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从跨国史视野重新审视美国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1 次 更新时间:2021-06-12 17: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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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鸣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自20世纪末就开始思考,如何突破“国族国家”的边界来考察美国历史。他强烈地意识到,“美国历史如果不结合进全球语境中就无法得到充分理解”,因为“国家不可能是它自己的语境”,国别史必须“放在比它自己大的框架中来研究”[托马斯·本德:《众国中之一国:美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纽约:希尔-王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他的这一呼吁得到了许多美国史家的响应。作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美国革命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置于跨国史视野中看待,由此呈现出以往单纯的国别史路径所无法显示的画面。

  

   严格来说,美国革命的跨国性并不是跨国史研究者的新发现,而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实际面相。美国革命的关键一环是独立战争,而独立战争不啻为18世纪一场重要的国际战争。托马斯·本德批评以往研究美国革命的史家忽视国际语境,主张从更大空间、更长时段来看待美国的独立,把它视为一场长达百年的帝国竞争的产物(同上,第61-115页)。美国革命领导人的确具有强烈的国际意识。自从武装冲突爆发后,他们就想方设法使殖民地的反叛行动国际化。他们派人到法国宫廷活动,争取法国的秘密援助;同时,还到加拿大进行宣传鼓动,力图把英新并入的这一殖民地拉入反叛的阵营。他们在战争形势不甚明朗的关头,匆忙宣布独立,迅速地把帝国内部的殖民地反叛变成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而且成功地把法国、西班牙等国拉入了盟友的行列,从而使三大帝国体系在美洲的竞争最终走向全球化。在美法结盟以后,美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国际化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用以争取独立,另一方面也有使美国落入外国不良图谋中的风险[“大陆会议致美利坚联合诸邦居民”(“An Address of the Congress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沃辛顿·C. 福特等编:《大陆会议记录(1774-1789)》(Worthington C. Ford et al. , eds. , Journals of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1774-1789)第11卷,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08年版,第478页]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过于依赖单独某个国家,而努力从多个国家和多种渠道争取援助。同时,美国的战场上也出现了来自许多国家的官兵。英国军队包括大量德意志雇佣军,还有不少印第安人加盟;大陆军不仅由普鲁士等国的军事专家训练,而且还有多国的军人加入。法国、西班牙等国军队和大陆军一起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战役。战事不仅发生在美洲,也可见于亚洲(印度)、非洲和欧洲;战斗不仅在陆地进行,也发生在海上。美方的资金和物资大多来自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其中武器弹药主要通过荷兰人所控制的加勒比海通道进入美国。最后,结束战争的谈判也有多国参与,《巴黎条约》不独处理了英美之间的问题,而且涉及多个国家和人群的利益[参见R.欧内斯特·迪普伊等:《作为全球战争的美国革命》(R. Ernest Dupuy , Gay Hammerman, and Grace P. Hayes ,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Global War),纽约:麦基1977年版]。

  

   美国革命的跨国性,通过许多人物的活动而得到了更加具体的体现。除了法国、西班牙正式派遣的官兵外,还有许多欧洲人志愿来到美国,不仅以不同的角色发挥作用,而且充当跨国传播美国革命影响的媒介。广为人知的托马斯·潘恩就是一个典型的跨国人物。他本是英国人,1774年来到费城,1775年年底写出了影响巨大的小册子《常识》。潘恩在写作时得到了本杰明·拉什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帮助,其印刷和发行者罗伯特·贝尔则是一个苏格兰移民,曾大力向北美引进苏格兰启蒙作品。《常识》在费城的第一版署名“一个英国人”,其主题却是鼓动殖民地居民反叛作者自己的“祖国”。不久,《常识》还在英国、法国、荷兰和德意志出现了相应的版本[乔纳森·伊斯雷尔:《燎原之火:美国革命如何点燃世界》(Jonathan Israel, The Expanding Blaze: How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gnited the world , 1775-1848),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8-49页]。美国革命以后,潘恩回到欧洲,卷入法国革命,写书论述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联系,并以此阐扬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另一个著名的跨国人物无疑是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他曾随法军参与独立战争,深入观察和体验美国革命的原则与经验。回到法国后,他致力于推动法国的变革,使法国能像美国一样制定宪法,并有“权利法案”。他与当时出使法国的托马斯·杰斐逊过从甚密,从1789年1月开始两人就一起商讨法国的“权利宣言”。是年6月17日(一说15日),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脱离另外两个等级,独立组成国民会议;为了保障会议成员的安全和商讨的便利,拉法耶特还特意借用杰斐逊在巴黎的住处,作为会议几个主要领导人碰头的场所。7月11日,拉法耶特向国民议会提交“权利宣言”草案。据考证,这份“权利宣言”的第二稿上还有杰斐逊的铅笔批注[罗伯特·帕尔默:“暧昧的民主派:杰斐逊在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Robert R. Palmer, “The Dubious Democrat: Jefferson in Bourbon France”),《政治科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第72卷第3期(1957年9月号),第388~404页;詹姆斯·史密斯编:《书信共同体: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通信集(1776-1826)》(James Morton Smith, e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Jefferson and James Madison, 1776-1826)第1卷,纽约:W. W. 诺顿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631页]。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跨国人物是托马斯·波纳尔。此人曾在北美多个殖民地担任总督,返回英国后一直关注北美事务,并为美国的独立倍感欢欣鼓舞。他特意写成《致美利坚的主权者》一书,一方面向欧洲人阐述美国革命的意义;另一方面则建议美国人保持自由的精神,争取把美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托马斯·波纳尔:《致美利坚的主权者》(Thomas Pownall, A Memorial Addressed to the Sovereigns of America),伦敦1783年版]。

