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现象学的构成观与中国古代思想[i]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3 次 更新时间:2007-03-29 06: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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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 (进入专栏)  

  

  中国古代思想要获得新的生机,离不开与西方的哲学及其他学科的对话。但是,就如同当年从印度和中、西亚这个“西方”源源而来的众多思潮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一种或几种能与中国思想发生有机的交合而繁衍变通一样,在今天众多的西方哲学流派中,也许也只有少量的能与中国古代思想进行有孕育力的对话。本文要表明,肇端于二十世纪初的现象学,而非任何传统的西方概念哲学,是这样一个待选者。为了论证这个提议,就要首先找到现象学这个并不单纯的思想运动的根本特性,然后审视中国古代思想中是否有与之遥相呼应的倾向。

  

  一、 现象学的构成本性

  

  首先需要声明,本文所讨论的“现象学"(Ph?nomenologie)是广义的,即包括所有那些受过以胡塞尔为开端的思潮的重大影响的学说,比如海德格尔的、萨特的、梅洛-庞蒂的,甚至德里达的,等等。

  胡塞尔本人对“现象学”的含义有过各种讲法,比如说它是关于“被直观到的现象”的科学、[ii] "本质的科学”、[iii] “一门在纯直观中研究先验的纯粹意识领域的纯描述性学科”,[iv] 等等。它们往往带有他本人的治学特点,不一定被后继者所认同。比如海德格尔就不会同意将现象学限制在“先验的纯粹意识领域”中。但是,胡塞尔的另一段话可能会被绝大多数受惠于现象学的思想家所赞同,他讲:“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v] 这也就是说,现象学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它研究的是什么领域,而是它看待事物及研究对象的方法和态度。[vi] 但这是一种什么方法和态度呢?人们可能马上会想到胡塞尔力倡的“现象学还原”、“自由想像”等方法。可是,这样的方法其实并不被普遍地视为广义现象学的最重要方法。另外,只限于“在纯直观中所给予者”也似乎是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态度。[vii] 但是,问题是如何能更具有方法论含义地理解“纯直观”和“所给予者”;或如何将现象学讲的直观与(比如)经验论者、柏格森和神秘主义者讲的纯直观区别开来,并因此将现象学直观中的被给予者与经验主义者讲的感觉直观中的被给予者区别开来的问题。

  我认为,现象学或现象学直观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构成”(Konstitution,Bilden)洞见或识度。现象学中讲的“现象”、“本质”、“直观”、“明见性”、“绝对的所予物”、“意向性”等等只有置于此原发的构成中才是有新意的。胡塞尔本人对于这一点有所认识,他写道:“一切问题中的最大问题乃是功能问题,或‘意识对象(性)的构成’的问题”。[viii]

  “构成识度”是与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和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方法论相对而言的。在这类方法论视野里,存在者和被认识者都是或可以是某种现成者(Vorhanden,objective presence),某种可以被非境域地(non-contextually)把持的对象,不管它被说成是“理念”、“实体”、“本质”、“形式”、“规律”、“对象”,还是“印象”和感官给予的“实在的内在”。[ix] 简言之,这种方法产生的是逻辑上可以孤立化处理的“存在者”(being)。现象学家则否认这种现成存在者的原本性,认为它们已经是某种把握框架的产物了。“现象本身”或“事情本身”一定是构成着的或被构成着的,与人认识它们的方式,尤其是人在某个具体形势或境域中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换言之,任何“存在”从根本上都与境域中的“生成”(Werden, becoming)、“生活”(Leben)、“体验”(Erleben)或“构成”不可分离。哲学的活动不能从一开始就被置入某种观念框架里,因而带有不必要的先入性和任意性。它要求显现者自明地给出它们的存在证据。而这里的关键在于,此“自明地给出”对于现象学来说只能或首先意味着在活动(“体验”或“生存”)中的当场构成。胡塞尔写道:“事物在这些体验中并不是像在一个套子里或是像在一个容器里,而是在这些体验中构成(konstituieren)着自身,根本不能在这些体验中实项地(reell)发现它们。‘事物的被给予’,这就是在这些现象中这样或那样地显示自己(表现出来)。”[x]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构成”乃是“被给予者”、“现象”以及所有内在超越者的存在方式。这也就是现象学比别的许多学派更深刻和更具有原发性的原因。胡塞尔之所以强调直观体验,是为了保证构成的当场性和他所理解的方法上的彻底性。由于这种方法上的改变,传统西方哲学中的一些理论前提或逻辑(比如一与多、本质与显现的二分)开始失效,认知过程被认为必然要涉及那些模糊的、晕圈状的,处于一与多、有与无之间的“边缘域”(Horizont)。实际上,胡塞尔要把哲学变成一门“严格科学”的卓绝努力不期然而然地以一种难能可贵的“严格方式”释放出了被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关入咒瓶中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变易生成”的魔鬼。

