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劲:魏晋南北朝儒学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8 次 更新时间:2022-09-20 16: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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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劲  

  

   摘 要:20世纪初形成的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不能成立。从儒学常识化所代表的社会化程度、古文经学兴盛所代表的经学发展、玄学所代表的儒学前沿讨论和对不同思想理论的兼容并蓄能力等一系列情况来看,魏晋南北朝儒学上承汉代儒学的发展趋势,发扬汉儒基于现实解经阐义的传统,切实拓展了儒学的基础、主干、论域、作用和影响,展现出儒学不断随时代递变而发展的广阔场景。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 儒学 经学 玄学

  

   一、重新审视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

   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是中国现代史学兴起以后思想史领域的一大问题。1902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即以两汉为儒学之“极盛”至六朝隋唐而“最衰”。1907年刊行的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述经学自先,秦“开辟”至汉“极盛”,经魏晋“中衰”和南北朝“分立”,至隋唐归于“统一”,宋以来则进入“变古”、“积衰”时代。这都是着眼于汉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来断定魏晋南北朝儒学、经学“衰落”的。刘师培持论与之不同,1905年其撰《经学教科书》第1册,以第9—15课分论两汉群经之传授,第16—22课分论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经学之况。这是兼顾今、古文经学的内容安排,所呈现的是魏晋以来经学、儒学继续发展的场景。但在经历了近代一系列文化变革以后,晚清一度活跃的今、古文经学因其保守、保皇属性,非被唾弃即被辨伪正谬;唯有从汉学到宋学,再到汉学复兴为清代朴学之类的概括,仍深刻影响人们对古代思想、学术递嬗脉络的认识。结果是持“汉学衰即经学衰”逻辑的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说占了上风,各种哲学史、思想史著述的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基本皆略于儒学而突出玄学及佛、道等动态;至于魏晋以来玄学兴起、子学流播、文学发展以及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专题研究,亦多以儒学“衰落”为其因缘。尽管也有持论相对中允的讨论,但整个20世纪,学界对魏晋至隋唐经学、儒学演变大势的勾勒,仍可说是以“衰落”说为基调润色而成的。

   中国思想史界受特定框架、脉络说影响,又尤其关注各时期的新说异见与思潮变迁,所论魏晋南北朝思想状态略于儒学而详于玄学、佛、道,自有其裁剪取舍之理,但也未尝不是以为此期儒学乏善可陈,失去了思想或理论上的引领作用。这与当时儒学发展实际明显不符,遮却了其仍在继续活跃,并在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进一步发挥重大作用的事实,学界对之已续有反思。随着讨论深入,魏晋以来儒学发展的更多侧面得到揭示,“衰落”说从立论到证据的问题,亦已空前明朗起来。

   即从经常引用的史料看,《三国志》裴注引《魏略·儒宗传·序》述汉末“纲纪既衰,儒道尤甚”,魏文帝登位后在灰炭中重建洛阳太学,至明帝时仍颓而不振:

   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沉陨,乃至于此。是以私心常区区贵乎数公者,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

   这段记载的主要问题,是为衬托荒乱之际数公“守志弥敦”之可贵,夸大了曹魏儒学的凋零景象。其中合乎史实的部分,无非大乱历劫之余重建太学之不易,朝廷用人亦不重醇儒。

   从魏末数千太学生徒抗议嵇康之狱一事来看,其学规模实已可观,风气则与东汉略同。当时朝士干济而通经如王朗、华歆、卫觊、刘劭、傅嘏、崔林、高柔、钟会者不在少数,学养深厚如高堂隆、王肃、郑冲、荀等亦不乏人,故正始议圜丘应者寥寥,要非人罕通礼,而必别有其因。若再考虑曹魏始崇古文经学而今文渐衰,汉末学术重心又下移至士族世家,其势自魏晋以来持续发展,影响至为深远。这类转折首先冲击的自是官学或庙堂之儒,但其至晋复兴之势极为明显,至于诸私家之学的绵延与后劲亦史所公认。凡此诸端,均表明历经汉末劫难的儒学,至曹魏明帝以来,已在迅速恢复之中。故若据上引概括之语而论曹魏之儒学“衰落”,正所谓一叶障目。

   又如《晋书·儒林传·序》曰: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其文指斥西晋玄学清谈之盛及流弊,相关观点约自两晋之际形成某种雏形,大略仅以之为河洛倾覆之一端,至唐初史官则更放大玄学与儒学的对立,将之归为晋亡根源。但玄学清谈旨在探讨名教本原及名理之讲求,如果一定要找思想根源的话,导致西晋灭亡、中原沉沦以及江东政权最终弱于北方的,并不是名教、儒学不够兴盛,而正是其被玄学贬责的失本异化而说教流行、积弊丛生。因此,实不应将灭亡原因归于玄学对之纠偏还不够切实有效及流衍出新的问题,况且玄学与儒学也不是相峙对冲、此消彼长的关系,魏末至西晋玄风愈盛,司马氏则以家世诸生,较之曹魏尤重经学,史载当时“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后来拯晋国祚的王导、谢安等人,亦皆为兼好玄学的儒生。则所谓两晋莫不弃儒崇玄并非实情,若进而以不足取信的“玄学祸国论”证明其时儒学“衰落”,恐不免误上加误。

   再如《梁书·儒林传·序》载:

   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时荀、挚虞之徒,虽删定新礼,改官职,未能易俗移风。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

   所述正始以后人尚玄虚,为儒盖寡,与《晋书·儒林传·序》的渲染相类,可见其确为唐初总结魏晋思想学术的官方口径。至于其概括的东晋、宋、齐之况,明显是要烘托下文所述梁武帝时文教之盛,与沈约《宋书》述魏晋“儒教尽矣”而元嘉兴学则“有前王之遗典”,萧子显《南齐书》称晋、宋儒风不振而齐初复兴,俱为褒扬当今、刻意贬抑前代之说。其所述唯国学之况尚可参考一二,至于“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至“三德六艺,其废久矣”数语,则全然不符梁以前儒学之况,又岂能据此而断其衰颓?

