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亮:政治权力变迁与冲绳人的群体认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6 次 更新时间:2023-06-22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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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永亮  

身份认同包括个体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本文以政治学的认同理论为分析工具,在阐明何谓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基础上,以政治变迁对群体认同的影响为主线尝试厘清近代以来冲绳人群体认同伴随政治权力变动而经历的变迁过程,分析冲绳人群体认同的特征,从而为解析日本政治生态的多样性提供一个视角。


一、何谓冲绳人的群体认同


Identity通常被翻译成身份认同或认同,它主要包括个体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两部分。个体身份认同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和身体体验,其以自我为核心。群体身份认同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属性。根据塔吉尔的经典定义,群体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或她)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群体认同有以下几个特征:(1)群体认同具有相对性。群体认同通常是在与他者的对比、较量或互动中,逐渐形成或被塑造出来的。(2)群体认同具有多层次性。群体的范围可以从基层社会的家族、社区、地区、民族,[2]直至国家、人种。在不同层次上也存在着具有不同内涵的认同意识,即家族认同、社区认同、地区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种族认同,各个层次的重要性并不相同。[3]美国学者菲利克斯·格罗斯认为,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格局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群体认同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认同层面。[4]本文亦主要探讨的是近代以来政治权力变动对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影响,故而将研究对象主要锁定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两个核心认同层面。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民族认同”是民族成员基于身体、名字、语言、历史与起源、文化传统等文化因素与血缘关系之上而表现出的对本民族的归属意识和认同情感,其偏重于“种族上和文化上的认同”。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情感,其偏重于政治上的认同。[5]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又常常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共同构成了群体认同的核心部分。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某一民族成员既会有“民族认同”,也会有“国家认同”,二者既并存又对立。(3)群体认同具有动态性。群体认同常常会随着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R. Isaacs)在《族群: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一书中揭示了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的关系。他认为身体、名字、语言、历史与起源、宗教等要素是一个民族的重要表征,而政治变迁中这些因素的改变必然影响着一个族群的群体认同。[6]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理论,来分析冲绳人群体认同与政治权力变迁之间的关系。

近代以来冲绳人的群体认同是琉球王国被日本政府吞并后,冲绳人伴随着国内外政治权力的变动而形成的对所属群体的认同情感和归属意识,其核心就是冲绳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所谓冲绳人的国家认同指的是,冲绳人作为日本国民之一员对国家的归属意识和认同情感。所谓冲绳人的民族认同指的是冲绳人基于身体、名字、语言、历史与起源、文化传统等文化因素与血缘关系之上而表现出的对冲绳民族的归属意识和认同情感。这里的“民族认同”可以理解为“族群认同”。


二、前近代琉球人的群体认同及其解体


在1871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以前,琉球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群体认同,这种认同是基于充满着琉球特色的身体、名字、语言、历史、宗教等要素之上而形成的对琉球民族的自我认知和归属意识。

琉球人具有明显的身体符号特征。“身体是创造认同的最显而易见的要素”。[7]琉球人具有代表性的身体标识是衣服、发型和纹身等。琉球人常身着“琉服”,琉球服饰与日本和服有着相当大的不同。[8]琉球人蓄须,梳“欹发”,“自国王以下,皆遵时制留外发一围,绾小髻于顶之正中”,这种发型与日本的“丁髷”头型有明显区别,且琉球男人通常头戴“黑色六棱幔顶宽檐帽,名曰片帽”。琉球女人有刺青的惯习,“手背皆有青点,五指脊上黑道直贯至甲边;腕上下或方、或圆、或鬌,为形不等,不尽如梅花也。女子年十五,即针刺,以墨涂之,岁岁增加;官户皆然”。[9]

琉球国具有特定的国名,而琉球人具有独特的名字。“在所有认同的符号当中,名字的确是最简单、最实在也最明显的。但是,就像所有简单的事物,它也是复杂的。”[10]据中国史料记载,“琉球”本题作“流虬”,因为从地理形态上来看,琉球群岛蜿蜒如长蛇,现于万里海涛之上。后来这一名称数度更改,直至公元1372年(明洪武五年)改为“琉球”,沿用至今。[11]就琉球人个人而言,近世时期琉球只有王公贵族才有姓氏,他们通常有日本式和中国式两个名字。例如曾担任过琉球国王国师的蔡温,日本样式的名字叫具志头亲方文若,其中“亲方”表示他的身份位阶。普通庶民百姓没有姓氏只有乳名,起名的方式是“所属村落+店名+乳名+相当于姓的名称”,比如“城间村锻冶屋小宫城”。[12]

琉球人有自己的语言。语言“是民族意识的主要建材之一”,居于沟通系统的核心。[13]从琉球王国的公文上看,汉字和日语假名被参杂使用,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却是琉球语,它与汉语和日语在语法和发音上都有很大差别。琉球域内首里方言处于官方语言的位置,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方言类型,从北到南存在奄美语、国头语、中央冲绳语、宫古语、八重山语和与那国语等多种方言。

琉球历史悠久,形成了以琉球料理、建筑、漆器、织染等为代表的极富特色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甚至连葬送礼仪和墓地形态也与日本本土迥然不同。琉球流行“风葬”和“洗骨”的习俗,[14]存在巫女信仰等宗教传统。[15]

