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小建 朱俊亭:宪法社会公德条款的规范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 次 更新时间:2022-08-15 14:28:14

进入专题: 社会公德   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整合   宪法解释  

秦小建   朱俊亭  

   摘要:  社会公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传统社会公德要求人们相善其群,现代社会公德指向一种整合性的功能要求,在多元的个体道德取向和社会共同道德要求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宪法作为共同体的组织规则,需要在“个体—社会—国家”的整体框架中进行持续性整合。基于社会公德的整合作用,宪法将其纳入规范体系,促进其整合功能实现。宪法社会公德条款承载着个体实现社会化、维系社会共同体、作为个体与国家的联结中介等理想功能。然而,由于相关文本的规范品格未获充分确认,文本表述不够清晰,实施动力略显不足,导致其功能受到一定阻滞。应当在规范目标的导引下,依托宪法解释,确认宪法社会公德条款的规范品格,阐明其规范内涵,并夯实规范实施的社会基础,促进其理想功能的实现。

   关键词:  社会公德 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整合 宪法解释 “个体—社会—国家”结构

  

   一、引言

  

   社会公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用以维系稳定的社会关系和公共秩序。在不同类型的道德中,社会公德以一种提取公因数的方式容纳了不同阶层群体共同生活所需的道德要求,是所有个体能够在社会这样一个集合体中共同生活的前提条件,因而成为社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课题。然而,在我国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德在传统儒家伦理、利己主义以及西方自由主义等各项思潮的交织中深陷泥沼,本应为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提供行动指引的社会公德面临着消解危机。不断凸显的个体私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陌生社会滋生的道德冷漠感,借由理性之名推崇非道德的价值理念,等等,不仅威胁到现代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治社会的建设成效。

  

   有鉴于此,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提出了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特别指出要“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依法惩处公德失范的违法行为”。早在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已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专门回应上述问题。这一纲要延续了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精神,将社会公德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第一个着力点,要求“推动践行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

  

   与此同时,各地纷纷以文明行为教育、失信联合惩戒等方式落实上述纲要精神。但单向的道德教化活动与泛道德化的法制干预,不仅没有把握社会公德的功能定位,亦存在建设逻辑的问题。“社会”是什么决定了公德是什么,现代社会正在发生转型,传统的社会公德当然无法继续适应现代社会的运行模式。何况在个体化的价值多元时代,以纯粹的公民道德教化,或将其简单粗暴地转化为法律规则,无法真切回应现代化转型对社会公德提出的新要求。《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和《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提出的社会公德建设,并非是要恢复传统社会公德的现实影响力,而是要为当前陌生多元的公民个体重新提炼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道德共识,并在个体与共同体的道德理念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使个体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现代社会公德实际上被寄托了转型社会中的内在整合功能期待,它面向的是多元社会的价值整合过程,在共同体的组织框架中进行关系调适和结构联结。

  

   宪法作为组织共同体的根本性规则,负有整合社会多元价值的道德使命,自然也会将社会公德纳入自身的整合体系之中。不过,尽管我国宪法为社会公德构造了规范体系,也确认了其价值整合功能,但理论与实务界更多关注另一种更为常见、也更为直接的整合方式——制度整合,忽略了个体经由社会化机制与国家展开的精神维度的沟通。在宪法学领域中,既有的对于社会公德的认识大多将其作为纯粹的道德教化机制,或是戴着西方宪法的有色眼镜斥责其对公民精神世界的干预,或是以宣示性条款为名直接否定社会公德在宪法中的规范品格。这些倾向,不仅无助于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亦割裂了个体、社会与国家通过价值沟通形成的联结,[1]造成社会公德无法充分发挥其整合功能。

  

   本文立足于此,从社会公德在现代社会中的转型要求出发,揭示社会公德与宪法整合的逻辑关联,阐述社会公德的宪法构造与规范功能,进一步探讨社会公德宪法功能受到阻滞的缘由,并依托宪法解释突破其功能困境。将现代社会公德作为宪法的一种价值整合机制,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建构社会公德理想功能的实现路径,既是本研究的旨趣所在,也是为增加宪法规范更为质朴的社会关照性所做的努力。

  

   二、社会公德的功能转型:从相善其群到社会整合

  

   社会公德产生于社会公共生活实践,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持社会关系与公共秩序所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2]道德在不同的场域和不同的身份中通常指向不同的具体要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着力点,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3]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是个体在不同身份与场域中具化的道德要求,基于这些不同的身份和场域,人们受到的道德评价及其标准也不尽相同。其中,个人品德指向个体的私人品行和内在修为,对个人品德的评价往往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色彩,如坚毅、热情、温柔、大度等等。在家庭中,由于家庭生活的私密性,对家庭美德的评价主要集中于家庭关系的呈现,如尊老爱幼、夫妻和睦、兄友弟恭等等。职业虽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开放性,但对职业道德的评价主要基于职业者所承担的特定岗位职责,如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服务专业等等。至于社会公德,它的具体要求和评价标准针对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是所有社会成员不加区分的共同责任,如文明礼貌、遵纪守法、爱护公共财产等,对每个成员无一例外都适用,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在横向维度上,从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再到社会公德,对它们的评价标准是一个由“私”向“公”的强化过程。社会公德的重要性正是在于其“公”的属性——它是个体道德意识的最大公约数,服务于社会共同体的公共生活,关系到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无论是所有社会成员基于法律和政治属性而承担的公民角色,还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自然人,都是社会公德的约束对象,无涉个体道德角色的差异性。在纵向维度,也就是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公德的具体要求和功能指向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尤其受物质经济因素的影响显著。

