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起

杜甫于大历元年（七六六年）自云安来夔州（今四川奉节县）至七六八年正月出峡。七六七年春，曾由赤甲迁居瀼西。秋，又迁居东屯。常往来瀼西、东屯间。在瀼西有果园四十亩（其中有柑林，有菜地）；在东屯有田。解放前，有人据杜诗“百顷平如案”的句子，认为杜甫在东屯有水田百顷。解放后，贺昌群同志在《文史》第三辑上发表《诗中之史》一文，辨百顷是公田，杜甫的私田只占百顷中的一部分。贺先生的断语是对的，可惜没有提出明确的证据〔1〕，也没说杜甫的田是多少亩，所以说服力差。现在试提出我的论证，为贺先生的文章做后盾。

杜甫在东屯的田不是百顷，百顷是公田这个问题，不能靠引证《困学纪闻》《太平寰宇记》《方舆览胜》等笼统的话证明。主要靠回答两个问题：①能不能在杜诗中找到证明？②能不能提出材料说明杜甫究竟有多少田？我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可以作肯定回答的。

二　东屯百顷水田是不是都是杜甫占有的？

杜诗《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云：

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

插秧适云已，引溜加溉灌。更仆往方塘，决渠当断岸。

公私各地著，浸润无天旱。

“地著”用《汉书·食货志》语，“理民之道，地著为本”。颜注：“地著谓安土也。著，直略反。”诗意说，公田私田各有界畔，而决渠引水，并受其益。可见第二句“百顷平若案”是兼指公田、私田说的。又《茅堂检校收稻二首》之一云：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顷间，喜无多屋宇，幸不碍云山。

这就是说，自己的私田在百顷公田之间，可见百顷非尽属于“茅堂”。东屯是大名，“茅堂”“高斋”是小名。小，自然是包括在大中的。而且“百顷”也只是概说，其中除公田而外，私田也不止一两家，如《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第三首“道北冯都使，高斋见一川”，又《从驿次草堂，夏至东屯茅屋二首》之一，“田父实为邻”。皆指私田人家。这种“插花”地的事在旧社会是常见的。以上引诗证明东屯百顷水田，其间有公田有私田。

三　杜甫自己是不是占有私田？如果有，是多少亩？

查清修《奉节县志》，有两篇文章是有关杜甫东屯故居的。一是陆游写的《东屯高斋记》。略云：

少陵先生既游夔州，爱其山川不忍去，凡三徙居，皆名“高斋”。质其诗，曰“次水门”者，白帝之高斋也；曰“依药饵”者，瀼西之高斋也；曰“见一川”者，东屯之高斋也。……予至夔数月，吊先生之遗迹，则白帝已废为邱墟，……况所谓高斋乎！瀼西盖今夔府治所……高斋尤不可识；独东屯有李氏者，居已数世，上距少陵，才三易主。大历中（之）故券犹存。而高斋负山带溪，气象良是。李氏业进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属予记之……乾道七年四月十日山阴陆某记（乾道七年，一一七一年）。

第二篇文章是陆游同时人于写的《修夔府东屯少陵故居记》，略云：唐大历中，少陵先生自成都来夔门。始至，暂寓白帝。既而迁居瀼西。最后徙居东屯。峡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旷。独东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顷。前带青溪，后枕崇岗。少陵于是卜居焉。少陵既出峡，其地三易主，近世始属李氏。少陵手书之券犹在。（李氏）子襄颇好事，讲求故迹。复置“高斋”。用涪翁名少陵诗意，创“大雅堂”。临溪又建草堂。绘少陵遗像。历岁滋久，屋且颓圮，券亦为有力者携去。庆元三年（按宋宁宗年号，当一一九七年）春，李氏子欲析居，连帅闽中毋丘公捐金市之，而归诸苏台钱公。为田一十一亩。斋与堂之欹腐挠折者从而增葺之。而东屯之景物，与少陵寓居之日无异（按此文又载《全蜀艺文志》三十九卷，上。系节录。《奉节志》所载为全文。兹只就《全蜀艺文志》所载删节）。