值得关注的是,前近代琉球人的国家意识与中华朝贡体系紧密相关。琉球王国从明朝时期就开始与中国交往,是中华朝贡册封体系的一员。可以说,前近代琉球人的国家意识是基于中国的藩属国这一定位之上而逐渐形成的。然而,进入17世纪之后,伴随着东亚国际形势的变化,琉球人的国家意识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1609年萨摩藩出兵琉球,强迫琉球进贡并强占北部奄美五岛。以此为标志,日本也成为直接影响琉球人国家意识的重要“他者”。琉球正是在与中国、日本同时并存的“他者格局”的对比、交流中,逐渐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国家认同。他们认为自己是琉球王国的臣民,同时又认同琉球是处于中华朝贡册封体系之下、而实际上又同时向日本进贡的国家。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殖民主义浪潮席卷亚洲,给地处东北亚、东南亚中枢要冲的琉球王国以极大冲击。面对来自英、法、美等国的“开国”要求,冲绳王国向宗主国——清国寻求援助,在心理上加强了琉球与清国的连带意识。而清国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一些琉球人也产生了靠向日本寻求帮助的想法。[16]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扩展至整个琉球士族阶层,对清从属意识仍居支配地位。

给予琉球人的国家认同致命一击使之土崩瓦解的是,日本政府对琉球的吞并。1871年日本政府强行吞并琉球,将琉球划归鹿儿岛县管辖,1872年又将琉球划为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列入华族。1873年发生“台湾事件”,日本政府以漂流到台湾的琉球人遭到台湾原住民的杀害为借口,出兵台湾,进一步展示对琉球的“主权”。1876年日本政府强迫琉球中断与中国的册封朝贡关系。1879年4月,日本政府将琉球藩分而治之,其中奄美群岛及以北的全部岛屿被划入鹿儿岛县,奄美群岛以南至台湾以北诸岛被划为冲绳县。对于日本强行吞并琉球王国的做法,清政府表示抗议,委托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居中调解。日本政府以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权益为交换条件,提出了日清二分琉球的提案。这一提案虽然最终没有实现,但是琉球被作为日本政府舍弃的“弃子”这一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后制约冲绳人国家认同意识形成的障碍。

国名的改变、国土的沦丧使冲绳人的琉球国家认同无以依凭,土崩瓦解,出现了“我究竟是哪国人”这一国家认同上的混乱现象。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冲绳社会围绕着冲绳的出路,几个派别——要求恢复琉球即要求独立的一派、在日本国家这一框架之内谋求自治的一派、要求完全合并于日本的一派——之间相互对立,争吵不休。”[17]1884年被幽囚于东京的尚泰被允许临时还乡,迫于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政府的压力,他在回到冲绳后,不仅晓谕冲绳士族阶层接受日本的统治,还斥责逃亡清国的琉球人所开展的救国请愿活动。[18]而清国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的失败则彻底粉碎了一些琉球精英阶层欲寻求清国的帮助实现琉球复国的计划。与国家认同的土崩瓦解相对,琉球民族这一实体却没有消失,琉球人的民族认同依然存在。而琉球人的独具特色的民族认同恰恰是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政府着力破坏和改造的对象。


三、甲午战争后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塑造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成为冲绳名副其实的统治者。这一权力主体的转换对冲绳人的群体认同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如果说甲午战争结束以前,日本的“琉球处分”使冲绳人的琉球国家认同土崩瓦解,那么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同化政策则进一步着力改造冲绳人尚未消失的琉球民族认同,使其从琉球民族认向冲绳民族认同转变,并且通过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和推广皇民化教育,促使冲绳人至少在形式上形成对日本的国家认同。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在冲绳加强推行同化政策。吉登斯将多民族社会中的民族整合模式概括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同化模式,即促使少数民族放弃或改变原来的语言、服饰、生活方式和文化观点,将其整合到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中,使之依据多数群体的价值和规范来塑造自己的行为。第二种是熔炉模式。少数民族不需要消解自身的传统以迎合主流民族,而是所有人混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不断演进的文化类型。第三种是文化多元主义模式。各民族文化被赋予充分的资格以各自独立存在,允许他们参与到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当中。[19]冲绳和北海道(废藩置县前被称为北方虾夷地)都是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被划入日本版图的,日本政府对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整合模式,在冲绳实行的是同化模式,在北海道实行的是熔炉模式。之所以有此差别,归根结底源于两者内部情况之不同。与北海道的阿依努人(虾夷人)以采集、狩猎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不同,冲绳原是一个独立王国,人口稠密,当地人稻作农耕,与外界有着多样的贸易往来,因此像对待阿依努人那样用日本人将他们“包围”起来的熔炉模式进行统治恐怕是困难的。[20]所谓“同化”主要包含两层含义:(1)将原本性质、样态完全不同的事物同一化。(2)将外来的东西纳入进来,变成自己的一部分。[21]

近代的冲绳同化政策归根结底循着“破”与“立”两条线索来执行的。一方面强制性地破坏、改造冲绳人民族认同中的各种充满“琉球色”的构成要素,促使冲绳人从琉球民族认同向冲绳民族认同转变。另一方面,通过教育、风俗改良运动等措施积极地将日本元素引入冲绳社会,使之变成冲绳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并以天皇为媒介促使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变。“破”与“立”犹如一枚硬币之两面,是同时进行,相互促进的。

