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铭:数字法学:定位、范畴与方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2 次 更新时间:2022-06-03 17: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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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铭  

  

   摘要:数字法学是近年来兴起的数字技术和法学理论交叉的新领域,不仅是科技和法学的深度融合,而且是跨文理学科的新研究范式和新法治实践的全面整合。根据数字技术在其中的角色,数字法学的主要范畴可区分为对象论和工具论,对象论主要包括要素层、平台层和产出层,工具论侧重于数字技术赋能法学研究和法律适用两类场景。数字法学的主要方法可二分为围绕规范展开和数据建模驱动,前者通过解释或重构法律规范取得成果,后者主要以定义任务设计模型满足需求。数字法学将带来法学教育的变革,亟需培养文理兼修、面向数字智能未来的数字法治人才。

   关键词:数字法学;智慧司法;法学教育;数字法治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以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运用于法学理论和实践,产生了一批科研和实践成果,如法学理论对数字主权、数据权利、网络安全等问题的研究成功推动立法,加快了健全数字治理体系,又如法律实践领域对智慧法院、智慧检务等司法数字化应用的积极探索,提升了数字时代的司法效能。然而,我国数字化实践显然走在了法学研究的前面,存在研究碎片化、理论体系缺失等问题。从过去西方法学交叉领域研究的兴衰史看,若始终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学科基础论研究,则有可能在一股热潮后面临停滞乃至消亡的危机。鉴于此,本文提出“数字法学”这一概念,是基于当下可见的理论和实践摸索,尝试在类型学方法下展开理论梳理,一方面初步提炼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所共通的思维方法,另一方面为今后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

   相较于本文所研究的“数字法学”,学术界已经有一些相关概念的探讨。一是“网络法学”,以互联网的规范内容、基本特性以及基本原则的独立性为主要研究内容。二是“数据法学”,侧重于对数据的收集、使用与处理、竞争与垄断、共享与转让等数据行为展开论述。三是“计算法学”,强调研究范式的转型,采用统计学、现代数学、计算智能等技术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将计算视为技术方法之本。四是“人工智能法学”,提出人工智能法学是由“人工智能+法学”交叉融合而成的独立新型学科。在国外,有“法与数字科技”(Law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人工智能与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等交叉领域及专门期刊。以上概念各有侧重,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法学研究对信息智能革命强烈的学术关切与回应。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均属于数字技术的基本范畴,上述相关概念与数字法学并非排斥的关系,而是具有很强的包含或者深度交叉的关系,如有学者已提出数字法学应该包括数据法学、网络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等基本板块,而数据法治、网络法治、人工智能法治均是数字法治建设的应用场景。

   之所以仍有必要提出“数字法学”,主要基于以下思考:首先,契合中国话语的顶层设计。《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专篇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并就“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及“数字生态”的打造与建设做专章规划。数字法学,属于数字中国的下位概念,与数字经济呈并列关系。其次,数字法学有助于实现两个统一。张文显教授在“数字法学三大体系建设研究会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数字法学教研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致辞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数字法学之所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在于两个统一:把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算法等统一于“数字科技”,把目前相对分散与孤立的有关数字领域的法律研究统一于“数字法学”,统筹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的法律、伦理、法理研究。最后,数字法学能够覆盖法学研究所关注的数字技术应用的全流程。包括从数据的采集、存储、使用与流通,到作为生产、社交、娱乐组织中心的数字平台,再到众多、具体的数字产品应用场景。

   作为一个新兴交叉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至少需要厘清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数字法学的基本定位,以明确其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二是数字法学的主要范畴,以梳理其聚焦的最主要议题。三是数字法学的重要方法,以承载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革新。鉴于既有理论成果的碎片化、数字法学相关议题的多样性与数字中国建设的全面推进,从理论上阐释“数字法学”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并成为当下的重要课题。

   二、数字法学的基本定位

   数字法学是数字技术与法学理论深度融合的交叉研究领域。从知识和主体两个方面来回答如何进行深度融合以及由谁共同推进融合发展的问题,有助于凝聚当下各方的最大共识,有助于明确数字法学的基本定位,有助于指明未来研究的共同目标。于知识层面,需要回答数字法学所选取的“数字”技术的特殊意义,如何实现数字技术和既有法学理论的深度融合,以及法学又能够从跨学科融合中实现什么样的理论创新等问题。于主体层面,鉴于法学与技术文理相结合的学科特点,当前的关键是能否将技术背景人员与法学背景人员整合并深度合作,将来的趋势是培养交叉复合型数字法学人才。

   (一)技术和法学的知识深度融合

   1.为什么是数字技术

   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是一项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的科学技术,其是指借助一定的设备将图、文、声、像等各种信息转化为电子计算机能识别的二进制数字后进行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的技术。计算机科学内部有其一套学科划分体系,根据指引技术发展的不同目标,我们将之更通俗化地描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万物的可测量”。从传感器的发明到办案的线上化,再到生活的数字化等从数字技术迈向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得日常工作生活的全面数字留痕正在成为可能。这些留痕从模拟数据转变为0和1表示的计算机可读的二进制,进而以数据代表“某件事物的描述”“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使反映万物画像的属性能够如体积、面积、重量等我们熟知的特征一样变得容易测量。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数据库技术等数字技术分支可归入此类。二是“万物的可连接”。“将人、流程、数据和事物结合一起使得网络连接变得更加相关、更有价值”,其中又包括人对机器、机器对机器、人对人两两之间的相连接。互联网时代所实现的人对人的互联,物联网时代将之进一步升级为机器之间的互联以及更好的人机交互。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分支可归入此类。三是“万物的可计算”。旨在从数据的分析中获得知识,以更好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数字技术通过任务定义、数据标签化等流程,使用算法实现数据建模,最终输出开发者所欲的预测结果。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算法方面数字技术都可归为此类。

