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伟:毛泽东早年上海足迹探寻(1919—1926)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3 次 更新时间:2022-08-17 12:3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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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伟  

  

   摘 要: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居住地、开会地、工作地有毛泽东1920年故居(安义路63号)、中共一大会址(兴业路76号)和博文女校(太仓路127号)、党的三大以后中央机关所在地三曾里遗址(临山路202—204号)、毛泽东1924年故居(茂名北路120弄甲秀里7号)四大群落。通过探寻这些群落,能够看到一个苦苦追寻真理和信仰的毛泽东,一个在建党之初具有乡土气息和士大夫情怀的毛泽东,一个为国共合作多方奔走忘我工作的毛泽东,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毛泽东。

   关键词:毛泽东;早年;上海足迹

  

   毛泽东与上海,一个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伟人,一个是百年来中国重要的政治舞台。两者的交集往往能够折射出现代中国历史的变化。毛泽东与上海一生有着极深的渊源。1919年3月到1971年9月,毛泽东曾经57次来过上海,1919年3月到1926年7月间就曾来上海达11次之多。这短短7年时间里在上海留下的光辉足迹,是毛泽东漫长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毛泽东早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正值中国共产党创建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当时作为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寻访毛泽东这11次在上海的行程足迹,对于了解毛泽东早年生平和思想发展历程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年代久远,其中一些故地已无遗存。然而,在上海市各级党史部门和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一些毛泽东的居住地、开会地、工作地得到了精心保护,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地点共有四大群落:一是毛泽东1920年故居(安义路63号);二是党的一大会址(兴业路76号)和博文女校(太仓路127号);三是党的三大以后中央机关所在地三曾里遗址(临山路202—204号);四是毛泽东1924年故居(茂名北路120弄甲秀里7号)。这些群落记录了早年毛泽东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轨迹。

   一、安义路63号见证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位于安义路63号的毛泽东1920年故居,解放前是哈同路民原南里29号。目前,它是一处甲级楼宇嘉里中心包围下的石库门保护建筑,堪称繁华盛景中的一抹红色地标。这是一栋沿街坐南朝北的砖木结构楼房,建筑面积83平方米。这栋楼房共有两层,楼下是客堂间,楼上是卧室,当年毛泽东就睡在靠北的落地长窗边的板床上。目前,这里珍藏了毛泽东使用过的555牌香烟盒,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批示用的铅笔,瓷杯、瓷勺、瓷碟,全套6册的《共产党》月刊等。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到上海的居住地。从1920年5月5日至7月初,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两个多月。

   (一)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

   早在1919年3月14日第一次来上海,毛泽东就和萧三、吴玉章于17日、31日两次到外滩为赴法留学生送别,并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合影留念。当年12月中旬,毛泽东第二次赴上海,依然是从武汉绕道来沪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蔡母(葛健豪)一家四口送行。只是由于蔡和森等启程时间推迟,毛泽东不能久待,就很快离开上海,去了北京。这第三次来上海的第三天(2020年5月8日),毛泽东召集在上海和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共12人,在南市区半淞园路480号召开了著名的“半淞园”会议,确定了新民学会的任务、活动原则、入会手续等问题。5月11日,毛泽东又到黄浦江畔为陈赞周等6名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会员送别。1919年到1920年间,中国共有160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其中湖南就有346人。在这一年,湖南同乡章士钊在上海曾帮助筹集2万银元作为学员勤工俭学的经费,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深深记得这份情谊。

   (二)开展工读互助团实践

   虽自己是赴法勤工俭学的积极组织者,但毛泽东却更愿意留在上海进行工读互助团实验,深入调研国情。上海工读互助团由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3月5日发起,其宗旨是“半工半读、互助协助”,要求团员每日必须工作六小时,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书籍费等由团体供给。毛泽东和其他三位同学在安义路实验工读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常常以蚕豆煮米饭和青菜豆腐汤度日,生活异常清苦。毛泽东一度还为人打工洗衣服换来微薄收入,聊以贴补费用。工读互助团的实验运行一个多月失败了,毛泽东另立自修学社,进行半工半读。此时直皖战争即将爆发,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先后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等文章,在《申报》上发表公开信《湖南改造促进会复曾毅书》,提出自决自治、改造湖南的主张。在毛泽东等的积极推动下,湖南民主革命运动不断高涨。

