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9 次 更新时间:2022-06-05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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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 (进入专栏)  


本文据许倬云先生于5月28晚线上做客中欧领读者所做演讲整理而成,转自“中欧国际”公众号。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许倬云,今天在这里,我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世界经济的今天以及未来如何,尤其下一步我们会怎么办?世界永远在变,以当前的世界而论,最能引导风波的是经济层面,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讨论世界的格局和人类的未来。

一、“共享共有”的全球化贸易总还是不公平的

第一,既然各位是“中欧”的同仁,我讲一个欧洲最熟悉的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他写了四本书,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条件。以他为代表的“年鉴学派”,是以地理作为长时段的研究对象——人作为最短的时段,中间的各种情势就是中间的时段。

在他的讨论完成之后,我们看见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产生,在欧洲施行、发展。而资本主义跨越世界的方式,是经过大西洋航道,将各处的物资调动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三角形周转——周转的物品有的是银钱,或者以白银换原料,原料换成品等等。多重局面之下的全球贸易,主从之间显然有很大的区别。

我借布罗代尔的意见来开这个头,指出这个世界在没有形成资本主义以前,区域性的主导者和服从者是有的。像古代中国这个大帝国,周围小的国家都像是铁遇见吸铁石,被吸在中国上面。中国也面临来自外部游牧民族的武装侵略,也有持续不断的武装抵抗。中国自己的经济扩张出去,将别的小国家都纳入其四周围。

这种情况下,中国面对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大世界冲击的时候,这种分化变成其中不可避免的后果——或者说资本主义化之后的世界,资本和资源不可能均匀地分布在世界上。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格局下,总还是一个不公平的情势——权力不公平,义务不公平,财富分配不公平的情况。所以,下面我们怎么办?

第二,根据布罗代尔提出的难题,我们看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

他也是“年鉴学派”里面的一员,他讨论的是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之下,经济走向现代化、一体化的过程之间,世界究竟是一个还是几个?构成世界的每个部分,有没有产生社会性的分割?比如说城市与农村,城市与周边,生产者与消费者,同一个国家里面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关系。

于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一方面我们看见的经济制度是主张“共享共有”;另一方面,“享”和“有”的分配,各处和各人都不相同。在这种普遍不公平的情形下,我们怎么谈世界格局?

就在沃勒斯坦谈“世界体系”的同时代,几乎同步组建的是WTO——也就是世界共同市场,美国是这个体系的主要推手,目的是要将关税壁垒取消。这个情况不是沃勒斯坦本来要讨论的课题,但是这两个题目碰到一起,常常引起读者误会,以为沃勒斯坦是完全主张全球化。其实,沃勒斯坦是要从正在发生的全球化里面,提出课题、提出问题来。

二、美国主导之下当今世界的危机

我想要讨论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在这个不均匀、不公平的“全球化”分配之下,谁是世界的领导者?当时大家设立世界贸易组织(WTO),理想中的状况是国与国之间没有关税壁垒,资源、资本自由流动,物价便宜、人人自由——“地球是平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地球表面的地形非常崎岖,陷坑很多,障碍也很多。这个现实情况,如今我们看得很清楚。

即使美国是世界盟主的地位,当美金代替黄金作为国际结算通用货币,“金本位”变成“美金本位”的时候,究竟美金是一个负担,还是一个武器?当美国将其作为武器的时候,反而回过头来割伤了自己。因为美国采用强制手段,提高或者压低汇率,这会损害到整个的“均势”,进而损伤美国本身内部的秩序——如今看来,这种损伤马上就要显现了。

二战以后,美国主导之下的欧洲重建,以及日本的重建和经济腾飞。这一阶段,出现低端产业国家替高端产业国家分担生产工作的现象,以它的低工资、分工里面的下层次来供应上层次。

美国忽然发现:欧洲市场忽然繁荣,以及日本经济全球扩张——昔日欧洲的穷亲戚,可以与自己平起平坐了;而小兄弟日本的车子,居然已经满世界跑。这使得美国不得不惊慌。

举例而言:将瑞典生产的钢铁运来,摆在匹兹堡的钢厂门口,价格比匹兹堡生产的还便宜。为什么呢?美国国内因为union movement(工会运动),工人的工资一次次提高,运输成本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居然发展到无事不提高,无处不提高。

