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贸易大国、航运大国以及海外利益充分延展的大国，中国已成为全球海上通道安全的关键利益攸关方。海上通道安全不仅关乎中国经济安全、国民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多维安全，也事关中国全方位、多维度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已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经贸冲突和地缘对抗重塑大国关系，在科技革命加持下，大国竞争烈度不断走强。军事封锁、海上梗阻、经济胁迫、治理失灵，成为当前中国海上通道安全面临的最突出挑战。为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以及巩固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共同安全，中国需要倡导有别于西方的新型海权观，精准提升关键能力，整合资源释放总体优势，引领和塑造新时代国际海上通道安全治理合作。
百年变局激荡，海上通道安全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主要大国的高强度竞争成为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主要威胁。自特朗普第二次执政以来，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军事封锁、海上梗阻、经济胁迫、治理失灵，成为当前中国海上通道安全面临的最突出挑战。无论从厘清维护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战略意义出发，还是从应对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所面临的风险挑战考虑，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中国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已经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中国海上通道安全：内涵与演进
（一）海上通道安全的概念辨析
从历史演进看，海上通道安全的核心内容经历了从“地缘竞争”到“二元竞合”再到“战略竞争”的转变。长期以来，学界对海上通道安全内涵的理解涉及军事、治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等多重维度。海上通道安全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海上交通线不受阻断，海上交通要道畅通无虞；广义指确保全球海上贸易网络免遭各类风险和威胁。美国及其盟伴经常混用“海上通道”（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安全和“海上安全”（maritime security），不刻意区分航线安全和海上安全，也混淆了保护本国安全和维护国际安全。中国学界则倾向于采纳广义的概念，给出的定义既包括航线安全，也包括海上安全空间和安全感。
本文认为，一国海上通道安全是保障本国利益载体经过海洋联通时畅通无虞的能力，也是海上通道“脆弱性”持续处于较低水平的状态。海上通道安全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是相对安全而非绝对安全。从对海上通道安全的概念界定可见，本文对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研究视角将统筹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贯彻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具体而言，本文将主要探讨海洋水面贸易通道“一线两点”（航线和分处航线两端的国内港口、海外港口）和船舶载体的安全。
（二）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侧重于传统维度。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保家卫国”“近岸防御”是中国海上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提前向海布局，为之后的改革开放预置了若干条件。
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重心转向经济维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海军司令员刘华清推动海军向“近海防御”战略转型，保护南海等海域交通线开始被纳入海军的使命。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进口大国和集运贸易大国，海上通道开始被视为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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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代以来，海上通道安全成为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同年，他在访问澳大利亚时指出，“海上通道是中国对外贸易和进口能源的主要途径，保障海上航行自由安全对中方至关重要。中国政府愿同相关国家加强沟通和合作，共同维护海上航行自由和通道安全，构建和平安宁、合作共赢的海洋秩序”。这次演讲充分体现了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重要理念。此后，有关“一带一路”、军事战略、交通规划的多份文件都涉及海上通道安全与国家安全，海上通道安全在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实践层面不断推进。