   (三)实现思想巨变

   在上海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曾去拜访孙中山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等。不过,对毛泽东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拜访了陈独秀并非常投缘。陈独秀当时的寓所环龙路2号老渔阳里,距毛泽东居住地有两三公里。毛泽东经常拜访陈独秀,畅谈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和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则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筹备组建共产党的情况。毛泽东对比他大十多岁的陈独秀始终怀有十分崇敬的心情,认为“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若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他认为陈独秀是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十多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仍深情地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二、党的一大会址群落与毛泽东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位于兴业路76号的党的一大会址,原为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当时是党的一大代表李汉俊和哥哥李书城的私人官邸(李公馆)。博文女校位于太仓路127号,距离党的一大会址仅200米,当时是与会代表的居住地,毛泽东会议期间就住在这里。与会代表以“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住进博文女校,分别来自长沙、济南、武汉、北京,共9人。在这9个人中,包惠僧和周佛海、王尽美和邓恩铭、董必武和陈潭秋、刘仁静和何叔衡分别住一间。毛泽东个子高,睡觉打呼噜,所以被格外“关照”住了单间。他的房间很暗,而且没有床,只是把一块单人床板架在两条长凳上而已。

   (一)应邀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毛泽东自上一次告别陈独秀离沪返湘之后,就投入了繁忙的革命工作。1920年7月,毛泽东和何叔衡等人策划成立文化书社,又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常常约集新民学会会员谈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此后不久,他们选派任弼时、萧劲光、彭述之、刘少奇等人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随后转道海参崴到苏俄留学。上海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主持,学员人数最多的时候有大约50人,而其中湖南人就有22个。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信中说,共产国际派了两名代表到上海,建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开大会,宣布党的成立。毛泽东和何叔衡接信后随即启程赴上海,并于7月初抵达上海。毛泽东在长沙和谢觉哉告别时,出于保密需要,没有在信中说明是去参加什么会,仅用“受○○○○○之邀”数语,其实即暗指马克思主义。

   (二)在党的一大会议上尽职尽责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在会议召开的一周多时间里,毛泽东和周佛海受命担任会议记录。会议期间,毛泽东忠于职守,认真做好记录。24日的第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唯一一次系统的发言,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人运动的开展及经验教训。包惠僧曾回忆说:“毛泽东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李达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张国焘把毛泽东描述为“一个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衫,也脱不了湖南人的土气。虽然他的常识相当的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高明多少”。另一位早期共产党员刘仁静写道:“毛泽东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我从他身上发现了乡村青年的质朴——他穿着一双破的布鞋子,一件粗布大褂,在上海滩上,这样的人很难见到的。但我也在他身上发现了名士派的气味。”

   (三)把党的一大精神发扬光大

   根据李达的回忆,从当时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形看,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毛泽东有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李达等人那样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因此常常保持沉默。会议上,不少人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则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被看见在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正计划着回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离开上海回到长沙后不久,毛泽东即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级党组织——中共湖南支部(后改称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自己担任书记。一年后,他辞去了一师的附小主事和国文教学工作,正式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在党的一大召开的会外,毛泽东发出了“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就可能统治中国”的预言。当时他的好友萧子升认为这简直是空口说白话,但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不仅正确而且伟大。

   三、三曾里展现的革命家精神

   位于临山路202—204号的三曾里,是党的三大后中央局机关旧址,可惜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战火。它本是一幢两层楼石库门房子,因原来曾住着三个曾姓人家而得名。1923年9月上旬,毛泽东和杨开慧夫妇、蔡和森和向警予夫妇、罗章龙家庭这三户湖南异姓人家住在这里。他们以护关行职业为掩护,对外号称一家人,以向警予为户主,合吃大锅饭。大家常常在夜里开会,往往在打麻将中进行地下活动。作为中央中枢,无数中央文稿和文件从这里发布出去。中央机关后来又陆续迁往云南路、青海路、西康路、成都北路等地,但时间都不很长。目前,党的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纪念馆在浙江北路118号建成,在那里还原了许多中央机关的工作场景。

   (一)遗憾错失参加党的二大的机会

   1922年,毛泽东于3月和5月两次从长沙来到上海。3月,他来上海出席战友黄爱、庞人铨的追悼大会,以此向社会各界控诉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罪行。5月,他来到上海准备参加党的二大。然而当时上海政治环境依然严峻,中央选择辅德里(李达的寓所)作为开会地点,这里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连接处,周围相同的石库门房屋联排连幢,使开会地点淹没其中毫不起眼。复杂的地理环境使得毛泽东“迷路”了。毛泽东1936年2月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斯诺谈话回忆这段经历说:“1922年5月,湖南党组织……我那时是书记,被派到上海去帮助反对赵恒惕的运动。那年夏天,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也有资料说,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党的二大,会后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向毛泽东作了传达。

   (二)党的三大上选入中央局

把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到上海,是党的三大作出的重要决定。上海是近代工人阶级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对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具有基础性、依托性功能。近代上海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传统的保甲制度在别的城市可以推行,但在上海就推行不下去或不彻底。这两个有利条件使近代上海具有异质性、匿名性和流动性特点,为中央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理想场所。因此,党的一大、二大、四大均在上海召开,另有八次中央全会也在上海召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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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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