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留学生读什么书: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讨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71 次 更新时间:2007-04-08 08: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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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20世纪20年代,学界针对胡适开出的“国学书目”,展开了一场争议。这次争议不仅涉及到当时刚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且与同时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也有关联。

  In the 1920's , a debate was started over a recommended book list put forth by Hu Shih. The debate was not only an echo of the emerging campaign of assorting and re- evaluating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it also bore upon another important debate, i.e., the on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values.

  

  1923年3月,胡适应几位将赴美国留学的清华学生的请求,开出了一份后来引起争议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他自己解释说,提出要求的清华学生是“将要往外国留学的少年,很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所以我拟这个书目的时候,并不为国学很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①实际上,胡适开出的书目虽然主要仅涉及思想史和文学史两个领域,程度却并不低,数量也非常大,既不能说是“最低限度”,也决不可能“在短时期中”读完。

  也曾留学的裘匡庐便攻击胡适的国学书目“标曰‘最低限度’,而所列之书,广博无限[垠?]”。当时“学术界之大患,几于无事不虚伪、无语不妄;且愈敢于妄语者,则享名亦愈盛”;故“凡自谓于学无所不通,此仅可欺浅学无识之辈”。而如此“欺人之甚,而言者悍然不惭,闻者茫然莫辨”,说明当时“世人既多妄人,复多愚人;非妄人无以益愚人之愚,非愚人无以长妄人之妄”。②裘氏出语过苛,然亦不无所见。

  《清华周刊》的“记者”也写信给胡适,认为他“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也不符合预备留美的清华学生的实际情况。该刊希望胡适另外拟“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一个文理工各科学生“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的书目。胡适复信婉转承认《清华周刊》的记者所论不误,并开出一份约四十种书的“真是不可少的”书目。③梁启超同样指责胡适开的书目“文不对题”,不符合清华学生的特定要求。他自己也应《清华周刊》记者的请求开出“国学入门书要目”和“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目各一份,前者数量也不少,后者仅收书二十余种。④

  这次关于国学书目的争议不仅涉及到当时刚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且与同时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也有所关联,本文仅侧重其中一个不大的问题,即中国出洋的留学生究竟应该学什么?《清华周刊》的“记者”在给胡适的信中已提出,对于预备留美的清华学生而言,这类“国学书目”反映了“教育家对于一般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而他们自己认为中国社会对留学生的国学知识要求不必太高,也不会太高。胡适针对这一观点反驳说,“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⑤

  这是胡适长期持有的观念,早在1914年,他就认为中国人留学的目的是“植才异国,输入文明”;在外“乞医国之金丹”,携之以归,“以他人之所长,补我之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次年他又以传教士为比喻说:“外国传教士就象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这是胡适对自己将要在中国扮演之社会角色的自我定位,既是典型的夫子自道,恐怕也提示着他对其余留学生的期望。⑥

  因此,胡适那时对许多中国留美学生不通国学甚至不通中文的情形深感耻辱,以为“今留学界之大病,在于数典忘祖”。那时留美学生的主体是沿海各省教会学校毕业生,不少人连中文都搞不通顺,有的甚至不会,自然谈不上读中文旧籍。在1916年的一首诗中,胡适又说,“救国千万事,造人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国可重造”;可惜“眼里新少年,轻薄不可靠”。这里指的就是那些“数典忘祖”的留学生,他们既然连中文都不通不会,回国后自不能以国语国文教学著书,“则其所学,虽极高深精微”,也不能“传其学于国人,仅能作一外国文教员以终身耳”;其“其影响所及,终不能出一课堂之外”,实不能输入多少文明,“于莽莽国人,有何益乎”?

