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中国文化基因与中华文明生命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22-10-12 23: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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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汉民 (进入专栏)  

  

   摘要:当代思想界不仅仅关注现代世界文明对中华文明的影响和改变,同时关注中华文明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改变。中华民族建构的生生、自然、礼乐、仁义、中和、民本、家国、天下、王道、大同、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逐渐融入主体化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它们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谱系序列,维系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思想理念、文化基因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后,就能够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动力,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强大生命力。

   关键词:思想理念;文化基因;中华文明生命力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正在进入到一个高度全球化、现代化的世界体系中,世界不同文明形态在此现代化世界体系中均会有不同命运和表现。中国是以一个有着数千年延续文明而参入到现代化体系中来的,并在接受现代化世界体系对自己的改变;与此同时,这一古老文明也在影响和改变现代化的世界体系。如果说,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中外思想界更为关注现代化将会对古老中华文明的影响和改造的话;在当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中外思想界开始关注现代中华文明将会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和改变。

   当代学界开始关注:这一延续五千年之久的古老文明,究竟产生出什么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这一系列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有哪些将会继续影响现代中国和未来世界?

   一、从思想理念到文化基因

   中国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创建的文化。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源远流长、没有中断的历史文化,体现出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几千年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自然灾害、暴力战争、王朝更替、异族入侵,但是中华民族不仅在巨大的历史灾难中生存下来,同时还创造出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物质生产、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有很长时期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在近代化过程中,中华民族一度落后于西方国家而遭受列强的欺凌、侵略,但是在经历了一百多年近代化的艰难探索之后,中华民族在最近的几十年中迅速崛起,重新回到其历史上本有的重要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的最重大历史事件;而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则是人类文明格局转型的重大事件。

   中华民族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有这样蓬勃的创造力?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独立文明体,与中华民族是一个强大生命力的独立民族密切相关。在当代世界现存的诸多文明体系中,中华民族创造的文明体系明显具有两个特点:

   其一,原生性。中华文明的萌芽最初呈现为“满天星斗”的状况,在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辽西地区有大量新石器遗址,表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努力开拓自己的文明。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中华文明的兴起呈现为“月明星稀”的状况,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蓬勃发展,华夏部族在与其他部族交往的过程中,实现文明的交流融合,创建了夏商周的前轴心文明。经过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的“哲学突破”之后,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根基。中华思想文化与统一的秦汉帝国结合,使中华文明得以定型并一直延续而没有中断。在漫长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在全世界几大原生型的古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的文脉从来没有中断过,从炎黄创造的物质文明到尧舜开启的精神文明,从周孔之教的人文精神到汉唐之政的大国治理,中华民族所创建一切重要文明成果均被延续下来,甚至影响到今天每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血脉之中。

   其二,主体性。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两个根本要素。首先,中华民族是中华文化的创造者、承传者,从悠久的文明起源开始直到今天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作为中华文明的主体,一直承担着中华文明创造、延续、发展的历史使命。其次,中华民族所创造、建构的文化,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精神特质,故而能够将这一地域多部族、多地域、多文化来源的中华民族统一起来。中华文化的普遍性包括一个超越氏族、国家的空间概念即“天下”,一个具有普遍而永恒的“道”。中华文明的创始人一直追求文化理念的普遍性,不把其限制在狭獈的氏族部落范围之内。中华文化发展出一套普遍性价值体系,一切其他地域的部落、方国、族群,均逐渐接受这种礼义制度与天道信仰。两汉以后,这种普遍化文化就由中原向四周传播,不仅成为由中华大地诸多部落、方国、族群所普遍接受的价值信仰体系,还传播到中华大地以外的东北亚、东南亚各国。

   文化总是一套以思想理念为核心价值体系,虽然“理念”总是具有理想性的目标,但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性特点,就是人类是一种自己设定目的、并且通过目的的追求过程而最终形成自己特质的物种。所以,以思想理念为目标的文化,是建构一个民族的文明形态、精神气质最重要因素。赵汀阳认为:“理念不仅表达了某种东西所以是这种东西的性质(希腊人认为是一种决定性的“形式”),而且表达了这种东西所可能达到的最好状态。”【1】由于理念总是在本质上使得某个东西成为这个东西,故而对一种民族的文明形态、精神气质会产生十分深刻的、长远的影响。这样,一种文明体系中的思想理念,就成为影响、决定这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所谓的文化基因,就是指深深潜藏一个民族精神气质之中的那些代代相承、恒长不变的思想理念。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原生性文化、主体性文化,从创建之后一直延续至今而从来没有中断,体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所以,我们认为,“文化基因”里的“基因”,应该理解为一个对生物学概念的借用。生物学上的基因,是一种支持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它往往是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型、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显然,生物学的基因是先于人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实践的,而一切思想理念均是一个民族社会实践的产物,是超越人的生物体之上的知识、道德、审美的思想理念。但是,人类后天创造的思想理念是不断积累,然后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成为类似生物基因的稳定物。基因主要通过生物遗传、变异的方式实现同一物种自然生命的连续传承;而所谓“文化基因”是指思想理念的文化信息也会像基因一样,在人类群体中一代代传递和延续。但是“文化基因”的传递方式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文化基因既可能存在于人的主体性文化心理结构中,主要表现为信念、习惯、价值观等;也可以存在于客体化的文化制度、文化作品之中,主要表现为风俗制度、思想典籍、文学艺术等等。主体文化和客体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文明体系的延续与更新,促进思想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显然,自然环境的变化,会促使生物体的变异和遗传;而社会环境的改变,也会推动思想文化的变革和传承。但是,一切文化体系之所以具有恒长的生命力,必须是那些能够维系本民族和谐、统一、强大的文化要素。

