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六益: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表达与实质——以刑法学为分析重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 次 更新时间:2022-08-21 23: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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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六益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摒除苏联的影响是改革开放后法学各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通常认为“去苏俄化”有助于推动学术与政治的分离,最终实现学术的科学化、中立化。本文以刑法学为对象进行分析,发现“去苏俄化”并未实现去政治化,而是接受了另一种形式的政治逻辑。无论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三阶层的犯罪构成学说,还是刑法教义学的思维方法,背后都隐含着自由主义关于私权至上、“公权力是恶的”等基本假定。这种知识转型不仅关乎学术和逻辑,还涉及历史,更是政治问题,“去苏俄化”是世界局势变化的附随结果,与美国化、西方化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向;这种学术思潮对中国法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改变了共和国前三十年间法学界以苏联为师的进路。对“去苏俄化”的研究,是理解法学知识代际综合的开端,也是中国的法学研究迈向成熟必然要处理的知识重构命题。

   【关键词】 法学知识转型,去苏俄化,刑法,自由主义法治,代际综合

  

   断裂与延续、继承与创新是大历史叙述中必然出现的主题,不同传统的整合是长时段写作时经常遇到的命题,法治演进过程也不例外。在中国百余年的现代法治进程中有过三次学习外国的热潮,引入了全新的法治思想和学说,形成了多种法治传统并存的局面,而新旧法治传统的张力则构成当时法制变革的核心。每次学习及后续改革都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法律革命”,重构了中国法学的知识图景。第一次是晚清以来对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学习,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都在继续这种努力,国民政府的法典化建设是其巅峰。清末修律开启了“礼法之争”的大讨论,变法派与守旧派围绕陪审制、律师制、“准礼制刑”的立法原则、罪刑法定主义、是否废除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是否处罚等问题展开了争论,而这些争论的实质在于对当时的国家现状及其前途的两种不同认识(黄源盛,2014:358-385)。民国时期民事法律改革中继承与变革并举,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的糅合是其核心命题,这从典、田面权、债、赡养、妇女权等多个方面可以得到证实。(黄宗智,2003)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制,在彻底废除国民政府“伪法统”后,全盘吸收苏联法学,以此建立革命法制,并逐渐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政法传统。①第三次则是改革开放后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法治的移植,法制建设上越来越多地与西方国家靠近。(公丕祥[主编],1999:38-39)

  

   不同知识传统之间的张力构成知识谱系的基本框架,既是理解法治图景的重要维度,也是观察过去、理解今天和展望未来的关键。②值得注意的是,三次法律革命及其知识转型受到的重视程度迥异,前两次法律革命及其影响已成共识,但学界对改革开放后法治传统的延续与断裂没有相应的理论自觉,而是将其视为政治、经济改革后法学界自然而然发生的。在这种理解中,苏联法学带来了片面化、教条化等“深刻的消极影响”(唐永春,2002),而法学知识“去苏俄化”则可以将法学从政治的藩篱中解救出来,走向学术的中立、客观、科学、专业。③今天,摒除苏联法学的影响,似乎成为中国法治发展中不证自明的当然前提。(杨立新,2016)本文以刑法学的知识转型为分析重点,发现“去苏俄化”的表达背后隐藏着自由主义化的政治追求,苏俄刑法学与德日刑法学的争论,本质上乃是两种法学传统之争的体现。刑法学界摒除苏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自觉的阶段,1997年《刑法》酝酿制定过程中废除类推、确立罪刑法定可以看作对苏俄刑法理论重实质主义的否定;第二个阶段是自觉的阶段,陈兴良于十多年前明确提出“去苏俄化”命题以来,犯罪论体系重构、刑法教义学化等都可以归入这种努力之中。

  

   两波“去苏俄化”背后都隐藏着自由主义的追求,否认苏俄传统成为共识,这种立场的形成部分地是由于对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的两种政法传统的认识不够融贯。中国官方已经明确提出“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论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3),如何在受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法学传统与自由主义法治传统之间进行平衡,成为法学走向成熟过程中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命题。刑法学界敏锐提出的知识转型命题(陈兴良,2012a,2012b),可以成为我们透视整个法学研究状况的切入点。对法学知识“去苏俄化”的分析,实际上是对两种法学传统进行“代际综合”的尝试,是完成中国法学知识重构的关键,也是中国的法学走向成熟的必然途径。当然,需要特别在此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后的政治进步、法治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尤其是刑法学研究中“专业槽”理念提出以来,极大地提升了刑法学的知识水平,对理论和实践的意义都不容忽视。本文的分析丝毫不是否定这种知识转型,更多的是要表明,“去苏俄化”并不是理所当然、单纯的学术事件,而是政治变革的附随产物。唯有认清这一点,才能做到兼容并包,更好地实现法学知识转型,也才能够回应彻底“去苏俄化”所可能带来的问题。

  

   一、“去苏俄化”命题的历史渊源

  

