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总体上善于认清历史的大势，善于在历史变局中把握 新的机遇、新的生长点，从而在大势中总能顺应历史变局的趋势使我们的民族不断发展和壮大。总体看来，16世纪之前的中国人应对变局的意识敏锐，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人变局意识迟钝，20世纪的中国人变局意识急迫，21世纪的中国人变局意识重归敏锐。

　　 关键词： 历史  变局  中华民族   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总书记之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大变局，根本上是为了提醒全党和全国，需要时时善于观察世界的变化趋势、善于把握世界变化的规律，只有这样我们党和国家才能永远站立在时代的潮头，永远走在人类进步的前列 。

　　 在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中，虽然久经磨难、历经沧桑，饱受战乱之苦，屡经天灾人祸，但总能屡挫屡奋，于不能中创可能，于不为中行有为，于无声中蓄精神，最终使得中华文明绵延不绝、高潮迭起。此种向死而生、凤凰涅槃的历史命运的形成自与我民族的自强不息、勤劳勇敢的精神禀赋息息相关，而根本上是我们的民族善于认清历史的大势，善于在历史变局中把握新的机遇、新的生长点，从而在大势中总能顺应历史变局的趋势，使得我们的民族得到不断发展和壮大。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前行的。深刻地总结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应对历史大变局的意识发展过程，对于我们确立新的历史变局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16世纪之前的中国：变局意识敏锐

　　 何为变局？简单地说，就是时代特征。何为“局”？这是一个与空间相关的概念， 其参照系当是特定空间人群发展的大势；何为“变”？这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概念，就是与之前之后的不同的状态。“变”和“局”加在一起，就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人类发展的大势。从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变局”概念并产生深刻社会影响的，李鸿章是始作俑者， 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奏折里面提到“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3]李鸿章在这里所描述的变局实际上指出当时的中国从长期习以为常的内陆文明突然面对浩瀚无际、毫不可知的海洋文明的新世界，这种变化的确是大变，李鸿章对这个变局把握是很准的。

　　 从目前有确切的文字记载的商朝一直到明朝中后期的中国，可以说应对大变局的意识还是很敏锐的。那么，这个历史之“局”是什么？我觉得，就是两点：其一是以亚洲大陆为主要范围的地理空间世界；其二是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社会活动内容。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之“局”，也就是李鸿章心中近代之前中国“三千年之局”。那么这个历史之“变”是什么呢？就是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之变、从低级农耕文明向高级农耕文明之变。

　　 可以说，面对16世纪之前3000多年那样的历史变局，中国人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变革意识是很敏锐的，这种敏锐性至少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引领游牧文明进入农耕文明。从商朝一直到16世纪，中国周边都持续地存在着游牧民族，其中不少都对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原王朝社会构成政治和军事的威胁，从商周时期的西戎、北狄，到秦汉时期的匈奴，再到南北朝时期的“五胡”，直至唐宋元明时期的女真、契丹、西夏、蒙古，可以说游牧文明对于农耕文明始终存在军事上的挑战，虽然他们给中原的农耕文明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打击，甚至出现两大文明对立数百年的南北朝，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农耕文明不断昌盛，游牧文明不断式微，使得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为世界农耕文明中最为成熟的水准。

　　 通过开放学习的途径实现了前现代世界里面罕见的文化融合和民族融合，形成了光芒四射的中华文化、卓越优异的中华民族。 在悠久的古代历史中，我们的先人由北而南、由西而东，不断发散、扩展，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再到松花江、嫩江流域，表现出中华民族吐故纳新、不断更生的特点，这种局面的形成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疆域的扩张，而是我们先人们伟大开放精神的体现。我们上古时期就崇尚的“天下大同”的理念和实施的“选贤与能”的做法，就鲜明地展示出政治开放的特点；西汉时期就开辟出的“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济开放的鲜明标志；“厚德载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协和万邦”等等理念集中体现了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开放包容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却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战国时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的鼓励汉语、服汉装；儒释道三家的互相借鉴、互相融合、注重会通，等等。这些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鲜明地体现出了开放的取向，最终实现了我们的文化融合和民族融合，使之成为独一无二、博大精深、包容性极强的文化思想，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国家的繁荣稳定有序发展。

　　 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时代的科技。农业时代的科技发展与农业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所具有的广袤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内在地催生我们的科技进步，使得以农业应用为主的古代中国科技在同时代的世界各国当中遥遥领先。当时我们的土地丈量、市场交易所依赖的数学，因四时授历需要而产生的天文学，以治病救人为使命的中医学，因农业生产工具改进以及战争需要而兴起的金属制造业，等等，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中华文明极大影响了在当时我们所能认知的世界中的很多国家和地区， 形成了古代世界中文明化水平较高的儒家文化圈。越南、朝鲜、日本这几个国家在中国的中古时代就深刻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个就充分表明古代中国在当时的时局认知范围内的前列。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了一个西方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4]汤因比认为，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依靠文化和文明的力量可以将亿万人民根据文化情感纽带的联系而组织在一个以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为文明基准的真正的“文明国家”。[5]的的确确，我们古代辉煌的科技和人文文明极大地影响了周边世界的社会发展。直到今天，知名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也认为，具有儒家特质的东亚现代性的精神极有可能为北美和西欧的以及全世界的公众知识分子提供参考。