依靠盟主的地位,美国占尽了一切便宜,可是“窝里头反了”。如此威胁,构成了美国必须要担心的问题:美国国内本身有信用问题,有美金兑换之后公不公平的问题,以及美金的负担——全世界需求美金量大的时候,美金的印票机迅速运转,导致美金通货膨胀,最终反馈到全球,最吃亏的是通货资金发行的地区。

上述种种矛盾,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存在。如何解决?不是资本主义本身一厢情愿可以做到的。

所以,八十年代开始,美国想办法惩罚日本,要将其压下去。最终,将一个生机勃勃的日本经济,将一个能把八佰伴、西田百货开得满世界都是的经济体打垮了。日本等于夭折了。到现在,这个夭折的日本,虽然以经济上的生产力而论是一个巨人;就其内部社会而论,却不公平到极点;而其在世界政治上担任的角色,是一个侏儒,只有唯唯诺诺跟着美国走。

美国唯恐别的国家不做跟随它的侏儒,却忘了侏儒反过来问巨人要肉吃的时候,巨人怎么办?这些情况都是今天世界的危机,而美国并没有注意到的。

此外,经济增长是有周期的。增长的局面到巅峰以后,是要垮下去的——除非有另外一波的成长,波顶对着波顶,拉成平线。商品有过期的时候,技术有淘汰的时候,资源可能有代替品出现——这个世界永远在变化。到最近的一波,是互联网科技的发展,以及数字化工具的大量出现——从生产到计划,都可以数字化。

此外,在这个大的局面之下,大家都一起发展到高端水平的时候,谁做低端的产业?

而这个时候,高端国家的财富已经高度集中,信用又极度的膨胀,市场交易、证券交易极端活跃——活跃到一个地步:交易所里面反映的经济状况,已经和实体经济严重脱节乃至于扭曲。这种“虚胖”,导致美国经济几乎每十年一个小危机,二十年一个大危机,不断发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好几次美国经济出毛病,都出在美国本身资金的管理问题上——资本的信用不佳,房屋次贷的包袱,信用状的包袱,虚假的膨胀,以及资金外逃避税等等。开曼群岛这个小小的地方,全世界资金都集中在那里,实际上运作都在纽约、伦敦和东京。

如此情形,造成资本主义内部发展规律性的“曲线”。而这种“曲线”,是发展中国家前进过程里也要面对的。

三、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就是专门研究“发展曲线”的,这条曲线前半段从开始、发展成熟到登顶,是令人非常愉快的过程。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研究发现,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变动,在经济发展初期时较为平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不平等加剧;当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收入不平等状况会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又变得较为平等。图中,横轴用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纵轴用G代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配的状况。

所以很多新兴的国家和地区,就想趁着在库兹涅茨成长曲线爬升到顶的时候,将自身经济维持在顶峰状态。我亲眼看见台湾地区就是很好的例子。我那个时候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美国三处轮流工作。某种程度上,我参与了台湾地区的民主改革,但经济改革是当时最主要的课题。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库兹涅茨被几位在美国的华人经济学家(刘大中,蒋硕杰,顾应昌,费景汉,刘遵义,邹至庄)敦请,到台湾去做顾问。台湾这边对接的政界人士,从台湾当局副领导人严家淦,到当时的“经济安定委员会”(注:台湾当局50年代设立的经济决策机构)委员李国鼎、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孙运璿,这几个枢纽人物,设计了台湾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农村减租、“耕者有其田”,转换到经济建设。

他们采用的方法,是政府帮助企业融资,同时政府还在指定的土地规划工业园区,政府设立免税港口……以大量的优惠政策,提拔、提升民间的资本上来。这相当于政府给民间企业打大量的“强心剂”“营养液”,将一个力气不够的人变成“大力士”。

十年以后,台湾就已经是所谓“东亚四小龙”里面的“头头”。在今天看来,我的薪水涨了七倍,年年涨薪水——当然还赶不上美国的薪水。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台湾,大家都很高兴。

台湾经济发展到了坡顶以后,顾问们刚刚走,台湾政局改变——进行民主转型,李登辉、陈水扁先后成为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实行了一个“金控银行”的改革,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拿政府的信用去向全世界押款?为什么不能向我们自己的银行押款?他鼓励银行兼并,包括信用合作社、房贷机构等等已经成功运作生产的运转基金,都将其席卷到“金控银行”之中。

结果,本来运作健全的小银行合并为大银行——大银行负责周转,最后等于是割右臂上的肉去补膝盖上的肉。台湾本身“内溃”,经济发展迟缓,产生大量收入与分配的不公平。有大概一半左右的财阀家庭,其据有的资金成长了大概一千倍。物价不断上涨,其速度逐渐赶上了薪水上涨的速度,尤其房价更是如此。台湾内部贫富悬殊拉得极大——内部的不公平形成了,而台湾竞争力也丧失了。

