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林羽 安同良: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68 次 更新时间:2024-05-14 00:45

进入专题: 数字经济   共同富裕  

葛林羽   安同良  

 

摘 要:数字经济形态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所具有的可复制、共享性、低成本等优势,有助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把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结合在一起研究,从发展生产力、共享生产力发展成果的理论逻辑,研究“做大做好蛋糕”“切好分好蛋糕”的实践逻辑,分析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数字经济;生产力发展;共享成果;共同富裕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22,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有力助推了共同富裕,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了上述观点。数字经济用数据生产要素连接各类经济活动,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交易成本明显降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数字经济对社会生产带来的效率、动力、分配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对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渠道、协调区域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提升市场活跃度及加快推动公共服务水平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刻影响着我国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近年来,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关于完善体制机制推进共同富裕的探讨。黄泰岩和韩梦茹[2]对标对表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发现,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是低收入者群体过大,因而推进共同富裕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上。刘灿[3]从收入分配理论的视角提出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机制改革将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并促进共同富裕。邱海平[4]认为,必须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发展、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财产占有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刘伟[5]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分配方式能够在鼓励公平竞争的同时,更加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创造基本经济制度保障。二是关于数字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进而推进共同富裕的探讨。洪银兴和任保平[6]通过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研究,提出构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生态系统,将有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张于喆[7]基于经济转型升级的视角提出数字经济是融合型经济,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驱动力,已成为经济增长促进共同富裕的动力源泉。蔡昉[8]认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可以在经济学意义上表述为共享生产率成果。孙晋[9]认为,数字经济具有强大的技术、资本、数据聚集效应和资源配置功能,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李杰和苏青兰[10]运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发现一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越能通过显著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内及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富裕。荆文君和孙宝文[11]从微观、宏观两个层面探讨了数字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并认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以为我国共同富裕体系建设提供更好的匹配机制与创新激励。三是关于数字经济作用于共同富裕及其二者关系的探讨。周泽红和郭劲廷[12]认为,发展数字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逻辑一致性。蓝庆新、童家琛和丁博岩[13]提出从提升社会数字化水平、补齐数字技术短板、缩小区域及城乡间数字差距和调节收入差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等多方面发力,推动实现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协调发展。夏杰长和刘诚[14]从数字经济视角辨析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促进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均衡共享式增长,从而推动共同富裕。胡拥军和关乐宁[15]通过对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是未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基石,但同时也要注意破除就业壁垒、加强风险应对。徐慧琳、杨望和谭小芬[16]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总体上看,学者们的研究是不断递进的,从完善体制机制推进共同富裕到数字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进而推进共同富裕,再到数字经济作用于共同富裕及其二者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我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共同富裕这一时代主题认知的不断深化并形成理论共识。不过,已有研究文献都是从一定的理论视角并立足中国实际展开的研究,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从生产力、生产关系整体视角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把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结合起来,从发展生产力、共享生产力发展成果的理论逻辑,以及“做大做好蛋糕”“切好分好蛋糕”的实践逻辑,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数字经济与推进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分析在开启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数字经济更好赋能共同富裕的制度完善和环境优化等问题,从而对数字经济更好赋能共同富裕进行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整体研究。

二、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17]104。恩格斯也曾指出,社会主义“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8]299。马克思恩格斯上述论述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二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公有制基础上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只有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消除贫困、走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追求和探索,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根本目的。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曾提出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历史命题[19]437。改革开放后,我们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共同富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20]155,“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20]172。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探索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新发展阶段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夯实更高水平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物质生产力是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现阶段必须把握好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高质量发展中解决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增进社会财富,为实现更高水平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数字信息技术逐渐获得了有别于传统生产技术的重要地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其他生产要素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马克思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能力,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三个基本因素。而劳动资料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用以改变和影响劳动对象的不可缺少的一切物质手段和物质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1]210这就是说,劳动工具是区别人类所处经济时代的重要标志。农业经济时代是以青铜器、铁器等手工工具的使用为标志的;工业经济时代是以机器的使用为标志的;数字经济时代则是以计算机、互联网的使用为标志的,数据日益成为社会生产的关键要素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特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列为新的生产要素,指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22]19-202022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再一次强调数据要素发展与治理的重要意义,提出要加快培育壮大数据市场,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对经济社会的深远影响。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每个发展时期都会涌现出其标志性的新生产要素,成为其发展的新动能,并呈现出规律性变化。从历史上看,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重要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早期,资本以及技术是重要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最活跃、最革命、最重要的要素,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在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中,数据作为新的重要的生产要素,激励越来越多的数据要素所有者发挥自己优势,不仅显著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拓宽了居民收入来源。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以其可复制、共享性、低成本等优势提升了生产的集约化程度,克服了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有限性的制约,为生产经营发展提供了可持续条件与动力。不仅如此,数据要素还大大加快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企业组织更新升级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推动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数据能够把各种生产要素连接起来从而产生倍增效果,有力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尤其是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加速发展,使得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效应不断凸显。[6]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数据是其生产经营或优化改进过程中最重要的对象,将数据列为主要生产要素,可以加快发掘数据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的潜力,明确其在新时代产业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鼓励新兴数字产业的扩大和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国家整体生产效率。

