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中国道路的“两大叙事”——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比较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19 次 更新时间:2022-10-03 19:48

进入专题: 中华民族复兴   中国道路   社会主义现代化  

俞祖华  

俞祖华①


【摘要】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是贯穿近现代历史尤其是中共奋斗历程的两大历时性叙事。革命时期倡导的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即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过渡;建设时期提法从“工业化”过渡到“四个现代化”;改革时期提法从“四个现代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小康社会”;新时代提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民族复兴叙事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演变,建构了以独立、富强、振兴、圆梦为核心的复兴话语。“两大叙事”相辅相成:生成同源,激发于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创巨痛深,受命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挫折的危难之时,打开机会窗口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与新的社会力量成长;目标同向,体现制度优越性——定位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体现发展全面性——定位于国家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定位高阶性——定位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道路同程,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个阶段。“两大叙事”又相对分立,现代化话语侧重现代性展开,民族复兴话语凸显民族性重建;现代化话语突出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硬指标,民族复兴话语则重视国际影响力、国家文化形象等软实力;现代化叙事书写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两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史,民族复兴叙事描述“由盛到衰再到盛”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

【关键词】中国道路  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华民族复兴  叙事


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懈求索的伟大梦想,也是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重要使命。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现代化历程实现了从被动的现代化到主动的现代化的历史性变迁,中华民族复兴历程实现了从落后挨打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对近代百年的中国早期近代化史和中华民族抗争史,史家们提出了“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或“革命话语与近代化话语”两种解释框架。如果把视阈放到从中国现代化启动、中华民族陷于沉沦的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更长时段,就需要在1949年中国革命史告一段落后替之以新的叙事体系。以现代性展开为主题的现代化话语与以民族性重建为主题的民族复兴话语,是能够贯穿于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的两大历时性叙事。分析、比较中共现代化话语与民族复兴话语两大叙事的生成发展历程及其异同、互动,对反思中国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与进程,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脉络:跨越百年的两大长时段叙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原有农业文明发展道路遭受了数千年未有之挑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之劫难。自那时起,先驱者围绕如何实现国家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华民族衰而复振进行了不懈探索。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从国家现代化视角,先驱者推进了三个层面的现代化,即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洋务运动的“求强”“求富”)、制度层面的现代化(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与革命派的“民主共和”)与思想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从民族运动视角,他们发动了“三次革命高潮”,第一次为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为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第三次为辛亥革命。在“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的背景下,中共诞生并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近代先驱者对国家现代化、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探索可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不过中文“现代化”“民族复兴”等词最初出现却是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中文‘现代化’或‘近代化’语词从20世纪20年代起,便散见于知识分子的著述中”[②]。中共早期领导人已开始使用该词。1921年6月,张太雷在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因为近几年中国的粗放养蚕业受到现代化大工厂廉价生产的排挤,妇女便常常到这些工厂去打短工。”[③]1923年7月,陈独秀提到:“现代化工人的数量很少,尽管在这些工人中政治觉悟开始发展,但他们的要求充其量只是直接改善他们的状况和本组织的自由。”[④]毛泽东在成为中共主要领袖后也开始使用“现代化”“近代化”等词,如1938年5月在《论持久战》的演说中就提及“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⑤],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⑥],同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茶会上谈到“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⑦],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⑧]。与“民族复兴”意涵近似的口号、语词在清末即已出现,如孙中山1894年11月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提出“振兴中华”,《大同日报》1903年10月撰文提出“复兴中国”[⑨],但该词定型是在中共诞生之后,1923年《东方杂志》刊文提到“现在老大的土耳其民族复兴了,造成强大的新共和国了”[⑩],孙中山1924年在《民族主义》讲演中批评帝国主义企图维持垄断地位而“不准弱小民族复兴”[⑪],王光祈1924年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序言中倡导“中华民族复兴运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关注民族复兴问题并使用了近似语词,如李大钊在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一文中提及“青春中国之再生”“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1917年2月发表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提及“青春中华之再生”“少年中华之投胎复活”,同年4月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提及“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1924年6月发表的《人种问题》一文中提及中华民族“重振复兴”“新机复活”。此后,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使用了“民族解放”概念,并曾对国民党的“民族复兴”论进行批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也开始正面谈论“民族复兴”。