  这些人虽建设不足,破坏或有余。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在宣统二年(约1910)提出,“数十年来,负笈出洋之士既多,其间卓绝坚定者不可谓无人;至于浅中弱植之徒,无旧学以培其根柢,而浸淫于彼国之文化,归国以后,辗转灌输,于是吾国文学愈有日即于萎缩之势”。⑦胡适的观察颇能印证赵氏的担忧,他说,“留学生而不讲习祖国文字,不知祖国学术文明”,则易生无自尊心的流弊,因为不知本国古代文化之发达、文学之优美、历史之光荣、民俗之敦厚,则一见他国物质文明之进步,必“惊叹颠倒,以为吾国视此真有天堂地狱之别。于是由惊叹而艳羡,由艳羡而鄙弃故国,出主入奴之势成矣”。到这些人回国,自然会“欲举吾国数千年之礼教文字风节俗尚,一扫而空之,以为不如是不足以言改革也”。

  然而,由于“中学”在近代中西学战中败落,有些深知“祖国学术文明”的留学生也有类似的反传统态度,吴稚晖既是其中的一个。主持过留法勤工俭学的吴氏大概认为他对留学应有充分的发言权,故激烈批判梁启超为即将出洋的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反对留学生带线装书出洋。他说,“弟近来思之思之,留学局面,亦可惨伤。即使卑之无甚高论,文凭即算终身大事,然按步就班,扎硬塞、打死仗,得步进步,亦未为失计。吾以为无论上了日本欧美之岸,第一先将外国话说得熟溜,第二再将外国文写得畅达……无此程度而入学,皆挂招牌骗自己耳”。若外文学好,即使辍学回国,“作一外国文教师,亦良教师矣”;较之混一文凭回来“作一世欺人勾当者,似乎远胜”。⑧

  吴氏那时表面对胡适网开一面,批评的矛头仅指向梁启超。然观其对留学生角色的认定,特别是对其但任“外国文教员”的肯定,与胡适的主张相去甚远。表面与胡适对立的梁启超持论却与胡适相近,他也认为清华学生应该对“国学的修养比旁的学校学生格外加功”。因为清华学堂是官办,学生“受社会恩惠,是比别人独优的。诸君将来在全社会上一定占势力,是眼看得见的。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而要在中国社会有影响,就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国学修养,否则,“饶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⑨

  不过梁启超说的国学修养是针对留学生的整体治学而言,具体到留学的那一段时间,则他与胡适的看法还很不同。当清华学生问到在美国游学期间应否读中国书时,梁以为在美期间“可以不必读中国书,还是专心做功课好。然而我很劝你们带几部文学的书去,如《楚辞》、《文选》等等,在课暇可以拿中国东西来做你的娱乐”。{10}可知梁启超的主张大致在吴稚晖和胡适之间。另有几位正式读学位的留学新派人物也对吴氏的言论做出反应(这里或者隐存谁对“留学”更有发言权的竞争),胡适的北大学生罗家伦大致赞同吴稚晖的意见,而出身清华的梁实秋和林玉堂(林语堂)则几乎完全不同意。

  时在美国的罗家伦表示“根本赞成”吴稚晖反对留学生带线装书出洋的观点,他以为“留学生在国外,是有限的几年,也是‘天赋的’最好机会。大家总当利用这个很短的几年,以最经济的方法,学只有在国外能学的东西。还不算学问,只是打个基础,回国后有继续研究的希望。把这个打基础的机会失去了,真是可惜。至于学国文的机会,回国以后有的正多。”罗氏指出,“胡、梁二先生的错误,是仿佛的认定留学生的‘专门’都是一样的,他们以他们自己的兴趣去教人家从他们。胡先生恐怕忘了他在国外是在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初稿。梁先生恐怕忘了他自己以前国学的根底和他自己在国外是研究中国学问的情形。”{11}

  罗家伦这么说有其自身的经历为依据。也许是受老师胡适的影响,他自己“三年前出国的时候,也带了三五百本的‘线装书’”,从《十三经》到章太炎的著作都有。“并不是经人指定,而且有些还是我平常喜欢看的书。但是到美以后,除少数几种为特别目的被参考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放箱子底下不曾翻过。过些时候又要‘完璧归赵’了”。故留学生“苟非到外国来‘保存国粹’,又何必作这种傻子呢”?