回到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现代信息技术不仅推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整体提升,而且掌握先进生产工具和劳动资料的劳动者也得到了显著的自身发展。也就是说,生产力的三个基本因素在数字经济时代得到了全面进步。从劳动力的层面看,数字经济时代的体力劳动者数量与知识型劳动者数量会出现此消彼长的态势。并且,知识型劳动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劳动资料层面看,计算机、机器人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普遍使用,推动了生产工具的变革,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从劳动对象层面看,数字经济不仅提升了土地与劳动力等要素的价值,而且增强了知识和信息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从而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归根结底,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扩大、夯实业已存在的物质基础,就是要“做大做好蛋糕”。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就是加快促进生产力发展,更好更快“做大做好蛋糕”。因此,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数字经济赋能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全面提升,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好做大蛋糕。

“做大做好蛋糕”并不等于自动实现了共同富裕,还要“切好分好蛋糕”,这就涉及到分配制度,属于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生产不仅决定着分配、交换、消费,而且它们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分配由生产决定,“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23]436。从根本上讲,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分配形式。我国实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决定的,其关键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在上述分配制度中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按要素分配就是根据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分配的基本方式。数据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促进居民收入来源多样化,拓宽了居民致富空间,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24]当然,由于社会成员拥有要素的差别以及要素本身具有拉大收入差距的力量,所以发挥好按要素分配作用必须防止两极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做大做好蛋糕”和“切好分好蛋糕”的统一,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激发他们继续“做大做好蛋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共建共享中为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三、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必须“做大做好蛋糕”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动力升级、效率变革的新型经济形态,充分利用数据要素的基本特性,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尤其在改造传统产业、促进社会总财富增长、拓展就业渠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断“做大做好蛋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一)数字经济能够加快改造传统产业

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深刻改造着传统产业模式。数字经济能够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加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实现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合理对接。传统产业借助数字经济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和竞争优势,催生新兴产业和新业态,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并加强产业间的融合和协同。

数字经济改造传统产业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做大做好蛋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我国产业发展格局中传统产业基数大、占比高,达到80%左右。因此,改造传统产业能够释放巨大潜力与市场空间,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十分重要。首先,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产业的商业模式。数字经济依托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和应用程序,实现了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商业模式,突破了传统产业线下实体店铺的销售模式,打破了购物的时空限制,实现了消费的便利化和个性化。其次,数字经济提升了传统产业的效率。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传统产业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数字化管理和优化,实现了生产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第三,数字经济催生了新兴产业和新业态。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深刻重塑着传统产业,催生了一批新的业态,如共享经济、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改变了传统行业的格局。第四,数字经济促进了传统产业整体升级、提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实现了产品升级、服务优化和品牌塑造,提高了市场竞争力。第五,数字经济增强了产业间的融合和协同。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产业发展,促进了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和协同创新,使得传统产业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这种融合和协同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数字经济改造传统产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必须从长计议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一是加大传统制造业生产革新力度,通过先进技术对企业生产经营进行颠覆性创新,调整生产结构,提高生产率。二是对传统制造业的创新机制的优化,加大自主创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力度,积极引入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促进传统制造业健康发展。三是培养专业数字化人才队伍,既要挖掘内部综合素质高、专业能力强的数字化技术人才,还要从企业外招收一定数量的数字化人才,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保障。