日本政府禁止学生在学校说琉球语,鼓励冲绳人说日语普通话。从1907年起,政府在冲绳中学教育中导入了“方言札”制度,即对说冲绳方言的学生使用“方言札”进行处罚,在他的脖子上挂上一块写着“方言札”的牌子,直到下一个说了方言的人被发现来代替他为止。[22]日本政府禁止教师在学校教授冲绳传统音乐。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着力消除冲绳人身体上的“琉球色”,1899年明治政府颁布“纹身禁止令”,要求冲绳女性禁止纹身。作为冲绳人身体之延伸的“领地”也被改造。19世纪90年代末,日本政府开始在冲绳实施土地整理和地租改正,大量冲绳传统的公有地、公有林被国有化,或便宜卖给日本人。日本政府鼓励冲绳人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日本式的名字。在琉球王国时期一直没有称姓权利的琉球人纷纷改名,这种“改名”运动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俨然成为一股风潮。[23]从19世纪末开始冲绳以青年会和妇女会为中心大力推行“风俗改良运动”,严禁冲绳人纹身、“毛游”、巫术迷信等不良习气。[24]与之相对,“风俗改良运动”倡导冲绳人剪掉“欹发”、说标准话、穿和服等近代新风尚,着力将日本本土的元素引入到冲绳社会,使之变成冲绳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天皇是促进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向日本国家认同转变的媒介。日本政府重视对冲绳人的皇民化教育,欲将冲绳人改造成天皇的忠实臣民。1880年冲绳县政府在县厅内设立“会话传习所”,四个月后,又将传习所升格为冲绳师范学校,负责培养冲绳人教师。另一方面在冲绳大力兴办小学校。1880年,冲绳县的小学校不足20所,到1882年时已增至53所。不仅如此,县政府通过资金援助、免除入学家庭税金等措施鼓励学生入学。这时候的小学校是3年学制,对学生年龄也没有太多限制,学生的年龄7-20岁都有,女子也可以入学。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形成。1890年日本政府又以天皇名义颁布了《教育敕语》,其不仅是对1889年出台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所提出的“主权在君”思想的进一步强化,而且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大法,还明确规定了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教育敕语》颁布后,在冲绳县被迅速实施。《教育敕语》被写在金色的纸上,卷成卷轴,置于黑漆色的匣子之中。有的学校还在校内一隅修建了“奉安殿”,除悬挂天皇和皇后的照片外,还将《教育敕语》放置其中。学生与教职员在上学或放学时都要朝“奉安殿”方向行礼,以表达对天皇的敬意。每逢节日则举行《教育敕语》捧读式,这时全校师生聚集一堂,由副校长将《教育敕语》写本从黑漆匣子中取出,郑重递给校长,经过相互之间反复行礼之后,便由校长向天皇行礼,继而高声朗读。在场的师生也要反复致敬。近代以来日本政府企图通过长期的皇民化教育,促使冲绳人形成作为日本国民、天皇臣民的国家认同意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冲绳的近代化以及对冲绳的同化政策还暗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即相对日本本土、日本文化,冲绳是落后的地区,冲绳文化是边缘文化。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冲绳人的国家认同是在先进与落后、日本本土与冲绳的二元对立图式下生成的。在冲绳县的统治机构中,来自日本本土的人身居要职,从县知事到县府官吏、警察以及中小学校的校长、教员,甚至驻守冲绳的许多官兵也都是由来自日本本土的人来担任。而与之相比,冲绳人大多身份低微。在这种情况下冲绳人所形成的国家认同,“其间不乏自我否定(self-rejection)与自我厌憎(self-hate),这是强势民族把负面群体认同强加到弱势民族身上所造成的结果”。[25]不仅如此,就如大江健三郎所言:“在琉球处分之后的冲绳近现代史,本土日本人关于冲绳以及冲绳人堆积如山的观察和批评中,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的确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歪曲和错误。这无疑是对冲绳的歧视。”[26]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人类馆事件”。1903年在大阪召开的第五次日本劝业博览会的会场附近,设有一个叫“学术人类馆”的展区,有两位琉球女性,她们把高丽烟袋和蒲葵叶团扇夹在腋下,坐在茅草屋里。持鞭子的男子一边称呼她们为“这东西”一边进行解说。他将阿依努人、琉球人、台湾高山人、韩国人等人种称为“土人”,视为“落后人种”。这个展览开始后不久,即遭致冲绳县民的抗议,最终被迫中止。这一事件表明,冲绳人一直是内地人“异样眼神”注视下的他者,而冲绳人内心也认为自己是有别于内地人的“冲绳人”。[27]有学者甚至认为近代的冲绳俨然就是日本的“国内殖民地”。比嘉春潮就在日记中写道:“上月29日,日韩合并。万感交集,无以言表。……人曰,琉球是长子,台湾是次子,朝鲜是三子。呜呼,他县人轻侮琉球人,又岂非无故也。”[28]这种自我否定和来自于日本本土的歧视,成为阻碍冲绳人从内心深处真正形成国家认同的“心理障碍”。

冲绳的同化政策与冲绳在日本国家战略中的定位息息相关。富国强兵是日本近代时期的基本国策,为配合这一国策,居于东亚要冲地位的冲绳被定位为日本对外扩张的“桥头堡”。基于这一战略定位,日本政府的冲绳改革政策表现为,疏于政治经济改革,而侧重人文风俗的同化、教化。在政治方面,相比本土人,冲绳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要晚了二三十年。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冲绳人并没有立即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直到1912年才被承认具有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9]1918年拥有贵族院议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经济方面,冲绳的改革步伐也大为落后。1872年日本本土开始土地改革,第二年即开始着手修改地租。而冲绳于1899年才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修改地租则拖到了1903年以后。[30]

