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立足城乡差异的共同富裕之路——关于共同富裕的社会学命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5 次 更新时间:2022-11-28 00: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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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 (进入专栏)  

  

   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我们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共同富裕的追求与探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当前我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和即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特殊阶段。在当前阶段,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或共同富裕之路如何走,需要深入研讨。本文拟从城乡差异的角度讨论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及道路选择。

   共同富裕之所以成为目标,首先是当前发展阶段存在发展不平衡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发展不平衡最显著的表现是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不平等的表现是基尼系数比较高,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比较大。其次是当前我国存在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发展不充分,是因为我国仍然处在中等收入阶段,正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只有持续发展经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及缩小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如何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学界和政策部门有很多对策,其中关于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方面的主流意见是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以及区域之间充分流动。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资本和土地。当前全国劳动力市场早已形成,劳动力自由流动不再是问题。问题是资本在城乡之间如何流动,以及土地本身是无法流动的,如何让无法流动的土地要素流动起来,就存在着需要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一、共同富裕与城乡差距

   当前我国存在三大显著的差距,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不平等带来的阶层差距。要达到共同富裕,就必须缩小这三大差距。三大差距中广受关注且仍在继续扩大的是城乡差距。要理解区域差距与阶层差距,须理解城乡差距。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最重要的目标是消灭“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当时消灭“三大差别”的办法有点理想,比如通过人民公社来亦工亦农、亦城亦乡、亦文亦武,以为人民公社的工农商学兵一体可以消灭三大差别。人民公社后期开始兴办“五小”工业,此即乡镇企业的萌芽。分田到户以后,乡村进入快速工业化阶段,在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上出现了一种乐观情绪,即农村可以就地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种乐观情绪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城市剥削农村的新路。进入20世纪90年代,全国乡镇企业发展不景气,纷纷关停,全国农村工业化发生显著分化,一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成功实现了乡村工业化,之前小规模的乡村工业不断升级换代,变成世界工厂主要车间的核心部分,而全国绝大多数农村的乡村工业消失了。与此相关,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离乡,进厂进城,包括进入已经工业化的沿海地区农村务工经商。因为乡村工业化,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不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之前农地用于二三产业形成巨额土地增值收益,虽然不同地区因为工业化起点不同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有很大差异,当地农民却都是受益者。结果就是,随着长三角和珠三角乡村工业化,经济持续增长,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区域广大、经济密集、活力充沛的城市经济带。虽然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村庄在体制上仍然是农村,但实际上这些农村的相当部分土地已用于工商业,当地农民基本不再从事农业而进入二三产业就业,且当地农民生活方式早已城市化了。与城市的差异除体制以外,就是农村之前有大片农田,这些农田属于村集体所有,分田到户时承包给农户耕种。在城市经济带内的大面积土地就意味着巨额财富,这些地区的农民因此比城市人多了一份不容忽视的土地食利收入。

   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即使村庄没有工业化,也因为地处经济发达地区,又是市场中心,这些村庄就会有各种工商业的便利,包括进入附近就业的便利和为附近工商业提供服务的机会(比如发展乡村旅游的区位优势),分享经济发达的红利。

   当前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庞大的沿海城市经济带,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虽然在体制上仍然是农村,但这些农村实质早已变成城市带的内在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中国区域差异的东中西部差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城乡差距,即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与中西部存在传统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差距。

   如果我们不是按体制而是按实际情况讨论城乡差距,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前述的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农村应当算作城市还是乡村?这些地区的农民应当算作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按前述讨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应当纳入城市,在统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时,沿海城市经济带的农民收入应当纳入城市进行计算。二是中西部地区进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究竟应当算作城市人还是农村人?全家进城的农民如何才可以算作城市人?

   按国家统计局统计城市人常住地的标准,凡是在一个地方居住超过半年的即为当地常住人口。当前时期很少有城市人口到农村常住,却有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常住,这就是为什么202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超过64%,城市户籍人口却不足46%的原因。如果按居民地来统计居民收入,那么,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就应当计算为城市居民收入。实际上当前农民工不仅进城务工经商,而且已经在县城买房,大量农户全家进城,在城市生活,虽然其中很多进城人口仍然是农村户籍,他们却已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居民。

   以上述两个前提为基础来讨论城乡差距,结果几乎必然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20世纪90年代,城乡关系发生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重大变化,一是乡镇企业大量关停,工业向城市集中,包括向沿海地区集中。沿海地区全域工业化,可以视为农村成功就地城市化,或沿海地区城市快速全域拓展,形成了沿海城市经济带。随着乡镇企业的关停,吸纳主要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内部非农就业机会消失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始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农民进城了,他们离土离乡,成为城市人。