四 杜甫在东屯的经济状况

贺昌群同志的文章说，杜甫居夔，是带着中朝官身份（检校工部员外郎，从六品）的。他又是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宾客。柏茂琳委他“检校”（贺以为“考核”之义）百顷公田。所以杜甫可以指挥“行官”和收入稻米。柏的照顾，固非纯出旧谊及敬仰。杜甫的田不是自己买的，也不是柏赠的云云。这个说法，即使没有或完全否定《奉节县志》所提供的强有力的证据，也说不通。其困难是：①既然杜甫收稻是职务上应得的“俸给”，所收稻米就是公禄而不是私益。但玩杜收稻诗口气，完全是私人的事情，丝毫无监收公粮意味。说杜甫无私田是难于令人信服的。②如果因职务上的理由占有公田（即所谓“职分田”），那么，离开当地时就该把田退还公家，为什么竟卖给私人呢？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考察一下：

考唐代官吏占田，分“永业田”和“职分田”。“永业田”得视爵、勋、官授予不同田数。官员没有特别受田制，但推想当较之普通民众为优（《中国通史简编》三编一册，209页）。“职分田”有明文规定，六品官依法应授田四百亩（据《通典》二及《唐会要》九二，《通鉴》二百十二胡注同）。唐玄宗开元十年（七四二年）即以“恐侵百姓”为理由收百官“职分田”，每亩折给粟二斗（《通鉴》卷二百十二，开元十年）。所以在杜甫寓居夔州的时候，无论内外官都没有职田了。杜甫所有这十一亩田，如果是公家给的，只可能是“永业田”，但法令又规定：六品官以下（从“六品官”起算）授“永业田”以本乡收回的公田分给。夔州不是杜甫的家乡，所以他没有在东屯受田的资格。如果说柏茂琳变更法令，授予“永业田”，那就该按杜甫家的男丁授田六十亩，而不是十一亩。即以西瀼果园和东屯稻田合计，仍不足六十亩。总之，杜甫在夔州，既无职分田，也不当有永业田。因此，可以断言，这十一亩田，只能是他私人买的。他买田，①可能是用中朝官的俸米或俸钱。诗如“上官有记者，屡奏资薄禄”（《客堂》）。又，“事主非无禄”（《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四）。又，“朝班及暮齿，日给还脱粟”（《写怀二首》之一）。唐制，内朝官禄俸本不甚优〔2〕（从六品官俸米年九十石，另俸钱月五千三百文），然在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准官，皆降京官以上一等给。何况“检校”工部员外郎又非实授官，其禄当更薄（此大致据《通典》二，《会要》九一，《通志略》十四）。兼之大历年间，政令废弛。外朝挂名京官，更谈不上多高俸禄了。杜诗说“薄禄”，说“日给脱粟”当是实况，非谦下之辞。②杜甫的收入，还靠他有官职的朋友接济。“甫也诸侯老宾客”，他多年以来就靠“厚禄故人”借钱借米了。又说“诸侯数赐金”（《峡江二首》之二），靠这两个来源，他买了田和果园。收入，据估计，当时每亩田收谷一石（《中国通史简编》三编一册，216页），杜甫家有多少人口呢？计老夫妇俩，二子一女〔3〕四仆一婢，共十口人。旧时俗谚说，不饱不饿三石谷，不咸不淡九斤盐。这十一石谷，供四个奴仆吃已感勉强，有时还得添野菜。杜甫自己的一家五口，吃粮还得掺糠（《雨》诗云“糠籺对童孺”）。那个瀼西柑园能收入多少？无资料可查。虽说“柴门拥树向（近也）千株，丹橘黄甘（柑）此地无”（仇云，正言柑、桔独盛）。但他又说“此邦千树橘，不见比封君”（《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一）。后来他离开夔州时，把柑园干脆送给他的朋友，想来是卖也卖不掉啦。

一句话，杜甫在东屯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富裕的，生活水平甚至是相当低下的。对于已经是垂死之年的大诗人，我们没有理由指责他占田太多，过着安逸的地主生活。按当时法令说，他占田数实在还不够哩。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农民占田的实况一定是每人五亩、十亩而已，兼之沉重的租赋剥削，真正是“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遣遇》），以致“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了（《白帝》）。杜甫究竟是“生还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官吏，所以情况就比农民好得多了。这也是不必讳言的。

