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感受儒家思想方法论的永恒魅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 次 更新时间:2022-08-06 00:24:57

进入专题: 儒家思想方法论  

黄朴民 (进入专栏)  

   儒家思想以切合人事、具体实用的风貌主导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入世旨趣。其文化观念牢牢地植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中原农耕文明的沃壤,水银泻地似地渗透于所有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指导着人们上至治国安邦(“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下迄修身养性(“修身、齐家”“吾日三省吾身”)的全部活动。没有过于抽象的义理,没有不可捉摸的玄虚宏旨,总是那么的平易亲切,那么的贴近生活,“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从而最大限度地化深邃为浅显,化复杂为平淡,于是就有了无所不在的普及,就有了悠久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可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温馨、最可亲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中华古典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所谓“于道最为高”“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与显著价值,古往今来人们已有非常充分的概括总结、揭示评述,无需我再做重复性的陈述,画蛇添足。我这里仅仅想就儒家的思想方法论谈点自己粗浅的看法。我认为儒家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善于“杂于利害”,见利思害,见害思利,讲求“适度”,不走极端,体现出浓厚的朴素辩证认识论精神。

  

   老子有句名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意思是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即使是同一事物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自孔子以下,儒家也善于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治国安邦问题。在他们看来,其理论的基本范畴,如“德刑”、“礼法”、“治乱”、“宽严”、“义利”、“王霸”等等,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这正如老子哲学中的“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静躁、轻重”一样,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不仅是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之间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都包含有“利”与“害”的两种倾向。看似有利的事物,可能会带来危害,即使是国家统治思想的载体“六艺”经典,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与软肋:“《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礼记·经解》)同样,有些看似不利的事物,甚至是有害的东西,其实也包含着有利的成分。天下万事万物,没有无害之利,也没有无利之害,两者如影随形、相生相成,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致胜的因素。因此要求人们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对待事物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制胜于久远。它提醒人们在从事一切活动时,一定要克服认识上的片面性,走出思维的误区,对利与害有通盘的了解,有互补的体会,有巧妙的转换。道理很简单,见利而忘害,不利的因素就有恶性发展的可能,最终影响整个事业的结局,“酿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空欢喜一场。而见害而忘利,则有可能使自己丧失必胜的信心和斗志,不再去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而有所作为,“破罐子破摔”,一蹶不振,成为扶不起的阿斗。总之,只有拥有这种朴素辩证的哲学智慧,才能够做到灵活机变,牢牢掌握住主动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为此,儒家才坚定地提倡“适度”原则。

  

   儒家普遍认为,凡事都必须坚守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具体做法便是“执其两端而叩之”,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辩证看待问题,凡事不走极端。这种思维方法早在其开创者孔子的重要思想命题上皆有反映:如天人关系方面,既不否定鬼神、天意的存在,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政治秩序方面,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关系的天然合理性,又主张这种合理性必须建立在共享义务与权力的基础之上,“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义”(孔子的思想并不孤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孟子》:“君视臣为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为犬马,臣视君为国人;君视臣为土芥,臣视君为寇仇。”);文质关系方面,既注重内容,又注重形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理想追求方面,既追求大同,“祖述尧舜”,又憧憬小康,“宪章文武”。总之,一切要“允执其中”。

  

   “允执其中”,就是要避免“过犹不及”极端情况的发生,譬如,“礼”“乐”皆为治国安邦的基石与鹄的,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一旦过“度”,则必然走向反面,背离其初衷:“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礼记·乐记》)所以,反映在治国问题上,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既不能一味用强硬的一手,也不能无原则地怀柔、行姑息之政,仁与礼应该有机统一,德与刑应该相辅相成,哪一方面有所欠缺,则当及时弥补;哪一方面过分,则当有意识加以抑制,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不离中道,以此求得最佳的治理效果,正如孔子所说的那样,是“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总之,是要做到张弛有章法,宽严有节度,“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

  