以下简要梳理中共现代化叙事、民族复兴叙事的变迁脉络:

(一)现代化叙事变迁脉络:革命时期倡导的现代化主要指“工业化”,即实现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过渡;建设时期的提法从“工业化”过渡到“四个现代化”;改革时期的提法从“四个现代化”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小康社会”;新时代的提法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革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关“工业化”话语。中共七大、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⑫]、“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⑬];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提出“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⑭];1953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强调“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⑮];同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4年9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⑯]。

建设时期的“四个现代化”话语。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⑰];1956年9月,中共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提出“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⑱];1960年初,毛泽东在一度使用“三个现代化”说法后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⑲];1963年8、9月,毛泽东在中央讨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⑳];周恩来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21],他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该目标。

改革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小康社会”话语。改革开放开启时,邓小平等领导人认识到“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2],意识到“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局限于经济方面、是不够全面的,转而使用综合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语词;认识到“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在本世纪内”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种现代化是不现实的,“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23],提出把“小康社会”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六大进而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开启前就使用过“社会主义现代化”语词,如他在1978年3月发表的《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同时使用了“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两词,重申了20世纪内实现“四化”目标,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为世人关注[24]。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公报使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提法,1982年9月胡耀邦所作十二大报告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也使用了该词,不过改革开放初期仍然是“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两词并用,有时还用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说法,邓小平1979年3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5];1986年9月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26];1987年3月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指出“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27]。在十三大、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四个现代化”一词就基本从党的政治文本中淡出了。

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话语。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被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又提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近,习近平在建党100年讲话中宣布: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二)民族复兴叙事经历了从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演变,建构了以独立、富强、振兴、圆梦为核心的复兴话语[28]。

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列宁在1920年6月为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中共二大根据该理论提出了包括“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中华民族完全独立”[29]这一内容的民主革命纲领,争取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或民族解放随之成为中共的主要政治诉求、主要政治口号。此后,“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等语词频见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政治文献中,如: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宣言提出“以国民革命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解放万岁”[30];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我们参加民族运动,是为了全民族的解放”[31];五卅运动发生后,中共发表告民众书喊出了“中国民族解放万岁”口号[32]。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党的文献或使用“中国民族解放”提法,或使用“中华民族解放”一说,前者如在事变发生两天后发表宣言号召民众“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33],1932年1月5日发表宣言号召“以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34],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来消灭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35]。后者如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政府为“对日宣战”发布宣言,号召“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与独立”[36]、“争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与完全独立”[37];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决议,号召全中国全民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求“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38];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中国国民党表示“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39]。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华民族观念趋于定型,此后多数情况下使用“中华民族解放”的说法,如7月23日发表宣言强调“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生路”,提出了“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口号[40]。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背景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在正面意义上使用“民族复兴”“国家复兴”等语词,如:1937年9月,张闻天、毛泽东在发给周恩来等的指示中指出“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41];1944年12月,毛泽东在给邓宝珊的信中强调“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42]。

建设时期的“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站起来”进程、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问题告一段落,党团结带领人民开启了迈向“富起来”“强起来”的新征程,开启了从建立独立的新中国到建设富强的新国家、从外争民族独立到内求团结统一的转变,国家概念视阈下的“富强”与民族概念视阈下的“团结统一”成为建设时期民族复兴话语的基本诉求。“富强”是这一时期国家发展目标中的核心概念,相关表述如:1950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学会管理企业》社论提到“逐渐把贫穷破产的国家变成富强”;1955年10月,毛泽东谈到“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43];1956年4月,他在同外宾谈话中称“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通过长期努力“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44];1957年2月,他号召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并称“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45];同年3月,他提出“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46]。“民族大家庭”是这一时期用来强调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理念的常见说法,如:1951年12月,毛泽东致电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47];1955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48]。使新中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提法载入了《共同纲领》与1954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文献。

