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渐进开放与中国政治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9 次 更新时间:2010-10-29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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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很多年来,每当中国召开“两会”和党代表大会或者年度党的全会的时候,海内外总有一波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热潮。今年也不例外。

温家宝总理在“两会”前夕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一篇长文,已经引出了海外观察家有关政治改革的热议。尽管很多人并没有政治改革的任何具体的根据,但这些猜测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

原因很简单,中国政治改革的客观压力是存在着的,并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这种压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要消化压力,那么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外界所见到的则是改革压力的增加,而不见人们所预见的政治改革的出现。

未来模式隐含在过去改革中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急进的政治改革,这是显见的。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今天中国的政治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中国还是原来的政治结构,其他各个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换句话说,尽管中国的总体政治结构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但结构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这些部分的运作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如何看待中国政治改革?这里至少牵涉到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中国政治本身的变化方式,另一个是人们认识中国政治变化的方式。

从前者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有的中国领导人都反对中国学习西方政治模式,强调寻求适合自身情况的政治变革模式。这种政治共识实际上并不是中共领导人所独有,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效法英美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政治的努力失败后,就走上了寻求中国政治变革模式的道路。尽管后来的中国政治精英们可能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在探索政治模式方面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应当强调的是,拒绝西方总体政治模式并不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在局部方面来借鉴西方模式。

今天人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很多方面的政治设计都和西方有关,至少很多原初思想是从西方借鉴而来的。

和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现存的模式可以让中国仿效。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中国的政治变革正在走一条怎样的道路。

这里就又直接涉及到一个人们如何理解中国政治变革的问题。实际上,当人们(尤其是在西方)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时候,毫不例外地会去参照以往其他国家所发生过的政治改革方式,有参照西欧北美的,有参照亚洲国家的,也有参照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现在有人甚至去参照越南的。

结果是很显见的,人们或许会发现中国政治变革过程中的某些方面类似于这些国家的经验,但从总体上看,中国并没有走任何一个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这样,很容易得出中国没有政治改革的结论。

当然,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种参照方式并无助于人们认识中国政治在以往将近三十年时间里是如何变化的。未来中国政治怎么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如何解释过去的变化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未来的变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隐含在过去的变革过程中了,只不过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

改革后结构逐渐开放

要认识中国政治变革可能要从前面提到的结构不变但内容已经巨变这个事实入手。这里要提出的问题就是:这个结构是如何得到维持的?这个结构为什么能够承受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社会经济的巨变对这个结构产生了如何的影响?

要回答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作复杂的学术讨论。但简单地说,这个结构的维持、发展和变化,主要依靠的是这个结构的渐进开放性。

中国现实存在的结构或者政治体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事实,不管人们如何评介这个历史事实。在早期,因为革命的需要,这个结构是封闭的,它只是开放给革命的主体,即工人和农民。

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也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毛泽东搞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要求这个结构继续是封闭的,因为顾名思义,阶级斗争就是一些阶级对另一些阶级的斗争,结构自然不能向那些被斗争的阶级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这个结构才逐渐开放,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除了原来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之外,首先向知识分子开放,因为这个群体被视为是解放生产力的一支重要力量。

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和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的增加,这个结构在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迅速向企业家阶层开放。结构的开放很显然反映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委员的组成上。

在改革开放前,大多数委员都是来自工人、农民和政府官员。但现在这个构成已经非常不同。当然,其他方面的一些政治变革如各种形式的选举也是开放性的体现。

新结构须容纳不同利益

结构的开放性提供了执政党巨大的动力来调整其管治方式,保持其和各个社会阶层和团体之间的联系。这也是中国政治变迁的动力。

开放性是政治变迁的总体方向,但开放性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因为开放的过程不长,开放的制度性还是很低,各种规则有待于制定和完善。

由于开放性背后避免不了巨大的利益博弈,开放的程度往往受背后的利益的影响很大。再者,正是因为开放往往是背后的利益促成的,结构本身很自然倾向于其背后的利益。

比如这些年新兴社会阶层就成了这个结构内部的显性利益,甚至出现利益表达过度的情况,而原来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和其他一些新兴的弱势群体则利益表达不足。正因为如此,这次两会期间,有代表就提出了要增加工人、农民和农民工在两会的界别。这也是客观政治的需要。

开放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因为每一步开放背后的是利益之间的较量。这种开放的性质当然和西方政治的开放性有本质的不同。

西方政治本身就必须具有开放性,因为民主和选举过程的存在,各政党如果要取得执政权,就必须有最大限度的开放,就是说用开放的方式来获得选民的支持。但在中国,政治结构的开放性是由执政党本身掌控的,开放的过程是个管理的过程。

正因为是个管理的过程,执政者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掌管政治过程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开放程度。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政治开放过程呈现渐进的特点。

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个结构如果要达到良治或者社会的和谐,开放的过程就必须包含有基本的政治正义和公平性。

因为只存在着一个结构,如果这个结构不能容纳不同的利益,或者说不同的利益没有公平的机会表达于这个结构中,那么良治和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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