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理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宪法逻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 次 更新时间:2022-07-05 00:43:43

进入专题: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王理万  

   摘 要:宪法中的推广普通话条款赋予相关部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宪法责任,确立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导和优先地位,并要求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率先落实。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亟需基于合宪性审查制度,以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纠正地方立法中违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事例为契机,进一步通过执法检查、专项审查、事先审查和咨询程序,巩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宪法逻辑;宪法释义;合宪性审查

  

   作为宪法确定的重要国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文化认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材”。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机关和各族人民的宪法责任。厘清该项制度的宪法逻辑,对于贯彻和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保障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具有基础性作用。

  

   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入宪过程

  

   追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进入新中国宪法的过程,可以梳理出相对清晰的发展脉络。现行宪法首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然而在此之前,《共同纲领》(1949年)和前三部宪法已为该款内容作了长期的探索和铺垫。作为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在其民族政策一章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周恩来强调,“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1954年2月,中共中央宪法草案(初稿)基本延续了《共同纲领》的表述,规定“各民族均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毛泽东在审定《宪法草案初稿说明》时进一步强调:“草案在序言和总纲中确定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享有自由平等的地位,结成友爱互助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禁止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这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由此可见,宪法草案初稿在规划新中国的语言文字制度时,秉持两项基本原则:一是统一原则,强调语言文字制度必须契合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要求,体现民族间的友爱合作;二是平等原则,强调少数民族有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禁止歧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

  

   上述两项原则,在后续关于宪法草案的讨论中得以充分彰显。关于统一原则,尽管在制定五四宪法(1954年)之时,普通话尚未开始推广,然而关于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重要性意识已然萌发。在宪法草案(初稿)征求意见时,有单位提议“可将汉文定为各少数民族必须学习的语言,说明各少数民族均有学习汉文的义务”。关于平等原则,在五四宪法起草过程中被反复论证。比如,有全国政协委员对宪法草案(初稿)中规定的“各民族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提出疑问,此处是否包括了改革语言文字,即各民族是否可以自愿改革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中,“有人建议,在这一款里,不只应当规定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而且还应当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该意见获得制宪机关采纳,该条最终表述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此外,平等原则还意味着反对歧视。是否需要明确规定禁止歧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上曾有深入讨论。李维汉认为没有必要再规定“禁止侮辱少数民族的文字与语言”,因为其已经包含于宪法草案规定的“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和压迫”,无需重复强调,刘格平也认为没有重复的必要。最终在五四宪法中,该条被确定为“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拥有平等的宪法地位,然而亦需在各民族语言文字之上建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以促进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团结。五四宪法虽未正式提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不过却规定了“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依循文义解释(字面解释)的方法,“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强调特定民族通用,即“本民族语言文字”,比如五四宪法规定的“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另一方面强调特定区域通用,即“当地通用语言文字”,比如五四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翻译”以及“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件”。质言之,五四宪法之所以创设了“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这一概念,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密切相关,“自治权是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的结合体,在本质上应归属于地方自治的类型”。本民族语言文字与民族自治直接相关,当地通用语言文字与区域自治直接相关——能够把二者整合起来的必然是超越区域和民族界限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由此,五四宪法颁行后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可视为对上述宪法逻辑的延续:1956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和《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开启了新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改革;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指出“原则同意吴玉章主任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认为应该继续简化汉字,积极推广普通话”。

  

   七五宪法(1975年)和七八宪法(1978年)虽未明确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但保留了关于民族语言文字的规定。比如,七五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七八宪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这两部宪法之所以并未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可归纳为如下原因:其一,从立法技术的角度,七五宪法片面追求“简明扼要”,大篇幅精简了宪法条文,而七八宪法虽有恢复,但是条文数量仍明显不足,这导致宪法文本能容纳的国策条款实在有限,未能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规定其中。其二,从规范客体的角度,彼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处于发展过程中,尚未完全成熟。以“第二次汉字简化”为例,其虽于1977年向全国征求意见,但并未取得社会共识,以至于在1978年全国两会上,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23人联名致信全国政协秘书处和全国人大秘书处,要求两会主要文件不采用草案中的简化字。其三,从机构组织的角度,“文革”期间国家和地方文字语言工作机构被精简或裁撤,使得相关工作缺乏机构层面的推动力。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相关报告中指出,“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还没有恢复,全国只有少数几个省市设有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机构”。