(二)数字经济促进社会总财富增长

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向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不同行业赋能,提高各种经济行为效率,促进社会总财富增长。社会总财富增长的关键在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财富之源,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可以提高数字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而且可以推动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商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部分,成为经济发展、资源配置与产业变革的驱动和引擎,在社会总财富增长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商业数字化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商业数字化是在传统商业流程中引入新的信息技术方法,以实现快速、高效的商务运营,有效减少了企业运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了其竞争优势。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商业数字化逐渐演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独立产业,成为我国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25]46的目标。电商模式快速发展表明,电商平台作为数字商业化的“先行者”,是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基于数据的分析与挖掘,衔接实体企业与消费者的不见面商贸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中国全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3.8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5%。

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开拓了实体经济新的销售渠道,拓展企业商业模式,促进企业经营者转变经营理念,提升实体企业经济效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2005年的2.6万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50.2万亿元,同比增长10.3%,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41.5%,此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总体规模从2005年的2.6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的50.2万亿元,占GDP比重从14.2%上升到41.5%1。2022年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10.3%,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GDP增速,数字经济持续发挥经济“稳定器”和“加速器”作用,保证着社会总财富的稳步增长。

2016—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三个产业渗透率不断提升。其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从2016年的6.2%、16.8%、29.6%提升至2022年的10.5%、24%、44.7%2。尽管第二产业渗透率与第三产业渗透率仍有较大差距,但二者的增幅差距进一步缩小,表明制造业数字化明显加快,正在形成服务业和制造业数字化共同驱动的发展格局。

制造业的数字化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核心,是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1]30。要用数字技术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赋能制造业,全面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运维服务等制造业产业链条诸多环节的数字化水平,构建制造业数字化生态过程,推动制造业发展的数据化、智能化、精益化和效益化,形成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激励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进程中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为更高水平共同富裕提供更大更好的“蛋糕”。

(三)数字经济拓展就业渠道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拓展就业渠道。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对传统就业形态产生颠覆性影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层出不穷,新就业形态也在不断涌现,为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

数字平台正在重塑社会就业结构,尤其在创造灵活就业、催生新职业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就业形态依托数字经济平台,就业门槛相对较低,相对灵活自主,对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风险、帮扶困难群体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数字经济在创造就业岗位和吸纳就业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行业变化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显示,净增了158个新职业,其中有97个是数字就业,占职业总数的6%。这充分说明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中具有催生新职业的积极作用。数字经济催生了众多新职业新岗位,如小程序开发员、互联网营销师、数据标注师等。《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报告显示,2030年数字经济带动就业人数将达到4.49亿。

数字经济在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结构中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推动了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升级,而且赋予传统职业和岗位的数字化转型新内涵,实现更多用工方式灵活多元的新就业形态,提升劳动者就业选择的自由度,适应不同群体多样化个性化特点,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数字化转型新动力。

四、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更要“切好分好蛋糕”

“做大做好蛋糕”和“切好分好蛋糕”本质上是生产与分配的关系,如何“切好分好蛋糕”对于共同富裕同样十分重要。数字经济不仅能够在“做大做好蛋糕”上赋能,而且能够在“切好分好蛋糕”上赋能。二者结合起来,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切好分好蛋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一)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区域、城乡协同发展

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上述社会主要矛盾也表现在区域、城乡等富裕程度上。数字经济有助于改善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协同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20]155,“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20]172推进区域共同富裕,必须重视缩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有助于协调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为解决西部地区人口稀少、经济条件落后、市场规模小等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采取包括数字技术在内的一系列精准帮扶措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推动了我国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

随着数字经济配套产业的不断升级,互联网经济发展迅猛,尤其物流运输行业的数字化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和其它商品等有机会走出本地,销往国内甚至世界各地。其一,数字经济有利于信息、数据和资源要素的高效流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加强了信息与数据的传播,实现了跨区域快速高效流动,市场信息的整合也为经济发展缓慢地区提供了发展方向和机遇。其二,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村偏远地区获取信息渠道有限、信息滞后、受教育水平低的现象尤为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但与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目标相比仍存在较大距离。近年来,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直播、线上线下网络销售等农村电商的崛起为乡村旅游提供了新助力,农村地区丰富的“绿水青山”资源优势成为乡村旅游一大亮点,“以农促旅、以旅兴农”,促进发展农村旅游业,并带动当地农副产品销售,借助数字经济推广营销手段构建农产品新零售模式,推动农村供给侧改革,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二)数字经济提升三次分配领域生产率共享水平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要求,在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基础上,建立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体制机制。上述要求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进一步实现指明了方向,也为数字经济作为提高和分享生产率的重要手段做出了指引。数字技术发展和应用,能够提高生产率分享水平,并且在初次分配、再次分配、三次分配中都有不错的体现。“切好分好蛋糕”就是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二者之间的关系,完善三次分配体系,充分发挥好数字技术的作用,促进生产率的分享,有效推进共同富裕。