  

   传统的社会公德是以私德为参照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下的产物,依靠道义性力量作用于熟人社会。在传统社会中,社会由宗族单位中的熟人群体联结而成,社会公德是使人们能够相善其群的道德要求,它由私德外推而来,用以维系熟人群体间的交涉关系。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4]这里的相善其“群”,是以血缘和地缘为辐射中心的私人关系网络的延伸。因而,传统的社会公德是在家国同构的熟人社会结构下,以自我为中心、以血缘亲疏为依据,在由己向外而推的差序格局中维系着稳定交往模式和日常社会秩序。[5]它是熟人社会关系里的一种消极道德评价机制,违背相善其群的行为会受到熟人群体的一致谴责。

  

   但在以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现代化转型中,由血缘和地缘所维系的熟人社会关系结构被打破,个体从熟人群体的依附中解脱出来,成为具有自主性和自我利益追求的独立个体。传统社会的交往模式、共同利益追求等都不复存在,社会是那些具有高度异质性、高速流动性的疏散个体的临时栖息地,而无法形成一种组织良好、运行有序的社会结构。在市场经济之外,科技的飞速发展不仅提高个体脱离群体独立生活的能力,实现人们精神领域的祛魅,还蔓延到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成为揭示世界、解释真理、探索一切未知的支配性工具,以至于被奉为现代社会的终极价值信仰。[6]个体尽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身处的却是一种具有陌生社会特性和市场交换本质的环境之中。[7]

  

   在这些不可回避的社会转型力量的推动下,社会公德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现代社会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念愈加多元化,传统社会公德相善其群的共识性理解逐渐消逝;第二,过去具有群体性生活特征的熟人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个体化、离散化与陌生化,导致社会公德的评价机制失去了评价对象;第三,受社会系统的功能分化影响,政治、经济系统将其与道德的“工具—目的”关系打破,为各自的自主发展而张目,使社会公德面临着被殖民化的风险。一言以蔽之,传统的社会公德已失去了维系根基,在现代社会中不仅无法做到相善其群,还面临着解体危机。它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使人性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导致社会公德不再具有现实约束力,成为一种虚无缥缈的内在自为,进而改变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在现实中化约为社会道德秩序的构建问题,极其容易衍生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

  

   传统社会公德的转型困境,亦是价值信仰断裂的一种体现。用贝尔的话来说,新的信仰尚未形成,旧的信仰却已沉没,“如此情势将我们带回到虚无主义;没有过去或未来,只有无尽虚空”。[8]如果不能及时填补这道裂缝,信任缺失、道德冷漠、人际疏离只会愈加严重。因此,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公德亦面临着新的建构逻辑,迫切地指向了整合性的功能要求,即重新提炼一种能够满足社会生活需要的道德共识,为全社会形成共同生活的价值信仰和行动指引。这是消解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现代化转型中打破铁板一块的整体性社会后必然要面对的整合要求。

  

   所谓整合,就是要协调或消除社会系统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性因素,使社会的各系统要素能够协调一致。[9]现代社会的整合不仅需要由国家保障的制度性整合,更需要社会内源性的具备一定纠偏能力的价值整合,力求在社会核心价值理念上达成共识性认同,并能够在多元的个体价值取向和社会共同价值体系之间保持适度张力。达至道德共识是价值整合的基本内容,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需要重新确立一种适应现代社会价值整合逻辑的共识性道德理念。概而言之,现代社会公德应当具有一种新的时代面向和功能定位,也就是面对转型后的社会道德秩序重建、社会关系维护以及共同价值信仰凝聚的需要,将异质的个体道德意识整合为基本的道德共识,为个体的社会活动提供正确指引,维护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并为国家的制度整合提供内在保障。

  

相较于相善其群的传统社会公德,现代社会公德的这种整合功能具有质的超越。其一,现代社会公德不会以一元的道德桎梏湮没个体的独立性,而是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找寻共同的价值根基,使人们在各自的行动中朝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共同方向前进。其二,现代社会公德超越了传统社会中纯粹的道义性要求,以契约型的方式将那些分散离疏的原子化个体重新组织为有序的社会结构,而不是单方面强调恢复熟人社会结构中的血亲伦理或人情关系模式。其三,现代社会公德不仅仅是外在的行为准则,在本质上是对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改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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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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