   而管理目标的确立与管理境界的追求,必须做到谦益节制,兼容并蓄。既然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性质的变化,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给统治者以重要的启示,在治国上不能急功近利,亟于求成,而应该尊重现成的秩序与成规,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必要时需安于现状,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礼记·中庸》)。一句话,目前是什么状况,就安于什么状况,不羡慕份外的东西,同时要善于兼容并蓄,博采所长,使品德各异,能力有差的各类人在治国中都能发挥自己的不同作用。这对于统治者来说在用人上就要秉持宽松的尺度,切不可求全责备,即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正确的态度应该如荀子所说,是“君子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荀子·非相》)。

  

   为此,儒家才不断地强调“忧患”意识。

  

   儒家朴素辩证的思想方法论逻辑展开,使得它的文化精神中,合乎自然地蕴涵了一个常为人们所忽略,但却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儒家,都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传统,即朝乾夕惕,忧患系心。孟子尝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阳修也强调指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常言道,除恶务尽,但是,按逆向思维的逻辑,其实应该是除恶不能务尽,留有敌人、留有对手是人们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不怕有对手,最怕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时候就会趾高气扬、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让胜利冲昏头脑,最后在阴沟里翻船。

  

   道理确实是这样,正是因为有了百事可乐的存在,可口可乐才能长盛不衰;正是因为有了空客的挑战,波音飞机才会不断地改进技术,这都是水涨船高的关系。美国现在之所以能有一百年的世界霸权,跟它战略文化里面重要的一条原则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它始终在寻找对手,甚至有意识地制造对手。你看它一战的时候,以奥匈帝国、德国为对手;二战的时候,以日本和德国为对手;二战结束了,冷战了,以苏联为对手;可以这么说,这个思路它贯穿于始终。

  

   儒家所倡导的这种忧患意识,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倍加珍视,积极弘扬的宝贵遗产。《礼记·曲礼上》有言,“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它提酲人们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志满意得,放松警惕,沾沾自喜,无所用心,让胜利冲昏头脑,让太平销磨斗志。一句话,一个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通常不是在身处逆境之时,而往往是在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的顺境之中。

  

   北宋大儒周敦儒《爱莲说》中有两句名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实际上是儒家忧患意识的简洁表述,告诉的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如何做人,怎般处世的深刻含义。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所表达的是,一个人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自尊自强,从逆境中奋起,从挫折中进取。而“濯清涟而不妖”,则是喻指为人在顺境中始终保持头脑的冷静和清醒,不忘乎所以,脚踏实地继续前进。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确难能可贵,然而要做到“濯清涟而不妖”则更是大的考验。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这么一些人,当他们在名微位卑之时,往往能锐意进取,自强不息,最终成就一番气象。然而,当其战胜逆境,走出困厄,功成名就之后,却踌躇满志,忘乎所以,贪图安逸,追名逐利,徜徉于温柔之乡,沉湎于酒肉之林,背叛自己的过去,走向失败的深渊。

  

   由此可见,一个人在逆境中奋斗、自强固属不易,而在顺境中善始善终,戒骄戒躁,自重进取其实更难。而只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人,才能够始终秉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终跨越这个巨大的陷阱,实现人生的升华。儒家思想方法论的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正是集中体现在它所强调的“忧患”意识之中!

  

   为此,儒家才积极地坚持“更化”立场

  

   儒家的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也反映在其把握“经”“权”关系,在“周虽旧邦”前提下,倡导“其命维新”的开放、改良、进化宗旨上。所谓“经”“权”关系问题,其实质性的内涵,便是体现为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强调原则性:“执中”,“执一”,“守经”;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适当的灵活性:“便宜从事”、“行权”、“通权达变”。用孟子的话作形象的比喻,就是“男女授受不亲”,谓之“守礼”“守经”;而“嫂溺援之以手”谓之“权变”。“经”“权”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大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反映。它的宗旨在于为解决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创造必要的契机,提供适当的手段。

  

   先秦儒家即对“经”“权”问题有深入的阐发,孔子固然坚持纲常伦理秩序的永恒性,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万世不易之大法,但也提倡必要的权宜变通,反对那种“匹妇之为谅”式的拘泥小信,胶柱鼓瑟,买椟还珠。

  

自先秦儒家初步确立“经”“权”基本原则后,后世的儒者对此都有所阐述和发挥,如董仲舒既强调“执一”的必要性,“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故谓之一”(《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朴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儒家思想方法论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5795.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