从初次分配领域来看,初次分配作为基础领域决定了提高和分享生产率,生产要素的配置与要素所有者的激励都来源于初次分配。数字经济不仅融入分配环节,也融入到生产、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数字经济有助于改善初次分配的竞争与效率问题。在生产环节中,将具有较强流动性、外部性、非排他性和非稀缺性的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可以优化生产结构,减少生产成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数字技术的发展提升流通网络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产品与服务在流通环节中从传统的线下逐渐向线上转移,衍生出流通新模式,通过依托网络平台的数字技术推动现代物流发展,提升整体流通组织运营效率。同时随着信息的收集、处理及传递能力不断提高,生产者与消费者间逐渐形成畅通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匹配连接,进一步扩大生产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此外,数字经济也助力流通规模的不断扩张。在消费环节中,生产者通过数字技术对消费者的偏好、需求以及消费习惯等进行挖掘分析,能够有预判的组织生产,切实提高消费效率,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红利,拉动居民消费能力。另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大批新兴行业,不仅扩大了市场规模,也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在初次分配过程中提高劳动者薪酬,有利于社会总财富增加。

从再分配领域来看,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完善再分配,对分配差距具有调节作用。与传统经济相对比,数字化税收提高了政府再分配精准度,以公平分配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数字技术促进了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方式的创新,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在偷税漏税这类再分配红线问题解决上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我国虽是数字经济大国,但在税收方面不够完善,如电商平台、线上广告虽每一笔交易都有迹可循,但尚未有专门的税收政策,并且数字经济的不合理避税较传统经济也更严重,人们可以容易通过创办公司、股权激励等形式转移本应缴纳的税费。此外再分配还包含转移支付,数字经济不直接参与转移支付过程,政府可以通过这类数字经济活动进行征税,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解决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问题。

从第三次分配领域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收入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第三次分配的物质基础也不断厚实。第三次分配是以公益、利他及非盈利为核心的社会互助,遵循自愿原则,主要形式为慈善、捐赠以及社会救助等。数字经济加快促进公共服务走向均等化,帮助提升社会服务资源普惠化。一方面,将数字经济与传统基建相结合,打造新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使得数字经济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加强供给与需求的精确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慈善事业起到积极作用,互联网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使得济困扶弱的举动可以更精准有效的实施,也可以帮助监督善款去向。此外,第三次分配所涉及的行业,将最初开辟的扶贫济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的新方法延伸到教育、文化、医疗及环保等诸多领域,数字经济的发展便捷惠及了公共民生领域,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依靠创新突破性的科学技术手段,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提升做出贡献,为促进共同富裕发挥补充机制作用。

五、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制度完善和环境优化

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迈向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更是加速推进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同时,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催生了新情况、新问题,带来新风险、新挑战。为了更好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巨大优势和潜力,必须加快完善制度,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数字经济发展制度体系

研究制订数据要素产权条例、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办法。数据产权制度的核心应聚焦以激发数据要素流通交易为目标的产权制度体系。构建数据流通产权制度,健全数据流通交易制度,全面细化数据流通交易规则体系与监管框架。结合不同类型数据属性和安全防护要求,建立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三类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厘清数据流通范围,健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实现数据要素收益共创共享。

规范、引导我国数字资本健康发展,是发挥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不断提升我国数字资本健康发展的法制化水平,持续增强我国数字资本的监管及治理能力,加强部门与政策间的统筹协调能力,落实对数字资本的规范及引导作用,避免出现不同职能部门间的越位、缺位甚至错位等现象。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积极鼓励多种类型资本参与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各方合作,使得更多数字资本主体获得公平发展空间。要构建反垄断框架体系,完善数字资本监管制度,创新反垄断规制工具,保障数字资本在司法体系内有效运行,严厉打击数字经济领域内的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加快数字经济立法是促进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现行有效的法律制度已无法满足数字经济监管和社会治理的需求。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整体转型过程中,要求推进相关法律的系统性重塑,有序调整旧法、制定新法。同时,根据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际,借鉴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经验,针对数字经济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流程,制定统筹促进与监管、效率与风险的数字经济运行的相关法律,积极制定数字经济基本法律,推动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