维护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战略意义
海上通道安全既关乎中国总体国家安全，也是顺利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和保障。同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海上通道安全的关键利益攸关方，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具有内生动力。
（一）海上通道安全是中国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一，海上通道安全关乎多维国家安全，广泛涉及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关键在“总体”，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包括20余个领域。海上通道安全关系中国经济、粮食和资源安全。船舶是“移动的国土”，因此船舶、人员或船载货物的安全属于中国海外利益安全。海上通道作为路径，也关系深海极地安全和生物安全。
其二，海上通道安全关乎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倡系统思维，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涉及的主体多、领域广、要素杂，兼具内政和外交属性。海上通道仅本国港口和小部分航线属于国家管辖范围，其他靠泊的港口由对象国管辖，而航线的大部分位于公海海域，其利益相关国众多，中国要维护船舶载体和人员、货物安全，自然需要与他国协调，涉及他国安全和国际共同安全利益。
其三，海上通道安全是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着力点。总体国家安全观传承“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文化基因，中国需要防范化解风险、主动塑造海上通道安全。这是因为全球各区域和各航线之间高度联动，其涟漪效应会对中国海上通道畅通稳定造成影响；而且海上通道安全直接影响一国的国计民生、经济运行乃至社会舆情，越来越被一些主要大国视为威慑打压对手和强加成本的优先选择。中国遭遇“灰色”攻击的风险正在上升，极易引发系统性负面影响。
（二）海上通道安全能够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更具韧性和冗余性的安全保障
其一，海上通道安全是“五通”的基础支撑。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在跨海互联互通方面有共同利益。若海上通道安全状态处于较低水平，其直接影响是货物交付时间延迟、贸易成本增加，其传导影响是航运企业资金链紧张、货主融资成本上升等。中国能够防范化解海上通道面临的风险挑战，是共建国家和地区与中国深化“五通”合作的信心所在。
其二，海上通道安全是国际产供链有效运转的干线依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资源、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地和商品出口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高速增长，这是中国向产业链上游攀升、打造与中国连接的国际产业网络的必然结果。货物经行海上通道时，面临的是更为严峻的具有国际公域特点的挑战，安全风险远高于在对象国国家管辖范围内。确保中国国际产供链的顺利运转，需要通畅安全的海上通道作为干线依托。
其三，海上通道安全是陆海新通道多点冗余的枢纽保障。陆海新通道的基本现状是海运干线流量大且集中，而陆运各类交通方式优势互补，韧性较强。中国海上利益和海外利益已延伸至全球陆海区域，点多、线长、面广，每一条海运干线承载的物流量都十分庞大，需求刚性强。为保障外循环安全，中国需要提升通道冗余性，主动塑造陆海新通道的前瞻性布局。
（三）中国是全球海上通道安全问题的关键利益攸关方
其一，从国际横向对比看，中国是第一海运大国和海上通道安全利益分布最广泛的国家。中国是货物贸易和大宗商品进口量第一大国。截至2023年底，中国海运船队运力位居世界第二。2023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船东国。中国海员数量庞大，2022年外派船员12.7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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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国对海上通道的依赖具有需求刚性，且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的脆弱性更易影响中国。中国95%进出口货物依赖海运，特别是石油、铁矿石等战略性产品的运输，其他方式难以替代。中国海运干线集中，行经的咽喉之地多，如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等，沿线政治和自然环境复杂，风险较大。中国还不能确保咽喉要道和漫长航线持续处于低危险状态。
其三，中国在全球海上通道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仍然有限，与中国广泛而深远的海上通道安全利益尚不匹配。与美国等传统海洋强国相比，中国在国际海上通道安全治理合作中参与度不高，在全球海域的力量存在有限。在一些关键的国际海洋安全治理机构和机制中，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仍需进一步提升。在海事服务业方面，西方更掌握绝对主导权。
中国海上通道安全面临的主要风险挑战
来自主要大国的高强度竞争已经超过非传统安全挑战，成为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最主要威胁。以下从“可能性”“烈度”“影响时间”等维度依次分析四种最突出的风险挑战：
（一）军事封锁