总之,19世纪70年代末日本悍然吞并琉球,将琉球王国变成日本的冲绳县。琉球王国的覆灭使冲绳人的琉球国家认同土崩瓦解,但琉球民族这一实体仍然存在,冲绳人仍然保留着充满琉球特色的身体符号、名字、语言、宗教和作为琉球王国臣民的身份记忆之上的琉球人对琉球民族的自我认知和归属情感。而这种民族认同恰恰是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重点破坏和改造的对象。日本政府通过从明治后期、大正、直至昭和前期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对冲绳人民族认同中的各种充满“琉球色”的构成要素的破坏、改造,并使之与输入进来的日本本土的各种元素相结合,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进,逐步使冲绳人基本实现了从琉球民族认同向冲绳民族认同的转变。而与之相对,通过行政上将“琉球”这一称谓改为“冲绳”,将“琉球王国”由一国变成日本的一个县,并通过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积极施行皇民化教育,使冲绳人超越了民族界限,至少在形式上逐渐具有了对日本的国家认同。因为任何“一个政治体不可能长久处于失范状态,而是需要某一稳定的身份作为其心理和情感的参照框架”。[31]这一过程当然存在着伊萨克所说的,外来的统治者“加诸于各民族的统治并不止于烙上政治的印记,长期以来,它们透过各种方式与手段,或者干脆完全诉诸武力,把真真假假的优越迷思强加于整个文化体系,不仅深入生活与治理,而且代代相传,及于语文、艺术、宗教与哲学等精神层面,以及行政与司法的制度层面。在许多地区,对于被统治民族的精英阶层,这种影响尤其深远”。[32]而作为同化政策的“副作用”,进步与落后、日本本土与冲绳的二元对立图式也被加诸于冲绳人身上,冲绳人的自我否定意识与来自本土的歧视相结合,逐渐演变成了阻碍冲绳人从心底里形成国家认同意识的“心理障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近代时期冲绳人的群体认同表现为民族认同高而国家认同低的状态。


四、战争时期冲绳人的群体认同


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的权力主体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国际关系方面却出现了巨变。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翌年发表东亚新秩序建设声明,开始疯狂侵略东亚各国。1940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开始公然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对抗。为了配合对外侵略,充分发挥冲绳居于东北亚、东南亚要冲的战略作用,日本政府需要进一步统合冲绳,提升冲绳人的国家认同。如果说近代时期冲绳人的民族认同较高,而国家认同因冲绳人自我否定的情绪以及来自本土的歧视而表现得程度不高的话,那么战争时期则进入了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备受压抑,而国家认同极度膨胀的时期。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沿袭并强化近代冲绳同化政策,进一步对冲绳人的身体符号特征、语言、文化传统等要素进行破坏、重塑,使冲绳人的民族认同继续“脱琉化”,并通过加入日本元素使之增强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日本政府在学校教育中进一步推广普通话,禁止学生说琉球语,近代施行的“方言札”制度在二战时期也曾持续过一段时间。[33]1940年为了进一步在冲绳强制推广标准话,冲绳县政府发起了“标准话励行运动”。虽然这一运动遭到以柳宗悦为代表的日本民艺协会和一些其他文化界人士的批判,引发了一场为期两年的“方言论争”,但并没有减缓冲绳县推广普通话的进程。琉球语几乎失去了存在的空间,甚至在冲绳战役中,曾一度发生过驻扎在村中的日本兵将使用琉球语的人被当成奸细加以逮捕的惨案。1937年冲绳县政府公布了“应该改的姓氏”,要求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尽快改成日本式的名字。同时,日本政府还进一步破坏冲绳的传统文化。譬如,针对冲绳人跣足的风俗,1940年冲绳县政府颁布了“跣足禁止规则”,禁止人们在那霸街道和公园等处光脚行走,违者罚款。冲绳人的“领地”也进一步遭到破坏,在战争后期,为了应对本土战,大量日本军队进驻冲绳,大量强征军事用地,用于修建飞机场或军用耕地。

在塑造冲绳人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天皇发挥着核心作用。1937年日本政府颁布“为实现国防之目的,最有效发挥举国之力而统治运用人及物的资源”的国家总动员法。以此为指导,日本举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冲绳人也被统一于“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思想观念之下。1939年5月天皇发布《赐给青少年学徒的敕语》,鼓励全国青少年学生肩负起“永世维持国家隆昌之气运”的重任,要求他们“尚气节,重廉耻,稽古今之史,鉴中外之事势,精其思索,长其识见”,“恪守本分,修文练武,振励质实刚健之气风”。这一敕语与《教育敕语》相配合成为对冲绳年轻人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指导理念。通过以上措施,冲绳人被灌输了浓厚的忠君爱国意识,被强行裹挟上了日本对外征伐的战车。