(二)多措并举消弭数字鸿沟

数字经济在赋能共同富裕的同时,也表现出其劣势的一面,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数字鸿沟”。所谓数字鸿沟,是指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掌握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扩大甚至两极分化的趋势。“数字鸿沟”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中必须面对的治理难题。

“数字鸿沟”的存在,不利于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也不利于社会各群体分享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在我国,“数字鸿沟”突出体现在部分城乡以及老年人群等。老年人、残障人士、低收入者和偏远乡村居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在数字智能设施设备面前常常感到迷茫无助,从而较少甚至无法享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价廉物美、便捷高效商品、服务以及为就业创造的更多机会。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6亿人,占比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9亿人,占比13.50%。我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对此,要加大社区服务力度,通过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数字化培训,提高社区人员的数字能力,更好地帮助和普及社区弱势群体了解、掌握数字技术。同时,要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提高数字化的普及率及渗透率,加大新基建的力度,推动乡村数字化的发展,让中国式共同富裕切实落实到每一位人民群众身上,实实在在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当然,破除“数字鸿沟”还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精准降费”等相关的政策支持,更需要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加强产品研发,不断优化用户体验、提升服务品质,面向不同需求投放层次多样、匹配精准的靶向产品,让数字经济呈现适农化、适老化的多样化场景。特别是提供价廉便捷数字化产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借助网络的力量、数据的能量,在不断满足美好需要中迈向共同富裕。

(三)营造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历史表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在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和社会生产的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新问题,数字经济也是如此。比如,数据本身高度虚拟性带来的产权清晰界定困难的问题。现实中不少非互联网企业、机构和消费者在触网过程中留下的数据被大型数字平台企业收集占有,从而出现了现代互联网交易平台在破除了区域壁垒的同时,却形成了不同于过去横向区域壁垒的纵向平台壁垒。这种新的市场堡垒形式导致数据作为要素参与分配出现报酬与贡献不匹配等现象。因此,必须增强数字经济规范化监管,运用新技术实行科学监管,优化数字经济运行中的资源配置,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环境和条件,这是提升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根本之道。必须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打破条块分割、部门壁垒,形成畅通的跨区域、跨层级、跨领域、跨部门的数据资源共享体系,大力提升政府管理服务效能。在纵深推进数字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政府作为核心主体,以搭建数字经济框架、培育各类治理主体、规范数字经济环境为职责,通过整体性协调促使各子系统功能之间产生良性耦合。同时,直面这种新型生产关系背后的新治理问题,通过治理网络中各主体、各层次协同行动,同步满足人民群众、企业等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更好发展数字经济,必须统筹协调好数字经济和数字安全的关系。新一代信息技术迅速应用促进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形成,随之而来的网络风险和数字安全日益突出使人们在享受“数字红利”的同时也要面对“数字风险”的新挑战。推动数字经济安全发展应突出创新驱动,创新既是产业发展的关键,更是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助推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核心动能。数据滥用、隐私泄露、算法黑箱等安全性问题,都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寻找应对办法。必须加强大数据场景下轻量级安全传输存储、隐私合规检测、数据滥用分析等技术研究,加大数据质量评估、隐私计算等产品研发力度,推进智能主动安全类产品的创新及规模化应用,形成高可靠、高可信的双重安全能力,把迅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建立在安全保障的技术基础之上。除了在数据安全技术、产品方面紧跟甚至引领全球数字技术前沿趋势,还要在运营模式和商业服务种类方面不断创新,打造更加安全可信的数字经济生态。

制度完善和环境优化能够更好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更好赋能共同富裕。不过,数字技术不会自动的赋能共同富裕。马克思曾深刻剖析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应用的资本属性,他说,“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26]723科技成果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应用,其影响和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作用下数字技术的运用必然具有资本的属性,并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行,也会出现平台垄断、数字鸿沟、贫富分化等现象。所以,必须全面认识数字经济的特性,充分释放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遵循市场规律,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推动数字技术向善,让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创业就业,使数字经济成为新时代赋能广大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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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注释

1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中高产业研究院相关数据整理。

2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中高产业研究院相关数据整理。

葛林羽,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安同良,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经济学家》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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