   “数字”具有多重社会含义,高度概括了本轮信息革命浪潮的主要影响。(1)数字是经济层面的生产要素之一。“数字经济”一词已经获得《“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等中央和各地官方文件的认可。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应当为数据的生产与流通提供法治保障。(2)从政府层面看,数字是权力运行的产物。当前中国政府各部门政务信息化已经达到相对较高的水平,网络化进程不断加快,政府与城市数据正加速汇聚与融合。国家治理与政府运转的过程,一方面被自动记载为数字形态而稳定保存,另一方面也借由大数据获得反馈和升级。(3)从法律层面来看,数字是私权保障的重要客体。相继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着眼于数据安全与隐私权保护,是在数据要素层面展开对私权的法治保障。

   “数字技术”这一概念不仅能够代表当下主流技术,还给未来新兴技术发展预留了空间。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社会正高速趋向更多资源以更快速度接入网络、更多机器在更多场景实现落地,但均未脱离万物可测量、万物可连接、万物可计算的“数字技术”的基本内涵。而我们常用的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计算方法等都没有数字技术那么宽的涵盖度。

   2.法学理论有何创新空间

   数字法学落脚于法学,所谓知识的深度融合,检验的标准即在于法学能够从跨学科的知识融合中得到什么,实现怎样的理论创新。简言之,需要回答法学为什么要和数字技术深度结合。

   首先,应当看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所催生的紧迫问题。从底层的个人数据隐私泄露,到中间的网络平台不正当竞争所导致的消费者权益侵害,再到终端的各类智能产品应用所引发的社会失序风险,此一系列的挑战皆是数字技术催生的新社会问题,其引起的秩序挑战理应得到法律体系及时、合理地回应。当新的社会问题尚未超出法律治理的射程范围,应当通过法官对个案的妥当处理、司法产生的指导性案例、国家出台的司法解释等予以化解,这就为以法教义学为基础的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第一个时代课题。

   其次,还应当看到数字技术的划时代意义。回顾人类文明的历程,我们已经走过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个大时代,即将步入与前两者并列的数字时代。法治体系被要求与同时代的社会形态相匹配,新的社会形态将产生新的权利类型、新的法律关系以及新的权利侵害方式。革命性的技术将产生人类文明的新跨越,当新的社会形态下所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超越了现行法律体系的调整范围,新的规范体系将被呼唤,这是立法论维度法学理论研究所面对的第二个时代课题。

   再次,法治实践的方式具有提升效能的需求。和其他职业相比,法律有关的工作方式在过去很长时期内都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化。然而,法律职业也许不再能够一直墨守旧例,全流程线上审判、异步时空审理等新模式正在探索中并已初见成效,法律人的工作方式已经悄然发生变化。未来司法案件的数字化、机器的智能辅助等方面还将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显然,在改变法律活动方式方面,实践探索走在了理论之前,这就要求作为实践指导的法学理论有必要及时跟进第三个时代课题。

   最后,法治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依托数字技术发挥更大作用。数字技术赋能法治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了新的内容和机遇。一是可将案件视为感知社会的最小单元,类似于物联网中传感器对数据的动态收集,数字技术有能力将由案件展开的社会动态因素转变为社会治理可参考的数据,通过对该数据的收集、分析和预测,实现对社会运转的监测与干预。二是应当重视社会数字化、智能化所引发的社会失序、私权侵犯等重大隐患,利用法学所擅长的权利义务界定、法律关系分析,从而实现个案定纷止争、社会综合治理。这是法治理论在国家治理层面有可能突破的第四个时代课题。

   (二)跨文理学科主体的会聚整合

   1.数字+法学:吸引技术背景学者积极参与

   数字法学多以法学院系为主发起建设,但仅凭法学单一背景学者却是不够的,有必要吸引技术背景人才,甚至是跨学科专家的深度参与。数字法学的快速发展,需要借力于跨学科学者参与的积极性,但如何协调跨专业间合作,如何融通彼此专业思维差异等仍是难题。以浙江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的跨学科背景人员整合实践为例,做如下初步探索。

首先是理解技术背景学者展开工作的思路。当前主流的数字技术为大数据、深度学习等,相关技术学者在医疗、金融、教育等领域已有众多研究经验与落地成果,通用化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遍使用,无疑缓解了法律人日常繁重的工作量,但法律领域仍亟需技术专家“定制”专门化的技术产出。根据研究团队跨学科的实践经验,可大致将数字技术研究者开展工作的过程概括为三个阶段。阶段一,界定法律场景中某个具体的任务,这一阶段并不是寻求法律的定性,而是将适用法律领域的某一任务用计算机的技术话语表述出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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