿翳坏堵。”结处说:“更议居远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颍客,荣贵如粪土。”渔洋评曰:“说尽。”这结句诚是拙而尽,但和整首诗的朴质的风格是统一的,所以不是坏的结句。杜甫是善于用含蓄语作结句的,这要看对谁在何时何地说话。随手举几首诗。如:


夕烽(烽火,报边警的)来不止,每日报平安。

……闻道蓬莱殿,千门驻马看。(《夕烽》)

雾隐平郊树,风含广岸波……戍鼓犹长击,林莺逐不歌。

忽思高宴会,朱袖拂云和(云和,乐器,似瑟)。(《暮寒》)


为什么《夕烽》的结语要写得那样含蓄呢?当时吐蕃的威胁越来越大,朝廷更加敏感。但又不能指斥当局的无能(时在秦州)。至于《暮寒》,讽刺守边文武恬嬉负国。当吐蕃已陷松、维、保三州,而边头公卿却在置酒高会。这也不好直说(时在梓州)。


又如《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虔)同饮》:


不谓生戎马,何知共酒杯?……别离经死地,披写忽登台。

……留连春夜舞,泪落强徘徊。


这是长律,起结俱悲怆。结更含蓄。两个诗人,曾经是忘年交、酒徒。天宝末又一同陷贼。现在一个去了凤翔,又遇大祸;一个伪官的污点无法洗清,前途莫测。现在意外地又在长安见面了(从仇说)。“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在池台春酒歌舞之前,更各怀难于表达的痛苦。“留连春夜舞,泪落强徘徊!”何等沉痛的邂逅啊!赠人诗往往切姓、切官、切乡里、切族望,以为不可移易。实际一无用处,惟有切其人的情性、癖好、重大遭际、彼此交往特点才较为有效。如此诗就是一例。


再谈一下《塞芦子》一诗的结句。至德初,唐室的西北猛将精兵,都集中东征(收复两京),长安后方空虚。时杜甫身陷贼中,听说史思明自博陵绕过河北道的卫、怀二州,进攻太原。与降将高秀岩配合,似有长驱朔方、陇右的意图。杜甫以为这一着危及唐室的根据地,所以主张用一万人封锁陕北的芦子关(塞,军事封锁)。诗的后半说:“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芦关扼两寇(安、史),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这两句是最不含蓄的结句。但诗人写诗,为当时的重大军事危机呐喊,非如此作结不可。效果也不错。我们在一千二百年后吟诵,还有紧迫感。


又如广德二年在阆州作的《城上》诗,全录如下:


草满巴西绿,空城白日长。风吹花片片,春动水茫茫。

八骏随天子,群臣从武皇。遥闻出巡狩,早晚遍遐荒。


广德元年(七六三年)有几件事对老诗人刺激极大:(一)十月,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出居陕州;(二)八月,房琯卒于阆州;(三)高适在西川节度使任,率兵临吐蕃南境,想牵制吐蕃的兵力,不成功。不久,吐蕃反连陷松、维二州及云山城。诗起四句极写心情空虚无绪,所谓“春非我春”。后四句,“遥闻出巡狩”是主句。是愤激吗?是痛苦吗?是深刺吗?酸咸苦辣,一齐都有。但亦可以说是极其含蓄,而诗境却不是温柔敦厚。


归综上举例证,谁说诗的修辞能超越诗人的处境(修辞上即是语境),要一味含蓄不露才是上乘呢?


《城上》诗前四句写景,后四句写情,两截。杜诗这种结构很多。如《蜀相》《野老》《登高》《登岳阳楼》都是。现在略论《登岳阳楼》。


这诗大家都熟,不必引。曾经有人怀疑,这诗首联平平。三四阔大雄壮。可是后四句一味衰颓,似乎龙头蛇尾,颇嫌不称。修辞上该怎么解释呢?我认为,起联是襞积蕴蓄语,不是聊作交代。这两句把杜甫由帝都到秦州,由秦入蜀,由蜀移夔,而鄂而湘,十多年来心头的重压全部提起。本应接上“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但诗人却写眼前景。难道这眼前积水只是水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也就是在湖南写的“云白山青万余里,愁看直北是长安”的心境吗?王而农《姜斋诗话》卷下说“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阳楼诗(按这样说,因为有三四句的缘故)。尝试设身作杜陵,凭轩远望,则心目中二语居然出现,此亦情中景也。孟浩然以“舟楫”“垂钓”钩锁合题,却自全无交涉。姜斋的话对我们读杜诗的人很有启发。一首诗是统一的意象有机体,读者读诗是整个摄取形象,不能听作者牵线。他的心境是一个综合了知识与经验的整体,他在不断地调摄作家的供给。这就是情语可作景会,景语可作情会的理由。所以《登岳阳楼》诗是一气呵成,整首诗表里一体。正如《文心雕龙·傅会》篇说的:“夫能悬识凑理,然后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豆之合黄矣。”上文我说诗分两截,不过是为说起来方便。好诗断没有两截的,两截岂有生气贯注?