   一开始是农村劳动力进城,然后是有进城能力的农户家庭进城。进城能力来自两个方面:之前进城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城市获得了稳定就业与收入机会,然后全家进城,以及在农村经营致富有了全家进城的条件。无论哪种情况,进城农户肯定是农村资源比较充沛、经济收入比较高的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民家庭自然不可能进城,他们最多处在积累进城资本的阶段。

   当前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农户和比较强的青壮年劳动力继续进城,留在农村的大多为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年人和缺少进城能力的相对弱势的农民。

   随着农民持续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离村农民就让渡出他们之前在农村的获利机会,从而为留守农村的农民提供了增加收入的可能。当前留守农村的主要有两类人群:一类为留守村庄养老的超过60岁的农民,他们虽然在城市缺少就业机会(城市劳动力市场不适合他们了),在农村却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好手,只有当他们年龄大了,丧失生产能力,他们才退出农业生产。另一类为不愿进城或无法进城的青壮年夫妻,他们通过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村收入,成为农村的“中农”。当前时期,农村中农数量不多,因为农村获利机会还比较少,不可能容纳较多中农。农村中农就是不离开农村即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家庭,中农在村庄社会结构上十分重要,是地地道道的村庄社会结构的“中坚农民”。可以认为,随着越多农民进城,农村可容纳的中农就越多。

   如果我们以居住地来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且将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带内的农村算作城市人口,那么,在整个城市化的绝大多数时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会持续扩大,而不可能缩小,因为城市比农村有更多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以及经济条件好的农户家庭持续进城,留守农村的大多数是农民中相对弱势的群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持续扩大。

   改革开放最早是通过农村分田到户开始新阶段的,加之随着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业充分,农民收入增加很快,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到20世纪90年代,城市国有企业改制,城市聚集经济和规模效应形成了城市经济对农村的压倒性优势,乡镇企业关停,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进城,包括到沿海外向型企业务工。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头十年,农村劳动力进城,他们将城市务工经商的收入寄回农村,建新房,扩大农村人情开支,而留守在农村的中老年父母仍然种田,农业收入并未减少,农村因此变得更加繁荣。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工开始在城市(首先是县城)买房,而不再是回农村老家建房。进城农民要在城市安居。在城市买房,仅靠务工收入还不够,因此将农村中老年父母务农收入也用于城市买房。农民工进城了,不仅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而且农户家庭务农收入也用于城市买房消费,农村迅速变得萧条起来。

   未来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仍将是我国快速城市化的时间,这就意味着有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城,更多农村资源流入城市,城乡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一直到城市化进程接近完成,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城,进城农户让渡出越来越多农村获利机会,就为留守农村的中农提供了扩大收入的可能。随着中农规模的扩大以及中农收入的提升,以及随着农业经营规模扩大带来的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开始缩小。

   这里要特别注意,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实际之间是不同的,造成这种不同的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沿海城市经济带内的农村究竟应当算作城市还是农村、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第二,如何计算城乡居民?是按国家统计局进行人口统计的居住地原则,还是按户籍?或者是按买房?目前看起来唯一比较可靠的统计是按居住地,而按居住地,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就成了城市居民,留守农村的农村居民收入与城市居民自然会越来越大。第三,也是关键,如何计算农民家庭?城乡居民收入显然不能计算为城乡居民个人收入,而应当是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农户家庭中,年轻人进城务工经商,他们的收入是计算到农村的家庭吗?反过来,留守农村老年父母是应当计算到进城务工经商的子女家庭还是分开计算?分开计算的话,明明一度进城农村劳动力是将他们的收入返回到农村使用的,以及当前农村留守父母用他们的养老钱为子女在城市买房。中国农村到目前为止,养老责任仍然是家庭承担,子女与父母之间无论是否住在一起,是否存在形式上的分户,实际上的经济联系仍然是共财的。这就造成了当前从统计上看农村居民收入的难题,以及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难题。

   总体来讲,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概只有一个缩小的阶段,大概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止。之后至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都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加大向农村转移支付力度,尤其举全国之力进行扶贫攻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一度有缩小,然而随着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和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农户的进城,城乡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扩大。预计到2035年前后,随着城市化趋近完成,农村中农趋于定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有望逐步缩小。

   城乡差距中,除居民收入差距以外,包括城乡景观差距和城乡产业差距。

从景观差距上看,随着农村人口进城以及随着农民越来越少在农村建房及越来越多在城市买房,农村人财物资源均流入城市,农村变得萧条、破败,农村出现了老龄化和空心化,这几乎是不可改变的规律。但同时这个规律下也具有很多生机,比如农村中农的萌生与壮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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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特区实践与理论》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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