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走出经济内卷需要“三箭”齐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0 次 更新时间:2025-02-04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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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内卷”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令人“头疼”的大问题。“内卷”已经从包括汽车、钢铁和药品等大类工业扩展到一般的衣食住行等所有行业。在企业层面,“内卷”主要表现为价格战,如一杯咖啡从10块钱降到5块,甚至2块;又比如从以前的淘宝到拼多多再到现在的直播,价格都在一路下行,看不到尽头。在地方政府层面,“内卷”同样围绕着钱而展开,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地方政府或者为了满足考核指标,或者为了解决缺钱的问题,千方百计地禁止企业流动,把GDP留在本地。在财政短缺的地方,地方政府花样繁多地收割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的“韭菜”。而人们所说的越来越严峻的“远洋捕捞”现象更是“内卷”的直接结果。也应当强调的是,“内卷”不仅发生在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即使是富裕地区,包括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区域也在互相“内卷”。实际上,“内卷”已经遍及全国,同时快速向海外延展。

“内卷”的四大风险

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上看,“内卷”的“恶果”都是超越人们想象的。可见的“恶果”至少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1.价格战在快速“缩小”经济规模

如果咖啡从10元下降到2元,即使人们消费总量不变,收入(业主)和消费(消费者)规模也会大幅缩小。

2.产品质量急剧下降

因为是价格战,各厂家拼命降低成本来控制价格。这将使得质量成为问题。最近人们对国家药品集体采购争论很多,反映人们对产品质量的担忧。很简单,任何一种产品的成本不可能无限降低,一旦降到了一个点,便会影响产品的质量。事实上,假货的问题在过去很多年里已经得到控制,但现在又卷土重来了。

3.供应链处于崩溃边缘

各行各业的大厂家都在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行对其下游供应商压价。很多供应商已经入不敷出,陷入困境。如果工厂倒闭,不仅要赔偿工人,自己也要亏本。所以无论是出于对工人的保护还是出于对亏本的考虑,下游供应商都在使用各种办法以亏损的方式维持运作。这部分企业实际上撑不了多长时间。尽管有人认为,一个企业倒闭了,另外一个企业自然会接手过去,但正如生产成本的缩减总是有个限度的,没有一定的利润空间,企业将无以发展。

4.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

最近企业界盛行所谓的“不出海,就出局”的说法。这的确是“内卷”卷到海外的反映。但正如“内卷”在内部产生恶果,卷到海外也会产生不良后果。

不仅西方(美国和欧洲等)经济体公然利用关税或者更为极端的政策来保护国内市场,东南亚经济体(印尼、马来西亚和越南)等也在制定各种政策,一方面防止本地商品价格的无限下行,另一方面也在防止中国商品占据本地市场。

在政府方面,政府对产业的恶性竞争正在快速拉升地方债务。此前,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联合起来,造成了房地产业的高地方债务。直到今天,房地产债务不仅拖累了地方经济,也成为了中央政府的沉重负担。现在房地产不行了,很多地方就转向其它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汽车业的地方债务水平又在快速提升。很多人担心,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汽车产业有可能出现类似房地产业那样的结局。

“共同富裕”还是“共同贫困”?

如果说“内卷”有积极的一面,那么就是随着价格的下降使得更多的社会成员能够消费本来消费不起的产品和服务。从社会结构上看,对30%的中产来说,消费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其余70%的社会成员而言一直存在消费能力不足的问题。“内卷”拉低了价格,使得这个群体的消费水平有所改善。这也是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界所认同的。正是因为这一趋势,一些人甚至认为,内卷可以走向“共同富裕”,即拉平了社会成员的消费水平。

但是,这种现象对整体经济来说并不是好消息。市场经济必须处于不断和永恒的扩张过程之中,如果倒转过来,即经济活动不断萎缩,那么市场经济最终必然崩溃。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早就论证过的,迄今依然有效。尽管“内卷”使得低收入群体获益,但也促成了原来的中产加入到“低收入”消费群体中,从而使得消费规模萎缩。

所谓的“中产消费降级”现象是有多种原因的。一是中产环境的变化,导致收入减少,遏制了一部分人的消费欲望;二是人性所致,在10元一杯咖啡和2元一杯咖啡之间,人们总倾向于选择后者;三是缺失文化中产。例如,人们对咖啡没有任何文化认知,在10元一杯和2元一杯的咖啡之间就会轻易地选择后者,尽管后者的质量比前者要差得多。

概括地说,如果产品无利可图,那么企业倒闭潮必然到来,随之而来的一定是大规模的失业人口。所以从长远看,过度“内卷”对70%的非中产来说是不幸的,因为“内卷”堵死了他们进入中产的通道。

正是因为意识到“内卷”的风险,中央不仅承认存在“内卷”,而且呼吁阻止内卷式竞争。近来,各方对“内卷”的讨论也越来越多。这完全是正确的。如果“内卷”不能被阻止,无限发展下去,那么不仅实现不了“共同富裕”,反而会走上“共同贫困”的方向。

12月23日至24日,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将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图源:新华社

如何逃离“内卷”?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逃离“内卷”?