如果说日本政府的皇民化政策是使冲绳人被迫接受忠君爱国观念的外因的话,“日琉同祖论”则是冲绳人心甘情愿为天皇效忠、为国而战的理论依据。就如法国学者马丁(Denis- Constant Martin)的“叙事认同”理论所揭示的那样,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叙事,是一种可以按照认同需要“重新组织、重新建构和重新诠释”历史情节的叙事,通过对民族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特质进行叙事性的重构来实现群体认同的转换。[34]“日琉同祖论”发端于16世纪京都五山僧侣所提出的“源为朝琉球渡来说”,明治以后伊波普猷等人将其学术化、体系化。经过近代冲绳同化教育,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一学说在冲绳已颇为普及。“日琉同祖论”打通了冲绳人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过渡的“障碍”。“日琉同祖论”的核心观点是,琉球民族是与大和民族同根同源的支脉分族,日本人与冲绳人在人种和文化上具有同一性。[35]总之,冲绳人从种族起源上找到了“冲绳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关联,他们也就有了主动融入天皇制国家统治体系中的动力。大江健三郎曾在《冲绳札记》一书中引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冲绳的年轻人受战争的驱使,让他们的思想染上一层枯黄色呢?我感觉围绕这个问题有不同解释。然而对于我来说,那是从数百年间苦难的孤岛历史中解放出来的冲绳县民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行动。……意欲积极地将其编入日本的体制中,摆脱历史性的后退,这种思考方法才是问题之所在。……当时,立誓效忠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思想虽然在日本具有普遍性,但在冲绳它则以被强调的形态喷涌而出,那种特殊性里令人痛心地镌刻着冲绳历史的落后性及其现代化的焦虑。”[36]

值得注意的是,冲绳人伴随着日本政府冲绳同化政策而逐渐形成的“劣等感”、“自卑感”,在战争时期却成为促使冲绳人国家意识迅速增强的“膨胀剂”。冲绳人为了用事实证明自己比其他府县的人更优秀、更忠诚、更爱国,勇于奔赴战场,奋勇杀敌。在战场上死去的冲绳人越来越多。报纸上对此大为褒扬地说:“现在,我们冲绳县民变成了当今陛下的忠良臣民,成了具有爱国热情的国民。”[37]

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冲突形式,有助于社会群体边界线的建立,就如拉普特·艾莫生所说(Rupert Emerson):“民族乃是最大的共同体,每到危机迫在眉睫时,都能有效激发人民的效忠……为了完成刻不容缓的任务,它是把人变成社会动物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能把人团结起来终极的手段。……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家的召唤优于一切时,所有这些群体虽不至于消失,却往往会在一阵激烈的挣扎之后,一点一点地把尊严都交给民族,民族这个共同体始终都是充分利用民脂民膏最方便的不二法门。”[38]在关乎国家存亡盛衰之时,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的民族认同通常会被压抑,而国家认同则极容易膨胀。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后,伴随着“大东亚战争”和对英美开战的高昂战斗号角,冲绳人一直以来因遭受本土歧视和自我否定的情绪被压制、被忘却,而作为日本国民、天皇臣民的国家认同在日本——东亚、日本——西方的对立图式中被极度放大。

总之,近代时期冲绳人基本完成了从琉球民族认同向冲绳民族认同的转变,至少在形式上基本具有了对日本的国家认同。那么,如何将冲绳人已经形成的冲绳民族认同融合到国家认同当中,以增强冲绳人的国家认同感,如何从精神层面使冲绳人更主动地融入到国家体制中,是战争时期日本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对外战争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在狂热的对外战争中,冲绳人的目光由“内”向“外”移动,使近代以来长期受到的歧视和自我否定的情绪被压制、被忘却,从而暂时“消除”了冲绳人由冲绳民族认同向日本国家认同转变的“心理障碍”。而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天皇发挥着关键作用。冲绳人作为“日本国民”的国家认同被巧妙地置换成了作为“天皇臣民”的国家认同。自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就在冲绳推行皇民化教育,及至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教育更是将皇民化教育推向极端,冲绳人被编入到了天皇制国家体制中。每个冲绳人都是天皇的臣民。天皇是具有“绝对价值”的中心,一个人的价值大小,依据其与天皇之间的距离来判定,距离越远价值就越小。[39]每个冲绳人与天皇之间形成的纵向关系,超越了偏于横向内敛的冲绳民族认同,成为冲绳人形成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凝聚力。而在精神层面上“日琉同祖论”则成为将冲绳民族与大和民族成功嫁接起来的“接点”,冲绳人从种族起源上找到了主动融入天皇制国家统治体系中的精神动力。而冲绳人在近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劣等感”、“自卑感”心理,在战争时期则成为促进其国家意识迅速膨胀的“膨胀剂”。


五、战后冲绳人的群体认同


二战后,在战争时期冲绳人备受抑压的民族认同得到释放迅速回升,而曾经极度膨胀的日本国家认同随着日本的战败而迅速“回潮”,并由作为天皇臣民的国家认同回归到了作为日本国民的国家认同上。按照统治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战后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发展分为占领托管期和回归后两个发展阶段。

1945年到1972年,为美军占领托管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具体分为占领期和托管期两个阶段。1945年到1951年为占领时期。实际上,在冲绳战役中,美军已经军事占领了冲绳,建立了“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即使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冲绳仍为美军所占领。这一时期冲绳人的身份非常“尴尬”。一方面,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军部坚决支持把冲绳从日本分割出去,他们认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1947年麦克阿瑟就曾在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团会谈时指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所以日本人不会反对美国拥有冲绳。”[40]另一方面,日本虽然不情愿将冲绳拱手让给美国,[41]但是事实上冲绳县民已不在日本宪法的保护之下。[42]在这一背景下,美军对冲绳开展民主化改造,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蓬勃发展,冲绳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

