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国维生于1877年，卒于1927年，享年仅为半百，而一生著述多达六十余种，手批手校有关著述一百九十多种。其治学范围涉及哲学、美学、文学、史学、甲骨金文、古代器物乃至前人极少涉猎的“四裔”之学[1]等多个领域。这位主要以史学大师著称的大学者，还是著名词人和词学家，兼通英、日诸国文字并有大量译作的翻译家，以及对教育和教育学颇有卓见的教育家。王国维的学识真可谓博大精深，著述宏富。

　　 非常难得的是，王国维的学问不但所涉范围甚广，而且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独创性的贡献。举例来说，他的《红楼梦评论》，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第一篇引用西方哲学、美学观点研究这部“宇宙之大著述”的长篇专论；他的《宋元戏曲史》，是可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称的我国第一部戏曲史专著；他的《殷周制度论》被视为他个人“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之归纳的结论”，而此文“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2]；他的《鬼方昆夷猃狁考》（《观堂集林》卷十三），考出匈奴的族祖是殷代的“鬼方”（即“畏方”），“是近代国内史学界第一个研究匈奴族源的学者”[3]；他的《论教育之宗旨》（刊《教育世界》56号），论证教育的宗旨应是“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该文在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包括智育、德育、美育和体育。

　　 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像王国维这样成就卓著、贡献甚多、影响很大的学者是罕见的。他的学术文化遗产内容非常丰富，很值得研究。

　　 王国维为什么能够在学术研究上达到如此广泛、高深的造诣和成就呢？他毕生刻苦治学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不会是唯一的原因。否则另有一些同样也是孜孜不倦、治学不辍的学者，其学术建树为什么就难以跟他比肩呢？这就需要了解和探讨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全面研究王国维的治学思想和方法，阐述他治学的智慧和经验，不是笔者个人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任务，这里仅就其有关的一些重要论述，略抒己见，共同研讨。

　　 二

　　 王国维治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和方法，他认为天下事物，有“全”有“曲”，“无大小，无远近”，学术研究目的和方法无他，就在于对之求真、求实。他在《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中说：

　　 夫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

　　 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着重点引者所加）

　　 这段文字有几层意思。其一，天下事物是一个整体，事物的“全”与“曲”（适按，“曲”字在此作局部解）、“大”与“小”、“远”与“近”都是相对的。因此，科学研究的题目可以有远有近、有大有小，只要研究得当，均有必要。因为“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不了解全局，难以真正懂得这一全局中的局部；反过来，不深入了解局部，也难以真正认知包含这一局部的全局。“全”和“曲”的关系，其实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王国维在哲学上并不是唯物的辩证论者，但他从自己对天下事物的观察和研究学问的实际体会出发，认识到天下事物（含学问）本身存在着“全”与“曲”、“大”与“小”、“远”与“近”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很有益的见解。

　　 其二，研究天下的事物和学问，其目的和任务就在于求真、求实。“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则必定“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事物虽然千殊万异，多种多样，有其各自的形态和本质，但学者对它们的研究都应当力求揭示其真实的本质和面貌。为了求真、求实，也就必须求深、求细，因为只有深入细致地了解事物的全部和细部，才能彻底揭示事物的真实状况及其本质规律。“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这“有所”二字很重要，王国维认为研究学问必须顾及问题的两方面，即为了求真求实，研究工作者必须进行深刻的思考和细微的考索，同时又必须避免徒托空言、胡思乱想，或穿凿附会、徒滋纷扰。他并不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味地提倡凭空玄想或“迂远繁琐”。

　　 其三，学术研究本身是人类一种具有长期性、连续性的理性活动，对待学者及其学术研究，应当持有历史的眼光，避免对之提出立竿见影、即时有用的要求。天下万般事物以及研究这万般事物的种种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流动的长河，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其研究所得都不可能彻底到达这条河的尽头，各时各地各人的研究成果，及其所达到的成就、水平，是互相启发、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己不能竟其绪”是正常现象，这并不要紧，好在“他人当能竟之”。今天我们研究的问题，不能获得完全的或较为完全的解决，所获的结果一时不能产生作用，这也不必着急，只要认真、扎实地研究，其价值将会在今后的研究中这样或那样地体现出来。这里两个“当能”，反映了王国维对于学术研究承前启后的规律，对于学术研究的艰难以及学术研究的价值，具有深刻的理解。

