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0 次 更新时间:2008-09-19 14:10

进入专题: 大浪淘沙   史量才  

傅国涌 (进入专栏)  

 

《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1872年由英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江南穷乡僻壤的老百姓几乎把它当成报纸的同义词,俗称“申报纸”〔1〕。1912年秋天,在社会急剧转型之际,三十二岁的史量才得到张謇等实业家的支持,以十二万元从席子佩手里买下了已有四十年历史的《申报》(当年9月23日订约,10月20日正式移交),从此踏上办报之路,开创了一生的事业。他毕业于杭州蚕桑学堂,在上海创办了蚕桑女子学校,曾在《时报》做过兼职和专职编辑,接触过近代报业。正是他将《申报》发扬光大,发展成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在百年报业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异彩。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俞颂华等著名记者、编辑都先后在《申报》工作过。长期在《申报》服务的陈景韩(冷、冷血)、张竹平、张蕴和(默)等更是史量才的得力助手,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申报》度过了早期席子佩的控告危机(损失二十万五千两白银),业务蒸蒸日上。从1912年的发行七千份,五年后(1917年)达到两万份,此后稳步上升,1920年是三万份,1925年突破十万份,1926年突破十四万份,1932年超过十五万份,创造了《申报》的黄金时代。

1920年,史量才在接待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世界报界大会会长威廉博士和美国新闻家、万国报界联合会新闻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格拉士一行的招待会上说,“虽七年来政潮澎湃”,《申报》的宗旨从未改变。“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和格拉士所说的“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与本报宗旨正好符合。他郑重表示自己“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2〕。《申报》的宗旨明确宣告“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为民喉舌”。“独立之精神”、“无偏无党”、“服务社会”是他办报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把世界幸福寄托在完全独立的报纸上,包括经济上的独立,不接受任何政治势力、军阀的津贴,政治上的自主,不听命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不受官方或军阀操纵。陈冷称报纸的根本“在报纸之独立生活”。张默说:“独立生存之报纸向不与任何党派任何方面有关系。”但正如宋军在《申报的兴衰》一书所说:“史量才和《申报》的无党无偏,不带色彩的独立精神,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观点,只是这种观点是不以一个政党或集团的利益出发,而是以大多数人民利益出发。”惟有独立,不带任何色彩,才能客观公正,为民喉舌。《申报》编辑葛豫夫说:“编辑者持七寸之管,以为宣传,应以打破势力、金钱、感情三大障碍物,为无旁贷之天职焉。”“一国之报者何也?倡民权,迪民智,振民气,厉国耻,启发国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恶者也。”《申报》“可以当一国之报而无愧者也”〔3〕。

“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是史量才掷地有声的誓言。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4〕。在遭暗杀前不久(1934年10月5日),他曾和俞颂华、黄幼雄“说起他的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5〕。对此,张梓生也有相似的回忆。

史量才办《申报》二十二年,始终贯穿着他对报纸独立品格的追求,并以他的办报思想和报业实践丰富、提升了中国新闻史。

  

史量才的《申报》面对的首先是袁世凯时代,这是一个新与旧、专制与共和对立、共存、交锋的大时代,每个人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何况舆论是天下之公器?作为一份老牌的日报,对于那一时代的重大问题,《申报》不可能不表明自己的立场。

1914年,一手遮天的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意在钳制舆论。《报纸条例》一出台就遭到激烈反对。《申报》时评称“报纸天职有闻必录,取缔过严非尊重舆论之道,故应取宽大主义”,并陆续报道了北京新闻界反对该条例的消息,称“自新报律颁布以后,中外报纸评论纷纷,多表反对”。5月27日,《申报》发表时评《自由平等与法律》,指出“权势之辈以蹂躏自由,严分等级为法律,是法律与自由平等不相容也”〔6〕。

1915年7月,袁世凯授意的帝制闹剧甚嚣尘上,《申报》连续发表时评批评复辟。自称“臣记者”的薛大可携十五万巨款南下运动报界,影响举足轻重的《申报》当然是他们首选的目标,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9月3日,《申报》以答读者问方式刊出《本馆启事》:“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受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并无反覆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是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申报经理部、主笔房同启”〔7〕。

