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论中国传统“国家安全观”的流变与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5 次 更新时间:2022-08-10 19:36:44

进入专题: 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   民族国家   民本思想  

张永攀  

  

   摘 要: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发展与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历朝历代均有不同的特征。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的联系和区别,古代“国家安全观”可以体现在历代王朝对君王贤能、仁义、礼法、政治制度、民本思想的评议上。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存在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总基调,其特征是有备无患、具有防御性。“国家安全”与“天子”“臣民”的能动性存在依附关系,与礼法秩序、政治制度、军事战略统合存在构建关系,民本思想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国家安全”是“外”与“内”的统合体。由于时代局限,古代“国家安全观”存在重中原而轻“夷狄”、重文轻武、重谋轻力等种种局限。历代政权在具体实现“国家安全”方面,重视遣师戍守、设界立关,重视舆图绘制,通过以边拱安、屯田守边、设立“情报”机构等手段强化国家安全。近代以来,维护国家安全的国家“边界线”越来越清晰,中华民族的“总体安全观”越来越强烈,安全观从以皇权为核心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从“内防”“陆防”为主转向以“外防”“海防”为主,进一步向现代概念上的“国家安全观”转变。

   关键词:国家安全;安全观;边疆;民本思想;中国古代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国家安全”是国家存在的命运基石,其内涵随时代发展而变化。从现代政治学语义而言,“国家安全”是从强调免受军事威胁和政治胁迫的简单定义演变而来的,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国家动员力量,以保证其领土完整,或成功防御外来侵略以及内部危害国家行为之状态。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最早将“国家安全”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不必为了避免战争而牺牲其合法利益的时候就拥有安全,并且能够在受到挑战的情况下通过战争维持它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之定义为:“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国家安全观”是反映客观的国家安全状态的一种观念和认知,其既可针对普遍概念上的国家安全,也可针对特定而具体的国家安全。

   学界曾对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进行了总结,但并未探讨其发展变化及近代转型。也有一些学者对先秦、辽等断代史上的国家安全思想作了论说,却未讨论“安全观”的流变和近代转型。相比而言,西方研究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体系已经形成,例如巴里?布赞(Barry Buzan)与琳娜?汉森(Lene Hansen)出版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对西方的国家安全思想演变进行了深入梳理,但中国学界对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观”发展及其特征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意图对之有所弥补。

   古代“国家安全观”的概念与发展

   当代政治学概念的“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是李普曼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此后,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又对此学术定义做过发展。从其含义来看,National Security翻译为“国家安全”是没有疑问的,但学术界认为是李普曼于1943年首次提出了“国家安全”的概念,笔者认为此说法还是值得商榷的。 笔者认为,“国家安全”概念的出现早于李普曼,至少在1816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的《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对什一税减免的影响》就提出了国家安全的概念。 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虽然在中国古代并无“国家安全”一词,但有关“国家安全”及其观念的内涵、内容在历代史籍、兵书、经书中层出不穷,譬如“国之安危”“社稷已安”“国有七患”“居安思危”都是针对国家政体的安全而言的,这些概念大多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主。

   我们当下探讨“国家安全”,应注意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之间关于“国家”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尤其要厘清所涉“国家”含义的古近代差别。关于“国家”概念,“一般来说,‘国家’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由政权统辖的一定地域连同其上的人民,所谓‘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即是此义。人们所说的‘祖国’实际是指自己祖辈所居的地域和其上的人民。另一种是政权机构,恩格斯谈国家起源时所说的‘公共权力机关’,一般的政治学说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即是此义。” 所以,我们在讨论古代“国家安全”时的所谓“国家”,限定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国家”。在这个语义下,“国家”是天下、邦国的代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 由此,古代的中国“国家安全”是对“天子统治”之下的国土和政体形态而言的。

   对比近代语义上的“国家安全”,古代中国所遭受的 “国家安全”威胁主要为:国家受周边国外政权威胁;中原王朝受到边疆民族政权威胁;国内政治格局稳定性遭到破坏;天灾、疾疫、饥荒等引发的国家不稳定状态。实际上,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脉络来看,中国从商周到清代中叶前,受到外国的威胁而导致国家岌岌可危的情况并不多见,对国家形成威胁的往往是后面几种因素。

   “安全”实质上是人的本能反应,希望维持一种安定的生存状态。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城域安全”的概念已经初步形成,类似城子崖聚落遗址、陶寺遗址等都出现了围墙。石峁遗址也有明显的安全防御措施。“城域”安全逐步向“邦国安全”“方国安全”演化。王朝国家产生后,古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即指历代以中原为主体的“王朝与皇权”安全。从先秦开始,就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安全”本质就是“王朝安全”与“皇权稳固”,即国家属于君王个人。当然,君王与国家之间必须有一个逻辑承受关系,所以“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君权神授,宣传天子以个人代“天”来管理国家。

