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 权利在西方法律中的历史演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0 次 更新时间:2022-06-10 22: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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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  

  

一 近代以前的权利表现


   近代以前的西方法律,最具有源头性和代表性的,就我们现今所能找到的而言,应数《十二铜表法》和《法学总论》,这二者之间不仅有承继关系,是西方法系的母本;而且是权利本位的滥觞,预示了权利在西方法系中的独尊地位。我们要寻找权利在西方法律中的表现,就从这两部法律文书开始。

   先来看《十二铜表法》,这部法律总共也就四千字左右,既包括民法、刑法,又含有私法、公法合体的性质,还兼带程序法,但在这庞杂而又简陋的内容中,却几乎都是在围绕权利(生命财产)这一主轴旋转,而其中有几表是专门规定人们的权利的,如第四表“家长权”,第五表“继承和监护”,第六表“所有权和占有”,第七表“土地和房屋”等,在这里我们看到,权利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普遍表现出来,并且对权利有不同的划分和界定,虽然还有些粗疏,但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下面我们就集中谈谈这几表中关于权利的内容。

   第四表 “家长权”下共有五条,其文不多,尽录于下:“一、对畸形怪状的婴儿,应即杀之。二、家属终身在家长权的支配下。家长得监察之、殴打之、使作苦役,甚至出卖之或杀死之;纵使子孙担任了国家高级公职的亦同。三、家长如三次出卖其子的,该子即脱离家长权而获得解放。四、夫得向妻索回钥匙,令其随带自身物件,将其逐出。五、婴儿自父死后十个月内出生的,推定其为婚生子女。”用现今的标准看,这家长权是显得太专横甚至残酷了,但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又似乎是可以理解的,重要的是,这里用法律确定了这一权利。这里还可作一个比较,中国古代法律也确认家长的权威,这一权威是以尊尊亲亲表现出来的,更含有道德的意味;这里的家长权突出的是对财产关系的主导。

   第五表 “继承和监护”,即我们现在常说的继承权和监护权,共有十一条规定,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了,这些权利主要是围绕财产而展开的,特别提一下的是强调男性的权利,如第一条讲“妇女终身受监护。”也就说只有男性有监护权,女性是没有的。另外是突出奴隶主的权利,如第八条“获释奴(libertus)未立遗嘱而死亡时,如无当然继承人,其遗产归恩主所有。”及第十一条“以遗嘱解放奴隶而以支付一定金额给继承人为条件的,则该奴隶在付足金额后,即取得自由;如该奴隶已被转让,则在付给让受人以该金额后,亦即取得自由。”

   第六表 “所有权和占有”看似有所有权与占有权的明确划分,而实际上没有这样的惊喜,这里的所有权和占有其实是一回事。这一表下也有十一条,我们拣几条说一下。有重要意义的是第一条:“凡依‘现金借贷’(nexum)或‘要式买卖’(mancipium)的方式缔结契约的,其所用的语言即为当事人的法律。”强调契约或合同的法律效力。第三条也不错,“使用土地的取得时效为二年,其他物品为一年。”有了关于时效的运用。第七条:“出卖的物品纵经交付,非在买受人付清价款或提供担保以满足出卖人的要求后,其所有权并不移转。”这里规定所有权转移的条件,还有关于担保的运用。

   第七表 “土地和房屋(相邻关系)”这一表有十条,其具体规定在今天看几乎都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如“建筑物的周围应用二尺半宽的空地,以便通行。”“相邻田地之间,应留空地五尺,以便通行和犁地,该空地不适用时效的规定。”“树枝越界的,应修剪至离地十五尺,使树阴不至影响邻地;如树木因风吹倾斜于邻地,邻地所有人亦可诉诸处理”等。但其重要性在于,它是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来确定人们的权利的,兼顾相关人的利益,这是权利的正解,具有恒久的意义。

   另外,特别要提一下的是第八表“私犯”,这一表有二十七条,是所有十二表中内容最多的,都是关于刑法方面的规定,其犯罪内容又大多与人们的权利有关,就这个意义讲,和《唐律疏议》中的相应规定没有多少区别。但不同的是,这一表中判刑的尺度畸轻畸重,有失公允;再有就是一些刑事犯罪却以经济赔偿了事,这些在《唐律疏议》中几乎没有。

   再来说说《法学总论》。《法学总论》是《查士丁尼国法大全》的一部,其他三部分是《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编》、《查士丁尼新律》。在《国法大全》的这四部著作中,最被后世法学家看重的是《法学总论》,它隐含着西方法律的来龙去脉,融汇了西方法律的基本原理,对西方法律的权利本位有宏丰的论证。《法学总论》共分四卷,第一卷是关于人的规定,即权利主体的规定;第二、三卷是关于物的规定,即有关财产关系或权利客体的规定;第四卷主要是有关诉讼程序的规定。我们这里只能简要地就权利关系的某些重要方面作一勾勒。

   在关于权利主体的第一卷中,有一个重要的划分,即第八篇所说的“受自己权力支配和受他人权力支配的人”,在其下有这样一段话:“有关人的法律的另一种区分是:有些人受自己权力的支配,另有一些人受他人权力的支配,关于后者,有些处于家长的权力下,有些处于主人的权力下。我们应看哪些人是受他人权力支配的;知道了这些人之后,就可以认识到哪些人自身有权力。”[1]照这个划分,奴隶是没有权利的,在家长支配下的妇女和后辈也不应该有权利,[2]这些在《法学总论》中都有明确说明,那么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如君与臣、官与民)是否也依据这一划分,这里没有明说,但按照此理论,应该也不会离其窠臼。这样一来,就会有不同的权利主体,呈现出等阶的、差别的权利人。