到今天台湾看上去似乎还不错,老百姓很快乐,但实际上台湾内部是枯竭的;尤其台湾面临外部强国高端工业的压迫——他们指定你的高端技术只能停留在哪个阶段,不许发展到产业链的顶上来——台湾面临着内外双重的不公平,实际上内部已经没有力气了。

这一个在台湾已经发生的窘况,值得同文、同种、同国家的大陆注意,我们必须要自我警戒。固然大陆的市场比台湾大很多倍,内销有很大余地,但是内销的另外一方向——内耗,也是相当需要注意的问题。所以我在此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可能出现的困难。

四、中国经济崩溃的后果谁都承受不起

那么,我们究竟怎么办?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讨论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成和败。我把皮凯蒂归入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里面去,他相信自由经济,并不主张计划经济。但是他提出来的困难,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1971年出生于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教授。其代表作品《21世纪资本论》通过大量的历史数据分析,旨在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在这样的制度下,经济的制高点不仅由财富决定,还由继承的财富决定,因而出身要比后天的努力和才能更重要。

这就是:全球经济发展中如果资源太集中,是不是应该适当地调整一下?收入差别产生的阶级,以及知识程度差别产生的阶级,都会导致两极分化。

尤其是强国和弱国、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之间,他们的经济差距都在拉大。如何缩短这种两极化,才能使得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局面,不会被自己两头扯、三头扯、四头扯,变成“五马分尸”?“五马分尸”的后果,就是席卷一切的革命,这是大家不会喜欢看见的。

当前的世界秩序,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怎样达到各个力量之间彼此制衡的状态,使得高端和低端的分工,不会永远被霸权强制约束。如此一来,低端产业国家才有升等的机会。

我们看见“华为事件”,孟晚舟莫名其妙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牢,居然全世界的法庭没有判美国法庭的不公,也没有人来判加拿大法庭的不公。这个事件,是不是公道的事情?我不是为孟晚舟说话,我是认为事情本身的不公平。我建议中国向联合国法庭状告美国、加拿大,他们诬蔑人权、毁伤公道。

现在,我们走到结论上来。全世界都能看到,美国要“惩戒”中国,除非你“就范”。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就范”以后的后果?

日本萎缩到今天,它的经济还能存在,是因为美国在替它做消耗——在日本驻扎着美国的军队,甚至东亚整个武装部分的修复、补给,很多工程包给日本做。

如果中国像日本一样经济枯竭,从一个正面、有价值的partner,变成一个负面的包袱,这种经济上的损伤和冲击,全世界谁背得住?假如中国经济崩溃,这个十几亿人口的经济体崩溃,全世界受得了吗?中国承载的全球经济中低端、中端的环节一崩溃,美国受得了吗?

所以美国是无知至极,太笨太笨,而且太一厢情愿了。美国将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理论当做像样的东西,福山(Francis Fukuyama)讲美国走到今天已然是“至善至美”——他不想想,任何人走到至善至美,就是衰败、死亡的时候。

历史的时间是永远往前走的,而且时间不只是单向度的,每个现象都有它的时间,都有它不回归的方向,但方向都不一样。亨廷顿的理论、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说法,在历史学上看来不值得一谈。

五、对企业家的盼望 对中国的盼望

各位中欧同学是推动国内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我在这里有一个愿望,向大家请愿。天下有没有完全的自由经济,是个大问号;有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也是个大问号。还有更大的大问号:这个“计划”的对象是整个国家,是一个群体的企业,还是一个区域的企业?这些大问号,目前没有解答,我们摸着石头走路。

如同沃勒斯坦所讲,中国是一个五千年经验发展而来的经济体。在我写的《汉代农业》中,指出中国的精耕、自耕农业经济,不是一个纯粹农村的生产经济,它是交换经济、商品经济中的一环。传统中国农村,有农舍工业、有专业生产,这里所说的专业生产不是农村吃剩下来的东西进行买卖,而是“专门的”专业生产。

所以,各位是否可以想想:在企业跟社区之间,老板同雇员之间,相关同行之间,怎么样彼此协调,在某种限度的时间、方式、分寸之下,大家共同计划一下,形成一个相对的小循环。这就是生产者本身遇见消费者,生产者将自己当作消费者之一——因为你的雇工就是消费者,你自己厂的设备就是消费品,你用的原料就是消费品。至于怎么样做这个事情?套用日本话:会社,以会社精神联系主顾和同仁。

同时,我对国内的形势,有很多的感想。相较过去,国内已经做得很好了。假如我们从全球性的眼光来看,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我们是不是在世界上其他的角落,我们也多尽一点力?