  

   在美国革命领导人中,不少人有跨国经历。在所谓“建国六杰”中,富兰克林、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他们3人也是《独立宣言》起草小组的成员)都曾奔走于大西洋两岸。富兰克林可说是北美当时最为国际化的人物,曾长期生活于伦敦和巴黎,在欧洲上流社会广有口碑。独立战争开始后,他于1776年12月出使巴黎,以争取法国的援助。他结交当时尚在人世的后期启蒙哲人,使他们有机会了解美国的政治变革。在他认识的法国名流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法国革命的领导人。杰斐逊出使法国期间,除了用美国革命的经验帮助拉法耶特等法国革命者,还为麦迪逊在美国的改革活动提供资料和建议。杰斐逊密切观察法国的政治动向,不时在给麦迪逊的信中传递这方面的消息[“杰斐逊致麦迪逊(1788年7月31日)”(“Jefferson to Madison, July 31, 1788”),詹姆斯·史密斯编:《书信共同体: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通信集:1776-1826)》第1卷,第545页]。他还向麦迪逊详细介绍法国人正在商议的政府结构,并处处同美国的体制进行比较,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宪法)被公认是他们的样板。”[“杰斐逊致麦迪逊”(1789年8月28日)”(“Jefferson to Madison, Aug. 28, 1789”),史密斯编:《书信共同体: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通信集(1776-1826)》第1卷,第627~628页]约翰·亚当斯则先后出使法国、荷兰和英国,在欧洲充当美国革命理念的主要诠释者,也从美国的角度就美国革命的意义与欧洲人进行论辩。

  

   美国革命领导人大多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者。他们具有世界主义眼光,即便立足于美国来看自己的事业,也不是孤立地界定美国革命的目标和意义。他们普遍把美国革命看作人类摆脱暴政、争取自由的开端,把美国视作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和安全的榜样,把新的体制及其原则当作其他国家人民争取自由的借鉴。他们在阐述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时,喜欢用“新纪元”“避难所”“灯塔”这样的意象。“新纪元”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开端,标示着受奴役、被压迫的人民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时代已经来临,而美国人则是这个时代的开创者和先行者。“避难所”通常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美国人赢得了自由,建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二是这个“自由的国家”向全世界敞开大门,欢迎一切追求自由的不幸人们的到来。“灯塔”则把美国比喻为榜样,为世界其他国家人民追求自由和幸福提供指引。可见,这三个意象都带有跨国主义乃至世界主义的意涵[美国革命一代关于美国革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意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参见约翰·雷恩博尔特:“美国人关于其革命对其他人民的意义的最初看法(1776-1788)”(John C. Rainbolt, “Americans’ Initial View of Their Revolution’s Significance for Other Peoples, 1776-1788”),《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第35卷第3期(1973年5月号),第418~433页]。

  

在思考和实施共和主义实验时,美国革命者也经常采取跨国比较的方式,尤其喜欢把欧洲主要国家的传统和现实作为参照。詹姆斯·沙利文在谈到美国政府的独特性时说:“我们知道,现在欧洲存在的几乎所有政府都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的,它们中任何国家所维持的引以为自豪的一切自由,都不过是通过购买或以艰苦的斗争从征服者或其继承人那里取得的。”[詹姆斯·沙利文:《论美利坚合众国政府》(James Sullivan, Observations up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波士顿1791年版,第21页]显然,刚取得独立的美国人需要清算与欧洲的联系,放弃对欧洲的追随,以此界定新的国家身份。乔纳森·杰克逊宣称,美国长久以来把欧洲特别是英国作为模仿的样板,这种习惯必须要抛弃掉;“现在完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拥有自己的国家特性,亮出我们自己的意见;并且要让世界信服,我们在地球的这一边也有一点真正的哲学。”[乔纳森·杰克逊:《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政治形势的思考》(Jonathan Jackson, Thoughts up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马萨诸塞州伍斯特1788年版,第21页]诺亚·韦伯斯特在阐述美国的政体时指出,旧世界人们的种种不幸都缘于政体的不完善;而美国人能够享有所有国家的智慧和经验的帮助,得以设计出一种完善的政体,“更有利于自由,也更能防范腐败”[诺亚·韦伯斯特:《美国政策短论》(Noah Webster, Sketches of American Policy),哈特福德1785年版,第13~14、22、23~16、39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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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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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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