改革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孙中山率先喊出的“振兴中华”口号在改革开启后重新响彻中华大地,1981年3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喊出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迅速传遍全国,隔日《人民日报》以此为题发表了特写;同年9月30日,叶剑英在被称为“叶九条”的谈话中呼吁国民党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同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振兴中华的宏图”[49];十日后胡耀邦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讲话中再次发出“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呼吁[50];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51];199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发表《振兴中华民族》的谈话,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52];1991年10月,杨尚昆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讲话中指出“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振兴中华民族”[53]。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使用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提法;1987年10月,十三大报告在党的权威文献中首次提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概念;1988年6月,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创性事业”[54]。此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法日渐被高频使用。十八大报告使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5]的提法,“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话语汇合并被反复并列使用。

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56],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丰富、拓展了中共中华民族复兴话语体系。此后,“中国梦”“伟大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说法成为中共政治文献的重要概念与常用话语。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想”,报告提及“伟大梦想”或“中国梦”8次,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词27次,其中包括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5次。他在建党100周年讲话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民族复兴”“伟大复兴”“伟大梦想”25处,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就要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宣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57]。


交集:生成同源、目标同向、道路同程


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国家建设战略目标的两种指向,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两种表达,两者相互交集,统一于中华儿女为改变近代屈辱命运而进行接续奋斗的历史进程中,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中,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目标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经常被并列提及。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反之,如果没有中华文明基因的赓续传承,就无法成功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首先,“两大叙事”生成同源——三个发生背景。中共建党叙事每每以“焕然一新”“开天辟地”两词揭示建党的现实意义与深远影响,同时多次以“应运而生”一词阐述中共诞生的历史背景、历史必然性。党登上历史舞台并承担领导国家现代化、领导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历史使命,其背景有三:一是激发于鸦片战争发生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导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创巨痛深。从那时起,实现国家现代化,就成为先进中国人的最执着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但一直到民国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仍未改变,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打倒列强除军阀”以扫清国家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复兴两大障碍的任务,承担起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二是受命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个层面的现代化”“三次革命高潮”屡遭挫折的危难之时。近代先进中国人的国家现代化思想及实践、民族复兴观念及历程是丰富多彩而波澜壮阔的,但各种方案、各种尝试都没能成功,党正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时“应运而生”。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整整六十年,我国志士仁人,断头流血,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失败了,历史表明“旧民主主义已不适用于中国,要有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胜利”,“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出来的”[58]。三是打开机会窗口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与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党也是在中华民族命运出现重大转机时“应运而生”的。江泽民、胡锦涛分别在庆祝建党80、90周年讲话中指出:“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59]。习近平在庆祝建党100周年讲话中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60]

其次,“两大叙事”目标同向——三个发展定位。一是体现制度优越性,将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位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强国”。革命时期,党提出建设新民主义国家,同时开始探索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1]。建设时期,党提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愿景。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发《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1954年6月在谈到宪法草案时提出“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62];在同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63];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4];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闭幕词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65]。周恩来1954年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66];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67]。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强调为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68]。改革时期,在十一届三中前后的转折年代一度沿用“社会主义强国”提法,如邓小平1979年3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称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69];同年10月在宴请民主人士发表谈话时号召“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70]。在清醒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在20世纪达到西方发达国家那种水平后,党正视现实把阶段性奋斗目标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调整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二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71],十三大报告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72],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73]。与此同时,提出了全面建设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于是,十九大报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号召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74]。二是体现发展全面性,将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位于国家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革命时期,党的领导人所理解的现代化虽然主要是工业化,但在未来目标设定上还是包括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75];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建设时期,党认识到了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等方面,毛泽东就提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76]。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的定义从十二大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到十三大的“富强、民主、文明”,再到十七大增加“和谐”内容。十八大以来,党对现代化有了更全面、更整体的理解,习近平阐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强调“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77],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报告的国家目标定位增加了“美丽”内容,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纳入远景目标,体现了国家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三是体现定位高阶性,将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定位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味着从国际标准衡量,要使中国发展处在世界前列、使中华民族恢复世界领先地位,为此中共领导人表达了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雄心壮志。毛泽东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78],1962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示希望“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79];周恩来1964年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80]。邓小平表示“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81];“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8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话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83];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讲话中称颂其坚信“革命成功以后,经过全民族努力,中国一定能够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84]。