冲绳人在战争中境遇悲惨,许多冲绳人不是死在美军的炮火之下,而是受日本统治者的欺骗和恐吓而丧身殒命。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使冲绳人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将过往虚高的国家认同重新拉回到现实,加之有美军的言论统治,在冲绳的公共媒体上,“日本人”、“冲绳县民”作为指称“我们”的机能曾一度消失。[43]而与之相对,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则徒然高涨,在美军的支持下,这种冲绳民族认同与对琉球历史的怀念结合起来迅速发酵,生发出了新的时代内涵——主体意识,其在政治上的一个极端表现就是寻求在美军占领之下的冲绳独立。[44]总之,在美军占领时期,在日本政府视冲绳如“弃子”的情况下,冲绳人的民族认同是强烈的,但是国家认同是混乱的,既有人主张“美军协助下的独立论”,也有人主张“自我革命独立论”,还有人主张回归论。这种混乱状态直至旧金山对日媾和谈判前后才渐趋明朗,“回归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1951年5月由“回归日本促进期成会”和“回归日本促进青年同志会”发起了回归日本签名活动,征集到了近20万冲绳人的签名,占当时冲绳选民总数的72%。[45]

1951年9月,旧金山会议召开,在中国缺席,苏联、波兰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日美等国单独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标志着美军对冲绳的统治由占领阶段进入托管阶段。按照日美两国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前达成的秘密协定和《旧金山对日和约》第二章第三款之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拥有主权,而日本则承认美国对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的单独战略控制。[46]这一时期因为美军不断扩张基地用地,进一步加深了与冲绳地主层间的矛盾。1956年美国下议院军事委员会发布的欲一次性永久买断冲绳县民土地的《普赖斯劝告书》成为激化两者矛盾的导火索,引发了冲绳人极大不满,在冲绳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反基地运动——“全岛斗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冲绳人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再度高涨,使《旧金山对日和约》缔结之前就已开始的“冲绳复归运动”持续升温。1965年,在日本本土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安保斗争的影响下,冲绳也掀起了以“不要让冲绳成为‘日美安保’的工具”、“不要让日美安保体制使日本宪法形骸化”为目标的“基地反对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指美军基地。

从冲绳战役后期美军占领冲绳直至冲绳回归,美军、美军基地就成了深入冲绳内部的“他者”,在这一时期,近代以来的日本——冲绳关系中,又增加了美国因素。美军是影响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直接因素,冲绳人在与美军这一“他者”相对抗的过程中,战后初期一时跌落的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再度回升,成为冲绳回归运动发展的心理基础。而这一时期,相较于“回归祖国”这一大的目标,冲绳人的民族认同无疑受到了抑制,甚至毋宁说,在“冲绳县民也是日本国民”(依据日本宪法)的图式下,民族认同成功地实现了与国家认同的合流。从20世纪50年代到1972年冲绳实现回归为止,冲绳人的国家认同还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即“灵”与“体”的分离现象。冲绳人在行政上归美国管理,而在文化认同上又似乎归属于日本,冲绳人成了“失去主权的日本国民”。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治下的冲绳人持有日本国籍,但他们进出琉球列岛必须要申请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发行的渡航证明书。冲绳人只要住在自己生长的岛屿就没有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应有的权利,而只要踏上日本本土,就可恢复作为日本国民的所有权利,包括选举权。[47]尽管如此,战后日本国宪法仍然支撑着冲绳人的全部想象力。宪法中地方自治的宗旨,成为冲绳县民反抗美军统治的精神动力。

1972年冲绳回归后,[48]日本重新获得了对冲绳的实际控制权。这一统治主体的变动,满足了冲绳人回归日本的愿望,结束了冲绳人在国家认同上的“灵”与“体”的分离状态,使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一时大为提升。然而,美军基地依然存在,使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影响机制变得颇为复杂。

从美军因素上看,冲绳回归后,美军虽然不再是冲绳的实际统治者,但是它对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却一直发挥着关键性影响。一方面,美军基地的存在损害了冲绳人的民族认同。美军冲绳基地在大肆扩张军事用地的过程中,破坏了数目众多的冲绳文化遗迹。美军基地在使用过程中连续产生的噪音、火灾、误射事故、坠机事件等,极大地破坏了冲绳人的“领地”环境。美军基地的存在阻碍了冲绳经济的自立发展。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伴随着冲绳观光产业的发展,美军基地逐渐被视为冲绳观光产业发展的“绊脚石”。[49]据冲绳县议会测算,如果冲绳美军基地占用地都返还的话,冲绳当地的雇佣率、居民收入和产业发展都会翻倍增长。[50]另一方面,美军基地的存在,损害了日本宪法赋予冲绳人作为日本公民所应具有的生存权、安全权等诸种权利,冲绳人在以宪法为工具与美军基地这一“内在的他者”相对抗的过程中增强了他们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