本文的目的在试用杜诗起结说明修辞手段并非中立的现成的东西,先储存在库中,以供人挥霍。一切有效果的修辞手段,全凭作家在当时当地情况下,对准需要,把语言单位巧妙地综合起来。当其下笔风雨快,似乎不假思索,却不嫌有成竹在胸。姜斋颇明此理,他说:“诗之有皎然、虞伯生……皆画地成牢以陷人者,皆死法也。死法之立,总缘识量狭小。如演杂剧,在方丈台上,故有花样步位(按指台步身段之类)。稍移一步则错乱。若驰骋康庄而用此步法,虽至愚者不为。”这个比喻很巧妙。应该指出,同一个诗人对同一对象,说的话也可以不同。以杜诗为例。《江亭》诗第五六句:“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同一年在《后游》诗中却说:“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一处说“自私”,一处又说“无私”,怎样解释呢?原来在《江亭》诗中,他想到浙江的战事(袁晁声势浩大的起义),所以结联说:“江东犹苦战,回首一颦眉。”至于再到新津县游修觉寺,心情是愉快的。所以江山、花柳看来都非常快意了。


本文最后部分,想略谈几首杜诗。这几首诗,喜欢谈诗法的诗评家都觉得无法可说,这是少有的情况,值得我们思索。


1.《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第五首:


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来。兴移无洒扫,随意坐莓苔。


王嗣奭曰:“此首是无起结者。”《详注》又引他的话说:“通首散漫写去,无起束呼应。另是一格。”(按今见本《杜臆》没有这几句话)吴瞻泰却说:“(王氏)不知《史》《汉》有全不照应法。”又曰:“平列无承接,是全不照应法。七句用‘兴’字为关键,又是全篇照应法。”真是横说竖说都有理了,却窘态可掬。


2.《漫成二首》之二:


江皋已仲春,花下复清晨。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

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近识峨眉老,知予懒是真。


吴瞻泰曰:“前六句不相承接。”


3.《屏迹二首》之二:


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

废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


吴瞻泰曰:后四平叙,不承不挽,住得斩然。


按清代讲杜诗的,如黄生的《杜诗说》、吴瞻泰的《杜诗提要》、吴见思的《杜诗论文》、方东树的《昭昧詹言》都是专讲或偏重讲技巧、作法的,今天都可称为杜诗修辞学专著。他们不同于谈理论、考据一派,有许多独到之处,洗去他们受八股文、试帖诗的染污,是可以接受一些有用的东西下来的。他们讲的死法可以不必理会。


总起来说,本文谈了七首杜诗的起句;六首的结句。中间顺便谈了含蓄问题。又谈了两首全诗;举了三首诗法家认为不可以法绳的诗。意在说明,文学创作,无成法可循。“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若论鉴赏,必须大致弄清诗人的时代、遭遇、个性和作诗的时、地、对象,然后或可约略知道诗人的匠心甘苦。现代修辞学是承认这种做法的。继承和互相学习当然是有的,但绝非模拟形似,和印板文字相同。形似模仿,只能产生泥人木偶,了无生气。至于辞格章段,音律体制,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亦非绝对死板,不容活用。但那是另一问题,此不涉及。


附记  本文与其说是解杜诗,不如说是探讨一种研究方法。但方法要周密切实,就难。难就难在不能尽知古人情事,易流于穿凿附会。(清)吴雷发《说诗菅蒯》曰:“诗贵寓意之说,人多不得其解。……往往考其为何年之作,居何地而作,遂搜索其年、其地之事,穿凿附会,谓某句指某人,某句指某事。是束缚古人,苟非为其人、其事而作,便不得成一句矣。且在是年只许说是年话,居此地只许说此地话;亦幸而为古人(之诗),世远事湮,但能以意度之耳。若今人所处之时与地,昭然在目,必欲执其诗而一一皆合,其尚可逃耶?难乎免矣。”按吴氏此条,旨在反对说诗乱指寓意,话本不错。但文欠分析,说理界限不清,易致误解,不可不辨。说诗考究作诗的时地,是了解诗意的必要步骤或条件,这是无可非议的。至于指实某句说某人或某事,则当审慎。假如有确凿不移的证据,亦是应当提出的。不可因为有人喜穿凿附会,就说这种考索绝对不可用。这岂不是因噎废食?孟轲说的“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正确的。解诗或研究诗,绝不可不联系历史。应当联系当时历史、诗人阅历(亦史)及当时政治社会思潮、诗人思想(迎拒正反并包在内)、当时文艺思潮(亦兼含迎拒正反)、诗人才华、观点偏至,总之是把历史、哲学、文艺思想一齐综合起来去研究诗、解释诗。研究时要求尽量占有有关的材料,尽量客观。只要证据够,可以“推见至隐”,可以指出诗人当年如何落想、怎样着笔;可以指出诗人的全部或一首诗之所以好、所以不好的契机。因为研究者是了然于诗人的时代、知识、情感诸背景,熟悉其个人所继承所接受的影响(前代和并世)及他的独到才华的,这样论诗,“虽不中,不远矣”。


这样的研究方法,不脱离语言文字去凭空立论,所以是修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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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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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杜诗杂说全编/曹慕樊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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