五　杜甫是否代管东屯公田之谜

贺先生的文章迫使我们还要讨论一个问题，即杜甫是否由柏茂琳委托他代管东屯百顷公田？如果非代管公田，为什么他能“指挥”“行官”张望？

杜甫之依柏茂琳，本以故旧，初未受任何职事名义。看杜甫居夔及赠柏茂琳诗，均以隐居清望自命，如《览镜呈柏中丞》（黄鹤注：大历元年柏茂琳为夔州都督）云：“渭水流关内，终南在日边。胆销豺虎窟，泪入犬羊天。起晚堪从事？行迟更学仙。镜中衰谢色，万一故人怜。”仇说此诗，以为前四句回忆长安，叹乱不可归。后则自伤衰老，而有望于中丞也。我看仇解前四句不错，解后四句却误，与杜意正反。诗用《绝交书》意，正言已不堪从事，冀故人勿强之为吏。臆柏或邀杜入幕，故为此诗，婉辞以谢。《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养拙干戈际，全生麋鹿群”，可以作为居夔谢事心情的总说明。五首之五说“欲陈济世策，已老尚书郎”，不忘中朝郎官身份，正陆游所讥小器，然亦可见自重不肯屈身之意。又《晚登瀼上堂》云：“衰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虽语带消极，亦自视甚高。其正面说明未兼吏职者，如《过客相寻》云：“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可见贺先生说柏茂琳委托杜甫管理公田的事，是和杜甫念念不忘中朝郎官身份的思想是抵触的。贺先生认为杜诗题《茅屋检校收稻二首》，“检校”一词就是杜甫代管公田的证据，亦即他能够指挥行官的理由（贺先生解“检校”为考核）。其实是误解。杜甫的官架子是很大的，这是他的庸人的一面，如他好用公文语入诗及题，即其一例。诗例如“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江雨有怀郑典设》），仇兆鳌引《紫桃轩杂缀》（明李日华著）曰，宠光点注，唐时有此二语。施之官职选授间，则宠光乃特恩之意，点注乃注授之意。又如：“迁转五州防御使，起居八座太夫人。”（《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可见杜甫笔下驱遣辞藻，范围极广，初难泥解。果执“检校”为杜受柏茂琳委托管理公田之证，那么，可看杜甫有一首《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诗中说：“鹅鸭宜长数，柴扉莫浪开。”足证“检校”无非借用公文语，不能作为受公家委托考核某事的证明。

以上略辨“检校”虽本公文用语，杜甫往往用作一般意义的语词，故不能泥作官衔看。其次，“行官”一词，亦同此类。朱鹤龄注杜诗引韩愈《与孟简书》“行官自南回”，亦只说明唐时有此名目，究竟有无固定指称，很难判定。章士钊以为行官乃退之自谦之词，其时正由潮州移袁州，故曰“南回”。其说亦有理（《柳文指要》）。今遽指“行官”为行田之官，乃望文生义，不足为据。

我疑东屯乃唐时夔州的屯田。《通典·食货二，屯田》云：“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应置者皆从尚书省处分。其旧屯重置者，一依前封疆为定，新置者并取荒闲无籍广占之地。”屯田不限边疆，内地亦有。如楚州洪泽屯，寿州芍陂屯皆是。东屯本公孙述旧屯，唐属重置。唐尚书省工部尚书下有屯田郎中，即主管全国屯田事宜，从五品上（《旧唐书》四三，志二三，职官二）。杜甫当时的官衔是检校（与“权”略同，即非实授官）工部员外郎，与屯田郎中同属工部，或者当时夔州都督柏茂琳，即以此为理由，嘱屯上小吏尊重杜甫是工部官员身份，特予照顾，“园官”定时送菜，瓜熟送瓜。杜甫的私田，也嘱屯上小吏张望代为督促薅秧、收稻。杜甫或借当时小吏名色，称为“行官”。看杜诗，无论是“园官”或“行官”，为杜甫服务都是吊儿郎当的。如果杜甫曾受柏茂琳委托代管公田，可以直接指挥他们。他们的态度是不会这样的。这可以看作反证。〔4〕