第三,“两大叙事”道路同程——三个探索阶段。近代以来历史和人民对现代化道路、对民族复兴途径的探索,经历了从多种路径的比选到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在先驱者的探索“都以失败而告终”后,“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领导国家现代化进程、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对现代化道路、民族复兴道路的追寻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85]。

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无论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还是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都必须扫除国家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两大障碍,都必须推进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是谈不上实现工业化的,他强调:“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86]必须以革命手段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谈得上工业化、现代化。同样,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才谈得上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复兴,才“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87]。中国革命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无论是实现工业化或“四个现代化”,还是巩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都必须实现从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要推动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所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国”,所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53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指出:《共同纲领》提出“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里所说的工业国,当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国,而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国”,“我国工业化必须是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88]。同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示“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要搞社会主义”[89];李维汉在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主席所要求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为社会主义社会创造经济基础的工业化”[90]。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91]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要巩固的中华民族大团结是全国各民族共建社会主义大家庭,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刘少奇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保证每一个民族都能在经济和文化上有高度的发展。我们的国家有责任帮助国内每一个民族逐步走上这条幸福的大道的。”[92]

改革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开幕词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此后,他一再强调要执行这条路线、坚持这条道路。他在1984年6月会见中日民间人士的谈话中指出“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93];在1987年4月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94]。江泽民1993年9月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独立自主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95];2001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中指出“我们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96]。胡锦涛2011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97];2012年11月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98]。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他在最近发表的庆祝建党100周年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99]。


区隔:视角有别、侧重有别、时程有别


实现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虽然生成同源、目标同向、道路同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提法的本质内涵更是一致的。但现代化叙事与民族复兴叙事又相对分立,是存在一定区隔、不宜完全混同的话语系统。“两大叙事”的区隔主要有:

其一、视角有别:现代化话语侧重现代性展开,民族复兴话语凸显民族性重建。现代化叙事从传统与现代的时间之维,书写现代性如何从西方原地向非西方地区扩展,贫弱中国如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民族复兴叙事则从中国化与全球化的空间之维,讲述中华文明如何应对外来文明挑战,实现民族性重建,创造中华文明新辉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故事”。

现代化话语着重描述中国从前现代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从发展中国家迈向发达国家的变迁。毛泽东多次谈到了要使中国从落后国家改变为先进国家、现代国家的问题,他在1954年8月谈到:“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100]他在1955年10月指出:中国“还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我们现在还是农业国,正在努力把这落后状态加以改变,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有现代文化的国家”[101]。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102]。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要求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不发达的阶段”的实际出发,指出“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态”,“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争取在20世纪末“摆脱贫困状态,达到小康水平”,再“花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03],“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04]。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要求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正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比较低,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甚至同一些比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的现实,自强不息,锐意进取,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到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105]。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要求全党同志清醒认识到“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基本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106]。新时代,习近平指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求继续付出巨大努力推进现代化建设,按照十九大的安排,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民族复兴话语突出反映中国摆脱“挨打”“挨饿”“挨骂”命运、解构西方殖民话语、建构“去殖民化”话语的进程。民族复兴话语的实质是现代化进程进入中华大地后的在地化,是现代化叙事的中国篇章,“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梦”等说法都凸显了其重视中国国情、重视传承中华文明基因、重视“在世界之中”中华文明主体性的指向。建国前后,毛泽东使用了“站起来”“翻身”等说法,形象地说明中国命运已发生历史性变革,强调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于1949年元旦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献词中,号召革命到底从而“使中华民族大翻身”“使中国人民大解放”;9月21日在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立起来了”[107];9月30日在为该会议起草的宣言中重申“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前途是无限光明的”[108]。1956年12月,他谈到要通过几十年时间的努力使中华民族“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109]。他还强调,要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实现“大翻身”,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110],包括开始探索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改革以来,中共领导人高度肯定革命、建设使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功绩,又接续为中国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邓小平指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数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111]他强调“走自己的路”,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使中国发展起来,振兴中华民族。他坚信:“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12]江泽民指出:新中国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到建国一百年时,“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年的艰苦创业,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将以更加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13]。他要求发扬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来解决如何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问题,而不照搬别国的模式”[114]。胡锦涛指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115];1978年12月开启改革开放,中国“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华民族“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自己发展的根本基点”[116]。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讲话中指出:70年前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117]。他多次谈到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称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如果说现代化话语体现了世界各国对现代性的共同追寻,那么,民族复兴话语则凸显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民族复兴的实质是实现中华传统文明到中华现代文明的伟大转型,中华现代文明必将成为中国再次引领世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其二、侧重有别:现代化话语突出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等硬指标,民族复兴话语则重视国际影响力、国家文化形象等软实力。无论是国家现代化,还是民族复兴,都是一种全方位、全领域的变迁与跃升,即: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全面现代化,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全面提振。但从我们对现代化、对民族复兴的认知过程、认知角度来讲,两者侧重点还是有区别的。