现在我们是工业挂帅、产业挂帅,固然开辟了新的农地面积,比如说雪水灌溉沙漠形成绿洲,比如说太阳能发电使得农村可以有很多电量可用,这都是好事情。但我们能不能想一想:世界上的农业的供应不够,农业正在慢慢地落后。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在走向工业化,走向都市化。看今天的世界地图上非洲的大城市,我们都会吓一大跳:非洲无复当年的丛林,荒原一片,很多耕地没有了。中东很多耕地没有了,中国很多耕地没有了,全世界面临着耕地减少的现状。

我们能不能在工业生产之外,想想吃饭的问题?因为这是最根本的、教人存活的基本环节,在这个领域我们多用心一点,不亏本。我们精致的、高产量的工业产品,外销固然赚钱;假若我们的产业分布更均匀,自主性更强,被人家压制、抵制的局面就可以改观了。比如说,现在中国的黄豆依靠美国,我们其实不需要依靠美国的,东北当年是看不到边的黄豆田和高粱田。

第二个建议,是有关教育。因为我常常听见同学们抱怨,考试的关口是个大难关。水向低处流,人向高处走,教育变成一道“向高处走”的梯子。这条梯子不错,是应该走。但我们想想这一条梯子上面有两个功能,我们现在经常只顾及到谋生的技能、专业的技能,有没有想到教育里面安顿自己的成分?

建立文化系统,延续文化传承,使得人的心灵境界也有取得资源的空间,也有取得资源的来源——心灵资源的来源,恐怕非常重要,因为人不是生产机器,人是一个文化动物。

这两部分,各位都可以进入。一个产业可以设附属学校,培养这个科目的技工,集中于若干技能,针对生产所使用的机器、出产的产品逐个训练。短则两个月,多则一年,完全可以训练出合用的劳工。

但你能不能也在附属学校,给劳工提供礼拜六学文化的机会?甚至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退出生产线加入文化事业;或者企业界共同支持文化事业、出版事业、写作班子等,都可以。

我没有资格做文学家,我是替文学家、作家帮忙说话。就我自己而论,闲时哼两句诗是一个大享受;写专业历史文章的时候,读两首词也是一个享受——这比写两个page的专业文章,还更让我高兴一点。

我想,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期望。

六、结语:英美社会福利制度的启示

结束以前,我还有一个想法。因为我在美国居住、就业,1970年做匹兹堡大学的专任教授开始,就有相当部分的薪水是放在社会安全福利金里面。到现在退休几十年了,我每个月的收入跟我在任时几乎一样。这是美国在二十年代经济恐慌的时代,罗斯福设计的社会福利制度。一百年来,造福人间。

美国这一百年来的稳定性,超过了欧洲。假如在欧洲也有这种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可能避免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另外一个方向:在英国,费边社主张议会民主,社会福利条款经过社会立法、国家立法,变成零零碎碎的改正、补救——这种方式有它的好处,弹性很大。

比如说在美国,老年人有一个叫medicare(医疗保险)的制度,给穷一点的人的叫medicaid(医疗补助)——一个贫穷的老年人到80岁以后,他啥都不用花钱了。我一生下来就是伤残,按美国制度,如果我以伤残的身份,我一辈子什么事都可以不做,到死为止。但是,“我伤残就不需要做事”,这个是不通的事情。为什么一个人伤残,国家就要养他一辈子?

假如在英国就很好办:我找个议员一诉苦,全国一签名——伤残者、议员全签名,一条立法出现了。在美国,现在没有办法补救,这是举一个例子。许多许多情形,不可能在设计时就想到的,也不是“一棒槌”设计下的“建国大纲”就能定的。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也是逐步被实现了一部分的。

前面我讲到费边社的社会改革,罗斯福新政的福利制度,这个都是可以补救资本主义的弊病。当今世界,确实需要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缺陷,进行重要的改革。如此,或许可以避免许多冒冒失失的问题。当然,这中间孰利孰弊,也是需要施政者自己衡量。

我想,到这里差不多了。谢谢各位!我祝福大家成功,我们永远有个令人愉快的经济局面。


衷心感谢美国匹兹堡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冯俊文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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