8月20日,梁启超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率先在《大中华》杂志第一卷第八期发表,一文既出,轰动南北。9月9日,《申报》以大字标题、大块篇幅刊登介绍这一期《大中华》杂志的广告:“国体问题发生,全国人应研究,本报梁任公主凡三篇,洋洋万言,切中今日情势,为关心时局者不可不读。”并附载三篇论文题目。紧接着,《申报》在9月10日、11日两天全文转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编者按称“全篇洋洋万言,筹安会中人闻之曾特至天津阻其发表”。之后又连续发表梁启超《国体问题与民国警告》、《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上袁大总统书》等文。此外,《申报》还客观报道了各方面在帝制运动中的态度,如8月23日的长篇消息《筹安会发起后之京城各面观》,称“发起者都系官吏”,“赞成派以官僚中人为多”,反对派多是“热心国事及矢志之人”,以及蔡锷、汤化龙等“各政党之重要人物”。反对的群众更多,“连日来上书者不下数千百起”,《申报》还全文摘录了一封反对帝制的公开信。在袁氏窃国,“缇骑四出,特务密布”,大批记者下狱之时,《申报》“还敢于批逆鳞,反洪宪”〔8〕,发表反对帝制的时评、杂评达七十九篇之多。

1914年,史量才接手《申报》不到两年,即重金聘黄远生为北京特约通讯员,开设深受读者欢迎的《远生通讯》专栏。《远生遗著》中不少揭露政治黑暗、腐败,反映政局变化的精彩通讯最初发表在《申报》。薛大可在上海出版以鼓吹帝制为目标的《亚细亚报》前,原邀请黄远生为总撰述。1915年9月,黄远生却在上海各大报登出启事:“鄙人现已离京,所有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至鄙人对于时局宗旨,与申报近日同人启事相同,谨此。”《申报》把他的启事放在第一张第一版报头左侧,以大字刊出,连登九天,影响甚大,对袁氏称帝的逆流不啻当头一棒。

1916年袁世凯正式称帝,上海各报虽不再沿用民国纪元,却也没有改用“洪宪纪元”,只用西历及旧历纪元。直到1月26日才被迫作如下编排:上行用正常字体排印:西历、星期,中间一行是旧历,下面以极小字标明“洪宪纪元”。黄远生在美国旧金山被刺身亡后,1916年,史量才聘流亡日本回来的邵飘萍担任驻北京特约记者。两年间他写了两百多篇脍炙人口的“北京特约通讯”,成为黄远生之后最负盛名的记者。在专制、共和的较量中,《申报》始终是站在共和这一边,在相当长的时期,它恪守了新闻自由的原则,陈景韩、邵飘萍等人批评帝制的评论也早已载入史册。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申报》连续发表报道,并发表时评赞扬学生的爱国热情,反对当局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提出“国人共奋,万众一心,尚何国事不可挽救者”。6月11日,陈独秀被捕,17日,《申报》发表杂评《北京之文字狱》,抨击北洋当局。

由于史量才接办《申报》后的贡献,1919年10月他在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1921年双十节前夕,大半生从事新闻事业的美国总统哈定特地祝贺《申报》,称它“乃中国报纸之从最新新闻学进行者”,“能发扬共和之光明于全国”。同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主人、《每日邮报》创办人北岩爵士到申报馆参观,高度评价了《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敝报差足与选……”〔9〕在他们的赞扬、鼓励与鞭策下,史量才进一步坚定了独立办报的思想。

1922年,世界报业泰斗北岩爵士去世,史量才黯然神伤,悲痛无比,在他心中隐然是以北岩为楷模。这一年是《申报》五十周年,也是史量才办报的第十个年头,《申报》主持编撰了一部《最近之五十年》大书(包括世界之变迁、中国之得失、申报之经过三大部分)。这不仅是对《申报》对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十年来的一次总结,而且也是对中国、世界各方面历史的回顾。其内容涵盖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等,且文章都出自胡适等名家手笔。十年来,史量才直面现实,不妥协、不躲避,竭尽所能发展《申报》的事业,尽国民之天职,报人之天职。回首往事,十年的曲折起伏,大悲大喜,不禁百感交集,他在自序中说:“虽然,事无大小,物无新旧,苟有结构,加之以奋斗之精神,主义而不为感情所冲动,事实而不为虚荣所转移,力争自存而不任自杀,充天地四大之力,能变化之而不能消磨之也。”〔10〕