军事封锁是极端选项，将可能引发冲突扩散和升级。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在大国竞争中阻滞、削弱乃至战胜中国，近年来成为美国战略界激辩的热门议题。军事封锁对中国海上通道安全冲击烈度高，对海上通道安全和总体国家安全的危害最为直接。
首先，从政策上看，美国已经从探讨阶段加速转入颁布实施阶段。美国多个智库建议强化部署导弹、无人机、智能水雷等，拒止中国船舶使用关键通道。在立法层面，美国国会多次提出法案，涉及授权封锁中国海上油气进口通道，尤其是马六甲海峡、南海等重要海域。美国还加速推出“美国船舶法案”，欲振兴商业和军工造船业，以服务对华海上安全博弈的需求。
其次，从地缘部署上看，美国更加重视对关键航道的扼守控制。近年来，美国强化第一、二岛链军事存在，整合军事力量，突出作战单元小型化和部署地点分散化，提高威慑力。美国与盟友加强情报共享和联合军演，展示对海上通道的封锁能力；同时，在印度洋与印度合作，推高马六甲海峡风险。美国还提出第四、第五岛链概念，拓展对华海上通道封锁范围。
最后，从军事技术角度看，无人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推高了“攻方优势”。海域态势感知技术使美国盟伴体系基本实现了对华海上动态目标的实时掌控。当前，美国已构建起由机、艇、水下潜航器等组成的无人作战体系，预谋与中国打一场围绕海上通道安全的高科技战争。未来若人工智能介入军事决策，冲突风险将进一步升级。
（二）海上阻堵
海上阻堵是“灰色事态”。中国作为具有一定海上通道安全保障能力的大国，偶发的海上梗阻并不会冲击其海上通道安全的基本态势，但蓄意的海上阻堵所造成的直接断流危害堪比军事封锁，其连带负面效应甚至更为广泛，既考验中国的危机应对能力，也考验其调查举证、惩凶追责和国际叙事传播等能力。
美国有意愿和能力对中国制造海上阻堵。开展公开的军事行动需要“师出有名”，而秘密情报行动甚至可以“无人认领”；军事行动可能引发局势升级，而海上执法行动的后续走向相对容易管控；大国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成本高昂，而使用代理人则有利于回避正面冲突。海洋“透明化”和无人化、智能化装备发展，使美国实施海上阻堵更为便利。
美国对中国海上阻堵的选项众多。地点上，可选择南海、东海、重要港口附近或海峡咽喉处；主体上，可亲自下场行动，或拉拢盟友，唆使非国家行为体；手法上，可制造航行事故，放置障碍物，以无人装备偷袭或拦截登临中国船舶，也可施压盟伴借口自然灾害、法理约束等说辞关闭中国必经的海上通道。
（三）经济胁迫
经济胁迫是霸道、霸凌行径，针对中国的港航制裁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方面。经济胁迫可能不会造成中国海上通道瘫痪，但其负面影响具有长期性，会持续推高中国海运成本，系统性破坏中国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自主能力和中国经济“外循环”安全。
一方面，美国正加紧与中国造船业、航运业脱钩，并胁迫第三方跟随。对华海事、物流和造船业“301调查”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美方拟于2025年10月开始对停靠美港的船舶征收高昂手续费，这将大幅提高中国航运企业在北美航线的经营成本。美国还拟议禁止美及其盟伴使用有中国背景的航运物流信息平台、中国产港口起重机等，将给中国国际经贸合作带来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美国持续通过替代方案、非对称竞争、伪多边孤立、抹黑等方式挤压中国海外港口合作空间，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港口竞争烈度更高。贝莱德资本欲强行收购中国香港和记在巴拿马运营的2个港口和全球41个港口，此举并非普通商业行为，而是美国综合运用国家力量，通过胁迫、施压、利诱等手段侵犯他国正当权益的霸权行径，严重危害了中国航运安全。不能排除美国下一步围绕更多港口支点对中国发难的可能性。
（四）治理失灵
步入变乱交织时代，海上通道安全国际合作环境恶化，损害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利益。主要挑战有二。一是美西方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泛起，其既不愿放弃主导权，又投入不足，致使海上通道安全公共产品缺失。二是美国大搞选择性多边主义，撕裂国际合作，包括强化“四边安全对话”等小多边机制，加剧印太海域紧张，恶化海上通道安全国际环境。特朗普二次执政以来更是不断“毁约”“退群”，其对多个国家提出主权领土要求，包括位于咽喉要道的巴拿马、格陵兰等地。其对外极限施压和资本扩张并进，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宣布对全球七大关键航道开展调查，称获授权在外国法规或竞争手段导致不利航运条件时采取行动。可以预见，美国控制海上通道的霸权施压手段可能继续出炉、组合使用，必将严重破坏既有大多边海上通道安全治理体系，持续危害中国和全球的海上通道安全利益。
中国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战略选择
为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巩固中国总体国家安全和国际社会共同安全，中国需要倡导有别于西方的新型海权观，精准提升关键能力，整合资源释放总体优势，引领和塑造新时代国际海上通道安全治理合作。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强化海上硬实力，提升智能化掌控力，制定应对预案并加强演练，根据不同情景灵活精准应对；二是提升关键领域软实力，加强航运金融保险服务能力，发展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强化依法维权能力；三是整合资源，构建海上通道安全保障体系，以航港实力外溢效应争取主动，以其他优势竞争力反哺通道安全；四是引领国际治理合作，尊重和强化联合国框架下的大多边合作，反对“新孤立主义”“新帝国主义”，丰富海上通道安全公共产品供给。
王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外法治与安全研究所研究员
摘自：《外交评论》202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