　　 我这里谈一个学术史上的事例，用以佐证王国维的论述。我校著名史学家、古文字专家戴家祥先生，是王国维先生当年的及门弟子。戴先生在其《王静安先生与甲骨文字学的发展》一文中，曾经谈到卜辞上的一个词，经过半个世纪多位学者的努力方才解释清楚的过程。原来，在今存的卜辞中，多次出现过“亡×”一词，这第二个字是什么字呢？首先是丁山提出解释，认为这第二个字是“尤”字，“象手欲上伸而碍于一”（《殷契亡尤说》），其后朱芳圃等人都从其说。但戴先生不赞同，认为卜辞那个字的字形有点像“戈”字，又不完全像“戈”，到哪里去找出从“尤”的声源来呢？所以戴先生1934年著文时，对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有关说法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丁山之说只能作为“假定”，不能遽信，以免“有背多闻缺疑之旨”。后来朱芳圃受到孔广居的启发，知道“‘尤’，‘古’字，从‘又’、‘乙’，像赘，‘又’亦声”（《说文质疑》），朱氏便肯定：“‘尤’为初文，从‘又’、‘一’。‘又’，手也。‘一’指赘。”（《殷周文字释丛》，第162页）戴老认为把“一”看作指示性的符号，在六书中隶指事类，这就解决了该字的形和声的问题。

　　 戴先生又进一步从《周易》《诗经》《老子》《孟子》《说文》《释文》《左传》《汉书》等书中找出大量例句，考证出“亡尤”其实就是古代成语“无尤”，即是“无咎”的同义语。并指出朱芳圃将该字训“过”、训“异”，不若训“罪”更觉明确易懂。故戴老说：“‘亡尤’是1928年10月丁山提出来的，朱芳圃在形声上把它核实，我又在训义方面加以补充，经过半个世纪的时光，三个人的思考，在形、声、义三个方面，才获得完满解决。”[4]卜辞上“亡尤”这一个词在古文字学界逐步求得完满解释的过程，具体生动地说明了王国维上述有关治学思想方法和学术研究前后承续的论断是切实的。

　　 三

　　 王国维治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和方法，就是学问“无新旧”“无中西”，二者可以互相比较，“互相推动”。

　　 王国维认为，学问之事只应问其是否正确、是否真理，不应割裂开来，仅从是“新”还是“旧”，是“中”还是“西”来立论，更不应该只从“新”或“旧”、“中”或“西”而简单地加以褒贬取舍。所以他在《国学丛刊·序》中，明确地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这个很重要的学术观点。他认为世界上的学问是相通的，那种“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之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并提出了中学、西学应当“互相推助”的主张。他说：

　　 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着重点引者所加）

　　 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他还说：

　　 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见的陋儒，固可决也。（着重点引者所加）

　　 王国维毕竟是一位既有历史眼光又有世界眼光的大学者，他关于学问“无新旧、无中西”，中学、西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不应厚此薄彼，随意褒贬，研究中学、研究西学应当“互相推助”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他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王国维的这些看法和主张，特别是他在学术研究中引进西方学术的思想和方法的做法，使他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因素，激活了他的学术思想，因而能够提出新的见解。譬如，历史研究应当研究什么呢？按照他个人的看法，研究历史其实就是考察、阐释事物“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他不无自许地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比前辈学者有所发展，并说明这跟他吸取西方学术的思想方法有关。他说，他的研究方法“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5]。

　　 确实是这样，由于王国维能够将古今、中西的知识打通，又吸取了自然科学研究和西方学术实证研究的方法，所以他的不少文章，具有熔中外古今于一炉，观察全面、讲究逻辑的特点。他的文学论文《红楼梦评论》固然是这样，他的许多哲学、美学、史学论文也是这样。

　　 王国维早年有一篇文章，题为“哲学辩惑”，针对“南皮尚书”张之洞和“管学大臣张尚书”张百熙的有关奏折，及其所引起“海内之士颇有以哲学为诟病”的种种谬见和迷惑，便写此文为“哲学”进行正名、辩惑。全文除引言及结语外，共分五段，先叙“哲学非有害之学”，次叙“哲学非无益之学”，再论“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复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又论“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文章篇幅不长，但层次分明、逻辑性强，甚有说服力量。其中针对“哲学既为中国所固有，则研究中国之哲学足矣，奚以西洋哲学为”？他回答说，“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但“欲通中国哲学，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苟通西洋之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则其所得当不止此”。再次指出“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文末又说，“余非欲人人为哲学家，又非欲使人人研究哲学”，但他强调了哲学的重要性，指出“专门教育中，哲学一科必与诸学科并立”。这些都是很有益的见解和主张。

当年张之洞等人主持拟定的《重订学堂章程折》，其中规定“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根据这样的“立学宗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