  实际上,“如果要在国外做一个好好的大学生,或大学院生,老实说,看与自己研究课目有关系的书,是来不及的。而且语言文字,无论在国内学得如何,到国外来若是想正式研究学问,总是不够的。国立学校的学生或者有些曾经用过蛮力多读过几本外国书,教会学校或‘准’教会学校的学生或者会多说几句洋泾滨的外国话,但是其不够则一。所以初来的一年半载,还要在文字上费许多工夫。……把这个难关打开,要治一点学问了。于是教授指定、或自己发现所当看的书籍,真是如‘急雨淋头’,一天到晚来不及的。何况自己对于教授所呈的报告和研究集会时所读的论文呢?”此外还有第二第三外国语的书要读,故实无暇来读线装书。

  此时距胡适留学美国已过了约十年,而罗氏看到的在美中国留学生的情形与前无大改变,多数“留学生平均读中文书的程度”,一般是“看外国文十叶的时间,看中国文不能到一叶”。这些人大概的困难有三,即掌握的“生字成语太少”、“于文法的构造不明了”、也“不曾习惯”。这分明是外国人学中文的感受,可知当时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文的确太差。不过,罗氏的观念又接近梁启超的,他并不反对出国者少带一点中国书:“不问他中文有根底或没有根底,老实不客气的劝他只带以下三部书:《十三经白文》(除《诗经》、《论语》、《孟子》数种可读而外,其余亦不过备查)、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曾国藩《十八家诗钞》。若查考生字,则再带一部《康熙字典》。若是再要学做国语文,则添带《红楼梦》一部、《水浒》一部”。

  或许罗家伦已尽量降低标准,但如果他描绘的留学生中文情形不错,恐怕他所推荐的三部书这些人也没有办法看,可知他的微小书目同样不切实际。如果留学生回国仅在洋行一类机构工作,则其中文是否通顺当无大问题。假如要在中国机构工作甚至还要承担起士人对社会的责任,则胡适和梁启超所考虑的问题是不能回避的。罗氏曾举例说有位留学生从他那里借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两个星期还未能看完。“他若是以看这本书的时间去看Bernheim,Shotwell等关于历史方法的书,岂不是比看梁先生的书所得多了多”?从吸收西学的角度言,此语确不错;但此人若回国教书治学,虽西学精通而不能出其学以飨国人,则于中国何补?如果这样的话,正如梁启超所说,派遣留学还不如“进口”外国学者。

  这也与留学生个人的自定位相关,胡适是要预备作国人导师的,所以他的确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应付功课;若真要到外国求具体的学问,又欲应付学位方面的要求,则实如罗家伦所说是没有多少读闲书的时间。当年还有一类完全以学知识为目的而无意于学位的留学生,如陈寅恪和傅斯年等,他们早年读中国旧籍较多,而留学时间颇长,然所学多落实在其认为将来有用的外国具体学问之上,既不像胡适那样有许多“功夫在诗外”的非学术关怀,恐怕也不怎么读中国书。{12}

  同时,这仍然涉及到社会对留学生的期望及留学生怎样因应中国社会的要求这一问题。梁实秋反驳吴稚晖说,“如其吴先生以为留学生的任务只是去到外国学习‘用机关枪对打’的‘工艺’,那我也就没有话说;若是吴先生还知道除了‘用机关枪对打’以外,留学生还有事可做、有事应做,那么‘出洋学生带了许多线装书出去’倒未必‘成一个废物而归’!”他甚至不像梁启超那样认为《楚辞》、《文选》等书仅供娱乐之需,而以为是“一切要学习中国韵文散文者所必备的根基书,没有充分读过这种‘臭东西’的,不要说四六电报打不出,即是白话文也写不明白”。{13}

  林玉堂进而指出,若“全无汉文根底”的人去学“机关枪对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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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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