  

   改革开放后,以宪法形式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更具迫切性。胡乔木在给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的信件中明确提出:“扩大商品流通和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要求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交往,这些不可抗拒的客观趋势,终将使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在全国全社会范围内推广普通话(同时也就推广汉语拼音字母)和对汉字继续进行稳步改革的必要性,这是无可置疑的。”。在八二宪法制定之前,教育系统推广普通话就已经被重新提上日程。1979年8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教育部等联合召开第五次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1982年3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校推广普通话工作会议,重新确立了“大力提倡,重点推广,逐步普及”的方针。在组织机构层面上,国务院明确由教育部统管推广普通话工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力量也得到充实和加强。在此基础上,八二宪法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显然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

  

   根据现有资料,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拟订的《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并未涉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比如胡乔木在1982年2月27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对宪法修改草案(讨论稿)的说明》中尚未出现“推广普通话条款”。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谷牧提出“汉语对国家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定为国语,很重要”;荣毅仁也主张“把汉语、汉字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文字,写在宪法第四章中”。事实上,关于“推广普通话条款”的宪法位置,在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三种方案:(1)建议写在宪法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部分,诚如上文所述,荣毅仁就持此种意见;(2)建议写在宪法总纲第4条“民族政策”条款中;(3)建议写在宪法总纲第19条“教育政策”条款中。这意味着,八二宪法的制定者对于“推广普通话条款”有三种功能定位,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具有国家统合(与国旗国徽国歌一样作为国家统一象征)、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国家认同)和国民教育(巩固公民的同质性建构、提高公民的文化水平)的功能。

  

首先,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家统合功能,八二宪法的制定者形成了广泛共识,“委员们一致认为,语言彼此不通的现象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一点委员们意见比较一致”。其次,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民族团结功能,制宪者有着颇为深入的讨论,聚焦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问题。在1982年3月11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分组讨论中,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发言提出:“昨天有人提汉语作为国语。这在讨论稿上还没有写。现在汉语实际上是国语,这是大家公认、拥护的。如果在宪法上明确规定,那么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语言的法律地位也要明确规定。”由此可见,班禅赞成将普通话条款写入宪法草案,认可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必要性,同时也提出需要谨慎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问题。乌兰夫认真分析了宪法草案的条文,指出草案中的“少数民族”和“民族”概念有所区别,后者也包括了汉族在内,由此“推行普通话也包括汉族地区,但少数民族干部有必要懂汉语”。在1982年4月12日下午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胡乔木对于重新修改后的宪法草案作了介绍,就民族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使用何种语言文字的问题,强调还是沿用五四宪法规定的“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而之所以没有规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是“因为如果规定使用‘本民族的’,那么在多民族的地方就很困难了”。在八二宪法的最终通过版本中则采用了“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质言之,八二宪法的制定者谨慎平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当地通用语言文字、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并据此确立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优先地位——即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可使用当地通用语言文字,同时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上述三个概念之间,存在明确的位阶顺序,且并行不悖。最后,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民教育功能,八二宪法的制定者普遍认识到,将普通话条款写在宪法总纲第4条的“民族政策”之中,并不太适宜,因为其并非针对民族问题。比如班禅指出,“推行全国通用的汉语普通话,广东、福建、上海,都要推广”,如果将推广普通话写在宪法第4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之后,并不合适。阿沛·阿旺晋美表示同意,也认为“这里(民族政策)写推广普通话不合适”。荣毅仁进一步提出“推行汉语普通话是全国的任务,写在这里容易产生矛盾,建议将这个规定放到后面第十九条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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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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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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