史量才是个有历史感的人,一进《申报》,就尽全力搜集前四十年旧报,十年后又花大量人力物力编辑出版《最近之五十年》,目的之一就是要保存较为完整的史料,为后世留下真实、可信的社会记录。他几乎把《申报》看作可以为后人鉴的“史记”。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申报》虽然客观报道了各界抗议游行的消息,但态度模糊、语焉不详,又因刊出租界当局的《诚言》广告,发生了著名的“诚言”风波,最后只得以发表《诚意与诚言》时评,向读者表明态度而告终。史量才说:“吾思想服务《申报》十六年,实为十六年公共之老罪犯,盖无一日不在法令裁制中。吾志力薄弱,学殖荒芜,不能使《申报》光而大之,以飨阅者之耳目,吾何能辞其咎。”“惟吾人同处此环境下,不见民国以来拥重兵挟大炮者相环乎。其势力之雄千万倍于报纸。”“若逞其意气,取快一时,恐吾同人亦早在缴械改编之列矣。”〔11〕

对此张蕴和在《六十年来之申报》中也说:“今则压迫方面正多,惟幸陈君景韩思想精细,判断敏捷,遇事负责任,不稍挠屈,故能应付各种困难问题与各种风潮,均能随机消弭,安然而过。史君量才常谓陈君把舵稳确也。盖在此狂风骇浪中,而能使我舟不受颠覆,不虞倾危,已甚不易。”〔12〕

1927年春天政权易手的前夜,白热化的上海一方面是军阀孙传芳的暴力威胁,一方面是汪寿华的总工会每天将油印件送各报要求刊登,软硬兼施,不准任意改动内容,否则就发动报界工会和群众将报纸在望平街上烧毁。各种政治势力在《申报》这个舞台上竞相表演,《申报》刊登了大量政治广告,各种观点、主张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革命”与“反革命”的夹缝中,报纸几乎无所适从。于是《时报》总编辑金剑华联合《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集体停刊以示报界尊严,这样持续了十多天。而史量才非常痛惜,表示今后不论环境多么险恶,尽可能不停刊。他觉得,停刊一天,就少了这一天的记录,将留下历史的遗憾。

  

1927年4月13日,《申报》详细报道了“四·一二”惨案的真相,为历史留下了可信的实录。国民党政权在血泊中浮起,试图保持独立发言地位的报纸面临着新的更为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首先遭遇了一党的检查,从此“开天窗”抗议成了家常便饭。仅1930年2月至10月,《申报》就开了九次天窗。在那样的年头,《申报》却成为望平街(上海“新闻一条街”)上惟一拒绝国民党官方派员进驻的报纸。史量才的理由是《申报》从未接受政府分文津贴,没有接受派员的必要。他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申报》从来没有政府派员指导,照样深入人心,以致人们将报纸称为“申报纸”。他顽强拒绝强权介入他心爱的报纸,与他最终被暗杀的命运不是没有关系的。

1928年11月19日,《申报》举行创刊二万号大庆,史量才在庆祝会上发表充满激情的长篇讲话——“五十六年不为暂,二万号不为少,宜有以纪念之也。吾思想既无赫赫之功,又非惊人之举,念之何为哉?念者申报服务于社会,其继续不断之工作,劳而且久。久而能敬其事,公而念之乎?抑申报舟也,同人舟之执役也。风雨艰难,晨昏与共。幸无倾覆之虞,免罹灭顶之祸,念其私乎?”并再次重申办报初衷是为社会历史立一权威言论机关,“慨自十七年中兵争俶扰,而国家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申报》一息尚存亦将奋其老马之力,一洗无功之耻。”〔13〕还挥毫写下了憧憬大同世界及《申报》四万号的诗歌。

1929年初,史量才以七十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创刊于1893年的《新闻报》百分之六十五的股权。他的新闻托拉斯之梦刚刚开始,不料竟引发了一场震动新闻界的股权风波,最终以他的让步而告终,包括出让百分之十五股权、董事长的名号;不干涉《新闻报》的行政、言论;《新闻报》原有人马制度照旧不动等。当《新闻报》方面顾虑军阀操纵时,他坦然回答:“至于军阀问题,我想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办报历来主张言论独立,岂能受军阀反动分子操纵?”〔14〕股权风波之所以如此收场,最根本的是,史量才的办报宗旨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控制的政策相违背,当局绝对不希望看到他同时掌握有重要影响的《申报》、《新报》。