从日本政府因素来看,冲绳回归后,日本政府重新获得了对冲绳的实际控制权,成为影响冲绳人群体认同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日本政府仍试图继续改造冲绳人民族认同中的“琉球色”,增强冲绳人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日本政府至今仍然否定琉球语为冲绳的公共用语。在国会召开时也不允许冲绳代表穿“琉装”。在全国高校棒球比赛中甚至不允许拉拉队表演冲绳传统歌舞。然而,迫于时代的发展潮流,日本政府在冲绳回归后亦开始鼓励冲绳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在1972年公布的《冲绳振兴开发计划》中就明确写道:独具特色的冲绳“文化遗产在战前多有保存,而在二战中几近损毁,因此应着力对县内文化遗产进行调查、修复、整备周边的环境条件和防灾设施,……着力建设历史民俗资料馆。在保护培育冲绳县传统民俗艺术、织染、陶器及其他传统工艺的同时,推进艺术鉴赏和创作活动,建设县立综合文化会馆”。[51]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无疑又增进了冲绳人的民族认同。

另一方面,在冲绳美军基地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夹在美军基地和冲绳之间的对话中介,日本政府对待美军冲绳基地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增强了冲绳人的民族认同感,而损害了他们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1)日美之间达成的冲绳“带核回归”协议,使冲绳人大失所望,增加了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感。就如大江健三郎所言:“对于冲绳民众来说,核战略体制是可怕的东西,是有可能歼灭他们的东西,而‘带核’回归,正是对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冲绳民众佯装不知的欺瞒,很明显,这是重新把日本国宪法下冲绳的日本人当作牺牲品。”[52](2)日本政府将过重的基地负担施加于冲绳人身上,使他们不堪重负,深切感受到了来自本土的歧视。战后70年来冲绳人的基地负担并没有获得实质性改善,只占国土面积0.6%的冲绳却承载着日本国内74%的美军专用设施。就如原琉球新报社论委员长、北陆大学客座教授野里洋所言,冲绳人已经超出了忍耐极限,他们要求日本的安全保障理应由全体日本国民公平地共同分担。[53](3)围绕冲绳基地搬迁问题日本政府的态度,造成了冲绳与日本政府间的龟裂。关于普天间基地的搬迁,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按照日美之间已达成的协议,强行推进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边野古的工作,而冲绳县民则要求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国外,或日本国内除冲绳县以外的任何地方。[54]不单单是日本政府,日本本土人对冲绳基地搬迁的态度,也让冲绳人倍感受到歧视。据日本广播协会(NHK)2012年所做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当冲绳人被问及“作为美军普天间基地返还的交换条件将基地搬迁到名护市,您如何看?”表示“赞成”(包含“某种程度赞成”)的占21%,表示“反对”(包括“某种程度反对”)的占72%。而从全国来看,表示“赞成”的占36%,表示“反对”的占45%。[55]总之,在美军基地问题上,冲绳人深刻感受到了被日本政府和本土日本人的歧视,而这种受歧视感与基地斗争相结合,明显增进了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就如吉登斯所言,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与主导民族(拥有更多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民族)相比,处于劣势,但拥有较强的民族团结(group solidarity)感或归属感,作为偏见或歧视的对象的经历通常会强化他们共同效忠和共同利益的感觉。[56]

近代时期,对于冲绳人而言日本模式就等同于近代模式,冲绳人或被动或主动地建构起了冲绳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回归前后,“和平宪法”是冲绳祖国回归运动的精神支柱。而回归之后,“带核回归”以及日本政府在基地问题上对冲绳的不平等政策使冲绳人意识到自己对“和平宪法”的期待只是“幻想”。也就是说在许多冲绳人看来,即使有“和平宪法”也不能完全保证冲绳人的和平生活,即使有“和平宪法”也不能让冲绳人得到与内地人完全平等的对待。所以,回归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冲绳人开始以西方模式为冲绳现代化的模板,民主主义、人权主义、和平主义也似乎代替“和平宪法”成为冲绳人新的精神支柱。由此,现代冲绳人的群体认同影响机制逐渐呈现出立体化的样态,即不仅存在国家层面的同化、塑造机制,还出现了超国家层面的国际影响机制。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自2008年以来数度向日本政府发出要求其“承认冲绳人是原住民族”的劝告书,就是国际影响机制的重要表现。

总之,“二战”后,在战争时期冲绳人备受抑压的民族认同得到释放迅速回升,而曾一度急剧膨胀的国家认同则迅速“回潮”,但是这种“回潮”现象持续的时间很短。随着《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冲绳人的国家认同感再次高涨,成为轰轰烈烈的冲绳回归运动的精神支撑。冲绳回归后美军基地依然存在,使冲绳的统治结构变得颇为复杂,美军失去了对日本的直接管理权,但它仍然是“内在的他者”。而日本重新获得了冲绳的实际统治权,但是在基地问题上并无太多发言权。在基地问题出现后,冲绳人通过以宪法为武器开展的基地斗争中,增强了他们作为日本国民的身份认同,增强了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而日本政府作为夹在美军和冲绳之间的“中介”,因为出于战略考量以及在基地问题上没有太多发言权,而与冲绳人之间产生了龟裂。而这种龟裂,在冲绳人感到长期承受过重基地负担的不平等感和歧视感的作用下,在他们的心理上进一步扩大,加之民主主义、人权主义、和平宪法成为冲绳人新的精神支柱以及日本政府迫于时代发展潮流鼓励冲绳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在客观上又促进了冲绳人民族认同感的提升。由此,现代冲绳人的群体认同呈现出了“双高”的状态,即民族认同感很高,国家认同感也很高。而造成这种“双高”状态的关键原因就是美军冲绳基地的存在。国吉和子在1995年1月以冲绳县20岁以上的住民为对象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当问及您认为“最能表达冲绳人心理状态的是以下哪一种?”回答:“不知道”的占29%。回答“想成为日本人,但是却没有成为日本人”的(日本人愿望型)占26%。回答“不想成为日本人,也没有变成日本人”的(日本文化拒否型)占12%。回答“不想成为日本人,却成了日本人”的(“消极的日本人”类型)占18%。回答“想成为日本人,且已经成了日本人”(“冲绳文化离脱”型)的占15%。“想成为日本人,但是却没有成为日本人”和“不想成为日本人,也没有变成日本人”都是冲绳人民族认同的重要表征,两者合计为38%。“不想成为日本人,却成了日本人”和“想成为日本人,且已经成了日本人”是国家认同的两个重要表现,两者共计33%。而从年龄层上看,在战前、战中接受过初等以上教育的人选择“冲绳文化离脱型即‘被同化了的日本人’”的最多,占38%。回归时26岁以上,在美国占领时期接受过教育的人选择“日本人愿望型”的最多,占33%。回归后出生的人中选择“不知道”的最多,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都不高。[57] 2007年林泉忠所做的舆论调查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58]


