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迈进数字时代的民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3 次 更新时间:2022-09-27 10: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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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 (进入专栏)  

  

   摘 要:迈进数字时代后,数字财产的无形性,对传统民法“物必有体”的观念提出了挑战。由于数据财产产生的无限性、财产与人格权益的融合、财产形态作出“物债二分”的困难、利用的非排他性等原因,需要针对数字权益转换解释范式,构建数据财产等新型财产的权利体系。在数字时代,由于交易的客体、方式和内容等发生了变化,合同法中典型合同规则也应当随之发展。针对数字社会人格权益内容的扩张,新类型人格权益不断涌现,人格权益利用与行使方式的多样化等,必将促进人格权法的不断完善。民法需要从注重有形财产保护到注重无形财产保护,构建对数字权益的有效保护规则。在价值理念方面,应当既注重意思自治也注重维护人格尊严。

   关键词:数字时代   民法   数据   数据权益

  

   我们已经迈入了一个信息爆炸、万物互联和人际互通的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和平台应用的智能化发展,正在日益深刻地改变着社会关系。在商业交易领域,社会资源从传统的单向生产和流动模式转变成了一种由供应商、顾客和平台等多元主体深度互动的模式,持续开展着双向甚至多向的生产、交换和互动。数字财产正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不仅数字财产权益本身的配置和利用以一种新型的方式展开,而且对隐私、个人信息等人格性权益形成了新的挑战。面临数字时代的社会变迁,法律尤其是民法需要重新审视传统财产权等方面的规则对数字时代的财产权利和社会关系的解释能力和调整效果。自罗马法以降,传统民法调整的主要是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而进入数字时代后,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融合所产生的关系,以及虚拟世界的社会关系同样成为需要法律予以调整的社会关系。适用于现实界的法律规则与调整虚拟世界的法律规则能否相互接纳、相互调适,还是相互排斥?这确实是数字时代的民法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拟对迈进数字时代的民法发展与立法完善,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财产权的变迁:从有形财产向数字财产的扩张

   众所周知,自罗马法以来的民法主要以现实世界的有形财产作为调整原型。当进入到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以后,人类的社会组织和生活从现实世界大幅拓展到虚拟世界,也包括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高度融合的社会环境。如果我们今天还继续因循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财产权制度和研究范式,将会在解释广泛出现的新型财产形态时面临较大的解释难题和理解障碍。传统民法的“物必有体”、“唯一排他性”和“物债二分”(物权和债权的区分)等基本规则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数字权利的无形性、数字权利和人格的密切结合性、数字权利对物债区分的跨越、数字权利的非排他性,意味着数字财产无法完全适用基于现实世界的财产形态的解释范式,因此迫切需要解释范式的转变。正如美国学者库恩所言,“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发展中的非累积性事件,其中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为一个与其完全不能并立的崭新范式所取代”。民法学的发展也需要遵循大致相似的发展规律。这就是说,需从物必有体向无形财产的扩张发展,传统民法都是以有形财产为基本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财产权的理论和规则。例如,物权客体有体性、排他性,所有权分离等规则,而这些规则在数字时代的财产中会受到很大的挑战,甚至有学者称之为“所有权的终结”。解释对象发生变化后,解释的视角和方法也应当相应地发生变化。传统民法中的权利范式明显不再适合于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等无形财产。

   数字财产以无体的信息内容和数字化载体为主要构成,不以物理存在特别是四至明晰的物理边界为前提。因此,无形性是数字社会财产的重要特点,意味着在控制可能性和利用机会上都能够超越简单的物理控制的束缚,从而改变了物理财产上的支配与利用之间的关系,突破了以物理财产为原型的传统排他性财产权规则。数据财产、网络虚拟财产、虚拟货币、数字艺术品(NFT)、智能机器人作品等数字财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创设和利用模式以及新的权利义务构架,难以通过直接适用传统社会的民法特别是物权法规则来予以妥善调整。以信息为内容的数据或者说信息的数字化载体上可能存在多方主体的多元利益。因此,我们不能在数字财产这样一种在物理形态、生成过程和利用方式上都有重大变化的财产样态上简单地沿用建立在物必有体基础上的财产权规则,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区分规则、物权设立和变动规则,以及物权的保护规则。相反,当代民法需要充分考虑到数字财产的无形性和利益主体多样性的特点,在传统民法基础上构建一套新型的财产权规则。

   在诸多类型的数字财产中,数据上的财产权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欧洲,欧盟委员会在2017年关于《打造欧洲数据经济》的报告中,初步提出了在欧盟范围内创立具有对世效力的“数据生产者权”(data producer's right)来保护数据权益的设想。欧盟委员会委员贡特·奥廷格(Günther 0ettinger)也力倡“数据财产权”(Dateneigentum),并认为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法律概念,其提出数据就是“未来的黄金”。但是数据权益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事权益,除了具有无形性之外,还具有如下特点,很难通过传统民法规则予以调整。

   第一,数据财产具有无限再生性。传统中土地财产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再生性弱。即使动产可以不断产生,但仍受到资源总量的限制,因此必然面临需求无限而资源有限的矛盾。数字时代的财产可以无限产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会产生信息,之前的财产需要人类劳动,但数据财产可以自发形成。数据具有无限再生的特点,数据可以每天数以亿计的数量产生,我们每天的生活如上网浏览网页、购物等,均会产生数据,这些数据可被平台存储和分析,因为这些数据可以产生有利于平台的有价值的信息。数据是无价之宝,其可以无限量地产生,数据采集者在采集和处理数据时可能会支付一些成,但这对自然产生的原始数据的收集而言没有影响。可以说,数据是人类永不枯竭的金矿。