杜甫寓居四川近九年（乾元二年至大历三年，即七五九至七六八年）。在夔州近两年。有置田园事。解放前后论及杜甫东屯生活的论文，据我所见，以贺昌群同志的这一篇为最充实正确。但昌群同志的文章亦不免疏漏。如说杜甫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即系误解。后来郭沫若同志据此，又提出新证。说：“他在夔州主管东屯的一百顷公田，这大约是由于柏茂琳的推荐而得到‘朝廷’允许。《晚》第五、六句云：‘朝廷问府主，耕稼学山村。’这可透露了他主管东屯的内部事实，是‘朝廷’向夔州都督打听了杜甫的情况，故柏茂琳让他主管东屯。但也并不是他亲自主管，而是有代理的执行官——‘行官张望’，他在诗中称之为‘主守’。其下还有所谓‘家臣’，当然是些农奴了。”（《李白与杜甫》）关于“行官”，上文有说。“主守”“家臣”，当系沿用古语。“主守”见《尔雅》注。〔5〕各家失引。与行官、检校同属借用。惟《晚》诗则自来注家即有异说，赵次公直认“句法难解”。鄙意以为诗意应读为：朝廷（事）则问府主，耕稼（事）则学山村，或问朝廷于府主，学耕稼于山村。上句不妨用二例作旁证：《入宅》第二首云：“相看多使者，一一问函关。”又《溪上》云：“西江使船至，时复问京华。”乱离久客，渴望知道京城的消息，所以逢人便问。遇入京或从京来蜀的使者问，谒府主时同样也问。下句本无疑义。但亦可引证《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诗：“筑场看敛积，一学楚人为。”由此可证杜诗问府主、学山村，皆客中实况，更无秘密，亦非庾语也。

附记　杜甫夔州时期诗，宋人评价极高。现代似有贬低之说。这是应该专门讨论的问题。这里略说浅见。夔州诗是不能贬低的。第一是量多。计大历元年春居夔至三年春出峡，两年时间，作诗四〇二首。其中虽不少应酬诗，甚至有的堪称恶札，但多数是好诗，名篇巨制，络绎不绝。第二，带总结性的组诗值得注意。如《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等，脍炙人口至今（另文论到《秋兴》时，说应重新评价，是对有些注家推为七律压卷而言。不是说《秋兴》不是好诗）。第三，诗境广阔深邃，为前此所无。社会自然，细大不捐。可以看出诗人灵魂的充实多彩，不下于自然的态仪万方。第四，创五言长律大篇，多至一百韵，内容写实，词气精拔纵横，足证诗人的创造力量还很旺盛。

〔1〕 贺昌群曾引杜《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中的“堑抵公畦棱”以证东屯百顷中有杜甫的私田。按《秋日夔府咏怀》一诗中关于茅屋所在的描写，是指瀼西草堂的。所以仇兆鳌依黄鹤编在瀼西诗内。诸家无异说。诗云：“甘（柑）子阴凉叶，茅斋八九椽。阵图沙北岸，市暨瀼西颠。……堑抵公畦棱，村依野庙壖……”东屯在瀼水之东，此明言茅屋在瀼西，可知非东屯茅屋，证一。瀼西草堂有柑林，此云“甘子阴凉叶”是也，东屯无柑橘之属，证二。此谓村依野庙，东屯一望百顷水田，无村无庙，证三。

〔2〕 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六“唐朝士俸微”条，言唐内官禄薄。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俸禄条，言唐外官禄厚。实则厚薄乃比较而言，亦因物价不同而异。通观古今，唐内官俸亦不太薄。

〔3〕 杜甫本有三个女儿，唐俗：女子一般十四岁出嫁（岑仲勉《唐史馀渖》）。故在此假定他的两个大女儿都已出嫁。

〔4〕 要是我们注意诗人在《园官送菜》中的用字，对“行官”一词就可以活看，而不必泥执了。《园官送菜》诗云：“清晨送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实数，略有其名存……园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论。”这里的守者，和称张望为“主守”，意义并无区别。又称园官为园吏，可知称“官”者即小“吏”之饰辞，不必定有什么官衔。“主守”字出《尔雅·释鸟》“鶭，泽虞”，郭璞注：“今婟泽鸟常在泽中，见人辄鸣唤不飞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屯上守田小吏，经常在田塍上跑来跑去，有点像恋惜池泽的婟泽鸟，主守一词，并没有严重的主管意味。顺便可以提及，唐人应明经或进士第，初试都得要考《尔雅》，杜诗用《尔雅》郭注，可见一斑。

〔5〕 见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