   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致力于维护、增进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支持的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司法机关也是国家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用以制裁不法,保障法律所确认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阶段不存在国家和法律;列宁发展出过渡学说,认为在长期的、作为政权形式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国家和法律还有存在的必要。(列宁,2001)但无产阶级要消灭阶级,消解国家和法律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作为终极使命的判断没有改变,革命就是实现这种质变的关键,在过渡阶段,法律的革命主题从未消解。苏联法学的最根本特色就在于革命性,“一言以蔽之,是革命的法……苏联法强调党的领导,强调法的阶级性质,在具体制度上实行民主集中制、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土地国有制、严惩反革命罪、重视保障工农的利益等,都与这种革命的法制有关系”。(孙光妍、于逸生,2003)苏联的社会主义法学的核心思想在于以下两点:第一,国家和法律都是过渡阶段的产物,最终会在革命中消亡,而在到达共产主义之前则需要不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第二,法律机关、法学研究必须要服务于革命的大局,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相比没有什么特殊性,不应该被形式化条文束缚。(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64)新中国的法学理论深受苏联法治思维的影响,强调阶级意志论的法本质观、纯粹工具论的法功能观、法学中的国家主义倾向等等;④法学研究也要服务于国家理想,最终实现阶级消亡、法律消失的“无需法律的治理”,“我们就要积极工作,努力奋斗,为法的消亡创造条件”。(孙国华[主编],1982:333)革命不仅是共和国前三十年间的国家主题,是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方式,也是法学的重要底色,革命逻辑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法制”的关键所在。

  

   (一)斗争逻辑下的革命法制

  

   学术界归纳出两种革命传统,一种是以法国、俄国、中国为代表的社会革命模式,另一种是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政治革命模式。政治革命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国家制度,保障机会平等;而社会革命的核心在于不断发动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革命,实现最终的实质平等。(阿伦特,2011)在中国的革命语境中,敌我之分没有常势,需要不断调整革命路线重组政治联盟,联合一部分人去打击另一部分人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1966)新民主主义就是包括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对反动派的专政。(毛泽东,1966:14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第八条规定所有“国民”都要尽到“保卫祖国、遵守法律、遵守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应征公役兵役和缴纳赋税的义务”,但是只有“人民”享有政治和社会权利(《共同纲领》第四条、第五条),“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权利应该被剥夺,“一般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在必要时候可以剥夺。(《共同纲领》第七条)通过人为的方式塑造一种对立,不断更新革命的动力系统,以便更好地调动大多数人的支持,完成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革命的任务。

  

   1954年《宪法》在“国家机构”之后专门设立“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但权利非常容易被诉诸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所取代。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中都没有恢复1954年《宪法》“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阶级斗争”条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宪法来源。如1978年《宪法》“序言”的第五段规定:“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准备对付社会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和侵略。”革命逻辑投射到法学研究上,建立起“革命-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思维链条(陈守一,1980),在阶级斗争话语占主导的年代里,所有法律部门都可以披上阶级性、革命性的外衣,“革命”“反革命”本是政治术语,新中国成立后经由《惩治反革命条例》等慢慢进入法制化轨道,成为一切政治犯罪的“口袋”。(沈玮玮、赵晓耕,2010)在革命法制中,所有有悖于革命任务的行为都是违法,而犯罪是其中最严重的部分。无论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要求离婚的当事人,还是阴谋攻击伟大领袖的坏人,都是反革命的,都处在革命斗争的对立面上。这种逻辑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一种现象:法官为了凸显政治正确,在判案时会在各种罪名前加上“反革命”,由此也就出现了“反革命奸污女青年罪”“反革命强奸罪”“反革命企图捏死人命罪”“反革命挂钩罪”等在今天看来很可笑的罪名。(王学沛,1997)

  

   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掌控了资源调配、生产、分配等各个经济环节,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几乎绝迹,民商事法律被极度压缩,只剩下调整人身关系的婚姻法还在发挥作用。但即便是在婚姻法领域,婚姻法实践也蜕变为检验敌我矛盾的场所。如在当时的离婚案件裁判中,提出离婚的一方经常被认为是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享乐思想”的腐蚀;对于这类婚姻纠纷,法官在判决时不仅要看法律的规定——1950年《婚姻法》第十七条将离婚自由赋予男女双方——还要关注能否实现对当事人的思想改造,“出于资产阶级思想的离婚纠纷,实质上就是婚姻与家庭方面社会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具体反映。因此,人民法院处理这类纠纷时,不应该单纯从当事人本身的家庭幸福来着想,应该充分考虑到判决以后对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提倡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巩固社会主义家庭、保护妇女及子女合法利益等方面所起的应有作用”。(魏焕华,1958)婚姻法的司法实践关注的不仅是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的调整,更是要在两种思想争斗中确立社会主义理想,一切要放在社会主义新人再造这样的长远目标和大局下来分析。无独有偶,苏联法院也以婚姻的继续保持是否违背共产主义原则作为判断是否判决离婚的重要标准。(李秀清,2002a)

  

   (二)重实质的苏俄刑法学理论

  

尽管所有法律部门都会受到革命法制的影响,但最能体现阶级斗争属性的是直接规范敌我矛盾的刑法。新中国成立后,刑法学移植了带有深厚政治倾向的苏联刑法学理论。(李秀清,2002b;刘颖,2011)在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中,刑法处理的是敌我矛盾——罪犯就是人民的敌人,刑罚这种调整手段能够更好地契合阶级斗争的需要:通过打击犯罪来保护无产阶级专政,践行革命的使命,1979年《刑法》分则第一章就规定了“反革命罪”。在以打击为主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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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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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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