什么是“内卷”?我们的定义是对存量经济的竞争就是“内卷”。大家都在竞争一块披萨,而没有人想把披萨做大,或者没有能力把披萨做大。大家不做增量,都在争夺现有存量,这必然导致“内卷”。

如何逃离“内卷”的问题既涉及到经济政策的思维导向问题,更涉及到具体的体制机制改革问题。

1.对经济思维与政策导向的反思

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的经济思维是关键。经济思维决定了我们如何诊断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此而言,我们亟待通过梳理经济思维来回答为什么目前的经济政策没有缓解“内卷”的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意识到了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出台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问题是:为什么宏观层面的政策没有在微观层面导向预期的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解决三角债等问题并推动经济发展,中央也采取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些宏观政策很快就传递到实体经济中。

这是因为当时传统经济空间巨大,各级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现存技术的转化,加上一系列的体制机制改革,使这些宏观政策很快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有那么多的经济活力得到释放,“内卷”自然不会出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遏制通胀。不过,这是发展所导致的通胀,是“积极”的通胀。

2.传统的“三驾马车”已经失效

但是,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了。传统的“三驾马车”已经无法拉动经济增长。

从投资上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已接近饱和,很多地方基建甚至已经投资过度。不仅如此,一些基础设施使用不足,但维护和维修成本还很高。总体来看,基础设施建设要和经济活动相配合,过度建设就是浪费,即使带来GDP增长,却也无法增加国民财富。房地产市场同样面临过剩问题,哪怕今后五到十年不再新建房屋,现有存量也难以消化。尤其是当前人口萎缩加速,住房需求和房子价值都会下降。房地产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如果房地产垮掉了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会很大,所以要稳住房地产。但是房地产再次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就消费来说,尽管各方都想推动消费,但消费乏力已是事实。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还小。尽管我们已经拥有了4亿中产,但从比例上看,还不到30%。学界认为,一个社会如果其中产跨过50%的门槛,才叫中产社会。“中产社会”和“消费社会”是两个可以互相替换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中产社会才可实现可持续的消费。一个社会的中产如果达到65%甚至70%,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消费社会。

对于中国30%的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群体来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消费什么?”;而对余下的70%的人口来说,要提高他们的消费,还需要通过经济增长和发展,促使他们提升到中产水平。

就国际贸易而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的很多年里,国际贸易有效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因为近年来地缘政治的剧变,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变化,国际贸易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尽管我们的贸易在非西方世界还在增长,但非西方市场并不能替代西方市场。在当今的国际局势下,希望通过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想法已经非常不现实。

所以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乏力的情况下,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内卷”现象。如前所述,“内卷”不仅已经遍及全国,甚至还延申到了国际层面。

3.宽松的金融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从长远看具有“局限性”

要走出“内卷”,尽管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短期来看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例如缓解地方债务问题、稳定房地产和维持必要的公共服务水平等,但从长远来看,不仅很难从根本上化解“内卷”问题,反而有可能导致问题的恶化。

第一,如果掌控不好,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变成人为地刺激经济,变成通胀经济。与经济活动急剧扩张带来的“积极”通胀不同,人为刺激的通胀是“消极”的通胀,非常不利于社会发展,不利于30%的中产,更不利于社会的大多数群体。

第二,大量的金融资源必然向国有部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倾斜,这又会造成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更加失衡。

第三,在存量经济不变的情况下,加大货币的供应只会导致一个更加“内卷”的经济,无论是企业之间还是地方政府之间。

“第三支箭”:松规

我们认为,要逃离“内卷经济”,除了“宽松的金融”和“积极的财政”这两支箭之外,还需要第三支箭,即“松规”,通过适度放松监管释放大量的新经济活力。要使用好第三支箭,就需要诸多具体的体制机制改革。就此而言,诸多问题也需要人们思考。

1.整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但迄今并没有定论,经济政策导向一直游走于新自由主义和政府计划之间。经验地看,国有部门尽管也引入了一些市场机制,但基本上还有浓重的计划经济思路的味道;而民营部门则倾向于新自由主义思维——前者导致效率低下,后者导致恶性竞争。

例如,就汽车行业来说,造车的政府牌照是否发得越多越好?新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根本不用管理,让市场本身发挥作用即可;如果政府要发牌照,那么牌照发得越多越好。但这个思路是有严重问题的。以前的钢铁产业曾经是这样,等到产能过剩了,政府只好强行把一些钢铁企业关闭。现在的新能源车行业也是这样。

