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育:丸山真男对日本“超国家主义”的学理解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72 次 更新时间:2023-09-12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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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育  

内容摘要:从明治到昭和,日本的走向为人们勾勒出一条由疾速成功到极度失败的兴灭轨迹。丸山真男被誉为“战后宪章”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从学理层面上拆解了“超国家主义”的反近代属性,同时也为日本的宪政重建,赋予了近代性原理上的学理前提。这意味着,战后日本所面临的最根本任务,与其为新旧宪法的更迭问题,不如说是近代的重启问题。

关键词:丸山真男;超国家主义;学理解构;近代重启

 

“近代主义者”对“新宪法”的接纳

丸山真男(1914—1996)经常被称作“近代主义者”或“欧化主义者”。由于近代发源于欧洲,因此,更具普遍性意义的时间概念——“近代”,也就逐渐替换了空间的指代——“欧洲”。讨论丸山何以是“近代主义者”的观点不胜枚举,但其核心特征似无外乎以下三种:首先是以著名评论家高泽秀次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体论”说。高泽反复引用丸山《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一文的最后一句,即“给日本军国主义打上终止符的八一五这一天,也将是作为超国家主义整个体系基础的国体丧失其绝对性并从此将国运托付给首次成为自由主体之日本国民的日子”,并由此认为,“丸山的论旨准确无误且十分明快。他是在说,日本在败战后使国体丧失了绝对性的同时,也使国民无条件地变成了‘自由的主体’”;而所谓“‘自由的主体’,仿佛是上天给败战中被挫败了的日本国民所带来的恩惠。按照丸山的说法,这种恩泽不是来自‘作为’,而是来自‘自然’,并且几乎就是从前近代主体身上翻转而来的戏剧性的飞跃!”高泽显然是把日本国体的丧失与国民自由主体身份的获得,看成了自然而当然的交班程序,一点也不复杂。其次是东京都立大学教授宫村治雄的说法。在他看来,通贯丸山生涯的主要问题,乃“近代”和“开国”这两点,并且这两点又均为近代对日本的绝对要求。也正是在“近代”和“开国”的任务面前,近代的思维、近代式主体、自由、他者感觉以及民主主义等一大堆问题,才纷至沓来,且拥堵在一起,遂造就了丸山真男这样的时代思想家和近代主义者。第三种观点,显然已触及个体的精神自由与国家的宪法保障等更根本问题。中岛道男指出,丸山所警惕者,是个体思想与意识形态齐一化的危险性。他强调,“个人的自由”本身就是“近代”的题中应有之义。他呼唤要广泛造就“支撑于新规范意识下的主体”,惟此,“新的自由观”和“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就必须成为国民的重要课题。而这,就是丸山的所谓“近代”,一言以蔽之曰“精神革命”。亦如丸山本人在《近代日本的知识人》中所说:“日本所直面的课题,不仅仅是对旧体制的社会变革,更是对于我们自身的‘精神革命’的问题。”这里,丸山已把精神革命视为与社会变革同等重要的课题,并显然把矛头指向了明治期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及其高调强调的建立在“皇室”和“君权”绝对性基础上的帝国宪法。如果了解了丸山那篇被誉为日本“战后宪章”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之写作动机,且其中的“心理”问题又恰恰是集中针对“明治—昭和”以来《大日本帝国宪法》所内藏的“超国家主义逻辑”而发,那么,如此从“心理”切入的“精神革命”,事实上已成为解构旧宪法的游刃;而这种解构又几乎风云际会般将丸山的个人经历与战后日本“新宪法”合致为一,并最终演绎成规定日本未来走向的宪法政治问题,尽管有不少学者从学理上提出过一些反对意见,诸如子安宣邦、米谷匡史和安丸良夫等人及其观点不一。

其实,对于“近代”,丸山真男几乎从大学时代就开始了饶有深度的思考。还在《政治学中的国家概念》这篇处女作中,他便对代表近代的“市民社会”和象征前近代的“中世社会”进行了观察,亦即“中世的社会=国家制度观与近代市民的社会=国家制度观之间的相互对立这一世界史课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与市民社会国家观适相反对的中世社会国家观,却与当时法西斯国家观之间取得了某种和谐——法西斯国家通过被市民国家所否定的团体自主性这一核心点,为人们再现了中世国家观,即“法西斯国家观不过是来自短瞬的极权主义、权威主义、有机体国家、单一政党国家、身份制国家等主张;而忠实地践行这些美辞丽句,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至多只能是“反映中世纪原理的理念”而已。这样的原理和理念虽可以帮助某些国家实现所谓“近代化”(modernization)——长相上逼肖西方,但骨子里的性格或曰精神和心理,却依然包裹在“中世的社会=国家制度观”中而远未实现“近代市民的社会=国家制度观”下的“近代性”(modernity)。当这种“战中”的观察和思考随着日本的败战和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的英语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