   第二、三卷关于物的规定,是论证得最细致最广泛的,主要涉及物的所有权的形成及其他衍生权利的产生。首先,在第二卷第一篇下写到:“某些物依据自然法是众所共有的,有些是公有的,有些属于团体,有些不属于任何人,但大部分物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个人得以各种不同方式取得之,”[3]区别了不同形式的所有权。在接下来的部分,主要是论证个人所有权的取得,以承认无主物归属最先占有者这一传统为前提,接着列举各种各样的所有权取得的方式,有些是细致入微的,比如“孔雀和鸽子按其本性也是野生的,尽管在习惯上它们飞出后又飞回来,因为蜜蜂也是这样的,然而蜜蜂无疑是野生的。同样,有些人把鹿养得这样驯服,以致它们到树林里去了之后,惯常总是回来的,但是没有人否认它们是野性的。关于这些在习惯上往往去而复返的动物,经订立规定如下:只要它们具有复返的意思,它们应认为始终属于你所有;但若它们不再具有复返的意思时,它们就不再属于你,而属于最先占有者所有。丧失复返习惯的动物被假定为不再具有复返的意思。”[4]有些则显得琐细而无甚道理,比如:“如果任何人用他人的材料制成另一物,我们通常要问,根据自然理性,哪一个人是所有人,是制成新物的人呢,还是材料所有人?例如,用他人的葡萄、橄榄或麦穗制成酒、油或面粉;用他人的金、银或铜铸成器皿;用他人的酒和蜜调匀而成蜜酒;用他人的药材制成膏药或眼药;用他人的羊毛纺织成为衣服;或者用他人的木料制成船舶、箱柜或板凳。在萨宾派和普洛库尔派之间进行长期的争论之后,人们决定采取一种折中意见,以下列区别为基础。即若制成的新物,可以恢复到原先材料的状态,它应认为属于原来材料所有人所有;否则,应认为属于加工者所有。例如熔铸而成的器皿,可以回复到金、银或铜的原来条块;但是酒、油或面粉不能回复到葡萄、橄榄或麦穗,而蜜酒也无法分解成为原来的酒和蜜。但若有人用一部分他人的材料,又用一部分自己的材料制成新物,例如用自己的酒和他人的蜜调匀而成蜜酒,用自己和他人的药材制成膏药或眼药,或者用自己和他人的羊毛纺织成为衣服,有上述情形,毫无疑问,加工者是物的所有人,因为他不仅提供劳动,而且提供一部分材料。”[5]不过总的看来,大多数的解释和说明还是有理可循的。

   在确定了所有权之后,又从所有权中衍生出其他权利,主要体现为地役权、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继承权等。这时,《法学总论》首先区分出有形体物和无形体物:“1.按其性质能被触觉到的东西是有形体物,例如土地、奴隶、衣服、金银以及无数其他东西。2、不能被触觉到的东西是无形体物,这些物是由权利组成的,例如遗产继承权、用益权、使用权、用不论何种方式缔结的债权等。”[6]然后又专门提到地役权也是无形体物:“属于无形体物之类的,有对于城市和乡村不动产所主张的权利,这些权利也被称为地役权。”具体地讲:“乡村不动产的地役权指iter(通行)、actus(驾驱)、via(过道)和aquae ductus(导水)等。……城市不动产的地役权都是附属于建筑物的权利;……”[7]这些权利的划分和界定,是精妙的,至今仍有意义,恕我们不能一一列举。

   从《十二铜表法》到《法学总论》,其间已是千年,比《秦律》到《唐律疏议》的时间还长,在中国的法制史上,《秦律》到《唐律疏议》于立法基础上有根本的改变,而《十二铜表法》到《法学总论》,却总是围绕权利这一核心,虽说《十二铜表法》简单粗疏,法理未彰,比不上《法学总论》的论证宏丰,法理昭然。

  

二 近现代西方法系中的权利


   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的蓬勃发展,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在西方各国也经历了长期的持续的变动,但在这样激烈的变化中,始终保持不变的是对权利这一主轴的专注。然而,就权利的主体——人而言,其权利地位、权利等差、权利有无等方面,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我们在这里考察的重点,不再是西方法系中是不是以权利为本位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无庸置疑,而是在权利本位的西方法系中,着重于权利主体的变化和权利自身的发展。

   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最终以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得其正果,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呼啸声中,最动人心魄的是“法国大革命”,而它所颁布的《人权宣言》,更是饮誉世界。从《人权宣言》中,我们得悉新的权利宣示,其中有几条特别激动人心:“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现实是不是这样,且不管它,毕竟引人向往。“第二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这一条的现实性要高一些,但还须努力。“第四条: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自由是有限制的,这一条恰如其分。“第六条:法律是公共意识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施行保护或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法律未必是公共意识的表现,但一定应是对公共利益的关顾,法律面前人人(不仅是公民)平等的提出,具有世界性意义。“第十一条: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担责任。”这里虽也有界限,但对于主题而言,可以从宽而计;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不只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更是人类文明进步重要的推动力。“第十七条: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这一条其他都好,只是“神圣”二字过于神化了。

《人权宣言》是纲领性的,其具体化在《拿破仑法典》中表现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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