1930年5月,在《申报》工作了十八年的总编辑陈景韩厌倦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报业生涯,告别《申报》。同年冬天,为《申报》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经理张竹平辞职,自立门户,在望平街开创了三报一社(《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的新闻事业。这两个左臂右膀在一年内相继离开,对史量才和《申报》来说当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被击倒,而是大胆起用年轻的马荫良为经理,聘陈彬龢(后沦为汉奸)为总编辑,重组班底,并成立《申报》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兼总管处主任,马荫良兼副主任,陶行知任总管处顾问,由黄炎培任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兼总经理助理。

  

陈、张出走是史量才报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长期主持《申报》言论,以稳健著称的陈景韩走后,史量才开始强调时评要指陈时弊,要尽报人天职,监督政府,启迪国民。这一时期《申报》发表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时评,如《言论自由之真义》、《三论剿匪与造匪》、《中国的出路何在?》等。1931年9月1日,《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11月30日,又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十二项具体的革新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15〕。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9日),《申报》就以醒目标题刊出《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蔑视国际法,破坏东亚和平》等新闻,并以大量篇幅登载了八十七条战地消息,其中四十五条是《申报》记者第一手采访所得,同时还发表时评《国人疾速猛醒奋起》。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暂时下野,《申报》竟发表时评《欢送》。蒋离开南京前(11月29日)悍然下令杀害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12月19日,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在悲愤交加之中起草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宣言,指着鼻子大骂蒋介石。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社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宣言。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这又为史量才后来的死埋下了伏笔。

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3日,发表时评《中大学潮评论》,披露了教育部长、原中大校长朱家骅挪用三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蒋介石得到报告后,龙颜震怒,当下抓起红蜡芯铅笔写下六个字:“《申报》禁止邮递。”结果经过疏通,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陈彬龢必须离开;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史量才权衡之下,接受了前面两条,但断然拒绝了第三条,他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没拿过政府津贴,倘若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停刊。”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邮三十五天后,蒋考虑到《申报》的影响才同意解禁。

然而,停邮事件并没有改变《申报》的信念。这年12月,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二十八岁的黎烈文改革“自由谈”副刊,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或者“宣传什么主义”,“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作家、学者的大量评论、杂文。特别是鲁迅于短短一年多时间在“自由谈”发表了一百四十三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于是,“自由谈”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当局便向史量才施加压力。史量才却对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等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为了不连累史量才,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主动辞职(主持“自由谈”一年六个月零九天)。

对中国第一个民间人权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申报》几乎都作了报道。《新闻报》记者陆诒《我所接触的史量才》一文满怀敬意地回忆起1932年12月29日作者第一次见到史量才的情景:“我看到他身穿长袍,态度安详地同我们坐在一起,随便交谈,平易近人。”〔16〕那是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尤其忘不了史量才慷慨激昂的即席发言:“宣称《申报》和他本人坚决拥护同盟所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政府当局非法捕人。接着他又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按:应为三十五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此后,在好几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集会上,我又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17〕

另一位在场的《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18〕

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申报》连篇累牍发表的报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泪水和愤慨。

  

陆诒称史量才是个“说到就做到”的实干家,这是知人之论。在革新《申报》的同时,史量才聘请了无党无派的著名报人俞颂华创办《申报月刊》(后改为《申报周刊》)。在自述办刊初衷时他说:“我惨淡经营《申报》多年,非为私而是为社会国家树一较有权威之历史言论机关,孳孳为社会谋福利,尽国民之天职。可是专横独裁的政治使民众内心积怨太深,日报不能充分反映,月刊是开辟这种言路的阵地,希望俞办好它。”

他聘请谨慎细心的张梓生编撰《申报年鉴》,不仅补日报之不足,也补月刊之不足,成为一部编年史,这也是他“以史为鉴”的办报思想的具体实现。

他出版《申报丛书》,邀请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编绘了《中国分省地图》、《中华民国新地图》等,代表了当时地图出版的最高水准。此外,他不仅办起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还支持李公仆创办申报职工业余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流通图书馆,在《申报》之外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事业。后来,为了纪念史量才,三校一馆改名为量才新闻函授学校、量才职工业余学校、量才妇女补习学校和量才流通图书馆。曾在流通图书馆工作过的夏征农说:“不能把史量才只局限在‘一代报王’上面,他为社会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有文化教育事业和其他事业。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都是。”

