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梁任公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作《杜甫诗里的非战思想》,遂造成了一个固定的印象:杜甫是反对一切战争的。考之杜诗,这种意见是不能成立的。
杜甫对战争的态度是因战争的性质不同而不同的。①他对开边(即对外国的侵略战争)是极端反对的;②对国家内部的分裂割据战争,他是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坚持“武定祸乱”的;③对农民起义,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主张镇压的;④对封建阶级内部的互相火拼(内战),他是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上,坚决加以抨击的。
一
关于对外侵略战争,杜甫主张“贞观是元龟”,就是说要坚守唐太宗的对外政策:平等对待国境外的诸族,杜诗中从各方面表示了这个意见:
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
时征俊义入,莫虑犬戎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
(《提封》)
这就是唐太宗实行的“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意见的申说。
下马古战场,四顾但茫然。
……朽骨穴蝼蚁,又为蔓草缠。故老行叹息,今人尚开边!
汉虏互胜负,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颇将,三军常晏眠。
(《遣兴三首》之一)
……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军储不自供。
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
(《诸将》)
这诗是后四句。通首是说,当时全国的重要问题,在大兵之后,贡赋不足。务在睦邻息兵,务农足食。同样意思的还有:
填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
(《有感五首》之二)
谈到具体事件的诗有传诵千年的《兵车行》:
边廷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这是反对天宝十年侵略吐蕃的战争的。有名的《前出塞》和《后出塞》,前者反映当时的征兵赴交河,后者反映征兵赴蓟门。“前则主上好武,穷兵开边。故以从军苦乐之辞言之。后则安禄山逆节既萌,幽燕骚动。而人主不悟,卒有陷没之祸,故假征戍者之辞,以讥切之也。”(钱注,卷三)
赞普多教使入秦,数通和好止烟尘。
朝廷忽用哥舒翰,杀伐虚悲公主亲。
《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之二。这是总评唐对吐蕃的态度的。七三〇年(开元十八年),吐蕃因屡次战败,派使臣向唐求和。玄宗初意不许,皇甫惟明谏,玄宗答应了。讲和以后,边境安宁。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再三向吐蕃守将说:应该各撤去守备兵,以利耕牧。吐蕃边将果然撤了兵。七三七年,唐玄宗听信人说吐蕃可图,派宦官去河西审察情势。宦官矫诏命崔希逸袭击吐蕃。崔不得已,进入吐蕃境二千里,大破吐蕃兵。吐蕃从此对唐断绝和好,进行战争。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金城公主死去(七〇九年嫁到吐蕃),吐蕃派使臣来报丧,并且请和。玄宗拒绝了。第二年十二月,吐蕃攻陷河西要塞石堡城。唐玄宗令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收复石堡城。王忠嗣不肯,宰相李林甫说他要谋反。玄宗革了王忠嗣的官,交三司(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审问。三司判王忠嗣的死刑。幸王的旧将哥舒翰力保,才救了老命。七四九年(天宝八载),玄宗命哥舒翰率兵三万三千人攻石堡城,唐兵战死数万人,把石堡攻下,才俘获吐蕃守军四百人。——了解了这段史实,就知道杜甫的评论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态度是严正的。唐玄宗是一个半昏半明的皇帝。天宝以前,他有一些有益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措施,对人民有一定的利益;天宝(七四二年)以后,他就走向蠹国殃民的道路。他的罪恶太多太大,归结起来,不外是骄和侈两个字,把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皇室贵族官僚,像一大群蝗虫,吃尽老百姓的血汗,这是侈。广开边功,无限制地扩大边费,这是骄。比如开元年间,他的军队共有六十多万人,马八万余匹。后来军队逐渐庞大,每年需要做衣料赏品的布帛多至一千零二十万匹段,军粮一百九十万石。边镇兵数比七二二年(开元十年)以前减少了十多万人,军费却比开元年间增加五倍!这笔巨大经费的极大部分是浪费。所以杜甫在这一方面的批评,绝不是老生常谈,迂阔之论。他的批评正打中了唐玄宗的要害。它是关系到唐王朝的国运兴衰的。
二
对于“安史之乱”的态度,杜甫是主张彻底平定祸乱的。“安史之乱”只能认为是分裂力量和唐中央的统一力量的斗争。“安史”不代表社会经济势力,它不代表农民阶级,也不代表外族。唐代中叶以后,斗争的中心是围绕统一和分裂进行的。统一是对农民有利的(当然是比较或相对而言),分裂是对农民有害的。杜甫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主张把“讨平祸乱”的战争进行到底,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是合于历史发展法则的。《北征》是他的这个意见的代表作。《北征》不但在诗艺上是一个高峰,在政治思想上也有价值,原因就在这里。这里用不着更多地举例。但在这方面,杜诗往往有引起人误解的地方。比如: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
