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亦博 王若彤:论民粹主义的美国起源、当代发展及制度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 次 更新时间:2022-06-14 10:3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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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亦博   王若彤  

   内容提要:从纷繁的现象和复杂的定义中很难把握民粹主义,想要理解民粹的制度逻辑,必须从源头出发考察其发展演变。当代民粹主义的源头是19世纪末美国的人民党,在其诞生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民粹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民权运动之前的左翼民粹主义阶段,民权运动之后的右翼民粹主义阶段,以及后特朗普时期的无领袖民粹主义阶段。民粹主义在美国社会中间歇性的爆发,缘于民粹主义已深深扎根在其民主制度中,它通过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身份政治和代议制的联结,形成了一种“民主—民粹”的共生态。美国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自我革新,才有可能摆脱民粹主义的纠缠,否则只能在民粹主义的斜坡上不断滑向深渊,从现代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变成国际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关 键 词:民粹主义  美国  代议民主制

  

  

   一、引言

  

   民粹主义是一种复杂的政治现象,除非它表现为具体的行动,否则很难被识别出来。身处在民粹主义浪潮中的人们往往难以分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边界,这是因为二者确实共享了部分理念——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支点,而民族国家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生存空间。盖尔纳(Ernest Gellner)将民族主义比作一头“大象”,每个研究者只能把握它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若沿用盖尔纳的比喻,我们可以将民粹主义比作一只狡猾善变的“狐狸”,学者们根本无法捕获这个研究对象。历史上共出现过四次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浪潮,浪潮的中心分别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和俄国、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拉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东亚和东南亚[1],以及2010年之后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民主国家联盟,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与英国脱欧被学术界视为最近的一次民粹主义高峰。民粹主义的危害不仅在于它煽动并利用人们的仇恨,更重要的是它使多数人形成共识的“众意”变得不再可靠,这从根本上动摇了民主制的基础。本文旨在重返当代民粹主义的源头——美国,厘清其发展脉络及民粹主义与美国民主制之间的微妙联系,从而揭示美国现行民主制度的主要缺陷是容易令民主异化为民粹,美国对外输出自身民主制度的同时也将民粹主义的种子散播了出去。

  

   二、民粹主义的迷雾

  

   (一)民粹主义模糊的定义

  

   民粹主义很难被定义,它时而出现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民粹主义政党或政客上台执政,时而又出现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一种排外的社会运动或极具攻击性的身份歧视。虽然民粹主义有多副面孔,但没有一副是温和或懈怠的,在所有民粹主义出场的时空里,它总以某种激进的、暴力的形式显现。民粹主义者对人民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所谓的“人民”其实是一个虚构的、同质化的整体,现实世界不存在这种道德上纯洁无瑕、永远正确的“人民整体”。民粹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人民”并不等同于公民,而仅是公民的一部分,只有支持民粹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民”,其余的人则是当下社会矛盾的罪魁祸首。正是这种奇特的人民构成观,使民粹主义执着于非友即敌、赢者通吃的激进政策,主张不惜代价地排除那些异质性要素,从而重构一种由“真正的人民”联合而成的共同体。

  

   横向对比来看,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表现形式差异很大;纵向来看,一个国家历史上多次出现民粹主义浪潮,它们的主题、组织方式和政治主张也往往是不同的。更复杂的是,民粹主义者在野时与掌权时的政策主张时常前后矛盾。在野时,民粹主义者主张不受限制的民意表达,以此突破传统政治体制和行政流程的桎梏,他们还对政治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似乎民粹主义天生会对那些与宪政有关的体制及其蕴含的终极价值观——如分权制衡、对多数人意志的限制、对基本权利和少数群体的保护、领袖与民众之间必要的制度中介——充满敌意[2](p.79)。但当民粹主义者掌权后,他们则不再对之前那些民意的限制机制充满警惕和怀疑,同时他们塑造道德政治的热情也迅速降温,反而热衷于塑造一个魅力型领袖形象,并开始接受那些他们一度反对的宪政。民粹主义者们提出的这些自相矛盾的政策主张,使得学者们在给民粹主义下一个统一定义时总是遭遇各种“例外状态”,很难找到一个不变的“内核”。多数学者在尝试着拨开民粹主义迷雾失败后,承认它具备亨廷顿所谓的“情境式”(situational)定义的特征或维特根斯坦所谓的“开放式”概念的特征,即民粹主义是一种只对特定的情境反应而缺乏历史连贯性和内在系统性的观念体系[3]。在不同情境中的民粹主义表现出“家族相似性”,我们虽然能够察觉到它已现身,但无法确指它究竟是何时出场、又是何时离场的。

  