现代化话语更关注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科技实力等支配性物质力量,尤其是经济领域、民生领域的发展指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在规划现代化蓝图、阐述赶超西方时,尤其关注钢铁产量、粮食产量等指标。他提出“我们要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吨钢呀”[118];提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119];还说到“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高产的国家”[120]。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即2000年实现小康、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后来他提出了以国民生产总值翻番为核心的“三步走战略”,即以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二百五十美元为基数,“八十年代翻一番”达到人均五百美元,到2000年“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在21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121]。十五大报告提出21世纪“三步走”设想的第一步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包括到建党百年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内容。

民族复兴话语更关注国际竞争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民族凝聚力等无形力量,尤其是中国对国际社会、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度。有的现代化国家是小国,影响力有限。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华文明是生生不息、连绵不断的古老文明,必须将现代化建设与接续中华文明基因结合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将使中国综合实力处在世界前列,必将使中华文明影响力得以大大提升,从而使中华现代文明像中华传统文明那样再次引领世界,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毛泽东提出要赶超美国,称“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122];主张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123];相信“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124]。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125]。他关注物质文明建设,也高度重视“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建议》从建设“两个文明”的角度提出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指出“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26]。江泽民坚信,到建国一百年时“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振兴中华的理想将变成现实”,“中华民族将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127]。他把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看成“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指出“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28]。他多次提到综合国力竞争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的竞争”、“还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倡导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胡锦涛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要通过发愤图强积累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要通过艰苦奋斗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129];要求不断提升包括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要求增强对外宣传吸引力、亲和力、影响力,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130]。习近平提出“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31];提出推动中华文明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换,激发其活力,让中华文明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塑造好我国国家形象,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

其三、时程有别:现代化叙事书写从19世纪中叶到21世纪中叶两个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史,民族复兴叙事描述“由盛到衰再到盛”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两大叙事的具体时程不尽一致,现代化叙事有不同阶段的时间布局如“两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两个一百年”等,民族复兴叙事的基本轮廓为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三次飞跃”。

中国现代化程度的衡量标准,要对照早发现代化国家即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其起步是19世纪中叶西方文明推动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化。从那时起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是被动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现代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即建国一百年时,是主动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领导人对现代化蓝图的远景规划大致都以21世纪中叶即建国一百年为下限,但具体阶段划分是不一致的。毛泽东、周恩来对现代化的规划有时以50年即到20世纪末为期,如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就是20世纪内分“两步走”的设想;不过,他们也谈到过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变成社会主义强国需要100年时间,毛泽东提到“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132]、“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33]。邓小平的“三步走”设想提出以1980年为基点到1990年翻一番、到上世纪末再翻一番、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新世纪“三步走”战略提出2010年比2000年翻一番、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小康、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新时代“三步走”目标提出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建国一百年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衡量标准,既要对照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还要对照中华文明在古代曾经长期保持的世界领先地位、对照中华文明曾经对人类社会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因此,民族复兴叙事要展示古代中华文明世界领先、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现代中华文明再现辉煌的“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历史过程。中国现代化叙事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篇,中华民族复兴叙事则要从古代中华文明讲起。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建议》指出:“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伟大民族,在古代文明史上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自从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为标志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更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134]。江泽民指出:“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一个近代备受欺凌的落后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现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大国,正在由悠久的历史文明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文明,正在由旧社会的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光明在望。”[135]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近代“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社会战乱不已,神州生灵涂炭”;目前,改革开放正“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136]。习近平主张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民族复兴历程,指出“我国古代以农立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工业革命发生后,我们就开始落伍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137],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他多次谈到的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三次飞跃所对应的时间节点是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12月开启改革开放、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进入新时代。