  构成思想的提出有其思想上的动机和道理。如果望文生义的话,“现象学”应该代表一种还原论的倾向,即将我们谈论的一切存在者还原到“现象”或“纯直观显现”,以取得某种直接的自明性、所予性和确定性。但是这样理解的现象学不过是“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也因之达不到真正的自明性和客观的所予性。通过经验而现成地给予一个主体的现象总可能出错,比如错觉的发生。它最多不过具有纯主观体验的、因而是无真实含义的确定性,绝不足以成为知识的起点。在这个问题上,胡塞尔比传统的经验主义者和唯理主义者都更敏感,看出后两者的起点都不真正严格,因为他们已不自觉地将某种现成的存在性附加到了他们所认为的绝对确定的起点上。这位现象学的创始人讲的“还原”尽管表面上与笛卡尔的怀疑排除法及经验主义的现象主义立场有某种相似,却主要是为了清除掉任何附加的和耽误事情本身显现的存在假设,以便开显出更纯粹意义上的现象本身。可以设想一下,这种进一步失去了现成存在性的、似乎被完全掏空了的现象能以一种什么方式出现和维持住自身呢?按照胡塞尔的看法,它只能是被意识行为(Akt)或意向行为(Noesis)所构成的意识对象或意向对象(Noema)。意识行为存在于任何有笛卡尔式的“我思”(cogito)的地方;反过来也是一样,任何自我意识都必然是构成某种意识对象的意向行为,即“对于某物的意识”(Bewusstsein von etwas)。[xi] 这种由意向行为本身所构成的意向对象乃是更纯粹和确凿的现象,与传统的感觉表象和概念表象都不同。在承认意识为先的前提下,这种现象本身具有的客观性和协调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明证的”和难以拒绝的。胡塞尔也因此相信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意识领域或现象领域,近代西方哲学对其怀有“隐秘的渴望”,[xii] 但终因其方法不适当而无法达到。

  当然,即便是在现象学运动中,对于“构成”的理解[xiii] 也大有不同。胡塞尔的构成观带有他个人的思维特点,还强烈地受到传统的唯理论乃至经验论的影响,很有一些不够精深的地方。构成对他而言就是意向性的构成,属于纯意识的领域。而且,在最低级的“质素”(hyle)的层面上,不存在有意向性的构成。[xiv] 这样理解的构成就近乎一种最终“奠基”于感觉材料之上的层层“赋形”,带有经验主义、甚至是胡塞尔自己猛烈批判的心理主义的不彻底性。海德格尔和萨特则以各自的方式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来理解现象学的特性,认为构成应该是非基础主义的和彻底的。它不应该预先设定主体与客体、形式与质料的二元化区别,然后在这个框架内做一些揭示构成的工作。比如,对于早期海德格尔(他那时受到胡塞尔、拉斯克(E. Lask)和生命哲学的共同影响)来说,质料与形式在人的实际生活经验中已不可能从逻辑上被分开。所以,在人的生存形态和语言表达中显示出来的“形式”并不“建基于”感觉材料之上,以形成更高阶的范畴直观的对象。相反,这种形式以一种更在先的或更原发的方式“存在着”,它就是生命或生活(Leben)这种原发冲动的“质料”本身具有的“原/缘形”或“原境域构形”(Bild, Gestalt)。[xv] 他认为这才是“到事情本身中去!”这样一个现象学口号的真切含义。因此,对于这样的现象学家而言,构成就不止意味着“意识对象性”的构成,而首先应是最原初的人本身(Dasein)或“为自身的存在”(being-for-itself)的构成;并同时是世界和“在自身中的存在”(being-in-itself)的构成。从他们的用词——“Dasein”和“être-pour-soi”(为自身的存在)——中亦可体会出,传统的反思型的主体观与意识观已被一种纯自身构成的、前反思的人性观、意识观和相应的实在观所代替。“构成”因而具有了存在论的而非仅仅是认识论的含义。