六、冲绳人群体认同的特征


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内外政治权力的变迁,冲绳人的群体认同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如果说近代时期是民族认同居高而国家认同偏低的时期,战争时期是民族认同受到抑压而国家认同膨胀的时期,那么战后时期除占领阶段之外,整体上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皆高的时期。纵观这一变迁过程,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近代以来冲绳人的群体认同随统治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统治主体的冲绳政策是影响冲绳人群体认同的直接原因。在近代时期,随着冲绳的统治主体由琉球王国转变为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在冲绳实施的同化政策,使冲绳人基本实现了由琉球民族认同向冲绳民族认同的转变。在占领时期,美国成为冲绳的实际统治者,在美国占领军的支持下,冲绳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使冲绳民族认同迅速提升,而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迅速“回潮”。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特别是在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后,日本政府重新成为冲绳的实际统治者,冲绳人因此获得了宪法赋予的权利,结束了国家认同上的“灵”与“体”的分离状态,大大提高了他们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

第二,冲绳人的群体认同也会随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战争时期,日本走上了与亚洲和英美等西方国家向对抗的道路,为了适应此种国际战略的转变,日本政府欲将冲绳人塑造成忠君爱国的“天皇臣民”,而天皇是使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变的关键,是冲绳人强化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凝聚力。二战后,美军基地长期驻扎冲绳,冲绳人在与“外来的他者”相对抗的过程中增强了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而日本政府作为夹在美军和冲绳之间的“中介”,因为其与冲绳的立场不同以及在基地问题上没有太多发言权,造成了与冲绳人之间的龟裂。冲绳人在与日本政府相对抗的过程中又增强了民族认同感。由此可见,国际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冲绳人的群体认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互抑压、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近现代冲绳人群体认同意识的发展,就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存与相互抑压的历史。对于冲绳人而言,在和平时期,与冲绳近代化相伴而生的自卑、来自日本本土的歧视和来自日本政府的不平等对待,都极易导致他们对民族认同的重视和对国家认同的抑制。而对于日本政府而言,与民族认同相比,更加重视的是对冲绳人的国家认同的塑造,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尤其如此。而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在近代时期和战争时期,天皇是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合流”的关键,每个冲绳人与天皇之间所形成的纵向关系,既超越了偏于横向内敛的冲绳民族认同,又成为将民族认同转化为国家认同的核心凝聚力。在二战后,“和平宪法”在很长时间里是冲绳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合流的重要“桥梁”。无论是冲绳回归运动、基地斗争,还是向政府的请愿行动,冲绳人都是在战后宪法的框架下进行的。

第四,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对冲绳人群体认同的改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持续消解冲绳人群体认同中的“琉球色”,不断填充“日本色”的过程。冲绳人的群体认同既有历史的要素,也有建构的要素。普拉姆在《过去之死》一书中对“过去”与“历史”做了区分。他认为过去讲求的是“塑造”,是统治者“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工具”。而与之相对,历史追求的是真实,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为多数人带来真相。[59]冲绳人的祖先是琉球人,在名字、语言、身体特征、传统文化与起源等方面都具有琉球民族的典型特征。而这些“琉球色”恰恰是近代以来日本政府所极力消除和改造的对象,通过向冲绳引入日本本土的元素,使之要么取代原有的元素,要么嫁接到原有的元素之上,从而使近现代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充满着建构性。以琉球语为例,经过日本政府持续百余年的打压,如今的冲绳青年人会说琉球语的人已不多。也正因如此,以“冲绳人原是琉球人,并非日本人”为支撑的“冲绳独立论”可再生产的空间并不大。

总之,近代以来冲绳人群体认同中的“琉球色”逐渐被消除,而“日本色”愈益浓重。传统的“琉装”变成了“和服”,传统的“琉球语”逐渐被“日语标准话”所取代,传统的名字变成了日本式的名字,传统的居住地也已大量为美日军事设施所占据。从整体上看,战后冲绳人的群体认同表现出了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皆高的特征,而当前冲绳人以“自我认同”的名义所进行的基地抗争运动就是这一特征的重要表现,它是冲绳人在国家认同之下,以宪法和民主主义为工具来维护冲绳人自身权益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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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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