“九·一八”以后,《申报》发行量已突破十五万,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迎来了它最后、也是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在经营报业的同时,早在1921年史量才就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了中南银行。同年,他发起民生纱厂。后来又协助项松茂扩大五洲大药房和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事业拓展到金融界、实业界。“一·二八”抗战期间,他倾力支持抗战,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随后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还当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一·二八”之后史量才在上海的地位、声望令独裁者望而生畏。作为《申报》老板,他同时控股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独立的舆论力量更是蒋介石所无法容忍的。

那一刻,史量才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横飞的子弹。

据说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在中国报业史上也许没有比这段对话更惊心动魄的了,对话的双方一个是不可一世的枭雄,一个是报业巨子,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笔杆子拒绝了枪杆子的威胁,注定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这段无法证实的“你有枪,我有报”的对话流传至今,为史量才之死平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

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浙江海宁翁家埠,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有预谋的暗杀,终年五十四岁。14日,《申报》以醒目大标题刊出《本报总理史量才先生噩耗》及遗像,《新闻报》、《东南日报》也报道了这一噩耗。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评论、悼文、唁电及当局缉拿凶犯的电令雪片一般,飞向各大报馆。面对史量才的惨死,人们不禁发出了这样悲怆的呼号——“法律是什么?枪杆是什么?人民的生命是不受保障的,这不单是报界的悲剧啊!”16日,蒋介石也假惺惺地发出电令,要求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严缉凶犯,并慰唁家属。

在1934年那个冬天,史量才的死让全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12月8日,《申报》举行追悼会;9日,广州新闻界举行追悼会;10日,申报三校一馆举行追悼会;23日,上海八十一个团体举行追悼会;26日北京新闻界举行追悼会。

幕后主使人蒋介石为遮掩真相,借口未能限期破案,将已经查出些蛛丝马迹的鲁涤平调离浙江,将海宁县长撤职,该县各级公安人员都受到记过处分。1935年3月15日,传出了鲁涤平跳楼身亡的消息,自杀原因至今还是一个谜,但舆论普遍认为与他追查这起谋杀案时掌握了某些线索有关。而章太炎为史量才写的墓志铭中却直言“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并称其为“伟丈夫”。

一曲《广陵散》随风而去,史量才英年被狙,“山中岁月无古今,世外风烟空往来”,他在杭州秋水山庄留下的诗句不料成了他最后的绝笔。知音已逝,琴弦崩断,悲痛欲绝、万念俱灰的沈秋水将心爱的七弦琴投入了熊熊烈火……1936年,史量才的遗体下葬在杭州天马山、吉庆山麓。一位学生说:“我是受惠的成千上万读者之一,深深懂得史先生被杀的意义,他的死是伟大的死,是千万人的悲愤,他的事业已深深在社会的根底打下了深固的基础。史先生播下种子,这种子将发芽、成长、开花、结实,在未来新世界中放射出灿烂光辉。史先生虽死,事业不死。人们杀了史先生的肉体,却杀不死史先生已播在社会里的优良种子。”〔20〕黄炎培称《申报》是史量才“一生心血之所凝结”。一位申报妇女补习学校的学生的祭文说:“史先生生前常对我们说,《申报》这二字,印在报纸上,别人眼中看去是黑的,我的眼中看去是红的,可见,这是史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21〕仿佛谶语一般,最后史量才先生以鲜血染红了《申报》,用他的生命捍卫了报格和人格。

注释:

〔1〕〔8〕〔19〕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1、13页。

〔2〕〔3〕〔6〕〔9〕〔11〕〔12〕〔13〕〔14〕〔20〕〔21〕转引自庞荣棣:《史量才》,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5、436、106、143、144、114、153、154、162、232~233、233页。

〔4〕转引自李文绚:《报章血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5〕《忆史先生》,原载1934年12月5日《申报月刊》第3卷第12号《追悼史总经理特辑》,《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0页。

〔7〕转引自《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6、437页。

〔10〕转引自胡憨珠:《史量才与上海申报》,台湾《传记文学》第67卷第3期,第119页。

〔15〕《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16〕〔17〕《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第179、180页。

〔18〕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

进入 傅国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大浪淘沙   史量才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笔会 > 散文随笔 > 大浪淘沙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3887.html
文章来源:《书屋》二〇〇三年第八期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