  因此,我们可以说,胡塞尔讲的那种构成意识对象的意向行为仍然带有某种不够自明的存在假设,即认定反思式的“我思”的绝对存在性。因此,它并非是彻底地自身构成的,也就是说,它的存在论基础是先定的或唯心论的而非构成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胡塞尔对这个问题毫无知觉。在他关于“内在的时间意识”的学说[xvi] 中,胡塞尔认为通过还原产生的绝对意识其实并非最终者,它也是在现象学时间中“在某种深藏的和完全独特的意义上被构成”的。[xvii] 所以,他认为时间意识的问题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可能是全部现象学中最重要的问题”。[xviii] 绝对意识和先验主体性就在这种内在时间之“流”中被构成。因此这种时间意识的构成就要比意识对象和对象化意识的构成更原本。但是,尽管胡塞尔对于现象学时间的结构分析相比于传统的非构成的时间观有重大突破,却并没有达到存在论意义上的突破,因为他实在无法超出笛卡尔发现的自我意识这个“阿基米得点”,去理解一种类似“赫拉克利特之流”的更根本的构成。[xix] 如果那样的话,他感到他的努力就会“落入一种极端的怀疑论”。[xx] 他只能将此“时间构成之流视为绝对的主体性”,[xxi] 并以这种方式再次肯定了绝对意识的最终性,从而抹杀了或起码稀释了时间问题的“独特意义”。为此,他在多处慨叹时间问题尽管如此重要,却是“所有现象学问题中最困难者”。[xxii] 应该指出,胡塞尔的这一态度与康德对待《纯粹理性批判》中“演绎”问题的态度非常相似,后者对于他自己发现的由“先验想像力”构成的“时间纯象”也有类似的困惑。[xxiii]

  后起的现象学者,特别是海德格尔,并没有死守“绝对意识”这个终极。海德格尔深究“时间”的现象学存在论或解释学本体论的构成含义,认为人的本性并非是那脱开了、甚至是主宰着构成的先验主体性,而是境域式的存在构成——“Da-sein”,即“缘在”或“在缘”(是其缘)。[xxiv] 这样,“构成”就不再局限于意识的功能主体这个框架内,而是那使一切显现或“事态本身”可能的前提。人从根本上就是此纯缘境(Da)或纯构成;它没有自己的现成本质(比如“思想的主体”、“理性的动物”等等),而只在让世界显现的方式中获得自身。人与世界的根本关系并非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那在本源的发生中获得自身的相互缘构(Er-eignis)[xxv] 和相互构成,也就是他在20年代初讲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境域显示”。存在论意义上的“时间”之所以在海德格尔前期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在这里,早期海德格尔构成思想比较容易达到一个形式上清晰的表达,以一种摆脱了主、客二元分立的方式体现出 Da-sein 的纯构成的或纯境域显示的含义。海德格尔后期讲的“语言”、“道路”、“四相的圆舞”、“技艺”、“开显之域”等等,也都是从不同角度阐释构成或“缘构发生”(Ereignis) 的思路。总之,在海德格尔这里,“现象学构成”达到了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极致。

  

  二、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构成见地

  

  中国自远古到近代,有易学、仁学、道学、方术、玄学、性命之学、理气之学、心性之学、缘起性空之学、禅学、义理之学等等,笼而统之可称为“中学”或“中国古学”,但没有(狭义的)哲学。“哲学”(philosophy) 这个词和它的基本内容、方法出自古希腊,绵延于欧洲和伊斯兰的中世纪,主-客对峙化和系统化于西方近代,激变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中国哲学”这个词和与之相应的一门学问产生于中学与西方哲学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遭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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