   第二,数据财产与人格要素之间的交融。传统上,财产要素与人格要素常常是截然分离的。人格权益之前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其不直接进入财富的创造过程,所以工业时代不会过分关注人格权益,而只关注财产的产生和积累。但在数字时代,财产与个人信息产生密切的关联,甚至大量的数据是基于个人信息产生的,数据权益与个人信息是水乳交融的关系。数据权益与个人信息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状态。数据权利人要行使权利,必然要受个人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制约。因为数据权益的享有和行使应以尊重信息主体享有的各项信息权益为前提,信息主体外的数据权利人必须在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行使数据权利,并充分尊重信息主体依法享有的信息处理撤回同意权、信息携带权、信息删除权等。数据处理者对其数据产品享有的权利如同系线的风筝一般,这个风筝无论放得多远,它始终不能脱离信息主体的权利而自由放飞。由此也提出了个人在享有个人信息权益等人格性利益的同时,是否还应当分享个人数据之上的财产性利益,以及如何协调信息保护与数据利用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全球各法域所广泛关注的问题。

   第三,数据权益的建构难以按照“物债二分”的传统结构来展开。数据财产很难用传统的物权或者债权来作出周延的理论解释,这充分反映了以有体物为基础的物权、债权二元区分结构的解释力不足。物债二分是以物权的单一排他性、对世性以及公示性作为基础而建构的财产权利结构,支撑了整个传统民法中的财产权利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也采纳了这种体系结构。但是,在数字时代,数据财产既关系到数据主体和信息主体之间的相对关系,也关系到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两种关系统一到数据权利的构建之中,其原因在于数据的非排他性,大量的数据权益也不具有有体性财产那么强的公开性,很多数据用债权规则来规范非常困难。例如,黑客攻击篡改邮箱和网络店铺数据,第三人盗走游戏装备,用债权方法对受害人予以保护都比较困难,对平台自身可以通过违约解决,但受害人难以对于第三人主张权利。对数据权益而言,各项权益交织在一起,兼具物权和债权的特点。平台和用户之间的关系具有债权特点,但对于第三人则具有比较强的物权特点。如果用单一的物权或债权来解决,可能不利于保护数据财产。

   第四,对数据支配与利用的非排他性。传统社会的财产在利用方面具有严格的物理排他性,经济学上将其称为非竞争性。这就是说,某个权利人对财产的物理控制将排除他人对该财产进行占有和支配的可能性。这种严格的排他性不仅表现在物权性利用中,而且在租赁等不少债权性利用方式中也存在。但对于数据而言恰好相反,数据的利用不具有排他性,同一数据可以被不同主体同时以同样方式进行利用。一方面,由于数据等新兴财产具有无形性和可复制性,具有无限复制和再生的可能性。因此,其在满足某个主体对数据占有和利用的需求时,并不必然排除同步满足其他主体占有和利用的可能性,从而更充分地发挥数据财产本身的经济效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具有非消耗性特点,明显区别于传统的物理财产。后者具有明显的消耗性,随着使用频次和强度的增加,其耗损程度也增加;但就数据而言,其被利用通常不会减损其价值,反而可能因为利用而实现甚至增加其价值。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普遍从经济资产的角度来理解数据这种资源的社会属性。尤其应当看到,数据的价值正是体现在反复和广泛的利用上。数据利用频次越高、利用范围越广,数据资源的经济价值就发挥得越充分。例如,某个平台收集了大量数据,如果只允许这一家平台利用,显然无法发挥出这些数据的全部价值,只有让这个平台将数据进行交易,允许其他企业对这些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利用,这些数据的价值才能真正显现出来。因此,在数字时代,包容共享成为具有共识的价值理念,即“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第五,数据权益主体的多样性。在数据的生成过程中,常常是多方主体相互协作的结果,包含了不同主体不同程度的投入和贡献。相应地,可能会有多个参与者或利益相关者主张享有和行使数据权利。这也被认为是建构数据权益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疑难问题。例如,以个人信息为内容的数据上不仅承载着信息主体的人格利益,还承载了提供数字化载体的数据企业的经济利益。相应地,在民法上讨论民事权利时需要同时考虑到信息来源主体的信息权益和信息处理者的数据财产权益。此外,一些数据是多个企业在商业合作中收集的,甚至被不同的企业所同步获取,很难归结为某个单一主体的所有权。

面对数据权益的前述新特征,作为制度基础的民法特别财产法应当如何作出有效回应呢?笔者有如下建议:第一,解释范式的转换。这就是说在解释范式上不应当拘泥于传统大陆法中以对物理财产的唯一排他控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财产权解释范式。实际上,大陆法学的财产法学说在面对数据这类新型财产时,也明确意识到了对财产权解释范式进行转型的必要性。一些学者倡导引进在英美法中已经成为财产权利解释范式的“权利束”(bundle ofrights)理论来建构数据上的权利。在“权利束”理论看来,一宗财产上的权属可以进行各式各样的分割,以满足各种不同的财产利用目的。一宗财产上可以创设的财产权有无限的可能,远不止于既有法律已经承认和实践的权利类型。换言之,在权利束理论看来,只要对同一权利客体增加一种利用方式,就会产生一种新的权益,其既可以归属于原本的权利人,也可归属于第三人,至于如何判断权利归属,就取决于何种归属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物的效用,促进经济效率。实际上,采用“权利束”这类具有更大包容性的财产权利解释框架,对包括数据财产在内的各类数字财产上的多元权利现象和形态都具有充分的解释力优势。第二,应当以《民法典》第127条为基础来构建数据财产等新型财产的权利体系。《民法典》第127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该条首先是宣示条款,即在法律上宣示将数据、虚拟财产纳入权利客体的范围,这就适应了数字时代的发展需要;该条也是一个引致条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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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比较法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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