   上举记载,或以一时之况概括全体,或因既定口径扭曲史实,或为扬此抑彼有违中允,然其论者无不钟情儒学,所发皆为有其诉求的痛切之论,而非真以儒学为穷途末路、衰朽不堪。但至20世纪,沿此而说魏晋南北朝“儒学衰落”者,则在完全不同的背景、立场、感情和诉求下偏取其说,通盘接过了其所论失实的症结。这也可见有关研究亟待破除成见,深入总结以往思想史研究的得失,尤其是要重新梳理大量记载所示现象的内在联系,方能准确评估魏晋以来儒学演化的态势及其在中古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以下即在前人所论基础上,集中观察魏晋南北朝儒学在一些基本方面的主导地位和发展进程,廓清相关史实与问题,以助于这个重要时期思想、学术与文化史脉络的建构。

   二、“儒学常识化”趋势及相关现象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王霸杂治,到东汉儒学在统治指导思想中的地位趋于巩固,与之相伴的,是儒学之影响深入社会各领域。儒学基本理念、准则和有关知识开始被社会广泛认同,从而使之从原来的诸子显学之一,逐渐转化为社会生活尤其是公共领域普遍适用的一种基本知识。所谓“儒学常识化”,即指其从特定学说不断社会化为公共知识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普及成为常识的进程。这是魏晋以来儒学发展最为基本和影响深远的趋势。

   儒学走向普及的突出表现是经学成为学童课程,其始正在东汉。《齐民要术》引崔寔《四民月令》述正月之事:

   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谓十五以上至二十也)。砚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谓九岁以上,十四以下。篇章谓六甲、九九、《急就》、《三仓》之属)。

   又《北堂书钞·艺文部》引《四民月令》云:“十月,砚水冻,令幼童读《孝经》《论语》。”崔氏此书所述大体为东汉乡村之况而有一定的理想成分。这两条佚文是说有条件的幼童一般须入小学习书、数,同时诵习《孝经》《论语》以为儒学初阶,成童得入大学深造者则习五经。这是西汉以来“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之谚开始深入人心的体现,实际状态在东汉多有其证。王充《论衡·自纪篇》曰:

   六岁教书……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

   这所书馆有小童百人以上,表明在东汉初年浙东一带,书、数之学仍是学童的先修之课。而王充6岁入馆习书、数,再习《论语》《尚书》的年龄仅为8岁,可见其确在幼童时已诵习儒经。从桓、灵时期北海邴原的学习经历来看,他11岁丧父,邻近书舍之师怜其家贫早孤,免费收之入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可见东汉后期确有诵习《孝经》《论语》的乡村小学,所体现的正是一段时期以来习经年龄段下降的态势。

   王充8岁所习包括《尚书》,可见,继《孝经》《论语》成为幼童教材后,五经在东汉已开始为幼童所习。在古今中外的知识系统中,某种学问从进修深造之科变为学童课程,均是其从专精之学普及化、社会化为公共基础知识的关键一步。汉魏以来经学进入学童课程的情况虽错杂不一,但士人在幼童阶段已通《诗经》《尚书》等经,其例在记载中确在增多,这是士人引领社会风气和儒学常识化势头强劲的反映。其典型如曹魏钟会曾为母作传,自述幼少时之课业曰:

   年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传》《国语》,十三诵《周礼》《礼记》,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

   钟会为名公之子,学历之系统堪称典范,其进阶大略仍循《四民月令》所说14岁前在小学,15岁入大学进修深造,不过其小学所习已以五经为主,而书、数训练当在其8岁前诵《孝经》《论语》时同步进行。故钟会的学习经历,总的来说仍合乎当时五经从原大学课业向学童教材过渡的整体趋势。到《颜氏家训·勉学》篇,述当时“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可见南北朝士人幼习五经已趋普遍。

   在士人自幼一般已通《诗经》《论语》的风气影响下,南北朝时一般乡村小学也已教授五经。如宋齐时吴郡盐官人顾欢:

   年六七岁昼(书)甲子,有简三篇,欢析计,遂知六甲……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八岁,诵《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

   可见南朝幼童仍先学“六甲”习书、数,乡间小学除习《孝经》《论语》外,也把《诗经》等列入课程。又如北魏后期武邑人刘兰:

   年三十余,始入小学,书《急就篇》。家人觉其聪敏,遂令从师,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家贫无以自资,且耕且学。三年之后,便白其兄:“兰欲讲书。”其兄笑而听之,为立黉舍,聚徒二百。兰读《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经。

   刘兰入学虽晚,但亦可见北朝乡村小学仍习“篇章”,而儒学气息较浓的《急就篇》重要性似已超过属于史书学吏传统的《三仓》。三年后其所立“黉舍”,自是简陋的村学,所教大抵应随常例,刘兰粗通的《诗》《礼》《春秋》,恐必在教授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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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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