   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是因为中华文化中藏着一系列独特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使中华民族获得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与此相关,思想界、学术界将中华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以“中国文化基因”的概念作进一步思考。正如人的生理自然基因呈现为一系列谱系化一样,中国文化基因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密码也是一种谱系化的存在。

   二、中国文化基因的谱系

   中华思想理念与文化基因的谱系序列,既存在于主体化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又存在于客体化的中华文化的经典体系中。二者其实是一个相互建构的关系:中华民族建构了表达自己精神气质的经典体系,中华经典体系不断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同时,正像生物进化会遵循“遗传”与“变异”的规律一样,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其文化基因也会不断传承发展。

   这里从中华文化的经典体系中,找到一些足以代表中国文化基因的核心思想:

   其一,生生。中华经典没有关于上帝创世、上帝造人的信仰,中国思想家从大自然的化生过程中领悟到万物、人类均是自然生成的结果,即所谓“生生”。《诗经·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礼记·哀公问》记载孔子之语:“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中国先贤将宇宙看作是一个“生生”的动态性自然过程,“生生之道”成为中国人思考天地世界的起点、过程和结果,中外哲学家均认同中国之道是“Becoming”(生成),而不是“Being”(存在)。“生生”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理念的原点有两重意义:其一,天地万物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永恒过程,即《易传》提出的“生生之谓易”,由“生生之易”宇宙理念而产生了“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价值理念。代表中国人宇宙观的《易传》表达了“生生”的宇宙哲学与价值信仰。其次,“生生”是指人的生命、生存、生活,产生了中国政治文化独有的“生民”观念,《尚书》有所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毕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谟》)中国先贤将正德、利用的价值追求,落实在人民大众的“厚生”物质生活。正万物之德、尽万物之用,最终是为了厚民之生。从宇宙的生生之道到人生的生生之德,中国人始终将珍惜生命、自强不息的价值信仰,依托于万物的生生之德、宇宙生生之道。

   其二,自然。“生生”的主体是谁?既然中国思想的主流不是上帝造世与造人,所谓“天生之”就可以理解为“自然”生成。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天”就是“自然”,即天地万物均是自己而然。无论是宇宙之生生,还是人类之生生,并没有一个外在目的使之然,而是一个天地、万物、人类的自我生成的无限过程。虽然人生出来后会产生“人为”的目的性,但是“人为”必须尊重“自然”,“自然”高于“人为”。“自然”既是宇宙的法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也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卫灵公》)

   其三,礼义。人的生生必然体现为与“生”相关的“情”“欲”,故而《尚书》云:“惟天生民有欲。”但是,中国思想家既充分肯定生生之“自然”的情、欲,又担心“人为”的情、欲对社群、家国造成危害。《荀子·正论》说:“圣王之生民也,皆使富厚优犹而知足,而不得以有余过度。”所以,中国先人创造出礼义制度,将人的“情”“欲”纳入到一套礼义规范体系之中:“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礼记·礼运》)所以,中国先民从原始时代开始,就形成了一套维护家国秩序的“礼”。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礼义之邦的奠基时期,特别是周公的制礼作乐,将国家制度、社会生活、文明形态的礼乐制度统一起来。不否定人生必有的“情”“欲”,但是将其限制在合理性(家国秩序)的“礼义”之中,使中华文明产生了发达的礼义之邦。

   其四,仁爱。礼义文化以维护家国秩序为目的,故而强调社会身份的差别,为了超越礼义的差别性、强制性,中国文化又产生了仁义的思想理念,希望提升人类普遍具有的内在道德情感、相互感通的良知良能,建立一个人人相爱的和谐共同体。仁爱是从礼乐文化中衍生出来、服务于礼乐的价值序列,但是仁义形成之后,就成为又一种新的思想理念。仁爱包涵两种不同类型的爱,即亲爱与博爱。首先,对于个体道德价值实现的先后之序,亲亲之爱应该是优先的,具体而言,在个体道德实践的先后序列中亲亲为大。《论语·学而》有“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庸》强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另一方面,儒家学者在公共政治价值的轻重之序上,又总是充分肯定博爱高于亲亲之爱。《论语》的仁爱还包含“泛爱众”“爱人”普遍之爱,后来,汉儒还将这一思想解释为“博爱”,如孔安国在说:“博爱,泛爱众也。”【2】亲爱与博爱不能够对立起来,融通的方法是推己及人,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其五,中道。“礼仪”其实是合宜、恰当的规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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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史》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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