   现代政治学研究范式非常依赖清晰的概念,所以尽管难以定义,但学者们在研究民粹主义时依然需要为其下一个定义,这就导致了民粹主义概念的“泡沫”迅速膨胀。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意识形态”,有的学者则将其理解为一种反抗精英的“社会运动”或政治“纠偏方案”,还有一部分学者视民粹主义为一系列复杂矛盾的后果。为了厘清民粹主义的概念边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1967年曾召开过一次专门的学术研讨会,但结果并不理想——与会学者所能形成的唯一共识就是“民粹主义含义太过模糊,以至于无法形成单一的确切定义”[4]。拉克劳(Ernesto Laclau)认为,虽然我们直觉上知道民粹主义运动和民粹主义思想在指什么,但却很难直接将其转化为学术概念[5](p.143)。卡斯·穆德(Cas Mudde)将民粹主义解读为一种相对稀薄的意识形态,认为它总是将社会区分为“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两个对立群体[6](p.6)。俞可平并不认同穆德的观点,他认为民粹主义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周期性复发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社会问题相结合,它更像是一种喷涂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体制之上的“政治涂料”[7]。扬—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将民粹主义理解为一种身份政治,它塑造了“纯洁的人民对抗腐败的精英”的道德化想象[2](p.13)。丛日云则直指米勒对民粹主义的定义漏洞,认为米勒的判断标准是为欧美右翼保守派量身定做的民粹主义标签,这种对民粹主义标签的大幅改造说明米勒同情和支持欧美左翼民粹主义[8],基于这种偏颇的视角自然也就难以洞察民主制度中含有的民粹主义基因[9]。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则提出了一种更富争议的观点,他认为世上并不存在一套民粹主义的专门定义,尽管被冠以“民粹”二字的人群和党派之间确实存在某种家族相似性,但民粹主义其实是一种用以思考和理解政治行动的方式[10](p.iv)。林红的观点不同于朱迪斯的虚无,她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诉诸和求助于人民群众的学说或运动,具有反建制、反精英和保守主义情结,它在理念上与平均主义、社群主义、阴谋论、反智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等概念都有交叉关系,在实践上与直接民主、大众动员、草根政治、社会运动、“卡里斯玛”型政治等现象有密切联系[1]。应当说,中外大量学者都曾尝试给民粹主义确定一个清晰通用的定义,但总体上学术界关于民粹主义的知识依旧是碎片化的,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尚处于一种相互无法说服对方的僵局中。

  

   (二)民粹主义的近代原点

  

   既然穿过民粹主义现象的层层“枝蔓”十分困难,不如转而研究其“根脉”,从民粹主义诞生的源头考察其逻辑和演历过程。这是一种异于西方的、更符合中国认知哲学的研究路径:西方研究开展的前提是概念的清晰完整,而中国的研究则强调从历史发展中理解它“道”的演化。对民粹主义的溯源有三类解释:第一类认为民粹主义最初的现身可以追溯到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社会运动;第二类认为美国南部和西部多个联盟团体组成的“人民党”是民粹主义的源头;第三类则从19世纪法国左翼革命的雅各宾派之中找寻民粹主义的踪迹。换言之,美国的民粹组织、俄国的民粹运动和法国的布朗热主义是民粹主义的三个近代原点,它们共同形塑了当今世界民粹主义的核心主张——反对传统精英和新自由主义,支持基于身份的自我封闭和自我纯化。中文文献中的“民粹主义”一词最早可见于20世纪初的列宁著作中译本,当时的民粹主义特指俄国19世纪农民革命时期知识分子中“民粹派”所持的激进主张(即俄语narodnichestvo)。不过,今天我们在使用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时,所指对象已经明显有别于19世纪列宁批判的俄国传统村社中那些激进的左翼运动。今天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无论是在形式还是政策主张上,都更接近美国的“人民党”而非俄国的“民粹派”。美国的民粹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传至欧洲,今天法语中的民粹主义“populiste”和德语中的“populist”都以最直白的方式揭示了其美国起源。除了欧洲以外,民粹主义在拉美地区的几种主要变形也都是由美国直接或间接传播所致,应当说,民粹主义的思想早已深深嵌入美国社会之中,成为其政治系统无法剥离的一部分。

  

   民粹主义致力在社会中塑造一个明确的“他者”,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将这些异己排除出去,从而实现其构造“真正的人民”的意愿[11]。南希·罗森布拉姆认为民粹主义者强调人民的纯洁性和“整体主义”,这些纯洁的人民有可能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并拥有一位真正的代表[12]。民粹主义者将失败归咎于腐败精英们的蓄意破坏,现实中我们可见欧尔班总是试图给异议组织贴上外国间谍的标签,唐纳德·特朗普在选情不利时屡屡指控对手舞弊并宣称整个体制是“受人操控的”。在对外方面,民粹主义主张文化上抵制多元主义,对所谓“异质文化”的排斥导致民粹主义运动基本围绕着反全球化、驱逐移民、封闭边境、取消移民福利这类主题展开。法国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就将移民的涌入视为对法国“民族认同”的一种威胁[13],其通过“民族—文化”角度定义人民,并将人民同地方主义意识形态相互嵌合在一起。20世纪70-80年代,国民阵线张贴海报声称:“两百万人失业,是因为外来的两百万移民!”民粹主义的反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张与反移民是同一套逻辑,从英国的“脱欧”到特朗普在边境修筑隔离墙,民粹主义在面对世界流动性增强、地域和领域不断被打破的问题上持一种保守的国家主义立场,他们笃信将所有不属于“人民”的外来者驱逐出境是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14]。

  

民粹主义的黏性极强,能够黏附在其他思潮、意识形态或政治组织之上,展现出莫测的多面性和危险的腐蚀性。民粹主义经常与左翼或右翼政治势力结伴出场,不过这种结合只是暂时的,民粹主义会激发出左翼或右翼思想中激进的主张,并以追求“真正民主和自由”的名义将这些可怕的主张付诸实践。从今天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的诸多表现来看,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逻辑上,这种民粹主义都逐渐与二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趋同,二者都主张激进的政策并强调其民主程序上的合法性,都认为自己作为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应当永久掌权,都会将某个或某些外部族群当作历史的替罪羊,同时也都狂热崇拜民粹领导人甚至愿意为其使用极端暴力。但必须澄清的是,美国今天的民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尚存在着两点核心差异。第一,法西斯主义的内核是扩张,而民粹主义的内核是锁闭。第二,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谴责民主,认为民主是推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崛起的原因;而民粹主义者则支持民主制度,虽然有时他们反对那些不赞成改革的议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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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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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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