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
(《蚕谷行》)
尤其是他的名诗“三吏”“三别”,好像纯粹是在控诉战争的残忍。所谓“杜诗里的非战思想”大概是从这些诗里引出来的结论。但按之实际,杜甫这些诗,总起来不外是控诉官吏和悍将骄兵的胡作非为,都有所指,绝不是一般的反对战争。“三吏”“三别”是控诉官吏不按国家法令,胡乱拉丁,弄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怨声载道。杜甫这些诗,在主观上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希望引起当权者的注意,不要“为渊驱鱼”。他不是根本反对作战,而是从三方面唤起统治者的注意,不要弄得不可收拾:①不要无限制地、不按当时法令规定,拉丁害民,上面已经说过了;②注意军队风纪,裁制骄兵悍将;③不要扩大军队,以妨民食。举诗如下: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
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三绝句》)
蓬莱殿前诸主将,才如伏波不得骄。
(《自平》)
上二例是说军纪的。控诉兵源枯涸、军需太重的诗有: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
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
(《释闷》)
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妻哭。
(《虎牙行》)
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
(《征夫》)
分军应供给,百姓日支离。
(《赠崔十三评事公辅》)
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贫。穷谷无粟帛,使者来相因。
(《别蔡十四著作》)
总之,在安史起兵的前几年,杜甫是希望迅速扫平叛乱的。说:
去秋群胡反,不得无电扫。
(《送长孙侍御赴武威判官》)
古来于异域,镇静示专征……几时回节钺,戮力扫搀枪。
(《奉送郭中丞……充陇右节度使》)
及到兵连祸结,民不聊生,他才呼吁赶快收拾战局,顾全根本。他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用兵,这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当时四川是关中的后方,兵兴以后,四川的人民负担奇重,杜甫根据他亲身的见闻感受,指出危机,以图挽救大局,是有识见的。
三
对于农民起义,杜甫是斥为“盗贼”主张镇压的。《喜雨》(仇,卷十二)云:
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
……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杜甫自注:“时闻浙右多盗贼。”素以长年忧黎元自命的杜甫,听见铤而走险的“黎元”起来反抗,却不但不主张息兵,反而主张大肆挞伐了。
四
对于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火拼,杜甫是始终反对的。《承闻河北诸道节度使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
禄山作逆降天诛,更有思明亦已无。
汹汹人寰犹不定,时时斗战欲何须!
《有感五首》之二云:
盗灭人还乱,兵残将自疑。登坛名绝假,报主尔何迟?
领郡辄无色,之官皆有辞。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
《复愁十二首》之八:
今日翔麟马,先宜驾鼓车。无劳问河北,诸将角荣华。
《送卢十四弟待御护韦尚书榇归上郡二十韵》:
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
对于叛乱的将官,杜甫认为:“此流须卒斩,神器资强干。”(《舟中苦热遣怀》)可笑的是,杜甫对于藩镇割据混战局面提出的“治安策”是封建诸侯,他说:
丹桂风霜急,青梧日夜凋。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
受钺亲贤往,卑宫制诏遥。终依古封建,岂独听萧韶。
(《有感五首》之四)
钱笺说:“卑宫制诏,即天宝十五载七月制置天下(分镇)之诏也。谓其分封诸王,如禹王予子,故以‘卑宫’言之。”钱解牵强。仇以玄宗在蜀,宫室草创,故曰“卑宫”,恐亦非是。二句是说,国家有事,政府遥命亲贤,仗钺从事已足。“卑宫”只取崇俭之义。《夔府书怀》说,“凶兵铸农器,讲殿辟书帏”,用汉文帝集书囊以为殿帏的故事。义与“卑宫”相近,可为旁证。《秋日荆南述怀》说:
愿闻锋镝铸,莫使栋梁摧。盘石圭多翦,凶门毂少推。
也是说要分封诸侯。广德元年,他在东川替阆州刺史上了个《进论巴蜀安危表》,也是说“必以亲贤委之节钺”。这种意在防止割据分裂的办法是反历史的,可笑的(参看《杜甫与房琯》条)。但就他反对分裂割据拥护统一这一态度说,始终是坚决的、明定的。
总之,我们考察杜诗中对战争的态度,就会得出结论:杜甫并不一般地反对战争。对于侵略别国的战争(开边),他是反对的。对于国内的叛乱分裂,他是主张用战争来克服的。这都很对。对于农民起义,他是毫不迟疑地主张武力镇压的。他的地主阶级立场使他必须这样。在战争问题上杜甫表现的态度,一方面使想美化他的人束手无策,一方面使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学史的人很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