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1934年，受严重民族和边疆危机刺激，他与顾颉刚共同发起成立“禹贡学会”，提出将传统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1955年，他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历30余年，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他还承担多项国家重要任务，在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既产出成果，又培养人才，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由此建立。

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千百年传承不息的精神信念。晚清国门大开，国势日蹇，史学界研究西北史地蔚然成风。谭其骧中学时便是热血青年，他曾抗议校方开除进步学生，愤而退学，考入进步人士云集的上海大学，入学不久，便加入共青团。1927年3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参与攻打北火车站的行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谭其骧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后因证据不足，被保释出狱，但与组织失去联系。自此他矢志学术，历史地理学成为他倾注家国情怀的领域。

历史地理学的概念早在20世纪初就从日本传入中国，而中国传统以研究疆域政区沿革为主的史部地理之学，则被约定俗成改称沿革地理，二者取径颇多相合。1934年2月，顾颉刚邀谭其骧在北平共同发起成立“禹贡学会”，编辑发行《禹贡》半月刊，标志着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在中国正式诞生。“禹贡学会”的任务一是立足于本土，将自汉以降成为中国传统地理学主流的沿革地理，改造成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二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依凭，通过学术寄托对祖国、对民族文化的深深眷恋。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谭其骧沉痛地指出：“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像。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禹贡学会”以学术寄寓家国情怀的精神特质，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一以贯之的学术宗旨。

传统沿革地理较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在研究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有不足。从广度来说，沿革地理主要研究疆域政区的沿（延续）和革（变化），而历史地理学则要研究历史时期整个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部分。就深度而言，沿革地理主要是复原，属于知其然；而历史地理学则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总结变化规律，探讨个中原因。

要实现“禹贡学会”提出的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学术目标，需要地理学的科学方法，但学会会员多缺乏地理学专业训练，实际研究工作与传统沿革地理几无差别。实质性转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侯仁之主攻城市、沙漠，史念海主攻交通、经济以及黄土高原环境变迁，积极拓展新研究领域；谭其骧主攻的历代疆域政区，是沿革地理的核心内容，他着力提升研究精度，建立新的研究范式。

传统沿革地理的弊端反映在16部正史地理志中，便是所有各志的时代断限不甚严格，有些甚至谈不上断限。清末杨守敬编绘《历代舆地沿革图》（以下简称《杨图》），堪称传统时代体量最大、水平最高的历史地图集，但图面内容也没有时代断限可言。

1955年，为完成毛泽东同志交办任务而成立的“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借调谭其骧主持重编改绘《杨图》工作。原设想对《杨图》本身不作过多修改，仅将底图由《杨图》所用的清代地图改成现代地图。但工作一铺开，谭其骧就发现这一想法从学术上绝不可行。因为《杨图》对历代政区的复原太过粗陋，不仅政区范围等颇多疏误，而且同一幅地图上的一些政区设置，在历史上其实并不是同时存在的。

谭其骧坚持将底图改用今地图，重新考证历代政区建置。考虑到历代疆域政区既有时间上的延续，又有空间上的盈缩，一幅地图不可能将两个维度的变化同时呈现出来，他便以每个朝代和政权疆域的极盛值为准，设定“标准年”，图面内容以该年实际存在的政区为准，为历史政区地理研究开创了新的研究范式。

这一新研究范式，一言以蔽之，就是“纵成线、横成面”：在纵向时间轴上，每个政区的来龙去脉都要一清二楚，串连成线；在横向的空间轴上，前后左右的政区要能拼合成一个完整平面。这就使得历史政区研究真正具有时空两个维度的坐标轴，逐年连贯起来，就能看出立体的连续变化。这是之前沿革地理研究难以做到的。

因为要反映历代疆域政区变化大势，谭其骧只给每个朝代设立一个标准年（时间长、疆域前后变化大的唐代才设两个）。之后，他指导学生将此研究继续延伸，复原出一些朝代内部疆域政区的逐年变化。2001年，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与哈佛大学合作研发的CHGIS系统，实际上就是利用数据库和计算机自动制图技术，逐年描绘秦朝至清末的政区变化过程。可以说，截至目前，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数据提取的精度标准，是由谭其骧确立的。

在对《杨图》“重编改绘”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杨图》阙如的清代地图是否要补画？答案是毋庸置疑的。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既然清代地图要补画，那么《杨图》缺画的边疆地区地图要不要画？由于谭其骧的坚持，从1963年起，“重编改绘”工作突破《杨图》的空间范围，发展成编绘一套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里面牵涉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如何定义“历史上的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范围变化很大，而且历代对于“中国”的认知各异。谭其骧认为，“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历史上的中国”。因此他主张“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即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在此范围内，既有中原王朝，也有边疆民族政权，虽然彼此和战不常，但随着历史发展，总的关系是愈来愈密切，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及至17、18世纪，清朝完成统一任务，并稳定和巩固下来，此即“自然形成”的历史底蕴。至于现代的中国疆域，是在中华民族反抗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形成的，而非历史上自然形成的范围，故不能代表“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

这一理论为涉及历史时期“中国”概念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例如，历史上的跨境政权，究竟是否算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政权？以谭其骧的理论衡之，如果其政治中心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内，连同其所有辖区都算当时中国的一部分；若其政治中心在上述范围外，就是境外政权，连同其辖区都算外国。另外如台湾岛的情况，按诸史实，明朝以前的中央王朝未在岛上设过羁縻府州或卫所，岛上部落首领亦未向中原王朝纳贡称臣，中原王朝更未在岛上设官置守。那么，台湾是否是中国的一部分？谭其骧认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而应着眼于“台湾岛上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明代以前，“他们自己管理自己”，1683年清朝平定台湾郑氏政权，只是表明台湾开始与大陆同属于一个政权而已。即一定要把“历史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区分开，要把中国看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中国，遇到具体问题才能纵横无碍。

谭其骧一生治学严谨，务实求真，对待学术事业“锲而不舍，终身以之”。他提出的“历史上的中国”概念，堪称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理论贡献，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4期P27—P28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摘自《历史评论》202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