　　 这些事实不充分说明古代中国应对当时的世界变局是多么的敏锐，否则怎么可能为那个时代的周边世界所学习、效仿呢？

　　 从总体上来看，在15世纪末海洋文明到来之前，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亚洲大陆为基本活动世界的时代，中国人以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之变、从低级农耕文明向高级农耕文明之变

　　 二、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变局意识迟钝

　　 从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可以说人类世界进入到了海洋文明时代，海洋文明时代从空间上打破了人类之间以海洋分割而各自孤立地发展的状态，人类社会从此逐渐进入到世界交往和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世界之“局”也有两点：从空间上来看就是要注重以海洋为枢纽的全球化 ，其二是以工业文明为中心的主要活动内容。这个时代之“变”就是如何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而在这个时代中国在应对世界变局上反应迟钝、应对失误，非但没有引领世界潮流，反而严重落后这个时代大变局 。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对于变局意识的迟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禁海。中国自古就有漫长的海岸线，在长期的农耕文明时代，由于海洋航运没有发达等因素，大海是国家边界安全的天然屏障。但是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海岸一度成为国家安全的直接隐患。明清时期，正好是世界进入海洋文明的时代，但由于内部政权斗争、外部倭寇的侵扰等因素，我们却采取了数百年的禁海政策。

　　 1381明朝政府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1394又下令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1397还下令禁止明政府中国人下海通番。从1368年明朝立国到明朝后期的1567年的“隆庆开禁”，明朝实行了将近200年的海禁政策，“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入海捕鱼”、“禁民间用番香、番货”。但是由于当时世界处于进入海洋时代前后阶段，这种禁海政策的危害性短期内还显示不出来。

　　 但是进入17世纪中叶后，人类海洋时代正如火如荼发展的清朝却依然长期实施禁海政策。  清朝初年即下令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 1683年政府虽又开海禁，但只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来管理对外贸易事务。1717年清政府有下达南洋禁海令。1727年清政府废除南洋禁海令，重新开放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但到1757年乾隆皇帝颁旨规定：洋商不得直接与官府交往，而只能由“广州十三行”办理一切有关外商事宜，此种闭关锁国政策一直持续要鸦片战争爆发。明清时期海禁政策的实施自有其原因，于某个时期某些方面可能还有益处，但从总体上看它严重限制了中国与海外的交流学习，严重地隔绝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使得此时的中国茫然于世界变局之中。

　　 轻商。中国一直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唐朝就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元朝对于匠人实行官方控制，形成“匠户”制度。明朝时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着绸纱，只许着娟布。凡城市，乡村牙行及船码头，命选有职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薄，附写客商、船户姓名、籍贯、路引、货物数目等，每月赴官查照。行人评估物价、使价不平者，要论罪；……凡造器物不坚固，和绢布不合格的，也都有罪” [6] 。清代发展经济的主导思想上仍然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末也。” [7]

　　 这种重农轻商的思想与当时世界变局是背道而驰的，后果极为严重：其一，造成了中国工商业财富积累的封建化。中国的商人、手工业者有了财富积累后，慑于对悠久的“重农抑末”政策的顾虑，从来不敢用之全力扩大工商业规模，而是大肆置办田产，或者大放高利贷，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其二，阻碍了科技的发展。中国封建政府既然不鼓励工商业的无限制的发展，人们只消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多增加劳动力，就可以达到增产的目的。而英法政府自15、16世纪以来就一直执行着重商主义政策。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就制定了保护呢绒业制造的政策，他们鼓励海外贸易，大力鼓励民间个人航海探险，发给他们特许，帮助他们筹集资金，大批政府官员出资入股组织私人探险活动，甚至连英国女王也出资1000磅，提供200吨的海军船只。重商主义的海外贸易的事实，使英国从海外获得大量财富，在1757-1857年的100年间，仅从印度运回英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就达120亿金卢布 。其他欧洲国家也正是通过海上贸易（一定时期里也可称为掠夺贸易），从海外获得了大量财富。“葡萄牙在1493-1606年间，从非洲殖民地运走黄金27.6万公斤，西班牙人在1503-1605年间，仅从美洲殖民地就运走黄金10几万公斤，白银1600多万公斤……荷兰海盗，仅在1623-1636年间，就抢劫了3550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掠取的价值达4000万盾。”

禁思想。明清时期的科举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严重禁锢了思想自由。尤为严重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腐败的清朝政府依然不知从文化上更新中国的重要性。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总体上并没有意识到新的时代格局的到来，清朝的皇帝和文武大员普遍以为西方只有奇技淫巧而已，没有意识到海洋时代的工业文明已经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更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业文明背后的科学文化是什么。他们一开始想到的是如何消极地拒斥西方来到中国的通商口岸，甚至考虑如何利用盲目排外的“民意”来达到这一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