   从历史发展而言,先秦时期“国家安全”从天子到诸侯有两个阶段的发展。首先,商与西周时期,天子在国家安全秩序中地位得以不断提升。分封制模式给商与西周的王畿安全带来保障,天子不干涉诸侯治国,不把诸侯完全当臣对待,即《白虎通义》曰:“王者不纯臣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传子孙,世世称君,南面而治”。而诸侯在对天子尽到义务后,其“国”内部呈稳定状态,“中国”“四土”“四国”“多方”等共同构建了商周的国家安全模式。但是,商王朝的王畿地区与“四土”结构保证了商王朝的政治结构,就次序而言,“中商”要优先于“四土”。西周分封制度则以“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形成小宗服从、拱卫周王大宗的安全模式,相比商朝,天子在国家安全体系里的位置更为重要。所以,商与西周时期,在这种中心尊于四方的模式内,“尚中”就是“国家安全”的实质内容。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周王失去原有约束力,“政出方伯”,城邦成为新的多核心政治团体,“国家安全”的概念虽然以周礼滞留于天子,但诸侯国的存亡成为国家安全的实质内容。诸侯争霸、战国七雄以及诸子百家的兴盛让“国家安全观”大放异彩。“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引发的国家危机与民族交融,以及伴随着战争方式、律令、人口的发展,使民众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上升,所以孟子发出“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声音。但是,由于先秦国家疆土狭小,封建经济限定了国家安全思想的扩展,从“民本”而考虑国家安全在顺序上要弱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军事手段。战国时期各国的“安全”基本上依赖于军事政体手段来维系,“国家安全”的状态始终依赖其政治统治范围的疆域消长。

   秦汉始行帝制,皇权得以加固,法家与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它们普遍认为广纳贤士、兼并他国,对消除国家安全危机、建立政权伟业有着重要维持作用。如李斯《谏逐客书》即言:“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期望以“法”实现“国家安全”,“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这种观念对于后世的“外儒内法”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代鉴于秦法苛暴致使国亡于农民起义的教训,在“国家安全观”上重视儒家贾谊所提倡的民心思想,“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 同时,以儒家为代表的“天人三策”将天命系统学术化,儒家思想混合着法家安国思想,主张约束诸侯,否则“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同时,针对国家内部安全,制定了一系列危害安全的法令与罪名:反逆罪、大逆罪、群意罪、降敌罪、投书罪。针对国家外部安全,晁错《守边备劝农力本疏》《言兵事疏》与《安边疏》体现的“守边之策”为之后中原政权防御北方游牧政权的入侵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魏晋时期,南北对峙,士族门阀势力强大,王朝的“安全”寄托于豪强与氏族。汉代以来以严峻刑罚维持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也进一步走向理性和人道。儒学颓衰,道、法抬头,连年不断的战争导致人民推崇隐、逸,讲求黄老,清静无为,国家安全观念颇有特色。例如,在治国上,“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为国者要“以清净为基”,尽管由“清谈”“无为”导致的国家覆灭现象屡见不鲜,但从完善国家制度建设上,三省制、监察制、九品中正制、均田制为维系国家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受到北方边疆政权的侵扰,晋人在国家安全观上,还企图以礼学来规范疆域内外的秩序,以实现政治安全。就经济而言,魏晋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汉化加剧、土地与人口的捆绑式集中,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主要手段。而北方部落联盟向中原王朝政权模式逐步过渡,进入国家化的进程,在国家安全观上继承中原王朝,甚至在其“胡人”君主身份转变后,以中原继主的身份,重新考量边疆游牧部族对王朝的安危影响,例如封裕就向前燕皇帝慕容皝上书言策:“有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将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该策被慕容皝完全采纳实行。

   隋唐时期,中国进入空前稳定繁荣局面,三省六部制、唐律、御史台的建立,标志着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为国家安全起到了坚实的支撑作用。唐朝重视君臣关系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有言:“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养人,失君道矣;臣不辅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诚国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 但唐代边疆战争、藩镇割据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两大因素,这也促使唐朝面对强大的突厥、吐蕃、薛延陀等势力而建立府兵制度,注重军队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核心功能,“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戎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 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因为国库空虚,时有“天生四夷均在先王封疆之外”的观念,建议从国家安全考虑,撤销边疆地区的镇戍,减少对边疆地区的征讨战争,加快与吐蕃等的和谈。譬如狄仁杰向武则天提出,“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开守西域,事等石田,费用不支,有损无益,转输靡绝”, 准备撤销安西四镇,这种防御性“国策”是与吐蕃在西域、河西走廊势力扩张相关的。虽然唐朝衰落于由募兵制导致的地方割据危及中央安全,但其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景”,已体现出国家从丝绸之路经济制度、边疆都护制度、科举制度、宗教制度等多个方面来总体维护“国家安全”的意味。

宋朝整合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乱世,自称“帝王以天下为心”,非常看重人文观念在维持“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为“人民,本也;疆土,末也”。宋朝对于军事不太关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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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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