                      (本文刊于《东岳论丛》2022年第9期)


注释:


[①][作者简介]俞祖华(1964--),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项目《文本、诠释与传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研究(1921-2021)》(批准号:20STA032)阶段性成果。

[②]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③]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黄修荣主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17-1925》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④]《给萨法罗夫的信》,《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页。

[⑤]《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⑥]《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

[⑦]《毛泽东在国民参政会茶会上的演说》,《新华日报》1945年9月19日。

[⑧]《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0页。

[⑨]《<大同日报>缘起》,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61页。

[⑩]化鲁:《我们竟不如土耳其》,《东方杂志》第20卷第21号,1923年11月10日。

[⑪]《三民主义Ÿ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4页。

[⑫]《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1页。

[⑬]《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⑮]《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9页。

[⑰]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503页。

[⑱]《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0页。

[⑲]《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⑳]《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的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

[21]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22]《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0页。

[23]《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

[24]《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5-91页。

[25]《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26]《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27]《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8-209页。

[28]谢迪斌:《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百年建构与演进》,《求索》2021年第3期。

[29]《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5页。

[30]《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66页。

[31]《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29-336页。

[32]《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24页。

[33]《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

[34]《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35]《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第426页。

[3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7-638页。

[37]《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9页。

[38]《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39]《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

[40]《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41]《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48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思想年编一九二一-一九七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4页。

[43]《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500页。

[44]《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45]《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6、240页。

[46]《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47]《给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的复电》,《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11页。

[4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5页。

[49]《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77页。

[50]《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下册,第977页。

[51]《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6页。

[52]《振兴中华民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7页。

[53]杨尚昆:《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活》,《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0日。

[54]《真正无愧于共产党的光荣称号》,《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55]《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2页。

[56]《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5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58]《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7月1日。

[59]《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522页。

[60]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61]《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7页。

[6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254页。

[63]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400页。

[64]《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页。

[65]《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7页。

[66]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507页。

[67]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423页。

[68]《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页。

[69]《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

[70]《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3页。

[71]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72]《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73]《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0页。

[7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75]《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页。

[76]《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0页。

[77]《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40页。

[7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2页。

[79]《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

[80]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423、432页。

[81]《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0页。

[82]《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2页。

[8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7页。

[84]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2日。

[85]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118页。

[86]《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0页。

[87]《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

[88]《为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354页。

[89]《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9、302页。

[90]李维汉:《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者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第429页。

[91]《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293页。

[92]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432页。

[9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94]《吸取历史教训,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95]《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360页。

[96]《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67页。

[9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526页。

[98]《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619页。

[9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100]《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0页。

[101]《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2-483页。

[102]《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17页。

[103]《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250页。

[104]《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

[105]《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14-416页。

[106]《增强忧患意识,把党建设好》,《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18页。

[107]《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页。

[108]《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7页。

[109]《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2页。

[110]《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9页。

[111]《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9页。

[112]《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3页。

[113]《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18-419页。

[114]《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61页。

[115]《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270页。

[116]《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150-171页。

[117]《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8页。

[118]《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

[119]《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44页。

[120]《关于农业问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7页。

[121]《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

[122]《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

[123]《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26页。

[124]《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91页。

[125]《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

[126]《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25页。

[127]《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25页。

[128]《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31页。

[129]《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84页。

[130]《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高外交工作能力水平》,《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236页。

[131]《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第4页。

[132]《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4页。

[133]《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

[134]《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125页。

[135]《人民政协继往开来的方向和使命》,《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13页。

[136]《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胡锦涛文选》第3卷,第171页。

[137]《深入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46-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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