经验地看,即使在践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也没有出现这种现象。美国、德国和日本的主要汽车企业的数量是有限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如此恶性竞争的情形。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新能源汽车领域,在其它各个领域都是如此。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出现了“百模大战”的情形,而被誉为自由市场的美国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我们更需要考虑到自身特殊的政企关系和商业文化是如何影响企业间的竞争的。

就政企关系来说,政府对企业有最直接的影响,甚至决定权。一旦某个地方有了某种能够获利的产品,其它地方政府为了推动本地经济发展,也都会想方设法参考发展同类产业。因为受行政权力分割的影响,严格意义上的市场并不存在。

就商业文化而言,因为企业方缺失知识产权意识和政府方缺失法治观念,我们历来就有“一哄而上”的企业文化,并且往往是向下的恶性竞争,而非向上的良性竞争。这些因素往往导致过度的竞争,今天的“内卷”实质上就是恶性竞争。

所以当前就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而言,政府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保证企业充分竞争的同时,又要确保竞争不是恶性的向下竞争,而是向上竞争?

2.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原有产业的升级

原有产业的升级可以房地产为例。如上所述,尽管政府需要花大力气来稳定房地产,但要房地产拉动经济已非常困难。不过,高质量的房地产还没有开始。今天所谓的“高质量”房地产往往集中在城市中心,但这种“高质量”也只是价格高而已,并非真正的高质量。

在中国文化中(西方文化也是如此),高质量的房地产既是财富概念,更是文化概念,体现在类似“苏州园林”之类的房地产上。历史上,“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无论在哪里当了官、发了大财,最终都要落叶归根,回到自己的故乡,人生大多数财富都浓缩到了在家乡修建的宅子上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便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根据这个财富和文化逻辑,今天应当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容许和鼓励现在的城市中上层阶层到自己的乡下盖住房。中上层有钱,但缺少消费品。高质量的房地产可以推动这个群体的“高消费”。这样做比这个群体把钱存到银行或者流失到海外更能增进国民财富。实际上,农村宅基地的流转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了,一些地方也在进行试点,但因为种种原因就是没有能够推广开来。

此外,停车场建设既可以消化房地产的存量,也可以提升城市生活的品质。今天的城里人,大都拥有汽车(甚至不止一家一车),停车就是个大问题。大家都把车停在楼房下面或者街道旁边,既不美观,更阻碍消防设备的进入,产生安全隐患。

3.催生新技术的落地

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技术进步创造和增加新的经济活动。无论是通过产业升级还是新产业的产生,经济活动的增加对企业、社会和政府都是有益的。对企业来说,这样做拓展了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对社会来说,会增加就业,有了就业的保障,随着劳动工资的提高,人们的消费欲望必然提高。

如果没有就业保障,即使政府发钱给老百姓,老百姓大概率也只会把钱存起来,而非用于消费。同时,新产品的产生也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消费品种;对政府来说,经济活动的增加会扩大税基,增加税收,从而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追求的就是基于实体经济、通过经济活动增加来实现增长的方式。

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而适度放松监管。这方面的案例更多了,数不胜数。通过推动基于新技术之上的产业落地而产生的新经济空间几乎是无穷的,因为任何一项新技术的产生都会催生新的经济活动。

现在各地都在发展低空经济了,但低空经济并非新生事物,很多国家早就在发展了,只是现在政策容许了,就马上出现了这个经济新空间。不过,要真正使得低空经济落地也并非容易,因此国家发改委成立了专门的部门来协调政策,推进低空经济的落地。

再如私家船产业。我们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私家船还没有发展起来。中国是今天世界上造船技术最高的少数国家之一,并且技术也非常成熟。私家船没有发展起来便是政策的原因。一旦政策容许,那么私家船这个产业会很快就会发展起来,犹如今天的低空经济。可以预见,这个产业规模会比低空经济大得多。

在生物制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尽管我国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原创性技术成果,但是由于监管过度或者监管不科学,这些新技术很难落地,转化不成相应的经济活动。更为可惜的是,这些在中国因为监管过度而落不了地的技术往往流落到海外,尤其是美国。实际上,美国一直在通过宽松的监管对其它国家产生的新技术进行“割青”。现在特朗普重新上台,马斯克改革的核心就是“去监管”。一旦这一政策实施,那么必然造成新一波更大规模的“割青”。

4.“三箭齐发”解决“内卷”问题

纵观我国现存产业和已有技术水平,还有很多因为政府政策因素没有发展起来。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活动种类是最多、最齐全的。

尽管在一些领域例如环保,政府需要一如既往地强化监管。但在新技术领域,政府需要适度放松监管,让新技术落地。新技术的落地不仅可以催生新的经济活动,也可以赋能现存技术产业的升级。可以预计,如果新的经济活动被大量释放出来,那么“内卷”必然减少甚至消失。

总之,无论是宽松的金融政策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要和具体的经济活动融合起来。如果宽松的金融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松规政策三支箭齐发,那么不仅可以解决目前的经济过度“内卷化”问题,更会推动中国经济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大湾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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